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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教与佛教的中国化
发布时间: 2019/7/18日    【字体:
作者:韩焕忠
关键词:  判教 佛教  
 
 
佛经传入中国是大乘、小乘同时传入,不仅种类庞杂,不同经典之间义理甚至有所矛盾。如何理解整个佛经体系,选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经典,调和经典之间的冲突,成为佛教高僧们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由此开启了佛教中国化一个新的进程——判教。
 
判教,又称教相判释、教相、教判等。佛教判教始于印度,如《维摩诘经》中有“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的说法,《涅槃经》中有半满二字、牛乳五味的说法,都具有强烈的判教意味。印度佛教东传汉地之后,判教深受儒道两家学术批判传统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判教。晋宋以降,中土判教逐渐流行,涌现出多种判教。例如,天台智者讲《法华玄义》,曾列举“南三北七”十家判教;贤首法藏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及《探玄记》,列叙十家古德立教,其中如吉藏三轮、玄奘三时、江南慜法师屈曲直二教等,又为天台所不及见。至清凉澄观讲《华严经大疏钞》,列叙十多家判教,亦多天台、贤首所未及见者。近代以来,太虚、印顺、巨赞、赵朴初等,也都各有自家判教。可以说,判教既是佛教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又是促成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学术方法。对于判教丰富的思想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选定适宜中土信奉的佛教经典
 
南北朝时期,众多的僧侣运用判教的方式,为当时的中国佛教界选定了适宜信奉的佛教经典,同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为中国佛教界选定了前进和发展的方向。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至南北朝时期,大量的佛教经典都在佛说的名义下被翻译成汉语。起初,中土的僧侣们出于对佛的虔诚信仰,有感于佛教经典的难得难遇,对于任何佛教经典都一概予以信奉,“一音教”的判教就是这种信仰状况的反映。随着译入佛典的增多,中土僧侣们发现,不同佛教经典宣说的修行方式差异极大,其中讲说菩萨道的大乘经典,由于与儒家重视兼济天下的价值取向比较一致,逐渐获得了较多的重视,大小二乘、半满二教、声闻和菩萨二藏的分判就是这种大乘取向在佛典选择上的体现。随后译入的各种大乘佛教经典越来越多,中土的僧侣们学焉各得其情性之所近。如刘宋时期道场寺的慧观,既曾参与佛陀巴陀罗的六十卷《华严经》的译场,又曾参与《大般涅槃经》的改治,因此倡导二教五时之说,以《华严》为顿教,而以《涅槃》为最为究竟、终极的渐教,成为南方判教的典型。在北方进行判教的主要是地论师,以《华严》为最圆满,或提出渐、顿、圆的三教之判,或坚持四宗、五宗、六宗之说。
 
在南北朝时期近二百年间,南北佛教界涌现出十多种判教学说,可谓诸家殊唱,众声喧哗,最终形成了共推大乘、普尊《般若》、同倡《涅槃》佛性、《法华》与《华严》地位崇高的信仰局面。显然,这些佛教经典既可以与儒道两家思想相共鸣,又能够补中国固有文化之不足,因而在中土的判教中受到特别的推崇和尊奉,乃至最终成为对后来中国佛教发展产生奠基和导向作用的经典。
 
将佛教经典整合成统一的体系
 
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各种各样的佛教经论被译为汉文,又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判教,最终将《般若》《涅槃》《法华》《华严》等几部重要佛经确立为最适宜中国佛教界信奉的佛教经典。于是在隋唐时期,就有一些僧人依据自己所信奉的经典,运用判教的方式,将所有的佛教经典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思想体系。
 
天台智者开创的五时八教是一种具有独特创造性的判教学说。按照讲说的顺序,智者将佛教经典划分为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槃时五个时段,并用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等牛乳在加工过程中渐次提淳的五道工序与之相对配。对于佛教经典的思想内容,智者总结为三藏教、通教、别教和圆教四种化法,是为化法四教,如药味;对于佛陀教化众生的方式方法,智者概括为顿、渐、不定、秘密四种化仪,是为化仪四教,如药方。智者谓释迦摩尼是大医王,擅长按方配药,和合成五味法药,令众生按时服用,可以医治其愚痴之病。其后世弟子将这三方面的内容综合起来,称为五时八教,成为天台宗开宗立派的旗帜。智者运用这一判教学说,将自己最为推崇的《法华》置于所有佛教经典的顶点,谓其“味当醍醐”“纯用圆教”,因此“独称妙经”,又因其在佛教中具有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重大作用,故而成为统率全部佛教经典的“诸经之王”。智者在当时及后世被奉为“东土释迦”,这意味着佛教界对他运用判教的方式促使佛教中国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充分的尊重。
 
贤首法藏提出的五教十宗则是一种充满圆融智慧的判教学说。他将所有的佛教经典分为小乘教、大乘始教、终教、顿教、圆教,将佛教经典阐发的义理分为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名宗、一切皆空宗、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绝宗、圆明具德宗。在五教中,贤首判《华严》为别教一乘圆教;在十宗中,他判《华严》为圆明具德宗。虽然这是出于对自家所宗奉经典的推崇,属于随自意的判教,但是贤首在判教上非常强调自家与诸家的一致性,因而又有诸多随他意的判教。例如,他讲《般若心经》,用声闻、菩萨二藏判教,判该经为菩萨藏;讲《楞伽经》,用有相宗、无相宗、法相宗、实相宗四宗判教,判该经为实相宗;讲《起信论》,用随相法执宗、真空无相宗、唯识法相宗、如来藏缘起宗四宗判教,判该论为如来藏缘起宗。
 
中国佛家之有天台五时八教和华严五教十宗两大判教,犹如史家之有司马迁与班固,诗坛之有李白和杜甫,词苑之有苏东坡和辛弃疾,呈现出双峰并峙之势,看似相互对立,实则相辅相成,各自将全部佛教经典组织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教理思想体系,从而使中国佛教的发展呈现出圆融各种教理、会通各种学说、兼容大小二乘的特色。
 
在讲解说法时概括经典的含义
 
无论是佛教信仰在不同区域的传播,还是佛教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积累,都是通过讲经说法才得以实现的,判教就是中国古代僧人所惯用的讲经方法。
 
天台智者讲经时,立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等五重玄义,从因缘、约教、本迹、观心等四个角度解释文句。释名即诠释经题,以经题将佛教义理概括为十个问题,然后对每一问题做出藏、通、别、圆四教判释,从而使该经具有展现全部佛教义理的功能。辨体、明宗、论用是对该经的中心思想、修行主张、殊胜作用所作的阐释,是对释名中教理分判的总结。判教则是在五时教味中确定其经时、教味。因缘解释生佛之间的关系,说明教法的兴起。约教解释某一问题在藏、通、别、圆四教中不同的含义。本迹说明佛与诸弟子久已缘结师弟的实相。观心则要求听众依据经典义理考量自己的内心活动。智者运用判教诠释各种佛教经典,一方面通过判释某部经典形成对全部佛教义理的概括,另一方面将该经置入五时八教体系之中,从而使该经与五时八教相互成为理解对方的解读结构,形成两者间的视界融合,由此取得具足诸法、圆满会通的诠释效果。智者讲经时运用大小、偏圆、权实、本迹、粗妙等判教范畴,体现出教理简择上的价值趋向。在四教义理比较中,他特别欣赏一念三千的境界论、一心三观的智慧说、一行一切行的修行论、一位一切位的次位论、三道即是三德的三法论以及生佛一如、即感而应的生佛关系论,推崇发迹显本、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法华经》,赞扬那些身为凡夫、能知如来秘密之藏、堪为如来使的五品弟子,否定了小乘佛教离世证空的发展趋向,为中国佛教的圆教扩大了话语积累,引导中国佛教朝着圆融会通的方向发展。
 
贤首法藏以五教分判一代佛教,对于五教心识、佛性、修行、断惑、果位等诸多重大问题都展开了逐项罗列和分条解析,以六相圆融、十玄无碍概括《华严经》所开显的别教一乘圆教的境界。众所周知,《华严经》部帙浩繁,不要说一般的佛教信众,即便是知识僧侣,要想深入其文,精通其理,也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中国民众的心理恰又崇尚简易、厌恶繁琐。华严诸祖运用一乘、三乘,本教、末教,始教、终教,渐教、顿教,别教、同教,五教、十宗等范畴区别各种佛教经典和理论,从而说明《华严经》为超越三乘之上的别教一乘教法,同时也是其他各种佛教经典和理论的根本,是佛所自证境界的直接显现,是佛教真理的终极。因此《华严经》所说的教理,于五教中属于最高级别的圆教,于十宗中属于最高层次的圆明具德宗,相对于其他经典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华严诸祖通过判教,极力凸显《华严经》的殊胜,将自家尊信的经典推到了佛教各种经典巅峰的位置,这对本宗教理的开发和传播确实可以起到增强自信心、提高吸引力、扩大影响力的作用。
 
中国古代知识僧侣运用天台五时八教和华严五教十宗两大判教体系,遍讲《法华》《华严》《维摩》《金刚》《心经》《圆觉》《弥陀》《观经》《楞严》等佛教经典,在丰富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开拓了中国文化的思想空间,并促使佛教进一步与儒道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相结合,从而使佛教由一种外来宗教转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由于受到中国儒道两家学术批判传统的影响,判教在中国发展成一种具有多方面意义和内涵的学术方法。中国佛教界的僧侣们运用判教的方式选定民众喜闻乐见的经典,将众多的佛教经典整合成统一的体系,在讲经说法时概括经典的含义,最终促成了佛教实现自身形态的中国化。
 
转自禅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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