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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社会资本:自我表达价值观时代的藏族自主创业者
发布时间: 2019/7/4日    【字体:
作者:易林
关键词:  价值观 藏族 创业者  
 
 
本文聚焦于目前研究不足的少数民族自主创业者。基于2018年9月—2019年1月期间对居于成都和西宁的15位自主创业者的访谈数据,本文以自我表达价值观作为时代背景(创业者的动机来源),运用社会资本(创业者的创业目标)概念检视藏族年轻人的创业故事,由此揭示他们创业的动机、特点、复杂性、面临的困境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研究发现,在自我表达价值观及生存价值观共存的时代,一些藏族年轻人在尝试通过努力创业,将现代经济、市场与藏族社区、传统联结起来,并且希望由此扩大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流。因此,这些创业者都在尝试把自己的事业打造成一座桥梁,既勾连传统与现代,也跨越族群与地域边界。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取得的成效目前仍不十分令人满意。
 
导 
 
英格尔哈特等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生存安全、独立思考(来自正规教育、信息获取及知识社会所需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自主性意识随之提高,标志着人类的解放性进步(emancipative progress)[1]。这种进步使得自我表达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兴起,并压倒了工业时期的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自我表达价值观强调个性而非共性,以及人类多样性的和而不同[2]。换言之,“自我表达”“归属”和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的质量在人们眼里变得日益重要[3]。同时,这场变革也意味着(陌生人间的)普遍信任取代了亲密信任(intimate trust)[4]。因此,社会变得愈益关心生活的意义与目的,新形式的精神追求就此出现[5]。这种变化被英格尔哈特等人认为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6]。这种发展尤其可以由当今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中表现出的多样性和去标准化的特点所证实[7][8][9][10]。多样化的职业选择路径是由年轻人的内在动力驱使所致,“为行动者提供了意义和本真性(authenticity),是(行动者)自主所定”[11]。
 
在各种由内在动力驱使所致的职业选择中,生活方式创业(lifestyle entrepreneurship)尤其引人注目。马坎托尼、科斯特和史崔吉克区分了古典的和生活方式的这两种类型的创业者[12]。古典类型创业者“主要是经济导向的”,而生活方式创业者“主要是生活方式导向的”。考夫曼企业领导中心(The Kauffma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将生活方式创业者定义为一种寻求生活质量、独立性及对自我生活具有支配力的人[13],这些人尤其“将创业作为满足他们自我实现需求的工具”[14]。然而,生活方式创业者并不以牺牲经济收益达到自我实现[15][16][17],事实上很多生活方式导向的创业者在经济上也十分成功[18]。
 
经过 40年改革开放,中国亦受到这种自我表达价值观兴起的全球趋势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中优先考虑自己的内在驱动力或者幸福感。同时,我国政府最近也在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希望将一个“中国制造”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中国创造”的国家①。这种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影响的结果,倡导通过解放主体并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追寻一系列自我管理的目标”而实现自我优化(self -optimization)[19]。因此,生活方式创业者的数量大量增加,尽管总体规模仍很有限,并且存在地域、族群、性别之间分布不匀的状况。然而,正如贝克等人所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活跃、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西方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一次现代化和目前正经历的二次现代化都被压缩在同一时空当中[20]。在这个压缩的现代化时期,自我表达价值观和生存价值观同时并存,并时常相互冲突,正如阎云翔在他的一项研究中所生动描述的那样[21]。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将目光聚焦于目前研究不足的少数民族自主创业者身上。本文以自我表达价值观作为时代背景,运用社会资本概念检视藏族年轻人的创业故事,由此揭示他们创业的动机、特点、复杂性、面临的困境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① 见http://www.gov.cn/zhuanti/shuangchuang_platform/index.htm.
 
受访者
 
本研究访谈了 15 位在成都和西宁的藏族创业者。受访者中有 3 名女性,12 名男性。2人出生于1977年,1人出生于1993年,其余受访者均为八〇后,平均年龄为36岁。(受访者信息见下表)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从事食品及文创的 A 与 B 曾经分别于 2007 年和 2017 年因为不同的研究项目接受过本文第一作者的访谈,并自此之后一直跟第一作者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流,因此是我们这项研究的守门人(gate-keeper)。为搜集该研究所需数据,我们于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别对15位创业者进行了面对面的半结构式或深度访谈,并在受访者的共识下对访谈进行了录音,收集到了25万余字的数据。同时,访谈期间,我们也与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不少自由交流。用于本文的质性数据以本次访谈为主,同时也会使用到此前访谈他们的资料,以及跟他们和其他一些信息提供者非正式交流时获得的资料。
 
在15位受访者中,有1位受访者教育程度为初中,其余14位均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有9位拥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5位完成了专科教育。他们的平均创业年限约为六年,创业内容比较多样,包括藏式餐饮、留学教育、文化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空间、企业咨询公司、牦牛绒收销、服装设计、手工艺文化公司、食品加工、家电与新能源用品开发和制造、文化创意制造以及咖啡空间。接下来,本文将从创业者的创业动机(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和创业目标(打造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来探讨他们的创业故事。 
 
创业动机:意义高于收益
 
从大专院校毕业后的藏族学生的“官方”出路一般是做教师或者当公务员。但是在我们的受访者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体制内的职业不适合他们,因为过于安稳,缺乏挑战,所以意义不大。换言之,他们需要发现由内在驱动力引导的事业。E就这样解释他创业的动机:
 
我认为自己的价值不是要体现在一个很decent(安逸)的工作上面。……主要是看自己能不能做自己想要的那种。以前(我在大学里工作)的时候还是没找到意义的那种感觉,好像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特别快乐。……我觉得要有挑战,才会觉得有意义吧。
 
这种听从内在驱动力召唤的职业路径,也体现在G对他创业的解读中:
 
 
首先是我对(体制内)环境不适应,真的没办法,当然创业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因为起码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创业的这种事情,我还是能找到幸福的,每天都感觉很充实,每天都看得到自己的进步。
 
可见,这种创业“为行动者提供了(他们认为的)意义和本真性(authenticity)”[22]。这种意义和本真性,如上述二人的解读所暗示,是体制内的工作难以提供的。B就明确讲道:
 
你一到国家公务员(系统)里面去工作,你就可以预见到你未来五十年是什么样子。但是你在外面创业的话,你几年就可能有一个变化,你根本无法预料你 5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比较有意思了。
 
更重要的是,对于B而言,因为职业选择的不同,价值观也会随之产生重大差异,更彰显出职业是否具有意义。比如他说:
 
现在你回去跟同学们交流的时候,在体制里面的无非就是在讲谁升官了。……在外面的话,起码你就会看得更广一点吧,……讨论什么人类学、发展、文化、环保。讨论这些东西,我觉得起码就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吧。
 
此外,作为一个讲究关系的社会,应付体制内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会占用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梅森在研究医疗体系中的女性职业者时就描述了这种现象[23]。应付人际关系往往会严重阻碍工作者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不遑享受工作。正如梅森所言,对于一些人而言,应付人际关系与自我实现和个人选择——也即个体主义——的期望之间存有难以调和的张力[24]。关于这一点B也特别多次指出:“很多事情都要用关系去维持。……有关系的人……上的是好的班(做的是好的工作)。……我不想依靠关系,我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自己的事。”
 
因此,这些藏族年轻人创业,是因为他们认为体制内的工作难以实现自我价值;同时,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往往起始于他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关注。正如 O所言:“我想做对藏区有用的东西。”“不管在哪一个场合,我想为藏区做一点贡献,这个是我的原则。”关于未来的愿景,O提到,除了自己基本的生活所需,“将来的经济来源我都想用来做公益”,“不仅仅是(为了)公司和我一个人的发展,是为了将来更多人的发展”。作为一名脊髓损伤者,K用创业的方式,来支持他长期从事的脊髓损伤者人生重建公益活动。他提到,当时创立文化公司最主要的目的“是创造一些价值”。他认为公司“所有的利润,不是让我们当老板的赚很多钱”,而是“让他们(脊髓损伤者)有稳定的收入”;进一步而言,“如果除去工资以外还有利润的话,那我们就更大地扶持我们的 NPO”。与大家的创业目的相似,B也认为,自己去受教育、自己成长“不是为了个人”,“我想(的是)为了(给)社会、为了给自己的地方做点事情”。他还进一步从生命历程的角度解读此事:
 
我一直在想着,就是当我死的时候,我要回想我做了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尝试了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就是蛮不错的。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许不成功,没事,我一直就在途中做这些(喜欢的)事情嘛……
 
我们的受访者的创业动机与国外学者所观察到的生活方式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比如:追求自主性和独立性以及自我实现,不满平庸,渴望创新[25]。这些特质也令人鼓舞地体现在藏族女性创业者身上。
 
藏区的传统跟很多社会的传统对女性的社会位置持有类似的观念,比如认为女性应该呆在家里负责家务以及看护孩子。然而,深受自我表达价值观影响的新一代藏族女性希望通过创业建立起藏族女性在生活中和社会上独立自主的地位(虽然这样的藏族女性目前仍然很少)。比如,女性创业者C在完成了本科学业后找到了一个自己本来以为很喜欢的体制内岗位,但是很快就决定离职从事藏餐创业。创业不仅是因为她在短期内无法转正,更是因为代表生存价值观(男权思想)的领导和持有自我表达价值观的C在对待女性职业身分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不同:
 
领导也给我说了很多,说女人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稳定的家,这样就OK了。我觉得(女性)不仅仅需要稳定的家,不仅仅需要稳定的工作,我们能干的事情还特别多!因为(领导)这句话,我(决定)一定要离开这个岗位。我需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然而,对于女性创业者来说,争取职业自主的文化压力不仅仅存在于体制内,也存在于整个创业环境与过程之中。N 主要从事生活家电和新能源用品的制造和研发,最初创业的原因是她在外地求学和生活的经历让她看到了藏区与内地在生活品质上的差距,她生出了由自己创业,亲自改变藏区生活品质的念头。但是,她在创业过程中接触到的很多人都认为,“一个女孩子家闹腾什么啊,赶紧回家结婚生孩子”,或者对她的创业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她“可能做不出什么事,可能闹腾一段时间就过了”。面对体制内外职场领域中存在的男权思想的压力,藏族女性创业者的性别平等意识反而被激发出来,并逐渐变得清晰且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一个(受传统文化压力的)藏族的女孩子,我觉得一定要加油”(受访者 N)。她们甚至尝试将这种性别平等观念通过创造学习平台,培养和提高身边女性的审美品位而推广到自身以外的其他女性身上,教会她们“先自己尊重自己,并用一个聪明的方式去爱自己”(受访者C)。从事留学教育创业的E更是明确地鼓励藏族女性创业,认为自己的创业可以起到榜样的作用:
 
现在,尤其是藏区的话,女性里面创业的人很少。……但是我一直坚持做的话,也许后面的女的,她们会觉得好像自己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我希望可以更多地去影响这些女性,……就(是)让她们不要害怕,去创业。
 
E 还进一步意识到了性别平等文化需要通过代际传递才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她希望通过创业,为她的孩子树立一个更加自主独立的女性形象,并因此而塑造下一代的性别平等观念:
 
我想给我孩子建立那样的一个形象:就我作为一个母亲的话,我很努力,自己在做事,不只是会做饭或者是家务,她也是有(其他)价值的。……我想让他(孩子)看到,其实男的女的都一样。……给他这种意识的话,他(的思想和行为)肯定到后来就会不一样。
 
藏族创业者对创业动机的种种解释证明了: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自主选择上才会有更大的动力。英格尔哈特等人就认为:“超越本能行为模式并将一个人的行为建立在自由和有意选择的基础上的能力是最独有的人类能力,将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26]同时,人类自主性“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愿望”,因为“行使自主选择的机会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正是这种高度的幸福感带来了受访人持续增长的对于未来的乐观精神,即便他们不得不应对很多日常工作中琐碎甚至麻烦的事情。
 
的确,通过创业,他们在探讨工作对于自我和社会的意义,这也是他们自我成就感的主要来源。因此,尽管是自主创业,他们同时也强调,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必须首先具备经济基础,但是这些藏族创业者都没有把挣钱或者物质利益放在创业首位,如J和L所言:
 
作为创业者来说,你不能光想着赚钱,这样的话很多事情你都做不好。……先把产品做好,少赚点钱,这对后续的发展很有帮助。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能光去看钱做事,钱必须要赚,但钱不是排在第一的。
 
赚钱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做一个很好的品牌,这个是更重要的。把我们这个品牌做好了,也就会赚钱了。
 
对于他们来说,保持并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品质与企业价值,既是取得商业利益的前提,也是获得职业成就感与生活满足感的必经之路,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创业“当做一份事业来对待,而不仅仅是生意”(受访者 D)。在这种非物质动机的推动下,他们一方面不同于奥斯伯格笔下所描述的把经济收益放在第一位的传统创业者类型[27][28],另一方面也一反藏族传统文化中把商业行为污名化的观点——做生意就意味着占他人便宜(A提供)。对于受访者来说,创业是为了推广藏文化或者发展藏族社区。因此,他们的创业动机符合英格尔哈特等人所称的以人为本(homocentrism)的后工业时代的特征[29]。这种以人为中心、经济收益应该服务于人的特点,清晰地表现在下文他们的创业故事里。 
 
打造内部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存在于行动者之间和之中的关系结构中[30],正如罗伯特·帕特南所说,它“包括社交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和可信的准则”[31]。同时,社会资本是“集体拥有的资本”,是“一个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和认可关系的持久网络”[32]。简言之,社会资本是一个联系网络,其特征是成员之间的了解和认可,这种了解和认可在其成员之间创造、维持和加强着义务和期望。社会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凝聚式(bonding)、搭桥式(bridging)和连接式(linking)[33][34]。凝聚式社会资本是一种强调群体身份的社会联系,由一种内在导向及同质性方式构成。换言之,它支持狭窄的自我忠诚和群体内忠诚。这是一种内部社会资本。搭桥式社会资本特指一种包纳各种社会分异(social cleavages)人群的社交网络形式,“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认同和互惠”[35]。连接式社会资本是将群体或个体与其他社会地位上的群体或个体联系起来,尤其是跟掌握资源、概念和信息的体制联系起来的资本[36],因此也被称为垂直式(vertical)社会资本。后两种资本都是外部社会资本。三种社会资本的不同组合与搭配会为不同文化群体带来不同的结果。根据我们的观察,藏族创业者们对于内部社会资本的打造,主要体现在调动及利用藏区传统、构建藏文化社会空间和建立藏区商业自信等创业实践中,并由此最终建立起一个个规模不等的自主性社交网络。以下就是创业者们打造内部社会资本的故事。
 
A 的创业始于他想满足自己能够坐在茶馆或者茶餐厅里舒适工作的愿望,因此他与友人合开了一家位于西宁南郊的茶餐厅,主要供应茶水,同时提供品种有限的几样藏式主餐。不过,因为茶餐厅装修档次一般都好于普通餐厅,因此茶餐厅初期的客人都以藏族公职人员为主。由于位于一所医院旁,后来餐厅逐渐被从青海省各州县来西宁看病的藏族消费者发现,这些人后来成为了餐厅的主要客户,以饱腹为目的。因此,餐厅的经营逐渐从以满足公职人员点菜请客的较高档次的消费要求为主转变为以满足州县的藏族客人快餐式的较低档次的消费要求为主,餐厅变成以量大价低的服务为特色。尽管如此,客人的变化并没有改变餐厅的族群特性——它仍旧发挥着一个让藏族民众消费、见面、交流的社会空间的作用。与A类似,K也通过成立文化公司来构建公共空间,侧重为家乡的脊髓损伤者创造一个能够实现人生重建的共融网络。在2011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K成为了一名脊髓损伤者。在他看来,由脊髓损伤造成的心理和社会断裂是一个更加深刻的社会问题,而职业是实现脊髓损伤者与社会联结的重要途径。因此,他将文化公司打造成一个咖啡空间,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为藏地脊髓损伤者提供岗位并进行职业培训;研发与展销藏族文创产品;营造残障人士众创空间;围绕当地残障人事业开展交流与分享。随着多种活动的开展与推进,当地的藏族青年尤其是由大学返乡的年轻的藏族公务员也主动参与到咖啡空间中来,一起探讨当地无障碍基础设施等相关社会议题。通过 K组织的空间实践,脊髓损伤者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支持不断加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更加紧密,当地青年人的社会参与意识也随之逐渐觉醒和提高,一个倡导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脊髓损伤者人生重建的共融空间逐渐形成。
 
通过建立藏族客户聚集且有族群边界的社交空间,人们的日常沟通和情感归属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基础将社会参与的关注点延展至更广阔的领域,思考的话题也更加宏观与深入。通过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观察,一些创业者对本民族和地区商业的发展有了自己的见解。比如,G在2017年与朋友发起了一个文化体验空间的众筹项目,并被选举为总经理,成为这一项目的核心经营者。他反思到,藏族地区的商业发展,缺乏文化上的自信:
 
藏区不是说没有商业,以前也有,不过你看很多的这个藏族的文献、历史这种文字的资料里面,你看不到很多商业性的东西。……很多这种想创业的,没有自信。比如说我,我自己的父母也是农民。(创业者们)很多(都)是农村或者牧区出来的,我们也没有一个企业(方面)的这种榜样,是不是?所以就没有自信了。
 
为此,G与合伙人通过对藏族历史资料的查阅,“挖掘”出了一位有为的藏族创业者,以他的创业精神来定位空间的企业文化。他们认为这位商人在事业中对社会价值(比如提倡助人精神)的追求,能够满足他们对文化体验空间未来发展的价值的追求,这位商人能够成为藏族社会企业家的一个代表。同时,另一些创业者注意到,城市化过程中藏族农牧地区传统生产方式的衰落,造成了人们对藏区经济发展的价值盲视。为了培养藏族社区的商业自信,他们通过让黑青稞和牦牛绒进入市场,来挖掘藏区的价值并实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存续:
 
如果我们把(黑青稞)这个市场打开了,那就可以保证更多农民的生活和地区发展。农民手里的资源得到了价值,所以他(才)会待在他自己的地方。……让农民手里的东西得到价值,这样(原来的生活方式)才不会流失。如果(黑青稞)得不到价值的话,为了生存他也会放(弃)掉自己原先的生活,这个是肯定的,是避免不了的。……如果这个(黑青稞市场)能做到(比较成功)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藏区之前的生存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进行提升,并得到很好的价值。(受访者O)
 
B是一个咖啡空间经营者,他希望能够通过民众参与社区产品生产活动,为乡村藏族民众赋能并培养其自信。对此,B是这么解释的:
 
在那个村子里人们不需要出去,他们就在当地村子里上班(生产牦牛绒、苹果干等),工资还比较可观。而且他们还学了这门技术,就是很有自信地去拿到这份收入,不是别人的施舍,也不是因为自己是少数(民族),或者是(因为)贫困才拿了这个钱,而是他们自己劳动创造的钱。所以(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与创业者 O 和 B 通过挖掘藏区本土资源以实现地区整体存续和发展的创业理念相一致,I通过收购分销牦牛绒来提高牧民的经济收入和价值感。然而,I还将生态价值作为重要的创业目标之一。在他看来,青藏高原上的“生态平衡也是离不开牦牛的”,因为草原与牦牛存在着相互养育的关系:“在牧区有些地方,牛羊很明显的都没有了之后,草原就会直接没有了”,所以他希望通过创业来“保持一定数量的牦牛”。这与流行的“过度放牧导致草原沙漠化”的观点截然相反,显示出创业者自主独立的观察与反思能力。
 
和其他创业者相比,H 对自己的创业定位有着独特的聚焦。他未涉及与藏族文化或环境相关的实业,而更关注藏族创业者在整体层面上对自我创业定位的认知,认为这对于提高藏区创业自信和创业能力至关重要。为此,他在创业之前就用微信建立了藏区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分享群,共同探讨藏区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随着群成员对该群认同感的形成,H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咨询公司,并设立了一个以“西藏”命名的经济论坛。他认为,通过组织论坛来探讨藏区创业并不是为了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而是“通过比较正规的形式传达一些思想”,因此他“主要注重的是它(论坛)的规模,而不特别注重它的时效性。因为这个规模是推动人认知的一个过程,首先是要把(让)商业的这个东西在整个社会中要(被)关注起来。”他希望藏区创业者通过在论坛上的交流和相互启发,提高思考和反省能力,共同“推动藏区商业环境(的营造)”。在连续开展了两季论坛之后,他明显地感觉到藏区创业者的认知转变:
 
刚开始都是综合群(意指认知和交流都缺乏方向),现在大家慢慢理解了一下(点),慢慢地就找到了自己的路。……这个其中就有一个道理,创业不能什么都干,你要认清自己擅长的领域,要琢磨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这么大的行业(空间),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学会怎么找位置,就要先关注自己。这个是从2015年到2018年我们藏区年轻人经历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成果。
 
经过长期的线上与线下活动,H认为大家在交流和讨论中逐渐明晰了“自己有什么,自己能干什么”;同时,他也观察到藏区经济“从(大家关注)综合发展到(开始)关注(具体)主题”的整体转变。正是在 H 所办的论坛的推动下,A 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藏族餐饮业应该联合起来,互通有无,共同进步。为此,他出头联络其他一些藏餐厅经营者,组成了藏餐协会,并举办了藏餐美食节。然而,根据A提供的信息,这个本应成为联系藏族餐饮业的藏餐协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参加者多抱有搭便车的心理,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因此在凝聚同行方面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无论效果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过创业实践,藏族创业者之间以及创业者与社区之间建立起了初步的交流与分享网络,藏区的商业自信也因此得到加强。虽然这些创业者们在凝聚同行、调动社区力量、存续藏族传统等方面还要走更长远的探索之路,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个更有知识和尊严,并且更加公平的自主性藏族网络社群正在逐步形成。然而,对于创业者们而言,他们更希望的是“走出去”,为他们自己和藏族社区打造外部社会资本。换言之,他们中很多人恰恰希望通过打造内部社会资本而形成向外拓展的支撑力,因此也就能够避免打造内部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狭窄的自我忠诚和群体内忠诚,以及由此可能会导致的群体间的对立。
 
打造外部社会资本
 
作为少数民族,这些创业者从事的行业往往与本民族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打造内部资本、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成为创业者在创业初期的主要目标。随着创业实践的不断深入,他们打造外部社会资本的需求更加强烈,而这些希望从族群内部向外部拓展的意愿,起始于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内涵所作出的更加开放的理解。 H就这样说:
 
我以前有个老师说过一句话:任何一个文化(都像一个孩子),(虽然不同,但)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去看都没有排他性(都是自己的孩子),(因此)都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思想都可以接受。我自己认为,我应该成为这两个族群(汉族与藏族)之间的一个使者。……我们要沟通,把彼此的价值观搞清楚,要一起努力。
 
G也认为,要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对待本民族文化,将民族文化放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场域中发展:
 
我不想很保守地看待自己的民族,尤其是(在)现在21世纪这个信息特别发达的社会的前提下。……有一个说法叫地球村,现在地球已经是一个村了,所以现在特别保守的话,没有多大意义。……地球村也好,中华民族也好,有很多精神都是互相(补充)的,比如说哪个民族有好的习俗和文化(都可以为其他文化所接受)。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创业者们以开放与多元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尝试通过经济参与的路径来实现文化交流,并将“藏文化中的正能量传播出去”(受访者L)。比如,藏餐创业者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事业,让更多的人了解藏餐、认可藏餐,让藏餐走得更远。A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藏餐厅推广藏文化,扩大文化交流和理解,而且尤其希望最终能将藏餐厅发展到内地。为此他特别仿照青海省海东地方政府扶助当地回族发展“拉面经济”的理念,提出了“藏餐经济”的概念,并认为,政府也应该像扶持拉面经济一样帮扶藏餐经济,使得藏餐也能够像“西北拉面”一样发展出品牌效应,遍布全国。A认为,这样做,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可以扩大文化交流,并为藏族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因为对A而言,开餐厅不是“只考虑经济效益,更多的(是)考虑社会效益”。为此,藏餐创业者们希望从几个方面进行努力,提高藏餐及藏餐厅在社会上的接受程度。
 
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餐厅的卫生问题。C提到,“一些人对藏族人的印象就是不怎么卫生”,所以她十分注重餐厅内的清洁,重点监控厨房和洗手间的卫生情况,强调垃圾一定要入篓,放在餐厅外面的拖把一定要清洁并摆放整齐;同时,她也叮嘱工作人员要及时换洗衣物,整齐地晾晒衣物。其次,创业者认为餐厅的室内装修可以表现出不同风格,尤其比较反对把藏餐厅都“装修得像寺院一样”。再者,创业者认为有必要对藏餐本身进行改良,比如A就认为,藏餐的口味可以清淡一些,食材可以丰富一些,菜式可以更新颖一些。此外,有的创业者还对传统的藏餐经营模式进行了创新。比如,作为音乐爱好者的L就融合了餐厅、酒吧和现场音乐三种形式,满足顾客多元的需求。然而,A 也清楚地认识到,想推广藏餐文化,除了“改良”之外,保持藏餐特色是根本,因为那是藏文化的根,“不能丢”。为此,A特别计划做两件事情:首先,去民间搜集藏餐菜谱,交由专业团队进行研发改良;其次,培养藏餐厨师和餐厅服务员。为此,A注册了一家公司,专门进行藏餐厨师培训;同时,他也尝试改变农牧区藏族女性的一种观点,即放牛放羊这样的事情很自然,而若是被熟人看到在餐馆做服务员,则会很“没有面子”。然而,也许是由于“广告不到位”(受访者L),或者是因为藏餐行业的发展还不够壮大,餐厅的顾客仍以藏族为主。因此,到目前为止,虽然繁忙的工作能够满足A“养家糊口”的需求,但A也感到“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在藏餐文化推广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A说再给自己十年时间进行尝试的主要原因。无论怎样,我们都看到,作为承载民族认同的主要文化符号,藏餐不仅集中呈现着藏区的日常生活特征,也变成了藏族创业者同更广阔的社会建立联结的重要媒介。
 
藏族服饰也被认为具有文化媒介的作用。做藏式服饰的J认为,只有提升藏式服饰的品位价值,才能在服装设计行业里让大家看到藏族设计师的作品,也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藏文化。他认为,目前藏式服饰的市场延展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经典藏装的日常适用性不强。对此,J强调对藏式服装的设计加以“改良”:
 
很多人去了藏区就买了藏装和藏袍,他们在当地可能会穿,因为好奇,但他们回到家里就不会穿了。我们的想法是做一些有藏元素的服装,然后汉族朋友和外国的朋友在生活里面也可以穿,不一定就非得穿(传统)藏装。这样的话,对藏族文化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接触。
 
在J看来,很多“内地的朋友也想对藏文化了解多一点”,但他们需要一个“起点”,因此,将藏文化与现代服装设计相结合,“就像打开了一个窗户一样”。其二,J认为藏服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创意”。他意识到,目前的藏族服装设计仍然缺乏一定的独创精神,而且因此会经常出现比较有创意的新作品被抄袭的情况。他认为这不仅是“不尊重别人做的好东西”的行为,且更不利于藏式服饰的推广和发展。因此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他说以后“有可能每一个经典款都去注册”。
 
在受访者中,有两位创业者更加关注藏族在整体层面上的创业理念,强调要逐渐形成敢于“走出去”的创业文化。比如创业者B打造外部社会资本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的空间里面既有咖啡和西餐,也有藏族的符号元素以及书籍。这跟其他几位受访者在创业中改良、创新并同时保持藏族特色的理念如出一辙。由此吸引文化品位更加多元的顾客,达到扩大交流的目的。同时,B在近来组织的游学项目中,也特别邀请一些媒体朋友参加,传播藏族社区文化,因为他认识到:“仅仅有我们的嘴或者我们的文字去说的话,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尤其是最近,B及其伙伴们也开始积极参加在内地举办的多种社会企业活动,认为:“我们……需要走出去,让别人认可我们做的事情。”走出去这件事在他看来比“这个(呆在民族群里、地域群里)更重要”,尽管藏区跟内地的社会企业所面临和所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见下文)。基于这种理念,他也感慨,有些接受了优质教育的藏族青年只顾自己单干,或者只在藏族社区里“闭门造车做自己的事情”,缺乏跟“外面的人”的对接。对此,O 和 B有着类似的感受,他提到:
 
许多藏地的人,他(们)的思想跨不出藏地。其实商业是开放性的,是人类共通的智慧,就像科学一样。但很多人都在民族的区域内去做商业,其实(他们)是没有这样(走出去)的逻辑的,所以说他们的市场定位和产品实践也好,都在藏地这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都跨不出去。
 
之所以认为此事重要,是因为在 B 看来,很多人不了解藏区是因为接触过少,有一种“距离感”和“恐惧感”,而只有加强沟通,才能减少他人对藏区的误解。因此,O与B通过参加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商业交流与分享,一方面努力培养藏族创业者向外发展的理念,另一方面尝试以创业为路径来达到整个社会对藏族更加积极的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B 对有些藏族青年创业者的“闭门造车”进行了反思,认为虽然“这个民族(藏族)肯定有很多积极和正面的形象,像文化层面,但是又让我看到了不好的(方面):(我们)没有像内地的教育(水平),还有内地青年的这种(接受了优质教育后的)观念。”这也是B一直强调他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和这种理论性的东西通过大学也好吧,或者是自己刚才说的这种机构(空间)也好吧,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更多的人去传授,给年轻人去传授”的原因。自己多年前所受的大学教育和因为藏族年轻人的身份而获得的培训机会以及他人的帮助,使B认识到教育对年轻人的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与努力,藏族创业者的服务和产品在延展市场的过程中通过改良、创新及保持传统特色而不断完善,在价值和品位上获得了社会更加广泛的认同和赞赏。然而,对于高风险与不稳定的创业实践来说,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和推广藏文化产品,除了建立搭桥式社会资本,打造连接式社会资本也同样至关重要,其中获得掌握着资源和信息的政府的支持尤其重要。A解释道:
 
现在在青海那边,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只靠民间的力量,想要做大的话有点难,尤其是对藏族的(创业者来说)。因为青海的市场本身就小,创业意识单薄,再加上(跟)内地的商业联系不多,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和支持就有点难(推广出去)。尤其是(对)藏族企业或者创业者来说,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内地,需要政府的资金和市场衔接,因为大多数藏族企业在内地市场需要铺路,既没有人脉又没有宽裕的资金支撑(就很难做)。
 
然而,虽然藏族在青海人口中占有较高比例(2015年约占全省人口的25%),但是西宁市2017年的藏族常住人口仅占全市常住人口的5.4%①。并且,如A所言,这些藏族人口多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西宁东、西、南部几个小区,比如海湖新区、城南新区和开发区,聚居地比较分散且边缘(也参见Grant)[37]。因此,西宁市政府似乎也并无特别的兴趣关注、发展与藏族有关的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A把自己的藏餐培训公司注册在西宁之外的缘故。
 
 
 ① 数据来自青海省统计局的青海统计信息网:http://www.qhtjj.gov.cn/。与西宁相比,拉萨的藏族人口在2010年人口普查时占全市人口的近77%。(数据来自拉萨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lasa.gov.cn/lasa/zwgk/2011-10/18/content_1005044.shtml。)
 
 
同时,青海在创业方面的资源供给区域结构,也影响到了创业者有效地打造连接式社会资本。根据他们的经验,与西宁相比,“州县上政府的(扶持)政策会更多一些”,而且因为州县的“范围小,辐射得更广一点”,而西宁的“创业基地太多了”。不过他们也认为,西宁机会更多,所以“在西宁这边(创业)还是比较好”(受访者G)。但是,部分创业资源的配给要求公司注册在户口所在地,这一规定也让部分创业者在连接政府资源方面受阻,正如D所说:
 
 
我们在西宁属于外来人,不是本地的西宁户口。州县上比如海南州,有大学生创业培训的那些人,房租可以免两年或三年,(如果西宁市政府也)这样(做)的话多好啊。
 
对于成都的创业者来说,由于跟政府的关注点不同,因此他们也难以获得所需的连接式社会资本。B认为,成都因为自己传统的缘故,在文创和文化方面更注重打造三国品牌,对于藏文化不太关注。同时,由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政府优先关注和支持的事业也跟他们的重点有所不同。B认为,内地更加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养老、特殊(残障)人群的就业、社区发展等问题,甚至还有儿童的阅读问题,而藏区面临的是开发资源与环境保护、传承传统文化这样的问题。因此,B认为,将来把重心转移到拉萨应该是一个可以得到(拉萨市)政府政策支持的不错的选择:
 
在成都……在政府层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和关系可以用。……在拉萨那边的一些孵化园,还有……办公场所,这些免费的资源完全是可以找得到。……现在我知道那边有几个孵化园,……他们对我们有这个意向。……也会有一些政策之类的……比如说工资方面的补助和社保方面的补助,……还有税收方面也有优惠。另外我们现在做的是藏文化,……在成都……(我们)只是一个边缘的群体。但如果你是在西藏的话,……这个大的环境就是比较有利的①。
 
他进一步指出:“成都……政府对藏族街区这方面的态度更多是、应该是不要发生什么(不稳定的)事情。这个是最主要的。”这种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要求在创业者 H申请论坛交流活动的过程中也有所体现,但他以更加积极和正面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
 
(论坛活动)做成功了后(结)果是什么?首先是一些误会慢慢就消失了,所以……先不要愁问题,他们(政府)会有转变的(意指不再会阻碍其活动),而且一定不要出问题,如果做出效果来(并且)也不出问题,他们(政府)会转变观念的。
 
在主动沟通和积极行动的基础上,连续两年的论坛活动让H感到自己通过创业“改变了政府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令他充满价值感的是,“最起码它(政府)能让我这样做了,(这代表)它(政府)(对我们)是非常放心的。”其实,与本文第一作者多年前访谈的西藏内地班大学生一样[38],许多创业者都谨慎地在国家“安全公民身份”的框架内处理自己的社会与政治身份。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到,创业不仅在帮助这些年轻人打造社会资本,同时也让他们不断反思很多相关的问题,比如社区营造、社会治理、学校教育、藏族传统以及族际交流。例如,在经历过多样化的教育、工作和生活之后,他们对藏文化没有继续抱持一种本质论(essentialist)观点。相反,在打造社会资本的过程中,他们不再把藏族文化当作静止不变的“古迹”,而是将其打造成“活生生的”日常经验,认识到藏族文化和社区的重要意义及其需要改进之处,并通过多种活动和措施打造藏族文化和藏族社区,使其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换言之,虽然他们打造各种外部社会资本的效果有所不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藏族年轻一代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业,将城市经济和市场与藏区乡土资源及藏族独特的生活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是瓦须在她研究藏族跨域(Tibetan translocalities)课题时同样观察到的现象[39]。
 
① 根据我们多方获得的非正式信息,拉萨市鼓励创业的政策均有条件限制,在鼓励推广藏文化方面也有一定的准则。
 
结 
 
自我表达价值观及生存价值观共存的时代,藏族年轻人都在尝试通过努力创业,将现代经济、市场和藏族社区、传统联结起来,并且希望由此扩大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流。因此,这些创业者都在尝试把自己的事业打造成一座桥梁,既勾连传统与现代,也跨越族群与地域边界。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取得的成效目前仍不十分令人满意。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创业的时间都不够长,要看到明显的成效还需要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继续积累和沉淀。其次,在以汉族人口为多数的城市里(尽管跟其他很多中国城市相比,成都和西宁的藏族人口已占有一定比例),因为所关心的社会议题的不同,他们的事业没有引起当地足够的关注和兴趣,因此也比较缺乏支持性政策和环境——这最终导致我们访谈的大多数创业者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跨越族群边界的社会网络,比如不少创业者的社交圈都基本局限于藏族社区。最后,因为可能意识到被认为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他们的创业活动有时候不得不谨小慎微,因此他们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自我创业者——这也影响到他们与创业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综合以上因素,本文所讨论的藏族创业者的生活并不像搬到成都过退休生活的藏族公务员那样放松和满意[40],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经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他们打造各种社会资本以实现跨越传统与现代边界、族群和地域边界的努力仍有待作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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