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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古老的“大分流”
发布时间: 2019/8/1日    【字体:
作者:金世杰
关键词: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宗教传统 佛教 基督教  
 
 
编者按
 
  赵鼎新的英文近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自出版以来,广受国内外学界关注,且于2016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政治社会学分会年度杰出专著奖。本刊曾于2016年发表王正绪、郦菁、殷之光对《儒法国家》一书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回应。此后,《中国社会学评论》(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又相继邀请八位国际知名学者为该书撰写书评。殊为难得的是,八位学者中既有对该书理论影响甚巨的迈克尔•曼,也有作者的恩师约翰•霍尔,还有某种意义上该书的“论敌”,作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的金世杰、王国斌。这些评论者有着迥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各自从历史社会学、经济史学、国际关系等研究视角出发,对《儒法国家》的整体理论和具体论述展开讨论,而赵鼎新亦撰文回应,进一步阐释了其方法论的要义所在。鉴于这组书评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将八篇书评译稿缀为一篇,并将赵鼎新的回应文章置于其后,希望这场争鸣与交锋能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社会学研究有所裨益。需要说明的是,本专题文章有关中国历史朝代的起止时间均以《儒法国家》一书为依据。
 
  赵鼎新(以下简称“赵”)给我们带来的这部著作对中国上起西周(约公元前1000年)、下迄清末的国家形成过程做了全面而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在该书的历史叙述中,赵关于中国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佛教之传入与吸收,文官政治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多样而折衷的中国哲学传统之发展等诸多问题,都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但赵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国家组织制度的演进,以及这种国家组织制度如何使中国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历史道路——中国走向分裂的趋势以及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都受到愈来愈强的阻碍。
 
  若与欧洲历史相较,中国历史存在着彼此相关的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乎政治。中国与地中海世界都由公元前6世纪时众多分散着的城市国家发展成为公元前3世纪之初的几大王国。在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是魏、齐、楚、秦四国;在地中海世界,则是迦太基、罗马以及地处希腊、埃及与中东地区的几个希腊化王国。对这二者而言,都出现了一个主导性的政权,并由它建立起一个单一的且可控制整个地区的帝国。在地中海地区,到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版图南至苏格兰边境,北至摩洛哥,西达西班牙,东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西汉帝国的疆域向南达至越南,向东延伸到朝鲜半岛中北部,向西则沿丝绸之路深入中亚地区。不过,数世纪后,两大帝国都陷入分裂之中。到公元500年,中国已一分为二,鲜卑人南侵中国,在北方建立起北魏王朝,同时,中国南方则由南齐王朝所统治。而这南、北两个政权都是从之前的混乱动荡与众多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s)中发展而来的。在欧洲,到公元500年,罗马西面的半壁江山为日耳曼部落所占据,日耳曼人建立起许多王朝国家;东面的另一半疆土则由官方语言为希腊语但施行罗马制度的拜占庭帝国所统治。在这一时期,中国与罗马帝国也都经历了宗教动荡的局面,此间,基督教传布于罗马帝国,而佛教则流行于中国。
 
  不过在此之后,两大帝国长久以来近于平行的历史发展就分道扬镳了。在地中海地区,到公元6世纪末,查士丁尼大帝再次统一了许多原本属于罗马帝国的土地,光复了非洲北部、西班牙南部以及意大利全境,同时控制了整个埃及与近东地区,使地中海再度成为罗马的内海。然而,在他死后,帝国再度分裂,到公元700年,昔日强盛的罗马帝国只剩下版图大幅缩水的拜占庭,其所辖之疆域仅略大于今天的土耳其。地中海地区及整个欧洲剩下的部分则仍处于长久分裂之中,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当时,统治北非与埃及的是阿拉伯人的王朝,统治中东其余地区的是土耳其人的王朝,而欧洲则被众多信奉基督教的王国所瓜分。相形之下,中国则于6世纪被隋朝皇帝再度统一,到公元700年,强盛的唐帝国几乎控制了之前属于汉王朝的全部疆土,还要加上满洲地区与越南的部分领土。而且,尽管中国历史间或有内部分裂与外族入侵的事变,但除去五代十国(公元907年—960年)与南宋(公元1127年—1279年)总计大约200年的时间以外,整个中国一直处于单一政权的控制之下,直到今天亦是如此。那么,中国与罗马帝国何以有着这样多的差异呢?
 
  第二个问题则关乎经济。公元700年,中国正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技术最发达的社会,而欧洲与北非的大多数国家则仍陷于部落战争之中,罗马帝国的财富被消耗殆尽,技术也大多失传。甚至在1100年,当欧洲正迈向中世纪文化的哥特式巅峰,伊斯兰地区的艺术与科学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之时,北宋时期的中国在冶铁铸造领域仍保持着领先地位,其技术水平是欧洲数世纪后仍望尘莫及的。甚至再到1700年,当欧洲殖民新大陆,并将其商业帝国拓展至非洲、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海岸之时,欧洲商人所获得的大部分财富,又以黄金、白银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以此交换中国生产的诸如丝绸、茶叶、瓷器等一系列欧洲难以匹敌的产品。然而,到1850年,形势却显然出现了逆转:欧洲在制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都赶超了中国,那些曾令中国皇帝不屑一顾的欧洲商人们控制了中国沿海的港口、商埠,并迫使中国皇帝接受他们开出的通商条件。问题来了,欧洲和中国相对经济地位如此突然的反转是怎样发生的?
 
  赵的著作为上述这两个问题提供了新颖而有力的回答。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给出的答案,但我确实认为它们相较此前的研究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在其精细程度上以及对史料的运用上。
 
  对于中国政治的大一统传统,赵认为对这一传统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战国时代的后半期,即公元前419年到公元前221年,这段时期又被赵称为“全民战争时代”。在这一时期,魏、齐、秦三国为了谋求生存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并为了战争的缘故调动了大部分的人口。而这就需要国家建立起强大而高效的官僚体制,用以汲取资源,提供军队粮草补给,运筹管理军事活动。这些强有力的国家组织阻止了任何竞争性组织的产生——独立的城市、宗教组织或贵族阶层均不会出现。这种为了战争的需要,以严密控制人口,竭力获取资源为目的所设计出来的“法家式”结构在秦国那里得到进一步完善,终于,秦国得以击败所有对手,掌握了对整个中国的控制权。
 
  但是,如此紧密的控制是建立在密切的人口监控和强大的国家强制力基础上的,历史证明要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庞大尺度上实现这种控制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事情。尽管后世历代君主始终存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统治中国依靠的是由中央掌握人事任命并受其管控的官僚体制,除此之外,并不需要任何其他自治组织(autonomous organizations)的存在,而且,皇权统治也不应受任何限制。但自汉代以降直至清代,统治者也学会了通过建立道德合法性来巩固其统治。为此,他们让饱学之士以儒家伦理教化万民,并从儒生中选拔出成绩最优异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任职。赵观察到,在“全民战争时代”,身具经世之才的士人奔走流转于彼此激烈竞争的列国之间,为了提升政府效率,促成战争胜利,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此后再经过数个世纪,在“全民战争时代”五花八门的著作中,有许多都通过国家支持的数场新儒学运动而被逐渐收集起来,得以经典化和体制化。将树立政权的道德合法性与开明但绝对的官僚统治(enlightened but absolute bureaucratic rule),这儒、法两个方面综合起来,便创造出了国家-精英相结合的极其强大的政治架构,以至于尽管朝代荣败更迭,甚或外族席卷中原,这套架构都被历朝历代反复采纳运用以统御整个中国。
 
  比较而言,西方历史在其早期就不存在这样一段消灭了一切自治组织的全民战争时期。相反,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和罗马的城市国家即在公民权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基础上建立起许多领地。此后,虽然希腊和罗马帝国都抛弃了民众参政的政治模式,拥立具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拜占庭帝国甚至采用了颇似中国儒、法并蓄的统治模式——在基督教合法性的加持下,半神化的皇帝通过一套精英化的官僚体系来施行绝对统治,但是,西欧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还是走上了一条非常不同于中国的道路。在西方,罗马的崩溃首先造成了天主教教会得以建立自己的官僚体制,大到教廷国,小到无数的主教辖区和修道院都拥有着规模可观的财富与领土。且在当时,众多日耳曼王国之间为扩大自身影响力而展开竞争,这一方面给商业中心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使它们能够与统治者进行讨价还价或离间各国以从中获利,由此便形成了自由城市与共和国,另一方面,王国之间的竞争也让数量庞大的骑士和地主有机会向势力较弱的国王争取其自身的地位和特权。虽然,从查理曼大帝到拿破仑,许多人都曾试图将欧洲再度置于单一君主的统治之下,但此类尝试没有一次能取得长久的成功,这是因为,自罗马帝国衰落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城市、贵族阶层、教廷,以及其他政治实体或自治组织都得到了发展壮大,到此时,这些组织所享有的特权已经由来已久,这就使那些政治强人无法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进行全民战争。实际上,欧洲统治者常常为了战争不得不从商人和银行家那里借款,于是,作为交换条件,商业利益就会得到统治者的保护,商人贸易的自由也会得到扩大。在欧洲,特许商业公司、商业共和国(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荷兰、汉萨城镇[the Hanse towns])繁荣发展,保护贵族土地与权利的各国议会蓬勃壮大,这些现象都是中国闻所未闻的。甚至对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而言,这些组织的出现也有力地限制了他们称霸欧洲,施行绝对主义统治的野心。
 
  对于赵而言,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直接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关联在一起。也就是说,那使欧洲赶超中国的工业革命只可能出现在商业利益享有相对自主性和一定影响力并受到相应保护的社会之中,唯有这样的社会才会鼓励人们对商业技术领域的投资,以及促进抽象理性思维的发展。而中国之所以不曾兴起工业革命,是因为:第一,占据主导地位的儒法哲学注重的是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而非抽象理性的思维方式。无所不能的国家又有效地将任何偏离新儒学学说的思想予以边缘化。第二,商人与商业活动在中国也同样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无法吸引到那些能够引发生产方式系统性革命所需的思想、实践与资本层面的投资。故而,中国虽能发展出高产的劳动密集型农业、高水平的手工工艺及其产品、规模庞大的商贸活动,但这些都绝不会像蒸汽机或者贝塞迈炼钢炉(Bessemer steel furnace)那样带来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
 
  赵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派”以及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加利福尼亚学派”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前一派的观点认为,到清末时,中国正在走向进步,只不过这种进步被西方帝国主义打断而已,若无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自身原本是可以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而后一派则认为,中国和欧洲直到相对晚近的时代都有着类似的经济/技术发展轨迹,只是大约到了1700年之后,由于欧洲幸运地利用了新大陆上的殖民地及其廉价、便于开采的煤炭资源,后者才超越了前者。然而赵认为,早在公元前4世纪,欧洲和中国就已经踏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当儒、法之道在中国开始融汇综合之时,公民权、人民主权以及共和制的观念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也正在发展。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儒、法并蓄的政治框架得到了制度化,这使中国政府能够不断恢复和长久维系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但也阻碍了中国未来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在欧洲,公民共和国的传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得到不断复兴,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许多或受保护,或享有特权的社会组织,它们的存在使欧洲君主称霸整个大陆的野心成为泡影,而这些传统同样也保护着商业组织和思想创新,这两点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比起我在这篇书评中所总结的,赵的论述要更加精到、细腻,且总体而言,他的说理透辟有力,论断也令人信服。对他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中国有着一条自古就被塑造下来的独特历史轨迹,它维系了中国的统一,妨碍了工业创新的出现——实际上,我是完全同意的。
 
  我与赵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欧洲的多元性(pluralism)是造成工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我认为,虽然欧洲多国竞争、分立的格局可能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欧洲研发、利用蒸汽机,现代机械技术与科学的进步,是种种复杂因素相叠加的结果,就此而言,欧洲的多元性既不是工业化的充分条件也非其必要条件。我的理由如下:
 
  首先,我认为赵的观点带有过强的历史决定论色彩,对历史中的偶然性(contingencies)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试想,若不是查士丁尼大帝迫不得已既要在东边与再度振兴的萨珊波斯帝国(Sassanid Persian Empire)交战,又要在西边忙着光复丧失的欧洲领土,或许他本可以打败散布在欧洲大陆上众多的日耳曼人王国,并重建罗马对欧洲的统治。相反,如果唐朝被迫要同时面对来自日本和朝鲜,还有越南,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或许中国可能会再度分裂,并且像罗马分裂成东罗马与西罗马那样,永远地分成南、北两个国家:北方被蛮族所统治,南方则仍在汉人王朝的控制下。
 
  其次,赵对亚洲的处理太过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c)。诚然,中国千余年来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若考虑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亚洲整体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从日本、朝鲜,或印度支那,再或东南亚的角度来看,亚洲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帝国,而是一个由许多独立且彼此竞争的国家构成的整体。为什么日本、菲律宾或者马六甲王朝,抑或列国交战绵延不断的印度支那就没能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发展出不同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就像欧洲的葡萄牙或英格兰那样?毕竟,在工业化进程中一马当先的并不是荷兰、意大利共和国,或者日耳曼帝国的自由城市,反倒是力图独立于天主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影响之外的大不列颠圣公会王国(the Anglican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才是工业革命的领导者。
 
  工业革命兴起的必要条件不单只是拥有政治自主权的商人阶层的形成,或者国家权力受到限制,还要有社会的全面推陈出新,以至于社会能发展并运用新知识。归根结底,在蒸汽机与机械工程发展的背后,一系列科学发现与原理所建立之基础在于相关科学知识能够在社会中得到传播,要知道,这些知识既与日常观察相悖,又与人类千年以来积累的知识传统背道而驰。伽利略的抛体运动规律与牛顿的运动定律可以流行于世,取决于社会接受了一套新的运动法则,这套法则不仅意味着地球在宇宙空间中飞速运动,而且还以不可思议的极高速度绕地轴自转;活塞式大气压蒸汽机(atmospheric engines)的发明,也需要社会对一种新知识的广泛认可,那就是大气深厚如大海,我们生活在它的最底部,而大气在手掌大小的一块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远比一个成年人所受的重力要大得多。无论在中国、日本、东南亚,还是在中东、北非地区,抑或在欧洲,没有哪个社会能轻易相信上述的说法。特别是当这些知识还违背了与统治者权威有关的神圣经典上的金科玉律,那它们能被接受就更加困难了,统治者势必想要消灭此等异端邪说。在意大利,重要的并不是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曾经是高度自治的城市国家,而是当伽利略的著作威胁到教廷的权威时,它们全被封禁了。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反对宗教改革的势力也试图阻止牛顿式的科学在社会中生根发芽,他们的努力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取得了很大成功。甚至在法国,1685年以后,当清教徒被驱逐时,甚或在荷兰,当开尔文派发现牛顿的学说威胁着教会时,许多科学创新活动都因之中辍了。
 
  唯有在以基督教圣公宗为国教的英国,牛顿式的科学才得以广泛传播、蓬勃发展起来,而这又诚然是因为这个清教徒王国把罗马教皇以及那些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君主视为了自己的对立面。假使,身为天主教徒的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能活得更长久些,再生下一个将来会统一英格兰与西班牙的王子,或者,假若西班牙无敌舰队打败了玛丽一世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再或者,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战胜他的敌人(包括艾萨克•牛顿),解散英国皇家学会,并派天主教领袖执掌大学,那么,在欧洲,可能就不会存在现代科学乃至现代工业全面发展的空间。但随着历史事件的逐一展开,1689年以后,英格兰不仅引领着打击绝对主义、限制皇室权力的历史潮流,还发展出了国家教会,英格兰的教会倡导牛顿式的科学,并以此作为一种取代欧洲耶稣会科学的新科学。
 
  此外,赵在处理欧洲与中国关系时亦有疏失。在他的书中,欧洲与中国仿佛没有历史交集,毫不相干似的。然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欧洲人就对中国的富庶惊叹不已。迨至公元1700年,当欧洲把大部分从美洲获得的财富用于购买亚洲的高级产品之时,为了自己也能生产出像印度棉花、中国瓷器那样的产品,欧洲付出了很大努力,正是这种努力激发着欧洲工业的创新。事实上,就连发现新大陆这件事情本身,也是由于欧洲想要找到一条捷径,通往中国这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国度。因此,促成欧洲后来工业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意识到与中国相比它自身的落后。
 
  当然,任何一种古老的宗教传统都可能会有思想上的局限性,会对新知识和新技术抱有敌对态度。在西方世界,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发展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式的宇宙观,后来一直是大学教育与研究的核心所在。这种宇宙观及其以地心说为基础的托勒密的天文学,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学,都否定真空存在的可能性,且认为宇宙由特殊物质所构成,并被转动着的水晶天球所层层环绕。恰如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儒教中的传统信念一样,欧洲的天主教及其传统信念也需得被搁置一边,现代的科学和技术才能有发展空间。
 
  实现这种发展的并非是商业协会,或者自由城市,再或新教异端,它们直到18世纪之初仍处于绝对君主制或者神权政治的统治之下。科学技术发展最初的原动力来自于一系列新的探索与发现,首先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粉碎了托勒密的地理学说,其次则是新的天文发现以及望远镜和更精密的天文观测手段的发明使人们知道:其他行星也拥有卫星;彗星与地球相去甚远,且不是一种大气现象;现有的恒星会发生爆炸,演化成为超新星;地球邻近行星的运动轨迹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的。当然,中国人也知道这其中不少的观察结果,但了解这些知识并没有对中国人的传统认知和信念造成相同的破坏性影响,因为——正如赵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认为现实世界迁流不息,充满历史变化,这种观点与上述的种种观察是相恰相容的,但却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完美、不变的宇宙观正相对立、无法兼容。对于欧洲,还要再花一个世纪的时间,那种建立在经验主义、仪器驱动的试验探索以及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新的思维模式才能取代天主教-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而在此之前,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进一步的创新也因为反宗教改革势力的阻碍而受挫或被中止。不过,在欧洲的边缘,英国由于拥有着高度自治且奉新教为国教的君主制度,变成了新的实验性科学和牛顿式科学的庇护所,也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赵对中国历史的这项新研究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结构在战国时期的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组织架构对中国政治与经济未来走向的塑造,堪称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他成功地展示了,尽管中国在数世纪之前比欧洲在城市化、生产力和技术资源等方面拥有更高水平,但它却和欧洲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但要真正理解欧洲和中国的差异,需要的不仅只是对两者不同之处的简单对比,例如,对比中国的统一与欧洲的分裂,更需要将两者的历史一并看作是全球历史的一部分——它包含着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及其相对地位的变化,而且,对欧洲历史的处理,也需要有赵在这部大作中论述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时的那种周详谨密。
 
(译/巨桐    校/韩坤、周盼)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转自开放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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