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人文背景。如果说文艺复兴构成近代科学产生的艺术背景的话（[1]），那么，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开始以后对包括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产生震撼的又一股强大冲击波。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在为自身寻求发展的同时，无意间也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土壤、营养和环境，从而成为重要的推进之一。宗教改革涉及上帝观、自然观和人性观三个层面的重大转变。这三个层面的重大转变都直接或间接地为近代科学之树的破土而出松动了土壤，输送了营养，并与其他的人文背景一起为近代科学之树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一、 上帝观的转变对近代科学的影响
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需要通过中介——教会来传达上帝的旨意。中世纪的教会同时也掌握着政治的权利，它可以借助于政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样，神权通过俗世的教会获得世俗权，教会和政治合二为一以后，使得这种权威进一步合法化。中世纪的科学自然也成为神学的奴婢。当时的教会出售的赎罪券，更是引爆这一不满的导火索。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宗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格局，卸掉了人们心头的政治包袱，为人类自由地探索外部世界搬开了体制障碍。因此，宗教改革所促成的某种程度的政教分离，即把上帝的权威与政治相分离，在另一个意义上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松动了土壤。
宗教改革运动提倡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圣经，使得认识主体在认识世界时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限。使人类与上帝接触的方式转变为直接接触上帝。对此，马丁路德在教义上做了大量的调整与重新阐释，指出只要人们以 “信靠”（[2]）方式坚定信念，上帝就可以来拯救你。因此，所有的信仰者都有资格担当祭司的身份，而无须借助于教士，普通信徒有权按自己的方式去阅读和解释《圣经》。“这就鼓励了在自然阐释方面的思想独立，就像在《圣经》中解释一样。”([3]，p.85)使得人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认识世界的方式得到了认可，从而使人类在思想上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综上，中世纪的教会借助于政权来行使神权以压抑人类。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之后，人对上帝的认识，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人们不再盲从于教会。上帝不是不可接近，只要人类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因而，人从上帝那里得到了部分的解放，这间接地为解放思想准备了条件，还进一步为科学认识的客体——自然界的认识打下了观念基础。
同时路德的“因信称义”，更进一步坚定了上帝为自然界制定秩序的信心，强化上帝创造的是有条不紊的世界的观念，这种坚定不移的信仰是最根本的。相信一切事物存在并有其固有的规律这个观念，这是可以理解和可以预言的，而这些都成为任何理性和科学活动的基础。（[4]）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进一步增强，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以此为基础，“经验”得到关注与强调。这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认同都埋下了伏笔。进而，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为近代自然科学研究准备了土壤。
二、 自然观的改变对近代科学的影响
中世纪的教义告诉人们应离群索居，远遁尘世，这样才可以获得救赎。而宗教改革运动则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这种态度。《比利时信条》（1561）是一份加尔文派的信条，在低地国家（这些国家尤以植物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著名）特别具有影响力。他宣称，自然界是“我们眼前的一本佳作，在其中一切受造之物，无论大小，都引导我们观摩上帝不可见的事”，这些观念都被皇家学院所接受并采纳。（[[2]]，p.266）所以，加尔文在此暗示宇宙是“上帝荣耀的剧场”，人类在其中是一个心存赞赏的观众，对于受造界的详细辨别可以使人们理解创造者的智慧。这些关于自然界的观念都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认识自然就是认识上帝，成为人类去探索自然界之神秘的宗教动机。按照基督教义，自然界是上帝的创造物，显示了上帝的智慧，“促进对上帝之爱的最好方法就是自然、神恩和天国的荣耀向人们显示上帝的形象，所以首先要加强理解上帝在自然中的体现，从其杰作中看到造物主，并通过对这些杰作的认识和爱升华为对上帝的认识和爱。”（[5],p.375）其实这些观念在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中已然存在，宗教改革的影响在于进一步重申并践行了这一观念，这也成为催生近代自然科学的不容忽视的因素。宗教信仰给人以强大的力量去探索自然界。（[6]，pp.2-3）因而出于对上帝之爱，人类更加热爱自然界，更是勇往直前地为爱献身，为探索自然界的神秘而献身。
其次，宗教改革强化了人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可以得到幸福和快乐的观念。认识自然界可以给人带来内在的精神愉悦，这与科学的精神需求无疑是合拍的。当然，这一定程度上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影响，并在艺术的熏陶之下进一步加强，使得人们由远离与逃遁到亲近与热爱，这是宗教改革运动值得重点关注的转变之一。在这种人文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自然界采取与中世纪完全不同的态度，不再出世潜修，而是入世工作，人投入上帝的怀抱才可以获得快乐，这个怀抱就是大自然。从近代科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也存在着科学家内在的精神需求的满足，或者可以说宗教改革无意中与科学的精神需求达成一致。可见，人文主义者已经在宗教与科学之间打通道路，至少在观念上把人的快乐与为尘世作贡献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重视和尊重对自然界的研究。
最后，宗教改革后形成的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无意中又与科学可以创造物质财富这一功能不谋而合。用默顿的表述是“始料未及”的社会后果。（[7]，pp.894-904）“颂扬上帝”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中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尤其到了十七世纪，这句话已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最终凝结成“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7]，p.456)的社会功利主义观念。宗教改革之后的清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清教对“上帝的颂扬”在现实中被制度压抑成功利主义，为了更好的“颂扬上帝”退却为以功利主义作为指导现实的原则。
在这一点上看来，可以说功利主义的观念，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外部条件。尤其在清教伦理的影响之下，吸引了更多的人去研究自然，从而在宗教的引导下进入科学领域。以牛顿、波义耳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家就认为，与科学相关的“这些世俗活动和科学成就彰显了上帝的伟绩，增进了人性之善”([11],p.314)。“人如果想侍奉神，不是退隐到教堂去作隐士，而应该忠诚而勤奋地做有用的工作”（[8],pp.48-49）对自然的潜心研究成为信徒的一种神圣职责。
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莱布尼兹、牛顿等著名近代科学的开创者都是怀着这种神圣感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的。因为教义告诉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是促进人性之善的，是改变人类在世之命运的。这样看来，清教伦理和科学有着共同的假设与持久的信仰，在神召下更是激发了科学家的工作热情。于是“宗教这种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赞许和认可了科学，并通过强化和传播对科学的兴趣而提高了社会对科学探索者的评价。”([11],p.108)
所以，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之下，认识自然就是认识上帝。人类研究自然界就是在与上帝交流，就是在赞美上帝，就为被拯救增加了一个砝码。认识自然可以给人类带来内在的精神满足与外在的物质财富，强化了人类通过自然界来理解上帝的信念，并付诸实践，这恰恰是对上帝的颂扬。因而，从结果上看，这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功能是不谋而合的，因为科学研究可以给人类带来内在的精神愉悦，同时也为人类带来物质财富。这种投身于现世的积极态度一并成为近代科学产生的思想资源之一。
三、 人性观的嬗变对近代科学的影响
按照中世纪托马斯主义的观点，上帝对人是命定的，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自由，人的灵魂获得拯救不是上帝的直接施恩，而是借助于教皇，并绝对地服从于教皇。于是，人被牢牢地禁锢在教皇的教义与教规之中，不得有任何违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往往成为科学史中宗教对科学产生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宗教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观念。路德的“因信称义”注重的是个人内心对上帝的认知转变，同时对于这种内在的转变必将会引起的外在生活的改变，对此路德是予以肯定的，他说信仰是生活的常青树，上面必然长着爱和智慧的果实。
所以，确定的获救感必然表现为获救的历史进程，其外在表现为生活方式和历史的功绩等事件，进而这些外在事件也可以成为获救的标志，包括：它们是由信仰带来的生活态度的转变引起的；它们是个人积极主动参与生活的结果。（[9],p.590）这成为宗教改革在人性观上嬗变的重要方面。从近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主体——人——的影响亦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层面。下面分别从人的独立意识的觉醒、人的内在精神和人的外在生活三个方面来分析人性的嬗变以及这种嬗变对自然科学的影响。
首先，人的独立意识在文艺复兴的洪流之下被冲刷出来，宗教改革则使其进一步彰显，这为人类树立独立思考的研究意识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教会的权威慢慢地但确实地在人心中削弱了，个人开始表露出独立思考精神。”（同[5]，p.258）个体只要“因信”就可以“称义”，人依赖自己就可以同上帝沟通并获救，信是第一位的，善行是第二位的，信是内容，善行是形式，仅仅依靠形式是无用的，重要的是个人的信心，这是个体自己所能决定的。在宗教上人的意识被唤醒，极大地体现了主体性的唤醒，于是，人们才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做才能被救赎”，但在当时的教会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在人文主义者的“回归本原”的思潮之下，回归到上帝那里去寻求答案，而不再依赖于教会来寻求“我”如何才被救赎的答案。宗教改革运动亦提出“回归本源”的口号，希望重新挖掘“基督教本质”，深度解读作为个体的“我”是如何被救赎的。
其次，宗教改革所引致的由“救赎”向“悔改”的转移，反映了人类对其自我能力的肯定。宗教改革的影响是在人类文化内部的内在的转变，具体到个人是对于人的心灵、人的精神的解放产生着深远影响。人开始在宗教上意识到作为个体的“我”获救的重要性。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平等创造的。“这种自觉意识学说在基督教父理论中得到发展，不仅包括人对自己罪孽的认识，而且作为人在积极与罪孽作斗争中的忏悔”。（[16]，p.317）人的自我意识被唤醒，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汇交下，达成了对人类的自我能力的认同。最后，宗教改革使人们更加向往丰富的物质生活，并诉诸实践，这同时也是科学的外在的功能。可以从每个人对入世工作的个体认知和外在的社会认同两个方面来看。
从内在的个体认知来看，宗教改革运动重新发现了“召命”观念，原来的“呼召”是抛开世界，宗教改革运动则否定这一观念，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不只是得到子民的信心，更加重要的是要子民在生命的范围中表达这种信心，并活出信心。这一观念的传递主要体现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对“圣召”（vocatio）的使用，这个词在今天意味着：“一个此世的事业或活动。”这是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被广泛接纳的观念“基督徒蒙召是在世界中服侍上帝的”（[2]，p.257）。这也恰恰是一些科学家从事对自然界研究的原动力之一。集中体现在对待工作的态度上，宗教改革所倡导的与科学所能够带来的价值合二为一。在当时的史境中，大多数的工作内容与自然界相关。这种工作价值导向所导向的实践即是从事认识自然界等活动，即为他人服务、为社会造福，并获得物质财富。这恰恰也是科学的功能。
从社会的外在认同上来看，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态度与以往明显不同。兰迪诺认为，那些从事社会事务的人当然是为人类带来福利的，但这只是暂时的，而那些致力于探索自然奥秘的人却能为人类造永远的福。他们对公众才是最有利的（[9]，p.84）。所以，科学的实用性让近代科学在宗教占主导的年代得以成长壮大。
综上，宗教改革的影响之下，人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在获得内心的解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卸掉了外在的束缚。在文艺复兴的艺术自由的大潮之下打开人的心扉，文艺复兴的艺术已为其开先河，宗教改革紧随其后，基督教所颂扬的发现人性、尊重人性、改造人性，得到进一步彰显。这也恰恰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宗教反映。
小结
综上，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上帝观的转变，打破了原来在人们头上的铁的神和权的合作，人不再只是匍匐在上帝的脚下，唯唯诺诺地盲从于教会，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见解去解读圣经。这为人性的觉醒准备了外部条件，同时宗教改革为人类自信心的确立从内在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在自然观上，认识自然就是认识上帝，自然界是上帝的杰作，使人们从事自然界的研究更加合法化。认识自然界可以给人类带来内在精神与外在财富的满足。
布克哈特曾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题概括为：“发现世界和发现人”（[ ]，p.311）。宗教改革则内在地重新调整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进一步地从内在发现了人的价值。可见，宗教改革所倡导的基调与自然科学的功能是一致的，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这正是本文所论证的。
在此我们只是侧重于考察近代科学产生起点上宗教改革背景，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曾给予近代科学的冲击和为自然科学提供的人文动力，即使是反面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看，这些临界点上的微调往往会成为系统突变的重要因子。当然，这并不能必然地推出科学与宗教不存在冲突的结论。更不是否认宗教曾给科学的阻力，因为在宗教改革时期，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关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仍然不时呈现出尖锐的冲突，宗教压制科学的事件依旧存在。([20]))与中世纪相比，这个时期由于教派林立，基督新教不同宗派对异端的压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21])但无论如何，宗教改革对近代科学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宗教改革的余响对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是重要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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