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实施近三年之际，社会各界仍然对该法存在诸多疑问，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即是“什么是慈善”。诚然，对于慈善的界定无疑是慈善立法所应解决的首要问题，如果无法在规范层面准确地界定慈善，那么也就无法在实践层面精准地界分慈善。事实上，人们对此问题可能会通过列举的方式给出各种回答，诸如慈善就是向贫困群众施以援手，为促进教育提供资助，以及为保护环境贡献力量等等。这些回答固然正确，但从概念界定的角度来说却略显不足，尤其是其无法回答现象背后更为复杂的问题：为何上述这些目的不同、差异明显的活动都能被称之为“慈善”?换言之，上述这些活动表面虽然具有差异性，但其背后却又具有某种共同性。
那么，慈善活动背后的共同性究竟是什么呢?一般认为，所有的慈善活动都具有利他性，诸如接济流浪者、抚慰残疾人、帮助老年人等，而利他性也将慈善与具有利己性的商业活动区分开来。但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慈善与利他等同，毕竟有些利他性活动并不属于慈善活动。比如，当我们无偿地帮助亲友时，这种行为具有利他性却又难以视为是慈善。更重要的是，慈善来源于人们无偿捐赠的财产和时间，但在国家和人民尚不富裕、捐赠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慈善活动根据利他范围的不同又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慈善活动是以特定的个人或少数人为受益人，典型的如接济乞讨者;另一类则是以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所有人为受益人，典型的如为贫困地区修路。那么，我们又应当鼓励哪种慈善活动呢?
显然，慈善法选择鼓励后者。根据该法第3条的规定，慈善活动是以捐赠财产或提供服务的形式自愿开展的公益活动，而此处的“公益”二字则被赋予了特殊的意涵，具体来说，其在慈善法上至少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慈善活动应当具有公共性，即应当以不特定的人为对象，其既可以以某类人为受益人，如资助失去父母的孤儿，也可以以所有人为受益人，如捐资改善生态环境，换言之，慈善法所调整的慈善活动不以特定个人或少数人为对象;第二，慈善活动应当具有有益性，即慈善活动应当在客观上产生有益于不特定对象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应当与其开展前所设定之慈善目的相符，诸如某项慈善活动以救助孤寡老人为目的开展，就应当帮助这些长者，而不能转而去救助孤儿等其他群体。由此，慈善法基于公益性标准不仅阐明了慈善活动背后的共同性，也对其所调整的慈善活动予以明确。
事实上，慈善法不仅将调整的范围限定在具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之中，且还相应赋予其税收减免等特权。究其原因在于，首先，从效率角度来说，以不特定人为对象的慈善活动，不仅能够在慈善捐赠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救助更多需要帮助之人，且能够通过甄别以选择救助其中最需要帮助之人，提高慈善捐赠的使用效率。其次，从功效角度来说，就慈善组织所开展的诸如救济贫困、促进教育、保护环境等活动而言，上述活动同样属于政府所应承担或提供的公共福利之范畴。在此意义上，如果慈善活动已经部分提供了政府本应承担或提供的公共福利，那么政府就应当部分免征用以提供公共福利的税收，毕竟政府提供公共福利有赖于通过税收征缴的方式筹措资金，这也正是政府赋予公益性慈善活动以税收减免等特权的理由，更是其应当积极鼓励公益性慈善活动开展的原因。
据此，慈善法以是否具有公益性为标准将慈善活动一分为二，并着重鼓励和保障那些具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无疑具有积小善以行大善之意。与之相应的是，鼓励行大善也有助于政府予以监管，事实上，慈善法为确保公益性慈善活动开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相应构建了一整套以民政部门为核心的监督机制，并涵盖了从慈善组织到慈善捐赠、慈善募捐、慈善信托和慈善服务等活动，尤其是对网络慈善募捐等当下新兴的慈善活动模式也予以回应，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监督体系，为依法行善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法所调整的慈善活动虽然限定在具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领域，但并不意味那些不具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就无法开展，更不意味着它们处于法外之地。诸如争议颇大的“罗尔事件”等个人救助问题，仍然受到民法等相关法律的调整。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不属于慈善法调整的慈善活动，由于缺乏监督而容易产生如募捐人身份不详或情况不实、捐赠使用不当或余额处理不明，乃至募捐诈骗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导其被纳入公益性的慈善活动之中，由慈善组织更为精准地开展资金筹集和监管资金使用，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寻求救助之人的切身需要，也相应将慈善法调整之外的慈善纳入监督范围之内，无疑有助于慈善事业更为健康、有序地发展。
由此，当我们要回答“什么是慈善”这一问题时，必须意识到慈善法所调整和促进的慈善活动并非所有慈善活动，而如果要进一步对前者范畴内的慈善予以界定，那么我们可以大致如此回答——慈善，意指以具有公益性的慈善目的为导向、以不特定的受益人为对象的活动。
转自公益慈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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