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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中国近代西医教育
发布时间: 2019/8/1日    【字体:
作者:孙希磊
关键词:  基督教 中国近代西医教育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新教取得了在华传教的权利。从此,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在“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中起到桥梁的作用。行医与办学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使用的两种十分有效的传教手段。西医得以经传教士之手传播至中国,同时,西医教育也随着教会医院的增多和西医医生需求量的加大而逐渐兴起。其中,由各差会派遣的“医药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身兼“牧师”和“医生”双重身份。行迹所至,施医济药,兴办医院和学校,从此,开了西医教育的先河。
 
至20世纪20年代,迫于形势的压力,教会调整了对华教育战略,随着新的宗教资源和传教团体的介入,给教会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此背景之下,数所颇具规模的教会医学院相继诞生,如:齐鲁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它们以其先进的实验条件、优越的教学科研环境和精良的师资力量,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这些学校无论是在办学理念、教育思想方面,还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面,都具有独到的经验,形成了浓郁的文化积淀,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典范。本文拟就近代以来我国西医教育的发展历程、特点和影响,以及它和基督教会之间、传教士之间的关系,略作一个考察。
 
博济医院与南华医学校
    
在历史上,中西医学之间,各本其源,各行其道,拥有各自独立的医学理论与方法,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判断标准。十六至十七世纪,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带给西医两个重要的影响:人道主义和解剖学。前者促使医生改进疗法,创新医疗器械,使病人在疾病面前不再忍受医治时带来的新痛苦;后者则突破中世纪的桎梏,使近代自然科学之光照耀到医学领域。1543年,比利时人安得鲁斯•萨维里(1514-1563)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人体的构造》,标志着建立在科学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近代西医学的正式诞生。①十七世纪初,显微镜的发明和应用,把医学的基础从人体解剖移往细胞微观生理学与病理学的层次,十八世纪病理学由此起飞。
 
十九世纪,法国的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在细菌学和防疫接种;德国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和鲁道夫•微耳和(Rudolf Virhow,1821-1902)在细胞与病原体研究、细胞生理学与细胞病理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基于科学实验的成果而确信,细胞(cell)是人体构成的基本单位,生理和病变的根本都是系于细胞的机能,必有相应的形态变化可供观察。②之后,西医不断吸收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等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在临床医学、医院制度、护理、医药、公共卫生等方面迅猛发展。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殖民主义的广泛渗透,西方医学伴随着这个过程,开始影响整个世界。而它波及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所凭借的手段,虽然形式上多种多样,其核心因素却总是和宗教的传播息息相关。
 
中国现代医学的形成过程和世界的大环境相类似。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洞开,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西医和学校作为他们布道的辅助手段,传入中国。这两者的结合与互动,促进了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产生。但是,西医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是在中西方之间充满矛盾冲突的异常状态下进行的,鸦片贸易、殖民战争、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的心理投下巨大的阴影。传教士在中国的宗教传播遇到了强烈的抵制和抗争。上至皇室贵族,下到乡绅村妇,无不对基督教充满了仇视和疑惑。频繁发生的几乎遍及全国的“教案”,反映出民众对洋教的激愤情绪。因此, 选择医药和教育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以平息民众和笼络人心,便成为基督教会首选的“最佳”传教良方。
   
中国近代医学及医学教育,始于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1807年,英国伦敦会派遣罗伯特•马里逊(Robert Morison) 来华传教,他最早用“施医赠药”的方式布道传教。1820年他在澳门开设中医诊所,为下层百姓治疗。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参与其中,开设眼科医馆,医务日增,求诊者每天有40人之多。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的5年中,共治愈患者4000多人。③
 
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 1801-1861),1830年受美部会派遣来华传教。他深受马礼逊“医药传教”的影响,呼吁差会派遣更多的传教医生来华。在广州组织四个宗教团体,对新教传播影响重大。其中,“中华医药传教会”的成立,对推动基督教差会更积极地派遣“医务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来华传教影响至为深远。1834年,美国海外布道会首次派遣医药传教士伯驾来华(Pater paker,1804-1888),使西医入华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伯驾是第一个赴华的美国传教医生,他27岁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入神学院接受神学和医学训练,183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华。1835年11月在广州十三行的新豆栏街开设了一所眼科医院(又称新豆栏医局),免费治病。伯驾还收留了几个青年人在医局做助手兼杂务,向他们传授一些简单的医学常识。医院开业后,求医者络绎不绝,在开业后的六个星期中,就有400人前来就诊,开设的第一年,共诊治病人2000多人次。④尤其以医治白内障等眼科或外科病症见长,施以手术可使患者重见光明,这使伯驾的医局深受中国人的信任和欢迎。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因患有疝气病与伯驾有了一段间接的医务来往。为此,伯驾还专门给林则徐建立了一档病历。他还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医学发明,运用到外科手术之中。1846年美国杰克逊(Jackson)和莫顿(Morton)刚发明乙醚麻醉法(ether anaesthesia),1847年伯驾就已经在广州眼科医局使用这项新技术了。⑤
 
因为治疗效果显著,求医者甚多,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任用医生在华传教建议书》的文章,呼吁英美教会派遣传教医生来华。写道:“所有各教派的基督徒们,为了改善中国人俗世的和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这个帝国亿万生灵要求我们的关注。为此让我们学习在他们中间行善,向他们展示奠基于基督教原理的慈善和人道的工作。这样,基督教的传播是它的必然结果。” ⑥
 
1838年2月,裨治文、郭雷枢、伯驾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医药传教会”,在成立宣言中声称:“本文的宗旨,如同在成立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的,是鼓励在中国人中间行医,并将赐予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有的民族情绪的隔墙,……我们呼吁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以及一切往来置于更想望得到的地位上,也可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⑺显然,成立该会的目的是致力于医药和传教的结合,因为医药能够更有效地为传教开辟道路。同时,表明教会利用西方近代科技手段,和医学融合一体,作为传播宗教的重要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其运作方式因效果显著而得以延续;即在西方向各界进行宣传的募捐机制。
 
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华医药传教会”的推动下,西医以更大规模、更系统的传入中国,以五口通商的城市为主,建立医院、编译书籍和传播西医知识。其中,在医药传教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是著名传教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1824-1901)和他创办的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嘉约翰是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s)传教士,1847年毕业于费城杰佛逊医学院。1854年受教会委派来华,在广州眼科医局协助伯驾工作。1855年伯驾出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后,眼科医局由嘉约翰全面负责。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眼科医局毁于战火,1859年,嘉约翰用募集到的捐款在广州另辟新址设立了一家新医院,定名“博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医科完整的教会医院。嘉约翰担任院长44年,直到1899年卸任。不仅在广州设有总院,还在广东的其他地区设立分院,既便于下乡传道,又能沿途施医给药,可谓一举二得。该医院以专治眼科和外科手术最为擅长,曾经成功施行过结石手术、卵巢囊肿切除手术和肿瘤切除手术。
 
据统计,嘉约翰医生在主持博济医院的医务近半个世纪中,他所诊治的门诊病人多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做过外科手术,培养了150名西医人才。⑻1898年,又建立中国近代第一家精神病医院,即“花地医院”,用西医的心理和药物疗法治疗精神病患者。同时,博济医院还兼有刊印医书和编译医学教材的功能。1871年,嘉约翰翻译的系统介绍西药种类、制法、功效及用途的医书《西药略释》,由该院刊行。⑼
 
嘉约翰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开创了西医教育之先河,创办医校,培养西医。 早期阶段,为了医务的需要,传教士往往采取招收中国学徒的方式,传授一些浅显易懂的医学知识,以培养助手为目的。马礼逊、利文斯敦、伯驾等人都曾有过训练华人做医务助手的教学经历。不过,规模很小、没有系统地讲授西医学基础理论,所以,谈不上正规的近代西医教育。据美国医生尼尔(James Boyd Neal)在1879年的调查,当时在华的教会医院中,有39所兼招生徒,其中5所超过10人,其余为2-6人。⑽这种以教会医院为依托、医生兼授生徒、医院兼办学校的做法,被后来的传教差会接受并延续下来,成为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的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办学模式。
 
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即“南华医学校”,始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教会医学校。医校初创时专收男生,1868年只有12名学生,1879年命名为“南华医学校”,1898年,在校学生增加到37人,并首次招收女生,1914年又附设护士学校。开创了中国西医护理教育的先河。孙中山先生曾于1886年入该校学习。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开办,嘉约翰便把部分学生转到该院深造,其中也包括孙中山先生。1917年,该校由基督教博医会接管,1930年并入岭南大学。南华医学校的兴办,标志着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传入中国。这所西医学校的办学特点如下:
 
第一、使用系统的西医学译著和教材。从1859年开始,嘉约翰编写和翻译了大量医学教材和书籍,并运用到临床教学中。他一生共译著西医书籍34部,内容涵盖了医药学的各个方面。在他翻译的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药略释》、《眼科撮要》、《割症全书》、《内科阐微》、《内科全书》、《体用十章》、《病症名目》等。在序言中说到译书的艰苦“盖是书,煞费苦心,不知几经博览,几经细核,而始译成也。⑾
 
英国伦敦差会的传教医生本杰明•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出版的五种医学著作,意义重大。特别是《全体新论》一书,是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人体解剖学的著作,直接挑战中医传统肺腑学说,在中医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西医略论》中,提出中西医学存在本质性差别,蕴涵其中的“西医优胜于中医”的观念非常明显,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较为含蓄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指出:造就合格的西医必须接受良好而严格的训练,现代医术的进步是植根在近代科学发展之上。⑿为了促进各个教会学校的教材使用的规范和系统,187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决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即“益智书会”,到1886年止,共计出版了104种教科书,医学著作占有相当比例。1890年上海举行第二届全国传教士大会时,这个委员会改为“中华教育会”,成为指导整个在华教育的宗教机构。
 
第二、南华医学校的师资由接受过系统西医教育的专业医生担任。主要教师有:嘉约翰、黄宽、关韬等。黄宽是曾经和容闳一起被布朗牧师带回美国的中国近代第一代留学生,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医学院,获医学博士,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医。他长期协助嘉约翰从事西医教育。首次在医学校讲授解剖学。⒀
 
第三、南华医校的学制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全面推行西式的医学教育模式。该校学制原为3年,后延至7年。教学内容有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内科学、外科学、药学、自然科学史、自然哲学等。学校将基础理论教育与临床医学教育结合起来,通过直观教学,加深对人体结构的理解。1867年,建立了标本室。这标志着近代医学实验教学开始进入学校。同时。学校紧密依托医院,以广东常见的地方病,如皮肤病、眼科病、儿科病、结实病等作为临床教学的教学重点。学生毕业时已经能够单独施行外科手术。⒁
 
在嘉约翰任校长期间,南华医学校的毕业生大约有100名,肄业生大约有50名。他们大部分都在广东各地行医开业,或进入国立学校任教。他们对西医的传播和中国医学的近代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所岭南医校─香港西医书院,也是赫赫有名。它成立于1887年,由香港著名律师何启,为纪念亡妻而建立“雅丽氏医院”,同时附设西医书院。其毕业生在1894年香港发生大瘟疫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以高尚的医德和牺牲精神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称赞。
    
二十世纪初社会环境的变动与基督教策略的调整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对基督教的宗教传播和长期以来在华形成的教会利益,构成强烈的挑战,这些都促使基督教差会进行策略上的调整与变化,以更加适应中国社会。而教会策略的变化,加上西方国家出现新的宗教传播运动,由此带来新的方式与途径,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教会在中国从事的各项事业:如教会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等等。同时,这种新变化进一步推动了20世纪初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义和团运动虽然使外国在华的教会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基督教差会的态度仍然非常明确。认为要避免义和团那样的大规模反帝斗争不再重演,“唯一根治的办法是迅速传播基督教”。⒂美国国内的17个重要基督教差会负责人于1900年9月21日在纽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不撤退在华传教士,一旦局势好转,迅速恢复在华的传教事业,并加派传教士前往中国,扩展教会的势力。“正如印度1857年发生叛乱之后,传教士事业出现了一个最成功的纪元那样,中国在1900年发生义和团骚乱之后,也必将出现一个新时期。”要求差会“等待形势的发展,准备及早恢复工作,看管与重建差会产业”,希望“明年将能有大批新的传教士到中国去,正在神学院受训的青年应当鼓励他们申请这项任命。”⒃
 
同时,他们也在总结和反思,吸取这次事件的惨痛教训,改弦易辙,对传教策略做出大幅度的调整:
 
一是处理好教会与教民之间、教会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与诉讼纠纷,尽力避免直接插手和干预地方政治与司法事务。如1903年,《教务杂志》转载了英国公使萨托发给各地差会的训令,严禁传教士到官府替教徒申述。而要通过领事官员与中国当局交涉。
 
二是加强基督教差会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基督教差会在组织上和天主教有很大的不同,各差会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各自划分传教区域,在行政上、经济上都是独立行事。办学规模小且资源分散。进入20世纪后,各差会意识到分散行动并不利于教会势力的整体扩展。程湘帆曾指出“基督教在中国办理教育已经九十多年了。这几十年中的建设与扩张,大是大极了,但就教育行政中之效率与经济的原则看起来,却有许多不圆满的地方。最坏的是各派教会,各办各的学校,没有统筹全国的机构”⒄所以,以联合和协作经营传教活动的新方式便开始得到各派的认同。尤其是表现在合办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方面。“中华教育会”显得更加活跃,在发展教会学校、制定教育政策等起到主导作用。1902年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年会,呼吁各教会学校扩充资源、扩大招生、增加预算、聘请更多的教员。为此,潘慎文起草了一份《向国外差会请求派遣有训练的教育家来华工作呼吁书》。
 
1907年,基督教举行了对华传教百年纪念大会,决定统一进行传教调查,以制定计划。1912年,将“中华教育会”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全国设8个分会。1913年,经穆德的倡议,成立基督教核心机构“中华续行委办会”。初步形成了教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机制。192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共有70多个在华差会参加。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会议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布中国传教调查书《中华归主》,这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传教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基督教做出联合与协作的决策,直接影响和推动了20世纪初期教会学校之间组合与合并趋势的出现。在这期间,逐步形成了十四所著名的教会大学。
 
为何会造成基督教新的传教高潮呢?重要原因有二个:其一,起源于美国校园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 和“基督教青年会”的世俗化传教趋势。这两种运动逐渐的彼此融合,为基督教向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渗透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这一因素对中国出现多所近代化医学院校,影响深远。
 
首先,在20世纪基督教新教的传教事业中,青年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最初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1821-1905)于1844年创立。是具有改良社会性质的宗教组织。迅速风靡北美。逐渐发展成以提倡道德教育为宗旨的新教社会机构。1889年,青年会组成“北美协会”,并得到美国大资本集团的财政支持,向亚非和拉美的广大地区传播基督教。据1906年的报告统计,美国大财团对青年会的投资就已经达到3500万美元,每年还负担日常性经费500万美元。⒅
 
1895年北美协会首次派遣牧师来华开展活动。但真正得到迅猛发展的关键,是总干事穆德于1896年的来华。“他差不多访问了中国一切的高等教育机关”⒆1901年募集到大批捐款后,穆德决定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会所,1912年,青年会总部命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全国有25处分会、会员11300人、教会学校105处、学生3876人。
 
其次,美国大学校园兴起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也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穆德也创立者和活动家。他其实并不是传教士,但却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最积极的组织者。他1888年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后,就从事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到美国各大学进行演讲,发起组织“学生海外宣教志愿服务队”(Student Volunteer Band For Foreign Missions)。提出“要在这一代将福音传播天下”的口号。到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达到6200多名,司徒雷登、赖德烈、卜凯等一大批著名传教士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听了演讲受到感染而签名的。1886年至1918年,通过这个“志愿传教运动”派往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共达8000多名,其中2500多名被派到中国,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批传教士无论是在知识结构上,还是专业训练方面,都和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有很大的区别:即不是以神学院培养的专职牧师为主,而是有各个学科背景的现代大学毕业生为主。具备这样素质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无论在传教、办教育、办医院,还是从事社会改良活动,其优势是极其明显的。“与其说是牧师,不如说是教育家”。⒇这也正是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新教势力大为膨胀、出现一批高水平的教会大学和医学院的一个重要背景。
 
其二,在此过程中,美国大财团开始以“基金会”的形式投入宗教资助,支持海外的宗教传播。
 
美国大财团给予青年会及“志愿传教运动”经济上支持,甚至接管教会学校。这对中国的医学教育影响重大。1910年10月20日,在穆德的斡旋下,美国总统塔夫托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青年会世界发展计划会议”。邀请美国政界商界要人出席。穆德提出了向亚洲和拉美国家扩展基督教事业的计划和预算,希望募集150万美元,用于在10个国家建立49个会所,有8个建在中国,计划每年派遣50名干事。当场就得到美国财界2/3数额的认领。在次之前,洛克菲勒财团已经承担了54万美元的捐款。(21)值得注意的是,洛氏财团投资的重点,很早就放在资助医疗方面。如:1901年出资建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1909年资助美国南方及中美洲地区开展黄热病和钩虫病的治疗和防治项目。他还赞助美国几所著名的医学院:如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开展医学研究。所以,正是渊源这样的经历,1914年,洛氏财团决定在北京投资建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即“协和医学院”,是很顺理成章的。(22)
    
四种不同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教会医学院
    
进入20世纪以后,医疗卫生在传教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加突出。教会认识到“基督教传道,多借医术之援助;盖鼓吹中国人崇拜基督教,必以施外国医术之利益,为引入教门之妙策,因而欲为将来之牧师或传道师者,不可不身兼医生;故对于中国青年传播基督教,同时授之医术,即以之将来传道之任;而教会对于医学教育所以不惜投巨资植势力者,实以此也。”(23)据1938年出版的《基督教差会世界统计》显示,在华英美教会办的医院有300所、病床21000张、小型诊所达600处。(24)1912年,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又联合其他5个教会组织,成立了“卫生教育协进会”。介绍西方预防免疫学和“公共卫生”的理念;另外,扩展原规模较小的、且分属于不同教会的医学校,“从来各教会各以独立经营医校,因而规模甚小;自受外国政府之刺激,如德日英等皆有国立或准国立医校,及中国政府对于医学觉醒之结果,前之小规模医校不足以引起中国人之注意,且学校设备及学科程度,较诸外邦大有逊色。各教会有鉴于此,乃渐舍小异而就大同,以促进各教会联合经营之倾向。”(25)
 
各教会开始了联合行动。逐步形成14所教会大学。其中,设有医学院的有6所。即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0年)、长沙湘雅医学院(191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广东岭南大学医学院(1916年)、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1931年)经过合并重组,教育资源得以整合,学校规模逐步扩大,世俗化与本土化的趋势进一步明显。
 
教会医学院可分为以下四种发展模式:
 
第一, 单独由一个差会主办: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是美国圣公会独家经营。1880年由牧师文恒理(H•W•Boon)设立医科,附属于圣公会开设的上海虹口医院内。开始发展缓慢,1918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扩充校园,成立科学馆,增添设备,成为教会大学中医学教育最为悠久、学制长、淘汰率高而著称的学校。
 
第二, 二个或二个以上差会联合主办:如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分别由美、英和加拿大差会联合建立;齐鲁大学是由11个美、英、加拿大差会设立的。
 
第三, 由“海外志愿传教运动”和中国地方团体联合主办:如长沙湘雅医学院由“耶鲁海外宣教团”组织的“耶鲁大学中国差传会”(Yale Mission in China ),即“雅礼学会”(Yale-in-China)发起组织的。1903年6月,选择长沙作为耶鲁在中国传教的据点,从事教育和医疗的工作。1907年,胡美医生(Dr Edward Hume)创办长沙雅礼医院,1914年,和“湖南育群学会”协商,双方签定协议,共同创办湘雅医学院(Hsiang Ya school of medicine)。教会提供医疗、教育以及科研等方面支持。湘雅医学院成为30年代中国著名的高等医学院,培养了如张孝谦等著名的医学专家。
 
第四, 美国财团以基金会的形式接管教会学校,投资建设而形成新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最初是伦敦会、公理会、长老会等6个教会于1906年建立的,原名“协和医学堂”,创始人是英国的科克伦医生。学制短、规模小,只招收男生,附属医院仅有病床80张。第一次世界爆发后,教会无力维持医校的运行,决定转让给财大气粗的洛克菲勒财团。(26)1908年-1909年,美国洛氏财团派员调查中国教育状况,决定与6个基督教差会合作,兴办医学教育,1915年,成立“洛克菲勒医社”负责筹建新的医学院。1921年,新校址庞大建筑群竣工,并正式开学。经过十余年的建设,30年代发展为一所规模较大、设备先进、医术精湛、具有国际水准的医学院。
 
据此,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成功范例为代表,标志着教会与资本财团相结合,使中国近代医学教育步入一个新阶段。
 
其一,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即“高起点、高标准”。洛克菲勒财团先后三次组织专家对中国医学教育状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确定了清晰的思路和主张,并成立了著名的“罗氏基金会驻华医社”作为在华总部,管理资金运转和事务性工作。具体内容有:1、对过去的教会医学校进行了客观的评估。指出1900年以前的医校在经费、设备、条件和教学人员方面都存在不足,跟不上世界医学发展的水平。2、为避免分散精力,选择北京和上海办一所医学院(后集中力量在北京办学)。办高标准的学校,培养中国需要的医学人才,并在中国医界起领导作用。3、学校及附属医院的援助包括:中外医生的薪金补助;聘请外国护士和总务长费用;增添医疗设备;化验室和图书馆费用;护士的培养;进修医生的工资;聘请专家讲座;送教会医院人员到国外进修等。后来,这些方法不仅在协和实行过,而且扩展到其他教会医学院。(27)
 
其二,协和医学院深受美国医学教育改革浪潮的影响。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医学教育界兴起了一股强大的改革浪潮。以哈佛医学院和约翰•霍布金斯医学院为核心,以佛莱克斯纳所提出的建议为基础,形成新的医学教育思想:1、医学院要和综合大学相结合,以提供学生掌握自然科学的环境和条件;2、学生入医学院学习前要先学习物理、化学和生物学;3、要有良好的专业师资,要有进行科学实验的能力;4、要有附属教学医院和教学实验条件。这一思想迅速被美国各大学接受。协和医学院正是在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影响下,以约翰•霍布金斯医学院为榜样而创办的。协和医学院主要专家和师资,多出自该大学。
 
其三,为强化医科学生自然科学的基础训练,“转出与转入”并举。借其他教会大学的资源,优势互补,“借鸡下蛋”,形成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与优势,即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的训练。在8年学制中,有3年的“医学预科”阶段,是打基础阶段。1917年-1925年期间,协和自办预科,招收了8届预科生,聘请物理学家斯蒂佛勒博士为预科主任。同时,“罗氏医社”(后称为“中华医学基金会”)给予国内其他教会大学以资助,加强与医科有关的基础学科建设。如物理、化学、生物。预科停办后,凡升入本科的医科生,必须接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创办初期,还将未经过预科训练的学生转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这种“厚基础、宽口径”的方式就可以保障医学专业学生在基础理论方面拥有扎实的基本功,为日后临床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尽管只建成一所医学院,但是,“罗氏医社”通过投入援助的方式,带动基础科学的发展。
 
形成了这样的模式:以协和医学院为“轴心”和“塔尖”,以燕京、齐鲁、东吴等理科为“基础平台”和优质生源的“基地”,以保证医学人才的宽厚基础。其他医学院也从中获益。例如:济南共和医道学堂是英国浸礼会1907年建立的,洛氏基金的投入加快了其发展。1917年,发展成齐鲁大学医学院。在此期间,在中华博医会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斡旋下,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校、北京华北女医校三校又并入齐鲁医学院,使医学院实力大增。30年代成为享有很高声誉的现代医学院。
 
其四,医学院的三个基地:即教学、科研、进修。协和走的是“精英化”的教育路径。即质量取胜而反对数量扩张。招生以25人为限,最多不超过30人。其理论依据是:解决人口大国的医疗,不能单纯依靠医学院的毕业生,要建立一套良好的基层卫生组织,开展城乡的公共卫生运动来解决。医学院是培养各级医院的骨干人才。即使所有医学院都扩大招生,也不能在100年内达到现代国家的医生要求。(28)按照这样的办学理念,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教学上,强调启发式而非灌输式,授课时间较短,注重实验室和临床教学。每周一次临床病理研讨会,师生共同讨论。在11年-12年的“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经过经验的积累,才能成为医学的专家。
 
科研上,以“宽口径”为特色:如发现“北京人”猿人头盖骨的研究,就是协和解剖学教授取得的巨大成果,轰动了世界学术界。麻黄素、软骨病、钙磷代谢、疟疾、血吸虫病、斑疹伤寒、黑热病等方面,都在国内遥遥领先。(29)洛克菲勒二世说道:“一个医学校应怀有科学研究的精神,为提高医学知识作好准备,有了有兴趣和有能力作出科学研究成果的教师,不仅能够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而且能够进行并促进科研研究,在他们周围还会有深造的学生和专门人才,通过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反过来又为教师、科学和学校增加了名誉。”(30)
 
从洛氏基金会接办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该校虽然不再归属教会管理,但仍然保留基督教精神的教育,传教士的影响也并未结束,医学院新的董事会由6个教会分别派1名代表参加,与罗氏医社7名代表共同组成。(31)
 
评价和影响的分析
 
相对中医中药而言,西医的疗效普遍较为明显和快速,尤其在中医不甚擅长的外科、眼科等领域具有的独特治疗优势和效果更为突出,所以,逐渐赢得了中国民众对西医的信任,大大降低了对基督教的强烈抵触和排斥情绪。基督教最先在医学领域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席位”,医学传教因而被各传教差会视为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最佳途径之一。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教会医院的数量和规模进一步扩大。据《中华归主》统计,1920年中国教会医院总数为246所;另据《基督教差会世界统计》,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教会医院共有300所,病床为21000张,另有小型诊所600处,几乎遍及中国的城乡。(32)
 
这样,医疗作为一种现代职业从传教活动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医疗体系。教会医院的传教功能必然逐渐趋于淡化,促使其向精神的层面发展,而脱离对物质层面的管理。对医生、护士的职业化本土化的现实要求日益显著,这些,都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医学教育体系的完善产生重要的影响。西医学校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构成中国近代教育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通过教会医学教育机构,培养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西医人才。例如,嘉约翰主持的南华医学校,毕业生有100多人,肄业生有50多名。他们大多在广东各地行医,对华南地区西医的传播起到重要开创作用。(33)再如,华西协和大学共培养了35届毕业生(1915-1950),有2077人,其中牙医学院有579人;(34)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开办到被日军占领为止,共培养了医科毕业生318名,高级护士168名,进修医生2000余名。(35)其中,有一批人成为国内著名的医学专家。据〈当代中国医学家荟萃〉统计,入选的教会医学院毕业生有:北京协和医学院76人、华西协和医学院21人,长沙缃雅医学院18人、山东齐鲁医学院16人、福建协和大学医学院2人。(36)
 
第二,教会医学院不仅培养普通医科人才,而且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优势医科专业。例如,华西协和医学院的牙科医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的先河。牙科创办人为加拿大牙科医生林则(A•W•Lindsay)博士,他于1907年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来成都,先办了一所牙科诊所很快就名声大震,1917年,华西协和大学设立牙医学院,他担任院长。他还是下颌神经直接阻滞麻醉法的创始人,在临床治疗中广泛应用。华西协和的牙科因为在中国开办最早、医术精湛,被当时誉为“远东第一”。1943年,国民政府委托牙医院草拟全国牙科教育的长远规划。1946年,该院创办〈华西牙医学〉杂志,以中英文版在国内外发行。(37)
 
第三,教会医学院培养和开展公共卫生教育以及近代护理教育。北京协和医学院设立公共卫生系,聘请美国兰安生教授主持。将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视同等地位加以重视。设立“北平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划出北平城“内一区”为卫生示范区。建立辖区内10万人口规模的三级医疗保健网,包括:地段保健、社区门诊、学校卫生,形成覆盖面广的城市卫生预防系统。还深入家庭和街道,进行预防接种、妇幼保健、疾病治疗、信息统计等工作,对城市基层传染病的预防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还派出医生,在河北定县实验区建立了农村三级医疗网。(38)
 
总之,基督教的医学教育,输入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培养了中国最早期的一批西医人才,无论在推动近代医学的发展与进步,还是在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方面,都是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的。
    
注释:略。
 
转自圣经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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