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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发布时间: 2019/11/7日    【字体:
作者:伊恩•布莱克
关键词:  阿拉伯人 犹太人 巴勒斯坦 以色列  
 
 
我们的移民将来到这个不管叫什么的废墟,你听我说,他们会占领这块土地并在这里劳作,然后这里会变得美好。——伊扎尔·斯米兰斯基
 
第一枪
 
1947 年11 月30 日的那个星期天,一群武装阿拉伯人在锡尔金村(Kfar Sirkin)伏击了一辆自内坦亚(Netanya)开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客车,造成5 名乘客死亡。这一事件发生在联合国投票决定巴勒斯坦实行分治几小时后,通常被认为是以色列独立战争和巴勒斯坦人纳克巴或说“浩劫”的开端。据称肇事者是由于排外和犯罪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民族的”原因行事的,但是当时这种区别被忽略或无视了,而且自那时起就被遗忘了。当天晚些时候,一辆从哈代拉出发的客车也在路上遭到袭击,导致一名犹太人死亡,数人受伤。另一些袭击则表明,复仇和反复仇的加速循环驱动下的冲突已全面爆发。
 
12 月13 日,一名十几岁的巴勒斯坦男孩惊恐地看着一辆黑色汽车停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外,“车上的人将两个引线正在燃烧的汽缸滚进了乱哄哄的人群”,造成20 人身亡。两周后,地下组织莱希—英军口中的“斯特恩帮”—袭击了里夫塔的一家咖啡馆,杀死6 人。12 月30 日,伊尔贡向海法石化炼油厂外的一群阿拉伯工人投掷手榴弹,造成11 人死亡,而这家炼油厂曾因其跨社区工会合作而受人关注。在随之而来的复仇之火中,该厂的39 名犹太雇员被阿拉伯人用金属棍、刀子和锤子杀害,同时也有6 名阿拉伯人被杀。1948 年的第一天早晨,哈加纳的部队突袭了附近的巴拉德谢赫—那里埋葬着谢赫伊兹丁·卡萨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人丧生。地方性事件助长了全国范围的危机。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全面战争似乎在所难免。
 
地面冲突的升级与“ 二战”后国际外交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加紧的步伐是一致的。1945 年10 月,哈加纳和伊尔贡通过破坏铁路系统,合伙发动了一场抗英行动。1946 年4 月,英美调查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按照“ 双民族”原则进行管理,并要求立即准入10 万名犹太难民。但是,它未能使伦敦和华盛顿站在同一立场。6 月,哈加纳的另一次行动摧毁了连接巴勒斯坦与邻国的所有桥梁,用一名犹太复国主义官员的话来说,这是“ 对抗当局颁布白皮书的有组织的最高抗争”。英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Operation Agatha,“ 阿加莎行动”)。在被称为“ 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的日子里,有2 700 名犹太人被拘捕,其中包括犹太事务局的大部分领导人和哈加纳很大一部分指挥官。三周后,伊尔贡将装满炸药的牛奶罐偷偷运入地下室,炸毁了英国民事和军事管理局总部所在的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一侧。这导致了91 人死亡,其中将近三分之一是犹太人。犹太事务局立即予以谴责。有关这桩轰动的暴行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回响;它助长了英国的愤怒,加速了委任统治的结束。12 月,大卫·本—古里安接管了犹太事务局的防务部门。巴勒斯坦的冲突很显然已不能和平解决了。
 
到1947 年2 月,伦敦的工党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日益不得人心的负担,正如当时属于反对派的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它正在耗费英国军人和警察的生命,进行“无谓的、肮脏的战争”。英国决定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5 月,这个羽翼未丰的世界组织建立了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缩写为UNSCOP)。在访问该地期间,委员会成员们目睹了所谓的“‘出埃及号’事件”(Exodus affair):一艘美国老客轮上的4 500 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被视为非法移民,遭到拘留并被遣返回欧洲。支持犹太人事业的有利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犹太恐怖主义的反感。这在“出埃及号”到达法国时达到了顶峰,当时两名被绑架的英国士兵因为报复对伊尔贡战士的处决而被绞死。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后来他们的尸体里被放置了炸弹,当人们在内坦亚附近的一个柑橘园里切开其遗体时,炸弹爆炸了。阿拉伯人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抵制,也就是一名犹太官员口中的“ 冷酷的恶意”,与“ 伊舒夫的热情接待”形成了鲜明对比。9 月,联合国委员会的10 名成员中有7 名建议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耶路撒冷则由国际共管。少数人(来自印度、伊朗和南斯拉夫)提出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联邦制国家。阿拉伯高级委员会表示“ 震惊且难以置信”,因为这“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公平正义的原则”。英国宣布,即使没有达成解决方案,它也将在6 个月内离开巴勒斯坦。
 
没有人觉得它真的会这么做。1947 年11 月29 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分成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置于联合国监管之下,成为“ 单独实体”(corpus separatum)。强势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使该方案获得了多数支持:33 票支持,13 票反对,10 票弃权—局势颇为惊险,因为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联合国第181 号决议得到了美国和苏联—冷战初期世界两大国的支持。但它遭到了巴勒斯坦人,以及因美国易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影响而恼怒的阿拉伯人和伊斯兰国家的反对。方案中的犹太国占巴勒斯坦的55%,包括了人迹罕至的内盖夫沙漠;其人口将由约50 万犹太人和40 万阿拉伯人—作为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组成。然而,犹太人当时仅拥有巴勒斯坦私人土地的7%。新建的阿拉伯国家将拥有44% 的土地和1 万名犹太少数民族。大耶路撒冷地区将处于国际管辖下。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宣布联合国投票结果“ 无效”。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副主席贾迈勒·侯赛尼则发出警告,称“ 确保领土免受一切侵略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神圣职责”。他拒绝了拟议的边界,斥之为“ 血与火之线”。巴勒斯坦人的观点是,“ 分治与妥协无关,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概念,并且是专为满足犹太复国主义的需要和要求而定制出来的”。阿拉伯人的愤怒与犹太人的喜悦不相上下。在联合国于第一个总部成功湖村举行投票的数小时后,本—古里安来到耶路撒冷犹太事务局的阳台上。“他缓慢而庄严地环顾四周,看着挤满了人的屋顶和他脚下庭院里伫立着的人群”,一位目击者记载道:
 
他扬起手,大家纷纷沉默下来,等待他讲话。“ 有幸见证这一天的我们有福了。”(Ashreynu sheh zachinu la yom ha zeh.)他以“ 希伯来国万岁!”(Tchi ha Medina ha Ivrith)为结语—这个国家还没有名字—并呼吁人们唱起《希望之歌》(Hatikvah)。庄严的咏唱声从四面八方响起。这一刻,我们的情感难以描述。几乎没有一双不湿润的眼睛,没有一个还能镇定的声音。本—古里安骄傲地向后一甩头,然后温柔地抚摸悬挂在栏杆上的旗帜,当他傲然高喊“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时,气氛变得极为热烈。
 
当天晚些时候,巴勒斯坦领导层宣布举行总罢工抗议,而哈加纳呼吁17 岁至25 岁的犹太人主动服役。联合国的决议和对此的反应重演了十年前发生的事,当时皮尔委员会建议用分治来满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可调和的愿望”。犹太人再次接受了决议,尽管尚有疑虑。
 
阿拉伯人仍拒绝接受决议,拒绝放弃巴勒斯坦任何地区的主权,坚称联合国无权在大多数人民反对的情况下强制执行。巴勒斯坦人相信“ 这片土地完全属于他们,也是伟大的阿拉伯家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这种理想状况的任何损害都被视为阴谋,也就是阿拉伯语中的‘慕阿玛拉’(mu’amara),策动这些阴谋的人打算将犹太问题从欧洲人那里转嫁给阿拉伯人”。但现在,情况与1937 年截然不同。尽管这种分治决策在当时和日后都无视了阿拉伯人在法律、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反对意见,但其背后是国际舆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几个月内,英国人将永远离开,不愿或不能再“维持秩序”。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一切都要由巴勒斯坦的两个民族自己去争取。
 
侵略,独立,浩劫
 
战争的第二阶段于5 月15 日开始。那时,英国人已经按照计划最终撤离了。高级专员坎宁安从海法港口启程离开,这一场合的正式性掩盖了英国占领此地30 年后灰溜溜地撤离的事实。巴勒斯坦已陷入战火。前一天晚间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的仪式上,以色列主权国家郑重宣布成立,这是成立代表大会半个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至高无上的成就。大卫·本—古里安代表临时政府宣读了《独立宣言》,激起了一片“欢腾”,但他的同事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回忆时称,“其中混杂着忧惧”。美国和苏联在数小时内都承认了这个新的犹太国家。本—古里安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四个阿拉伯国家的部队谨慎地等到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开始了入侵。巴勒斯坦人的崩溃、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失败以及源源不断的难民使这些国家别无选择,然而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四国的干涉在理念和执行方面各执己见,言行之间有着令人窘迫的鸿沟。阿拉伯联盟的埃及领导人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萨姆帕夏(Abdel-Rahman Azzam Pasha)警告即将发生的冲突是“ 一场灭绝和杀戮的战争”,然而他的话语被扭曲和滥用,在犹太复国主义关于纷争的叙述中被大肆渲染。时任叙利亚总统的舒凯里·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提起了阿拉伯人长期与十字军斗争的过往。埃及宣布它正在采取行动“重新确立安全和秩序,结束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对阿拉伯人乃至人类所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犹太人“ 并不清楚阿拉伯人真正的军事能力……把阿拉伯人的宣传当了真,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在纳粹大屠杀之后,生死存亡的威胁感实在是太真实了。
 
阿拉伯人最初的计划是集中力量进攻巴勒斯坦北部,以期攻克海法。黎巴嫩本想参与,但在最后一刻退出了。但更重要的是,阿卜杜拉国王宣布约旦将派兵前往拉姆安拉、纳布卢斯和希伯伦,也就是日后的“约旦河西岸”(West Bank),表明他正试图避免与犹太人发生战争,避免进入联合国分配给犹太人的地区如内坦亚和哈代拉等。这似乎证实了哈希姆家族和英国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相互勾结的嫌疑,导致开罗改变了计划。埃及人原本准备让部队沿海岸前行到加沙、阿什杜德甚至直抵特拉维夫。但现在,因为担心哈希姆的野心,他们增加了第二条入侵路线,使军队穿过别示巴,向东前往希伯伦地区,这明显是要和阿卜杜拉国王划清界限。然而到了5 月底,他们在两条线路上都已精疲力竭。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谷遇到的只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队—该地区也在联合国划分的犹太国范围外—但当时没有任何埃及人。伊拉克驻扎在盖勒吉利耶(Qalqilya)的部队什么也没做,并告诉迷惑不解、前来询问原因的巴勒斯坦人:“maku awamir”—这在伊拉克阿拉伯方言中的意思是“我们没有接到命令”。沙特和也门也象征性地部署了军队。
 
5 月19 日,约旦阿拉伯军团抵达耶路撒冷帮助巴勒斯坦战士,人们欢呼雀跃,热烈欢迎他们。装甲车顺利通过耶路撒冷老城的小巷,加强了防御工事。在犹太区两个古老的犹太会堂被破坏后,犹太人投降了。哈加纳的战斗人员被作为战俘带到外约旦,平民则被释放。劫掠随之开始。“轰炸毁了房屋……剩下的东西被洗劫,一群阿拉伯妇女儿童进入了犹太区,他们大部分来自周边村庄。他们拆下了百叶窗、半烧毁的门、栅栏等等,并将这些东西拿去阿拉伯人的市场贩卖或是带回他们在城外的村子。”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阿拉伯人的入侵都给犹太部队制造了难题。然而,这与其说拯救了巴勒斯坦人,不如说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因为他们失去了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难民。随着档案的解密和旧叙述受到的挑战日渐增多,人们对这场战争的了解日益深入,但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赛克斯在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得出的结论依旧难以超越:“与对手的上下一心截然相反,阿拉伯军队毫无准备、一盘散沙甚至彼此敌对,这断绝了他们获胜的可能性。”穆萨·阿拉米自20 世纪30 年代起就是本—古里安的阿拉伯联络人,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很明显,我们(阿拉伯人)在这场战斗中的目标是各种各样的,而犹太人完全是为了获胜。”用巴勒斯坦学者巴扬·努瓦希德·豪特(Bayan Nuwayhid al-Hout)的话来说:“ 犹太军队打仗时,梦想着他们的国家,而阿拉伯领导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打一场有限战争时,梦想和祈祷着停火。”以色列军队征服了更多领土。5 月15 日之后的一个月里,亚历山德罗尼旅扫荡了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沿海平原上的60 多个阿拉伯村庄。22 日在坦图拉(Tantura),14 名以色列人和70 多名阿拉伯村民遇难。后来的记录表明了处决的总体情况,但有一名研究人员声称多达225 名巴勒斯坦人被杀。31 日,代替侯赛尼出任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军事总指挥的阿里·哈桑·萨拉迈(Ali Hassan Salameh)的去世又一次打击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6 月10 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双方开始为期四周的休战。下一阶段的战斗—被称为“十日战争”—发生在7 月中旬。那时,新近得名的以色列国防军(IDF)在“‘ 阿尔塔列纳号’事件”(Altalena Affair,以色列国防军在特拉维夫附近向一艘为伊尔贡运送弹药的船开火,导致19 人死亡)发生后,吸收了哈加纳、帕尔马赫、伊尔贡和莱希的“异见者”,已有6.5 万武装人员。本—古里安因为在新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周就采取了这样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而备受称赞。以色列人在加利利和联合国划分给阿拉伯人的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走廊”取得了新的胜利。在北部,逃亡的巴勒斯坦人被告知他们无法返回自己的村庄。7 月16 日,拿撒勒被攻克,但其居民并未被驱逐,可能是因为本—古里安对这个基督教圣地较为敏感。附近的大村庄萨弗里亚(Saffuriya)在此前一天就沦陷了,从沙法阿米尔(Shafa Amr)向西流亡至此的逃难者与惊慌的当地人形成了庞大的难民群。这里的居民们将永远记得以色列人用两架奥斯特农药喷洒飞机投掷炸弹的恐怖。在阿依鲁特(Aylut),以色列部队炸毁了发现藏有武器的房子,并在橄榄园中杀死了16 名年轻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丹尼行动”(Operation Dani)。该行动的目的是夺取位于巴勒斯坦中心地区的阿拉伯城镇吕大和拉姆勒(Ramle)—都是分配给阿拉伯国家的地方—以及清除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附近最后几个阿拉伯人控制区。7 月12 日,以色列部队以为战斗结束,却碰上了阿拉伯军团的一支小队,引发了一场看起来像武装起义的斗争。在随后发生的交火中,约有250 名藏身于清真寺中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国防军伊夫塔旅(Yiftah Brigade)的人杀死。这是“一个恐慌的信号,表明人们对部队掌握城市的能力缺乏信心,也说明部队缺乏管理平民的经验”。以色列参与者后来的目击证词使此事长期受人谴责。这也是本次战争中最大的暴行。
 
同样臭名昭著的是,本—古里安随后命以色列军官伊扎克·拉宾驱逐5 万名巴勒斯坦人。后来拉宾称,总理打着手势粗鲁地说:“赶走他们。”拉姆勒的居民被赶了出去,而他们在吕大的邻居则被迫在斋月当中顶着炎炎烈日行走数英里,前往阿拉伯军团竭力提供庇护和物资的前线。不知多少难民因力竭或脱水而死。来自吕大希腊东正教社区的医学生乔治·哈巴什从未忘记他目睹的事:“3万人边走边哭,惊恐地叫喊着……妇女抱着婴儿,孩子牵着她们(的裙角)走着,以色列士兵将武器对准他们的背部……一些人倒在路旁,一些人没有再起身。这太可怕了。”拉宾在回忆录(尽管最初曾经过审查,但原始版本很快流出)中写道:“ 驱赶”是一个残酷的说法。从心理层面来说,这是我们所做的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卢德的人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离开的。若非武力和鸣枪警告,他们不会步行十几英里,直到遇到军团。据估计,仅在这10 天内,就另有10 万名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感觉很糟糕,但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下周就会回来”,来自海法以南的伊齐姆(Ijzim)的阿布·纳伊姆(Abu Naim)回忆道:
 
我们并不觉得事情有那么糟糕,因为我们认为会在一两周后回来。发生了什么?人们想象这是暂时的,就像它是暴雨或洪水造成的。我们离开一周,然后洪水就结束了。正是这种感觉导致了这场灾难。
 
在联合国的压力下,7 月18 日双方开始无限期停火。以色列虽然继续发起各种行动,但声称并未违反这一休战协定。8 月下旬,又有好几群阿拉伯人被驱逐。9 月,斯特恩帮—他们的行动仍然独立于以色列国防军之外,理由是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在联合国调解员福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访问耶路撒冷时刺杀了他,以色列人在国际上陷入窘境。在伯纳多特这位瑞典伯爵的计划中,这座城市应该按照最初的分治方案,处于国际监管之下。
 
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是犹太人经卷上所指的应许之地,也是许多阿拉伯人世世代代的居所。1917年,奥斯曼帝国即将落败,结束在这里4个世纪的统治;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民族家园。一个世纪的撕扯与动荡就此开启。
 
分歧从一开始就难以调和。从19世纪末首批犹太定居点的建立、20世纪30年代的阿拉伯起义,到以色列在1948年的建国、1967年的六日战争,再到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以及2002年以来修建的隔离墙……对于同样的事件,双方说法截然不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的公正和胜利,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则是不公、失败、流亡和羞辱。
 
对于这片土地上两个民族百年难解的纷争,记者兼历史学家伊恩·布莱克意识到,只能通过关注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历史以及彼此来理解。于是,他借助文献资料、解密档案、口述历史,还有他自己的现场报道,寻求真相和对话。他留意历史的变迁、国家间的斡旋和博弈,因为那是冲突的肇因和驱动力;他更在意被卷入这百年动荡的普通人的生活,因为冲突的撕裂,他们在日常感受得至为真切。
 
一百年来,缓和的机会一再错失,促使这两个民族和平、自由、公平地作为邻居而不是敌人相处的协议从未达成。如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冲突即将落幕,而理解,是面向未来的开始。
 
本文摘录自《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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