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总理衙门公开出版 《使西纪程》，希望借此改善欧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并向西方人展示中国外交官对他们国家的高度评价。李鸿章等 《使西纪程》的欣赏者，评价该部日记 “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然而，大多数官员们的反应是愤慨和怀疑，许多人或认为这是一种传统使节日记的变体。郭嵩焘对西方的溢美之词，与他对中国人恶习偏颇的批判形成鲜明对比，使得同时代的士人对此感到愤怒和不解。在反对者眼中，他对西方的轻信不但令人费解，所提的主张也不切实际。博学的湖南士绅王运认为他 “殆已中洋毒”，而浙籍士人李慈铭则表示，郭嵩焘将英国描述为 “仁爱兼至”的国家，且能够使得 “寰海归心”，那么 “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郭嵩焘的日记的反对者中，也有来自欧洲的驻华外交官。1878年3月，总理衙门收到荷兰公使费果荪的照会，指出郭嵩焘采取以英国为中心的视角描述荷兰的苏门答腊政策，这是有失公正的。费果荪声称，真相是 “亚齐 （编者注：苏门答腊岛最北端）误听洋人欲自利者诓言”，并帮助英人编造了一个荷兰政府帑项不足的谎言。亚齐苏丹的失败是由于他自己的优柔寡断和缺乏民心，而不是荷兰压迫专横的殖民政策。郭嵩焘的错误是由于他 “犹未熟悉各国事务”的过失所造成的。费果荪恳求总理衙门和清朝外交官对于 “洋人凡论他国之事，不可概信其言”，并能有公正的判断。总理衙门回应：他们赞同费果荪的请求，并表示不会再印刷该日记。
国内的批评者进一步指出，郭嵩焘在关键问题上缺乏判断力，不适合担任外交职务。张佩纶在弹劾郭嵩焘的奏折中说，朝廷应该选择 “忠义、坚定、警敏晓事”之员出使外国。郭嵩焘 “其人太暗钝，易于受绐”，且他的日记中谬误甚多。张佩纶继而举出一个例子：郭嵩焘在伦敦居然会见了一位由 “逆回”首领白彦虎所派的使者，而这是未经朝廷批准的行为。在朝廷和官员知晓此事之前，流言蜚语已经在上海各大报纸上流传。如果郭嵩焘继续如此办理外交，“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1878年，郭的继任者曾继泽，恳求慈禧太后恩典，保全郭的名誉 （详见第五章），但就连他也承认，郭嵩焘 “不甚知人”。
《使西纪程》引发的轩然大波导致该日记被当局毁板，但非官方版仍在流传。当北京的官方刊印本一经发行，《万国公报》就对该日记进行了连载。1878年，香港一家报纸也刊登了 《使西纪程》的英文译本。官方的禁令并未阻止人们对日记的阅读，但它却在随后使馆成员们的日记文化中注入了更强烈的政治意识。下两章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外交文体的变化，在此先举一例，说明它对刘锡鸿言行的直接影响。刘在1887年4月调任出使德国大臣之前，一直担任伦敦使馆的副使。虽然刘原先并未撰写日记，但当他了解到国内的一片哗然时，立即开始通过照搬其他成员日记、记录自己的观察与评论的方式，汇编成与郭嵩焘日记针锋相对的叙事。这就是 《英轺私记》，与其说它是日记，不如说它是一部围绕出使相关话题展开讨论的短文集。刘锡鸿迅速将该文集寄回国内，希望赢得赞扬与美名。刘从使团组建开始就与郭嵩焘意见不合，如今，在朝廷上下反郭情绪高涨的驱使下，他在使馆内扮演起与郭针锋相对的角色。
因将副使视为通往厚禄高官的阶梯，刘锡鸿在言行上都维护了清政府的权威，并表现出一种他认为符合帝国使节身份的高傲态度。事实上，刘锡鸿对欧洲许多积极正面的观察与郭嵩焘的看法颇为相似，但两者间存在两个重要区别：首先，虽然他承认英国的制度和政策行之有效，但他却以中、西国情不同为由，拒不承认这些制度和政策对中国同样适当。其次，与从前的使者一样，刘锡鸿坚决维护中国的文化优越感，并将自己在欧洲的存在视为清帝国对西方进行文治教化的象征。禧在明在日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刘锡鸿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刘锡鸿是一个自负骄傲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用之材，并且还是一个不断克服自己对西方偏见和反感的人。他勉为其难地承认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尤其是比中国文明更优越。但他仍然心怀美梦，即随着推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频繁交往的发展，西方人将表现出对中国语言文学进行研究学习的更强意愿，而这一使命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对刘锡鸿而言，郭嵩焘是一位对英国外交把戏盲目轻信之人，而他的职位需要极其谨慎的判断。刘锡鸿一到英国，就立即计划与其亲信一起展开实地考察，其中包括采访调查农民的田地状况、农业税金和乡村人口的生计来源。当马格里告诉他与这种下层民间的社会交往是对 “西洋崇视公使”的 “自亵体统”之举时，他无奈地放弃了这一计划，然而却将马格里的告诫和刚刚报道的俄罗斯外交官在英国勾结土耳其贵族，煽动叛乱的新闻联系了起来，并猜想马格里这么做是担心外国势力的渗透。数月后，就在他动身前往柏林前夕，刘锡鸿亲自游历苏格兰和爱尔兰，搜集情报信息，还因其此行的 “虚糜”受到郭嵩焘的弹劾。遗憾的是，刘锡鸿在语言、能力和财力上都不尽如人意，这意味着他仍无法摆脱使馆的外国成员对他的影响而进行独立的考察。刘锡鸿的日记是为了取悦郭的批判者而仓促撰写的，但因为他对英国人的依赖并不逊于郭，日记中英人的话语仍占据了大片篇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郭嵩焘的 《使西纪程》仅是一时受挫，而得到20世纪主流学者的广泛接受。相比之下，尽管刘锡鸿的《英轺私记》以其四平八稳的观点深受同时代人的好评，但如今它已成为一部体现守旧派官员顽固无知的典型作品。尽管结论各不相同，郭嵩焘与刘锡鸿却有许多相同之处：两人都试图呈现在他们看来不偏不倚且真实可靠的西方叙述，两人也都大胆根据他们的政治目的或个人意愿对各自的发现进行了重塑。笔者接下来将梳理郭嵩焘日记中未发表的部分，借此说明郭嵩焘对西方的解读与他政途受挫和其学术兴趣密切相关，并且从许多方面来说，该文本是自1850年代以来困扰官场多年的围绕外交方针问题之争的延续。
郭嵩焘描述英国议会制的解释框架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明末清初，当时的学者将明朝的衰落归咎于权力的过度集中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隔阂。黄宗羲以直言不讳的文笔而受清代学者推崇，不但全盘否定了皇权体系的合法性，还认为中国自公元前221年专制的秦朝建立后，已是一潭死水。
太平天国战争后，湖湘士绅普遍对权力过度集中的现状颇感不满。为了增强作为湘军精神支柱的地方士气，这些湖湘士绅整理并出版了湖南人王夫之及其同代人黄宗羲的著作。同黄宗羲一样，王夫之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总结出中国的衰落始于秦朝专制的建立，文治不修与秦汉以来错误的礼学风气。
顺着这一思路出发，郭嵩焘将中国的社会动荡、国力渐弱归因于王公大臣垄断权力，导致向皇帝沟通的渠道缺失。他将此与要求统治阶级公正听取民意的英国议会进行了比较。在中央层面，议会的双方，即会绅或议绅与政府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着制约与平衡。当双方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时，宰相可以要求重选议会，但如果新议会仍然不赞成他的政策，则宰相必须下台让位。在地方一级，设置 “买阿尔”，即市长制，允许人民选举当地官员。这一地方治理体系与中央议会交相维系，形成了一个 “二者相持”的统一体。正是这种强大而灵活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得人才能够追求学问，并为国家做出贡献。在使馆成员间的一次闲谈中，李凤苞告诉郭嵩焘，英国的两党制使他颇感困惑：
平居周旋，往来耦善也，一与议国政，两党各树旗鼓，相持不能下。而以人数多者为胜党，亦遂敛然退听，无挟气以相难者，亦不知其何以能然也？
郭嵩焘回答说，设置执政党和反对党是有其制度方面的考量。设置对立两党之目的，是为了竭尽人们的意志，以定是非对错。在反复再三的质询和答复中，各党都直抒胸臆，没有半分隐瞒。这一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逐渐影响了民众的习惯，以至于连平民也会坦诚正直，用 “一从其实”的方式与他人打交道。
与早期的使臣不同，郭嵩焘从未过多注重欧洲国家元首的道德品质和能力才干。他写道：“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西方政府的主要优势在于制度结构。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官员严禁将人民的公共利益视为自己的鱼肉，王朝的利益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每项政策都由政府公布，并邀请公民对此提出批评和建议。通过允许公众对政策制定者进行质询和审问，议会制度能够充分表达民意，并建立起诚实守信的民风习俗。这完美地体现了儒家上之政善、下之俗醇，上下交相影响的政治理想。“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燕安黛注意到，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如魏源，将 “民众”看作一股能推动国家经济的 “民气”，但同时也意识到这种社会势力不能过盛，需要以教化来驯服，使其安分守己，以防止其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同样地，虽然郭嵩焘赞同英国政治模式为民意提供了上达渠道，但同时他也忧虑议会可能会纵容人民，并助长他们的 “民气”。在这种情况下，民心可能会演变成难以驾驭的颠覆秩序的威胁。在出使期间，西方劳工暴动和刺杀君主消息的频频传来，使得郭嵩焘颇感不安。1878年5月，曼彻斯特纺织工人为抗议减薪，摧毁了工厂的机器，烧毁了工厂主的房屋。
郭嵩焘听到这些消息，立即联想到去年美国铁路业也发生了同样的罢工动乱：“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这些 “敝俗”的根本原因，来自西方的政治架构和宗教教义，使其强调遵循 “民意”，允许 “议绅”参与制定中央决策，助长民气。
同样，虽然郭嵩焘对英国两大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称赞不绝，但他也看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激增的政党数量与政局动荡。在他看来，这些政党通过完全放任 “人心之浮动”来鼓吹意识形态差异，也挫伤了群众士气。特别是法国民党宣称的 “统贫富无分”以及实现 “金帛皆公用之”的承诺，使郭嵩焘尤感震惊与反感。他认为，这些承诺远比中国对 “富贵利达”的单纯追求更加危险。在回国航程中，郭与一名法国人对谈时，对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表达了关切与担忧。他认为，这些政党充分显示了 “民气太嚣”是如何对西方政治稳定 “为弊甚大”的。对方表示认同，说民主的初衷是好的，却只适用于一个没有战争、刑罚和自私的世界。这番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郭嵩焘在日记中对此作出专门解释：
而人心万有不齐，其势不能截然使之齐一。即人之一身有前后左右，而着力处尤在右手，即用法亦有参差，一手五指亦须是有长短。民主立国，无分贵贱上下，强天下之不齐以使之齐，则将截中指以补小指，使体骨皆先其用，而虚为一体同视之名，其势恐万难持久。
在郭嵩焘看来，个人的能力生来就各不相同，因此正确的政治结构应该尊重这些差异，而不是强行消除它们。民主对于瑞士这种人口相对单一的小国而言或许是可行的，但对于一个人口众多，且财富、地位、教育水平差距甚大的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
与郭嵩焘同时代的士人会立即意识到，他对英国治理模式的描述是对黄宗羲和王夫之等明末思想家观点的回顾。正如裴士锋所说，郭嵩焘 “与王夫之同样，认为政治制度必须适应时代的需求，但他超越王夫之之处在于认为外国模式和中国自身的模式一样，可以加以调整，以应对中国的现状。”郭嵩焘思想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他比保守的同代人更愿意接受西方政治模式，而在于他在判断、比较本国与西方政治制度问题时，所采用的探究方式紧密沿袭着晚明思想家的模式。通过将三代与西方等量齐观，郭嵩焘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概念空间，而在这个概念空间，外国制度以“三代模式”被理想化和抽象化。
应当注意的是，郭嵩焘对君主立宪制的支持和认可与1895年后的立宪改革派在许多方面相去甚远。后者将公意等同于正义，并力争在报纸上增强人民的声音，郭嵩焘则谴责当时盛行的观点，转而认同西方对中国习俗和道德的批评。他使用了如 “正论”和“清议”等词挖苦性地描述了世俗之见的无知平庸。他认为当报纸被外国人管理时，能够传递出有用的信息并协助公众参政，而在中国编辑手中，报纸则成为恶意诽谤的来源。在郭看来，中国缺乏适当的公众舆论，并非能简单地归因于几个统治者或某个王朝的弊政，而是中华文明长期衰落的象征。
…………
在20世纪宪政改革者的眼中，郭嵩焘是一位预见了西方治理与教育模式在日后盛行的先知。虽然清政府的倒台证实了郭嵩焘对清廷的可怕预言似准确无误，但这一后清朝视角也掩盖了许多他对西方独特解读的耐人寻味之处。如果我们将郭嵩焘的著作 （以及国内对此作的回应）置于清朝从派遣短期使团转向常驻使馆这一过渡时期的背景中，则 “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线性解释框架的不足之处就显而易见。
英国思想经济史学家雷斯·斯特德曼·琼斯在其研究中国工业革命的 “阶级的话语”中提到，政治语言的意义并不能从其论述的形式中抽象地建构，而是深嵌于与特定概念框架相关的假设、词汇与想象之中。同样，在理解郭嵩焘用来描述西方的特定语言时，也必须还原于当时的语境和思想资源。这是一个将理想统治形式 （“三代”或西方）与他所处时代的皇权体系作二元对立所呈现的历史演进的论述。同样重要的是，郭嵩焘对西方的内化，也深受太平天国之后他的礼制改革和他深研经学的影响。郭嵩焘坚信中国已经如堕烟雾、不得方向，采用了晚明学者一整套话语和情节将西方的治理模式看作是新的天命。
从这个角度看，郭嵩焘愿意接受西方的原因不仅来自他积极的观察，还来自他希望通过 “道”这一隐喻的方式来诠释秩序的倾向。正如孔子将中国之道视为圣贤君主所阐明的单一、明确的等级秩序一样，郭嵩焘认为西方也坚定地走在由其圣人、统治者与伟大思想家开创的独属道路之上。
同理，我们对郭嵩焘同时代的批判者，也应该给予更加细致入微的评价。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等意识形态标签既无法解释他们表达忧虑的多样性，也无法解释为何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对郭的日记内容感兴趣的同时，也为其中暗含的政治意义所困扰。对他们而言，郭嵩焘对欧洲人提出的主张缺乏批判性的距离，这不仅削弱了作品的可信度，而且还危及清政府的正统地位和根本利益。
从信息制度的角度分析，郭嵩焘任职期间的往来文书充分揭示了清朝首任驻外公使面临的双重困境。首先，总理衙门从未给予驻外使馆应收集何种信息的明确指示，也没有关于信息体裁的提示。唯一的指令，即 “无论紧要寻常，随时陈奏”，言语模糊，并未涉及如何处理意见冲突与分歧，对此公使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力。其次，信息传输的延迟，与朝廷、总理衙门和驻外使馆之间的三角关系，阻碍了有效的沟通交流。作为清政府的代表，郭嵩焘的决定和言论可能会使他国内的同僚在没有与总理衙门仔细协商配合的情况下陷入困境。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即上述两个问题都是在使馆设立初期的合理问题，如果驻外公使愿意遵守不成文的规矩，并如刘锡鸿那样延续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言辞叙述，那么他也不会引发国内的轩然大波。虽然郭自视为一位忠心耿耿的驻外官员并试图利用其海外机构参与社会改革，他的国内同僚则认为郭嵩焘的地位近似于一位旨在驯化蛮横西夷的帝国使节。即使他没能在外交辩论与协商中履行这一使命，至少应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
在他们看来，郭嵩焘对西方的描述并未旨在阐明任何实际的解决方案，也未给他的同时代人带来丝毫的希望，这一点很成问题。通过以明末思想家作为对话者，郭嵩焘将西方的崛起与传统天命的道德使命混为一谈，对许多人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影响相矛盾的概念。他始终坚信西方不在意领土扩张，而仅仅关心商业利益，这一观点在1884年法国强占越南、1885年英国侵吞上缅甸时显得尤为错误，到1890年代似更不可信。从这个角度看，郭嵩焘并不是时代的先驱，而是掉转走入了被他人视为绝路的小径之中。直至甲午战争之后，对西方文明全面赞同的声音才再次浮现，但已不同于郭嵩焘 “三代”式的理解，而有了浓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
本文选编自《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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