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县木塔，从诞生起，就把自己的身世埋藏在历史迷雾之中，史书仅有几笔零星而不精确的记载，给世人留下一个个谜团——应县木塔何时何人所建？为何建在应县？大国功匠是谁？”

作为山西古建筑的代表之一，应县木塔的建造时间一直是众说纷纭，有说辽时有说唐时，许多研究应县木塔的专家学者都提出过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研究木塔文化本身的价值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应县历史文化的定位和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把对应县木塔始建年代的一些思考和探究陈述出来，供专家学者参考。

宝宫寺是后唐明宗建造的亲庙

宝宫寺是以木塔建筑为主体的一座寺庙，后更名为佛宫寺，俗称应县木塔。通过考证，还原其唐末五代时期应州特定的社会历史，我认为它是应州人唐明宗李嗣源为祭祀四代祖先而建造的一座规模宏大的亲庙（即祖庙）。木塔明五暗四共九层，木塔后面的“九间殿”，以及“宫”“寺”二字的并用，皆为皇权帝宇的象征。“塔内，大佛衣服上、莲座上、平棋上，五层藻井上，五层顶部横梁上；塔外，每层檐下斗拱之间的间隙上，就连整个塔每层檐顶的每一个瓦当上都有龙图案。释迦塔上，有数以千计数不清的龙图案，为国内罕见。”（参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图像解析》）。由此可见，宝宫寺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皇家塔寺。

汉、晋以来，诸侯王或宗室承袭帝统，除七庙之外，大都另外追尊亲庙。据《文献通考》：“后唐之所谓七庙者，以沙陀之献祖国昌、太祖克用、庄宗存勖而上继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谓四庙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资治通鉴》《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等史书都有关于后唐朝会明宗“追尊四庙”的记载。立庙于应州，多部正史都有明确记载，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情。那么宗庙究竟在哪里？据清《大同府志》载：“后唐明宗祖庙，州城东北隅，即今净土寺基。州续志云：寺建于金天会年间，历今数百载，而佛殿榱桷之下，以木板雕镂龙凤，嵌置其间，金碧照耀，尚未剥落，其制异于他寺。故老传系明宗祖庙。”我想当初的情景应该是，暂先在应州旧宅（净土寺前身）供奉四庙神位，同时着手筹划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宝宫寺。要知道李嗣源毕竟是一代帝王，他追崇列祖，立庙于应州，就是为了光宗耀祖，辉于故里。我们通过排查筛选古代应州历史上那些最重要的人和事，就会锁定宝宫寺这项应州唯一的宏伟工程应为明宗皇帝李嗣源所建。

 又据，《旧五代史·明宗第五》载：天成三年（928年），冬十月“戊申，帝临轩，命礼部尚书韩彦恽、工部侍郎任赞往应州奉册四庙。”明宗皇帝委派两位部级长官千里迢迢从洛阳来应州办理四庙事宜，其中一位就是主管土木建筑工程的工部副长官，必然与建造木塔这项大型土木工程密不可分。另外有一条特别重要的史料信息，明应州志第二卷《营建志·城池》：“往年土雉薄恶，戎且生心，有垂涎‘塔儿城’之说。庆历间，砖包石甃，加以增浚，屹然称金汤焉。保障哉！应民之庇也。”这条信息记载了应州在庆历年间对城墙进行了一次大型加固。庆历是宋代仁宗皇帝的年号，起于公元1041年，止于公元1048年。可见“塔儿城”的称呼，是在庆历之前，充分证明应州木塔并非辽清宁二年（1056年）始建，而是庆历之前。种种迹象表明，宝宫寺木塔应为后唐时期所建。

李嗣源建造宝宫寺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

深厚的故乡情怀

应州（1912年改为应县），其时还未有州县设置，史书谓之“代北”或“定襄神武川”，自古为胡汉杂处之地，历代游牧人定居于此的不计其数，而以此为根据地并逐鹿中原的是唐朝后期入住的沙陀人，对唐末五代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由李克用的祖父朱邪执宜率领万余骑来自北庭之金满州的沙陀人入住应州一带，部落号为“阴山北沙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此建筑起金凤城，后改立金城县，升应州，即现在的应县县城。金城是他们视为祖籍的甘肃兰州的别称，龙首山也与甘肃龙首山同名。他们把雁门关外这块“近夏花才发，方秋草半枯”的土地视为自己的再生之地，生存生活的家园。这里也留下了他们太多的故事和遗迹，天王祠、金凤井、“金甲神人”、溢井，哑鹘庄，“独眼龙”，“鸦儿军”等等。

后唐明宗李嗣源（867年—933年），出生于应州金城县，原名邈吉烈，为人沉厚寡言，行事恭谨，13岁便在李国昌（李克用之父）军中效力，后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赐予姓名，以骁勇知名，辅佐李存勖建立后唐，在灭梁之战中屡立战功，累升至成德节度使，蕃汉内外马歩军总管，兼中书令。同光四年（926年），李嗣源被派镇压邺城兵变，与变兵合流，率军攻回洛阳，不久即位为帝。

李嗣源即位后针对唐庄宗的弊政做出很多整顿改革，使广大民众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因此李嗣源被宋代史官誉为五代之君有“足称”的好皇帝。最为重要的是，李嗣源4月称帝，7月份就在应州建置彰国军，在刚刚登基百事待举、日理万机的国事中，他最先惦记的是家乡应州。天成四年（929年）九月，明宗皇帝又下诏：“应州升为望州，金城、雁门并升为望县”（《旧五代史》）。彰国军是应州史上由朝廷直接设置的最高军政建制，应州成为节度使所治军州的方镇。金城县升格，应州又一次升级。这是应州史上最大的荣誉，最高的规格。

至今我们还能够看到，清代官修唐五代文章总集《全唐文》收录了李嗣源的一篇散文《置彰国军敕》：“汉朝昇沛，魏祖封谯，当化家为国之时，行奉先思孝之道。眷惟应郡，迹乃帝乡，宜师古而建邦，亦推恩而及物，俾崇国本，以洽人情。其应州宜置彰国军节度，仍以兴唐军为寰州，隶彰国军。”从这篇短文中就可以看出李嗣源对应州情有独钟，这是李嗣源在应州建造宝宫寺的思想情感基础。

建造宝宫寺的客观条件和政治文化背景

人创造历史的活动一定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经济条件和政治背景是最重要的因素。天成元年5月，以工部尚书任圜为中书侍郞，同平章事。“圜忧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李嗣源“在位年康屡丰，兵革罕用，校为五代，粗为小康”。再者，后唐时期是五代十国统治疆域最广阔的朝代，东接海滨，西括陇右、川蜀，北带长城，南越江南，“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可见，建造宝宫寺的经费不是大问题。政治背景上，后唐王朝的第一权臣就是应州人安重诲，李嗣源即帝位后，以拥戴功领枢密使，累加侍中兼中书令，总揽政事。在应州投资建宝宫寺，不仅仅有安重诲的鼎力支持，沙陀代北集团的高层将领也会积极拥护。

文化背景上，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他们把宗庙祭祀看作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情。这些传统的封建礼制正是李嗣源建造大型亲庙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技术条件上，后唐的都城洛阳，是名符其实的塔乡。纯木结构的永宁寺佛塔，建于公元516年。建于公元688年和公元689年的木结构洛阳明堂、洛阳通天浮屠（天堂），均充分显示了唐代极盛期建筑的高度水平，后唐都城洛阳人有着木构建造的深厚文化技术底蕴。

综合考察其各个方面情况，后唐明宗李嗣源建造宝宫寺木塔的条件是很充分的。木塔的设计勘测筹备施工大致时间在公元928年到公元938年之间，也就是天成二年12月后唐朝廷“追尊四庙”两次会议之后，到云应十六州归辽的初期。

关于宝宫寺木塔相关问题的辨析

寺塔的创始年代

有两种不同说法（转引自陈明达《应县木塔》）：

建于晋天福年间（936年—943年），见《图书集成》、雍正《山西通志》和乾隆《应州续志》，不过也仅一句：“旧志载晋天福间建”。

辽清宁二年（1056年）田和尚奉敕募建，至金明昌四年（1193年）增修益完；或说清宁二年特建，至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益完。

 陈明达（著名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先生对此有一段关键论述：“五代史上有一件重要的事，晋天福元年（936年）割云应等十六州入辽。这就可以推断晋在割地以后，不会再在应州大兴土木，按朝代说塔之建筑应属辽而不属晋”。由于陈明达先生是权威专家，“应以辽道宗清宁二年的记载为可信”就把应县木塔定为辽清宁二年所建了。

我认为“晋天福间建”是标识时间的，不是说必然由后晋所建，这是两个概念，陈明达先生把时间和业主搞成一回事了。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木塔在建”这个时间节点正是后唐后晋交替更迭，云应即将入辽的双重转折期，再加上木塔的主体工程是后晋期间完成的，这些都很容易给人们造成“木塔系后晋所建”的错觉。何况这条信息还是明代成化时期修志人员的追记，应该是州府官根据民间调查采访上报的，距离建塔已经500多年，纪事未必能够绝对精确。这一线之差，便是造成木塔千古之谜的原因所在！

田志说的简析

明代成化《山西通志》记载：宝宫寺，在应州城内西南隅，晋天福辽清宁间建，金明昌元延佑间修。明朝洪武间再修，置僧正司于内，并法王寺入焉。有木塔五层，额书“释迦塔”，高三十六丈，周围如之。

 嘉靖《山西通志》载：宝宫寺，在应州城内西南隅，晋天福间建，辽清宁间重建。明朝洪武间修，置僧正司，并法王寺入焉。有木塔五层，额书“释迦塔”，高三十六丈，周围如之。

万历《山西通志》载：宝宫寺，在应州城内西南隅。晋天福间建，辽清宁间重修。明朝洪武间修，置僧正司，并法王寺入焉。木塔五层，额书“释迦塔”，高三十六丈。

曾任明万历时通政使高官的田蕙先生，查阅或者得到《山西通志》不是一件难事，为何在修志中把“晋天福间建”这条重要史料信息删掉，而变成“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呢？我想，田蕙先生一是断定后晋当时的情况不具备建设宝宫寺的条件，二是不想让世人看到“天福”的字样，提起石敬瑭这个不光彩的人物，玷污了宝宫寺，玷污了应州人，于是就善意的“改写了”。

田蕙《应州志》始修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刊印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脱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山西通志》，关于应州宝宫寺的记载，对田志的“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说并未认可采纳，而是表述为“晋天福间建，辽清宁间重修”，是对成化《山西通志》“晋天福辽清宁间建”、嘉靖《山西通志》“晋天福间建，辽清宁间重建”的重新认识和理解。

宝宫寺、净土寺是应州最为宝贵的两处古迹。将其最早的记载删除或隐匿，这是田志最为严重的问题。

创造应州历史文明的主体是应州人

应县有句老话叫：“失物数来人”，那么添物又何尝不是。营建木塔是一项复杂且极富科技含量的宏伟工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非国家之力而不可为。回顾检索应县自有载籍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首屈一指，非后唐明宗李嗣源莫属，其他人无论政治地位、经济条件、技术资源和情感因素都不能与其相比。

 在五代史里面，“应州”这个名字频频出现，李嗣源对故乡情之所钟是历代帝王无人能比的，欧阳修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应州，故属大同军节度。唐明宗即位，以其应州人，乃置彰国军。”应州既非人口大邑、通衢要隘，也非后唐战事发生地，却在中原大地、长城内外引人瞩目，荣耀到登封造极的地步，以至后来因为千年大木塔成为举世无双、誉满天下的旅游胜地，就是因为出了一个终老不忘“根”的李嗣源。只可惜他心愿未了身先去，故国宝塔两茫茫，千里徽陵，无处话兴亡。应州木塔是明宗李嗣源“推恩及物”“奉先思孝”的杰作，是“迹乃帝乡”的显著标志。可以说，李嗣源是古代对应州贡献最大的人，也是应州人最值得引以骄傲和自豪的人。

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根和魂

由于田蕙《应州志》的误导，宝宫寺的创建时间向后推了128年，导致把古代应州历史最为丰富、最为精彩、最为辉煌的内容删除了，把一个个叱咤风云，曾经左右大唐命运、五代走向的英雄豪杰遮掩到历史舞台的幕后，使千年木塔乃至底蕴深厚的塔乡文化断然失色。

我认为，以木塔为标志的古代应州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唐末五代，而非辽代。我们研究木塔文化最终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所以千锤敲锣，终须一锤定音。就像木塔的始建年代研究，如果组织搞一个碳14专项测试，问题可能就会更快得到解决了。

应县木塔是全世界的一笔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研究木塔文化，在恢复其历史本来面貌的前提下，不仅是研究佛教文化、木构技术，应更多关注人文社会历史，比如沙陀人（早期应县人）的传统习俗、传统信仰，以及由部落发展成民族共同体，在唐末五代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进程中具有的典型意义。后人应该让木塔这位历史老人因文化而生动，因文化而精彩，以创新的思维引领幅射旅游产业的规划与发展，以更具底蕴、更富魅力的姿态面向世界，取得更好的社会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