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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宫佛教舍利与钱币供养——以法门寺地宫为例
发布时间: 2019/8/29日    【字体:
作者:张正雄 姚皓杰 陈锦航
关键词:  金钱铺地 舍利 玳瑁开元通宝 供养  
 
 
摘要:本文首先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三类钱币进行了介绍,并指出法门寺地宫中的金钱铺地现象具有封闭仪式和供养两个属性,进而分析了两类钱币供养舍利的类型,认为中国舍利地宫中的金钱铺地现象是从舍利容器中放置金银币现象演变而来的。
 
在李唐王朝最后一次封闭法门寺地宫时,有大批珍贵器物作为供养品被放置在地宫中,在1987年法门寺地宫被人们重新发掘之后,很多研究者的目光聚焦在地宫中出土的宫廷金银器、伊斯兰风格的琉璃器、绝世珍品秘色瓷等器物上,而对地宫中发现的2万余枚钱币的关注相对较少。实际上这点对我们深入解读唐代佛教文化、政教关系、货币政策、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价值应值得重视。
 
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印度,佛教舍利与钱币经常在考古活动中被一同发现。古代中国与古印度不同的是,古印度将金银币一同放入舍利容器中,这与佛教的七宝供养相符;而到了古代中国,则发现的是中国本土的铜币、通宝之类,其中比较特别是法门寺地宫中的金钱铺地现象。有学者研究指出,这一现象代表了舍利供养的中国化——以中国独创的方式供养舍利,那么对这种现象是否还有其他的解释?
 
一、地宫钱币分布情况
 
法门寺地宫出土铜币2万多枚,多散撒于地宫踏步台阶及前、中、后室地面,少量盛于出土之宝函内。计有“半两”、“五铢”、“货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会昌开元”等30余种,仅“会昌开元”就有“京”、“润”、“舆”“洛”、“洪”、“昌”、“蓝”、“鄂”、“兖”、“平”、“粱”、“宣”、“襄”、“越”、“潭”、“梓”、“廣”等17种。有些铜币还有供奉者的墨书题名。
 
地宫钱币分布情况如下:一是踏步漫道、平台和隧道中的钱币均匀散落在地面上,是最主要的供养物;二是前室东北角的唐开元二十九年石函内,有153枚开元通宝铜钱;三是后室素面银灯内放置13枚由玳瑁制成的“开元通宝”,极为独特。
 
唐玳瑁开元通宝共13枚,以玳瑁磨制雕凿而成,较通用钱币形制稍大。造型外圆内方,面、背皆有内外廓,外廓较宽而厚,但仍透明。12枚钱文减地阴刻出“开元通宝”四字,另有一枚阴刻莲瓣式花纹。出土时,13枚均无使用痕迹。
 
开元二十九年石函,汉白玉质,由盝顶盖与长方形函体组成。函内有凹槽,出土时函内置放佛幡和“开元通宝”铜钱等。
 
图1:玳瑁开元通宝            图2:开元二十九年石函中的开元通宝
 
进入地宫,在中室放置佛指舍利的灵帐的汉白玉双檐彩绘灵帐底座地上,同样铺满了铜钱。秘龛内装有佛指舍利的五重宝函,四周也由钱币环绕。
 
二、法门寺地宫钱币供养的特点
 
法门寺地宫中的钱币具有供养涵义。“供养”在佛教中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佛的供养,人们以珍宝、饮食、卧具、汤药、灯具、花、香、果、幡盖等供奉于佛,以求福报;二是对僧侣的供养,僧人因为要摒弃红尘烦扰静心修行,难以自谋生活用品,所以需要信众的供养。帮助僧人修行也可为供养者积累功德。法门寺是唐代宫廷道场,在唐代绝大多数皇帝心中其宗教地位十分重要。其供养的对象主要为佛祖(佛祖舍利)。这从地宫中出土的捧真身菩萨可见一斑,在鎏金银质捧真身菩萨手持的荷叶形托盘上有一块刻有发愿文的牌匾,上面的文字是:“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
 
唐懿宗晚年为迎奉真身舍利专造此菩萨像,托盘本是放置真身舍利的,因而“永为供养,主要是供养佛祖真身(舍利是佛身的象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皇帝供养佛祖时怀着虔诚的心愿——渴望佛祖保佑自己健康长寿、儿孙满堂、万邦臣服、四海升平。换句话说,皇帝虔诚的供养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法门寺在唐代属于皇家寺院,对法门寺真身舍利的虔诚供养在当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心中与唐王朝的国运息息相关。
 
钱币作为一种供养品,具有久远历史。佛祖释迦牟尼生前的居所——祇洹精舍的故事开启了钱币供养(财富供养)之先河。祇洹精舍所在地本为波斯匿王的太子逝多的园林,舍卫城的长者给孤独(波斯匿王的主藏吏别号须达)欲购其地以建精舍献予佛陀,乃依太子所提条件,以金钱布满园中之地,太子感其诚心,遂施园中所有林木,两人合建精舍,祇洹精舍是佛陀生活传法的重要场所。“金钱布地”因此成为佛之居所的视觉特征。法门寺地宫同样为佛(佛骨舍利)之居所,故而钱币布地有庄严佛之居所这一涵义。
 
法门寺地宫的钱币供养也有呈现出了一些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铜钱数量较为庞大。法门寺地宫出土铜币2万多枚,这一数目在目前的同类考古发现中高居首位。
 
图3:法门寺地宫踏步漫道与平台上的铜钱
 
(二)钱币种类多样,涉及的历史朝代较多。比如秦半两、汉五铢、新莽的多种货币、隋五铢以及唐朝各个时期的货币。其中,唐代货币的比例最大。这些钱币既然是以唐王朝的名义在非常严肃的大型法会中供养给舍利的,那么为什么不选用清一色的当朝货币来供养?李唐皇室若想做到这点应该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想要有意突出货币的跨时代特点。联系到一些民间宗教的装脏仪式中会有意选用一些旧日历的作法,以及南京报恩寺等地出土的舍利函中的钱币也有很强跨时代性的特点,我们认为供佛钱币的跨代性是一种宗教仪轨,钱币时代的久远与连贯更能突出供佛的严肃与虔诚,以此更易求得大福报。
 
(三)珍贵的玳瑁开元通宝。这批玳瑁钱是专为佛教供养特别制作的。唐代皇室用玳瑁制作的钱币为我国考古发掘所罕见,具有施财、供奉、吉祥之意。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为珍贵的古代货币品类之一。玳瑁是一种珍贵的海洋生物,当时由沿海一带的地方官负责进贡给朝廷,唐皇室命人将其专门打造成当朝钱币的样式来供奉舍利。这种稀有而珍贵的币种不为流通、不为赏赐王公大臣而专为佛舍利打造,一方面可以看出唐王室对供养舍利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供佛者本身的崇高地位,这与普通百姓的供养形成鲜明对照。唐代就有制作花钱的情况,纯金开元通宝与玳瑁开元通宝类似,都不是流通货币,而多数花钱是用来赏赐功臣贵族供其把玩的物品,玳瑁开元通宝在法门寺地宫里却成为了供佛宝物。
 
图4:纯金开元通宝
三、中国佛教地宫中钱币类型的分析
 
(一)舍利容器中的钱币
 
 目前发现的在舍利容器中供养佛舍利的钱币实例并非只有法门寺一处。例如:1836年英国人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在阿富汗瓦尔达克省(Wardak),发现了1件带有铭文的铜质舍利瓶,根据瓶身上佉卢文的描述,这件舍利瓶的年代为公元51年。瓶中有佛骨舍利,舍利瓶内有66枚钱币,这些钱币的时代涵盖了阎膏珍(Vima Kadphises)、迦腻色伽一世和胡毗色迦(Huvishka)三位国王治下的贵霜王朝,时间大致从公元95年至190年。隋朝使用大业石函安放舍利,也在其中发现了少量钱币。
 
图5:阿富汗地区出土的舍利容器及伴出的供养物品
 
可以看出,在舍利容器中放置的钱币具有跨地域、跨国度、跨朝代的特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舍利容器中放置钱币的方式是受到古印度的影响,到中国发生了变化,中国用石函、石制地宫在塔下安放舍利,是一种永久安放,而古印度的舍利容器多为非永久安放,要有一定移动性,方便性。另外,容器及钱币的材质也发生了变化,用石函、铜币、代替了金银容器和金银币,在石函之内又用金银函盛放舍利(嵌套方式),钱币不与舍利在同一空间,所以石函与铜钱币成为舍利最外层的设置。通过这一点,可以反推出法门寺地宫中唐开元二十九年石函也可能是唐代的舍利容器,虽然出土时其内部并没有舍利,仅有钱币和经幡,而其内部原本应该还有一个金银材质的舍利容器在其中。
 
(二)金钱铺地用的钱币
 
地宫中金钱铺地的现象相对比较少见,这种情况一般会用到大量钱币,而且钱币的时代跨度较大,并非仅仅使用当朝的钱币。为何会出现金钱铺地与多朝代钱币共显这两种现象?
 
对于多朝钱币在地宫中共显的现象的理解前文已经提及一种可能——即有意强调时代的连贯性进而凸显仪式的严肃和供养的虔诚。那么除此之外会不会有其他可能的情况呢?
 
法门寺地宫中的佛指舍利由于是皇家供养、皇家主办,所以会有极其盛大的舍利安放仪式。如果舍利安放仪式是皇家垄断的,那么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唐代之前的钱币可能说明中国古代的钱币收藏实践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来皇家更为强调使用本朝钱币,多朝代的钱币出现可以说明唐代皇室及其大臣有意无意保留了一部分前朝的货币,因为这些钱币在本朝已经具有稀缺性,所以用在安放舍利这样的重大仪式中。
 
另一种情况则可能是当时将舍利从长安送还法门寺的途中,有百姓自发前来迎接安放舍利的队伍,沿途百姓可能供养很多钱币,其中一些钱币是前朝货币(古代在民间少量使用前朝货币的情况始终存在),负责安放舍利的官员将钱币收集起来,放在了地宫之中,边封闭边撒,具有一种仪式性。
 
从印度等地出土的舍利函来看,供养舍利的钱币基本在函内,因而在地宫中进行金钱铺地往往被认为是中国的独创,实际上我们可以按照舍利容器中的钱币放置情况来推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如果将地宫视为一个放大的舍利石函空间,也就是大型石函,石函内的周围空间是要放置钱币的。由此来看,金钱铺地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创的舍利供养仪式,而是逐渐从舍利容器中放置钱币这一类型演变而来的,同时又是封闭地宫仪式的一部分,这也间接说明了地宫中安放舍利仪式之隆重。后来在时代较晚的其它佛教地宫中也发现了钱币,说明地宫中撒钱币的仪式在法门寺地宫之后得到了延续。这点由下面的一些考古实例中即可看出:
 
上海松江方塔灵巧的石函盖上,旁边还散落了几十枚铜钱。
 
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中间放置铁函,铁函的底板下面放置大量铜钱,铁函与四周砖壁的空隙间,有铜钱、铜镜等,它们大多放置在铁函的须弥座上。
 
河南登封市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出土铜钱30枚,均为“开元通宝”。其中地官内出土4枚,有两枚放置在官室东壁的小台面上,剩余的均出土于踏道填土内。
 
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出土铜钱共400余枚。发现于石函、甬道各处。时代自汉至北宋庆历年间(辽重熙十二年以前),北宋钱居多,唐开元通宝钱次之,辽钱未见;南京大报恩寺塔基地宫出土铜钱初步清点有6000余枚,是地宫瘗藏最多的供养物品。以方孔圆钱为主,其中时代最早的为秦“半两”,最晚的为宋真宗“祥符元宝”,数量最多的是“开元通宝”,并发现有多种花钱和其他特殊钱币;陕西周至八云塔地宫出土铜钱,一是夹杂在地宫甬道和甬道南端的封门砖之中;二是出土于地宫上室的南壁与上室底之间;上海松江圣教寺塔地宫出土铜钱186枚。地宫顶部填砖中2枚:一为祥符元宝,一为咸平通宝。石函盖上有41枚;漆盒内有99枚,全部是唐开元通宝;地宫底面上有46枚。
 
这些实例足以证明唐之后,金钱铺地显现的延续性,以及法门寺作为唐代皇家寺院在宗教仪轨上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③徐胭胭.析唐法门寺地宫“金钱布地”现象[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5).17-32.
②姜捷主编.法门寺珍宝[M].三秦出版社,2014.
④高西省.法门寺出土的玳瑁开元通宝[J].文博,1993(04),74-77.
⑤戴建兵.中国货币文化史[M].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⑥李发良.法门寺志[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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