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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真寺建筑看中-伊文化的交流
发布时间: 2019/3/21日    【字体:
作者:李维建
内容提示:建筑是文化的凝固,寂静的建筑体现着鲜活的文化。中国清真寺建筑凝聚着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中-伊文化交流的绝妙注释。中国的清真寺,根据其建筑风格,可分为中国式、阿拉伯式、中阿结合式三种主要的建筑类型。从这三种建筑类型的清真寺身上,可以看出中-伊两种文化结合的程度、历史、原因和结果,也可以大致展望中国伊斯兰建筑文化的未来走向。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清真寺就是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可以用清真寺来阐述。以清真寺建筑来说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更能体现中-伊两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程与特点,而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伊斯兰教,也反映在当下的清真寺建筑中。
关键词:  清真寺 中-伊文化  
 
 
伊斯兰教兴起不久,迅速发展为具有世纪性影响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它雄居西亚北非,将亚、非、欧的广阔地区纳入它的文化辐射范围。古老的中国文化则居于亚洲大陆的另一端,也形成一个巨大的中国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交相辉映。这两大文明,虽然曾经有过怛罗斯战役(TALAS WAR)之类的短暂冲突,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二者之间友好交流的主旋律,更何况冲突与战争也是文明交流的一种方式。中-伊之间的文化交流,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建筑文化就是一例。以清真寺为代表的中-伊建筑文化之间的彼此交汇、学习与融合,最能体现两大文明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一、中国清真寺建筑类型丰富,体现中阿两种文化
 
中国有庞大规模的清真寺建筑,根据中国官方1997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公布的数字,当年已有清真寺3万余座,居中国“五大宗教”寺院数量之冠。[1]这些分布在中国各地域、各民族地区的清真寺,将伊斯兰建筑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融汇,呈现出多样的建筑形态。
 
中国清真寺建筑分为两大体系:一类是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属于中国特有的建筑型制;另一类则更多地保留了阿拉伯的建筑形式和风格。还有的分类更为详细,将中国清真寺建筑分为四个类型:中国传统风格的清真寺、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寺、中国新疆地区的清真寺、欧式风格的清真寺。第二种分类中,欧式风格的清真寺并不多,位于哈尔滨的鞑靼清真寺是其代表。至于中国新疆地区的清真寺,主要建筑风格仍是阿拉伯式。其实,不论哪种分类,都是相对的。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的宗教建筑,当然要体现伊斯兰教的文化元素,而伊斯兰教之外的元素,都可将其视为一种方便的巧妙利用,是为其宗教功能服务的。
 
第一,中国建筑风格的清真寺。中国风格的清真寺,主要是清真寺建筑接纳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建筑风格、布局、建筑艺术、手段、装饰、园林等方面的构思和技艺,使清真寺呈现中国古典建筑气派,形成“内伊外中”的建筑特点。根据冯今源教授的总结,中国建筑风格的清真寺有以下特点。[2]
 
①中国寺院的完整布局。中国清真寺绝大多数采用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并且往往是一连串的四合院制度。其特点是沿一条中轴线有次序、有节奏地布置若干进四合院,形成一组完整的空间序列:每一进院落都有自己独具的功能要求和艺术特色,而又循序渐进,层层引深,共同表达着一个完整的建筑艺术风格。
 
②中国化的建筑类型。内地清真寺的结构体系和建筑型制,一般都具有中国的特点。这些特点突出表现在大门、邦克楼和礼拜大殿等主要建筑上。中国传统的寺庙大门取代阿拉伯拱门、大木起脊的礼拜大殿取代阿拉伯式的圆顶,并运用中国清真寺建筑独创的“勾连搭”的建筑结构,解决清真寺大殿巨大空间的特殊需要。
 
③中西合璧的建筑装饰。丰富多彩的建筑装饰,是中国清真寺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清真寺建筑的鲜明特点之一。不少清真寺都成功地将伊斯兰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手法融会贯通,把握住建筑群的色彩基调,突出伊斯兰教的宗教内容,充分利用中国传统装饰手段取得富有伊斯兰教特点的装饰效果。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如彩绘、木雕、砖雕、石雕多见于清真寺。
 
④富有中国情趣的庭园处理。中国清真寺大多具有浓厚生活情趣的庭园风格,反映出中国穆斯林不避世厌俗、注重现实的生活态度。他们在寺院内遍植花草树木,设置香炉、鱼缸,立碑悬匾,堆石叠翠,掘地架桥,大有“小桥流水”的园林风味。
 
⑤中国清真寺的伊斯兰教的特征。清真寺的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和建筑手法,是为宗教内容服务的。清真寺借鉴的仅是外在的表现手法,它本质的宗教内容没变。中国清真寺都必须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建筑的一些基本原则,具备伊斯兰教建筑的某些特点。中国清真寺一般都有礼拜大殿、邦克楼或望月楼、沐浴室,大殿的内部有圣龛(米合拉布)及其右侧(大殿西北角)的宣教台(敏拜尔),并且大殿朝向麦加方向。这些都清真寺具备的核心内容。
 
另外,从建筑用料上来说,早期中国风格的清真寺多为砖木结构,或者以木结构为主。这与阿拉伯式的清真寺以砖石为主要用材区别较大。
 
第二,阿拉伯建筑风格为主的清真寺。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多出现在伊斯兰教初到中国之时,或近几十年来部分新建的清真寺;新疆的清真寺除在细节上体现维吾尔建筑特色之外,总体上仍呈阿拉伯建筑风格。阿拉伯风格清真寺建筑的特点大致如下。
 
从工程用料上看,早期清真寺继承了阿拉伯清真寺的特点,以砖石结构为主。可以广州怀圣寺光塔、泉州清净寺为例。
 
从平面布置看,早期清真寺多非左右对称式,不太注意中轴线。
 
从细部处理和总体外观造型上,都有阿拉伯建筑风格。
 
中国早期清真寺建筑中也揉进一些中国传统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中国传统的吉祥物常见于早期的清真寺。
 
新疆地区的清真寺,大体呈阿拉伯风格。礼拜寺大殿多为平顶结构,用大量木柱支撑。在细部处理上,多用维吾尔装饰。
 
“无论是中国传统风格为主的清真寺,还是以阿拉伯风格为主的清真寺,都是中国与阿拉伯文化相互交流的产物。它们与佛寺、道观、文庙、基督教堂等建筑有显著差异,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风格;它们也与外国伊斯兰教建筑不同,表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些遍布全国的清真寺,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和世界建筑文化的花坛。它们是历代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长期友好往来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理应得到我们的保护和认真的研究。”[3]
 
二、清真寺的建筑历史反映中-伊文化交流的历史
 
元代,清真寺已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但是现存的元代清真寺极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清真寺建筑,多为明清以来新建或者重建。考察明清以来的清真寺建筑样式和风格,发现它们有一个逐渐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伊斯兰教来到中国,逐渐接受中国文化而地方化的过程相对应。可以说,中国清真寺建筑其实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映照,把难以重演的历史以当代人亲眼可见的建筑形式定格。
 
伊斯兰教初到中国,与中国文化还是比较陌生,在清真寺建筑上的反映,就是中国早期的清真寺,延续了阿拉伯人喜用石材建寺的传统,而未采用中国传统的砖石结构。这一时期被称为伊斯兰建筑在中国的移植时期。建筑风格也保存了阿拉伯清真寺的传统。泉州清真寺是这类代表性建筑。泉州清真寺创建于北宋,元代和明代经过两次重修,对宋代的建筑风格未做大的改动。清真寺用花岗石和辉绿石建造,属于典型阿拉伯中亚风格的清真寺。寺门、大殿、宣礼塔都呈阿拉伯风格。
 
明代的清真寺,与元代又有不同,在建筑的整体布局、建筑类型、建筑装饰、庭院处理等各方面,都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从这时起,清真寺大殿开始采取中国殿堂式建筑,这种建筑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
 
清代是中国清真寺建筑大发展时期。清代,中国穆斯林人口达到新高度,需要大量的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清真寺建筑大量出现。在建筑样式和风格上,清代的清真寺进一步吸收了中国古典建筑特点,除了功能上为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之外,从外表的建筑风格看,几乎全部中国化。
 
中国中东部清真寺走中国化的道路,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从宏观上而言,伊斯兰教入华以来,经历唐宋元明清多个朝代,穆斯林对中国传统文化已建立了亲近感,不自觉间将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融合。语言上,中国穆斯林已放弃阿拉伯语,将汉语作为母语,风俗习惯上也大量采用汉族习俗。元时“回回遍天下”,学者们普遍将明代视作回族形成时期,当时的伊斯兰教已完成向中国伊斯兰教的转变。伊斯兰教已成为中国的一种宗教,伊斯兰文化已发展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清真寺建筑上的中国化转变,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二、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中国穆斯林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往来,中国伊斯兰教经历了数百年的与境外母文化隔绝时期,国内缺少懂阿拉伯建筑艺术的工匠,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清真寺建筑的中国化。
 
新疆则不同,新疆由于地缘上的关系,与中亚、南亚和中东的穆斯林交流比较方便,加之新疆的汉文化明显不如中东部繁荣,因此,新疆的清真寺除部分受维吾尔文化的影响之外,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阿拉伯的建筑风格。
 
从历史上中国清真寺从阿拉伯式向中国建筑样式转变的过程来看,其实是中-伊两种文化交流在建筑领域的反映。正是因为两种建筑文化的中西合璧,才创造出如此众多美轮美奂的中国清真寺。
 
三、当代阿拉伯清真寺建筑的崛起与当前中-伊文化交流
 
近30年来,中国的清真寺建设出现了一个建筑高潮,大量的清真寺如雨后春笋,点缀在中国各地。以新疆为例,1984年,全疆有清真寺9000座,1995年已近25000座。中东部地区大致也是如此,新建清真寺不但数量迅速增加,建筑质量也节节攀高,甚至出现豪华攀比的趋势。这无疑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穆斯林群众收入增加有密切关系,更与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
 
就清真寺的建筑风格而言,当代中国清真寺的建设,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由中国传统风格向阿拉伯风格转变,新建清真寺多采用阿拉伯建筑风格。塞莱菲耶派和伊赫瓦尼派,新建清真寺大多采用阿拉伯式,格底木派采用阿拉伯式的也越来越多,就连一向最接近中国传统文化的门宦拱北建筑,也出现了个别采用阿拉伯式建筑的现象。这一趋势值得深思。
 
对于这一转变,根据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选择阿拉伯式建筑,有建筑学的原因。阿拉伯式建筑可用水泥建造,经久耐用。中国传统建筑的砖木结构,显然使用寿命处于劣势。阿拉伯建筑可建高层,便于满足当前大量穆斯林集体礼拜的空间需要。而中国传统建筑,不适合建高层,不能满足大空间的需要,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有经济方面的考虑。阿拉伯式建筑所用的钢筋水泥,显然要比大型木料便宜。中国式建筑的雕梁画栋,做工复杂,成本过高。并且,中国式建筑维修周期短,成本也因此更高。再次,宗教原因。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前中国清真寺建筑风格的阿拉伯式转换,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日益深入地融入世界,包括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化交流的规模日益增长。其中,宗教文化的交流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内容。伊斯兰世界新的宗教思想逐渐在中国某些穆斯林群体中传播。伊斯兰教的建筑文化,主要表现为阿拉伯式的建筑风格,也迅速地在中国各地的清真寺普及开来。如果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分析,可以看出,这次清真寺建筑的阿拉伯转向,是自明清时期清真寺建筑风格中国化以来,清真寺建筑风格的首次大面积的阿拉伯化现象。也恰恰凸现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鲜明对比,这不但是中国伊斯兰教在两种特定历史处境中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中国伊斯兰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对于当前清真寺建筑的阿拉伯化转向,应该将其理解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种成果,无疑丰富了中国的建筑文化。
 
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民间也出现某种对这种转向的担忧。这种担忧倾向于认为这次清真寺建筑的阿拉伯化转向,说明一个具有世界宗教中心和凝聚力的、强势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正在向一个缺乏主流宗教文化的国家“倾泄”宗教信仰的事实,并且正在阻断伊斯兰教一千多年来的中国化、本土化进程。我认为这种担忧,至少从目前看来有些多余。全球化的时代宗教文化的交流属于正常现象,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体现。清真寺建筑的阿拉伯化转向,也就如当前中国的城市建筑都普遍采用西式建筑一样,不值得莫名惊诧。对于这种转向,正如对西式建筑在中国各城市遍地开花,形成千城一面的单调景观一样,如果中国清真寺的阿拉伯化转向深入发展下去,也会形成中国清真寺建筑的单调局面。将来能否形成阿拉伯清真寺一统天下的局面,值得怀疑。我倾向于将清真寺当前的阿拉伯化转向,理解为中国伊斯兰教处于“燥动”时期的一种表现。所谓“燥动”,就是心态不稳,还不能准确把握未来的方向。当国门突然放开,面对蜂拥而进的宗教文化大潮,而且还是自己的母文化,这种情况下,短暂忘记自己的处境,展开胸怀拥抱外来的母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中国伊斯兰教完全忘记和抛弃它的另一个母文化——中国文化。文化史的发展表明,文明的交流也有冲动,也就是所谓的高潮和低潮。“燥动”平复之后,冷静的反思会接踵而至。
 
但是,当前清真寺建筑风格的转向和中-伊宗教文化交流的状况,也存在足以促使双方的知识界反思的内容。首先是,双方之间宗教文化交流具有明显的单向性特征。中-伊之间的宗教交流,主要是以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的单向流入为主,中国对伊斯兰世界,除了廉价的商品之外,还能不能增加一些更多的宗教文化内容?体现文化交流重要内涵的宗教文化,就中国而言,在中-伊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何在?其次,从伊斯兰世界来说,中国敞开胸怀接纳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随着双方交流的日益深入,将来有一天,伊斯兰-阿拉伯国家会不会也敞开胸怀接纳中国的道教宫观、佛教寺院,抑或儒家的文庙和宗祠风格的建筑?
 
主要参考资料:
 
冯今源:《中国清真寺建筑风格赏析》,《回族研究》,1991年第2期。
刘致平:《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杨永昌:《漫谈清真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戴琦、赵长武:《中国清真寺建筑型制的浅析》,引自中国期刊网。
 
注释:
 
[1]据2012年6月5日新华网文章“宗教局:反对以任何形式把寺庙道观捆绑上市”透露,我国现有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近13.9万处,其中佛教寺院约3.3万处,道教宫观约9000处,伊斯兰教清真寺约3.5万处,天主教教堂、会所约6000处,基督教教堂、聚会点约5.6万处。
[2][3]冯今源:《中国清真寺建筑风格赏析》,《回族研究》,1991年第2期。
[4]戴琦、赵长武:《中国清真寺建筑型制的浅析》,引自中国期刊网。
 
(此文系作者在“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Dr.Li Weiji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was born in Henan Province of Central China (1972). After serving as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in his hometown for six years, Li enrolled into university the second time and got his Mater Degree of World History from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China (2001); got his PHD of Islamic Studies from Graduate school of CASS (2007). Li has worked 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Makerere University of Uganda (2009). His study focuses on Islam in Africa and China.
 
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
http://iwr.cass.cn/zjys/201210/t20121025_31103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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