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作家记载了希腊文明与古代东方文明的一些交流互动情况，但是古典时代后期的一些演说家和政治家则无视这种交流，宣扬希腊文明优越论。近代早期，古史研究领域兴起一股强调古希腊文化独特性的风潮，有意识地回避古代东方对希腊的影响。１９世纪以来，学者开始关注希腊文明中的东方元素，但部分学者又走向过分强调东方因素的极端。有关腓尼基人与阿尔米纳遗址的研究体现了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的互动性和复杂性。围绕古代史研究中“大传统与大鸿沟”以及沟通“大鸿沟”的相关思考，揭示了早期希腊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经历了从以文献为基础到以考古为基础，再到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转向。
古风时代早期（约前８００—前６５０年）是古代希腊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经历了迈锡尼文明衰落后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大陆希腊及爱琴海诸岛屿在这个时期逐渐恢复了生机。随着人口增长，一些社团式共同体建立起来，并逐渐发展成希腊城邦体制。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正是希腊文明的形成时期，还有学者基于这种形成期的特点而称之为“试验的时代”。在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人的足迹和眼界也逐渐越过了大陆希腊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互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与东方的交流以及人们对此现象的认知，首先可以追溯到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作家的记载。荷马史诗描述的亚细亚草原地区的居民以及吕底亚人、特洛伊人，都属于“东方”范畴。荷马史诗对这些东方人并没有什么偏见。从后世研究来看，荷马史诗也确实吸取了不少东方文明元素。希罗多德不仅不吝于夸赞外族人的智慧和成就，而且大方地承认东方文明更为古老，并如实记录了希腊人从其他民族学到的知识。希罗多德之后，希腊古典作家笔下关于历史上希腊人与东方人之间文明交流的记载日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对东方民族“蛮族”形象的刻画。修昔底德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严格区分了希腊人和“蛮族人”，并以论之无据为理由，有意无意地忽视与希腊联系密切的传说人物，如达那俄斯、卡德摩斯。古典时代后期的演说家和政治家，如伊索克拉底，则旗帜鲜明地宣扬希腊文明优越论。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研究古希腊拉丁文献的学者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些文献与古代东方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到了１８世纪中期，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希腊主义”文化思潮，黄洋将其总结为“古典希腊理想化”。这种思潮强调古典希腊文学艺术、人文精神等方面的伟大和独特，将希腊文明史描述为一种独立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强调所谓的“希腊奇迹”，有意识地回避古代东方对希腊的影响。１９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古代艺术考古的发展，学者们重新找到了希腊与东方文明在古风时代早期交流互动的证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希腊艺术中的东方元素，并且从艺术领域进一步延伸至希腊社会发展的诸多层面。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东方化时代”和“东方化革命”两个概念的提出及讨论。但是矫枉过正的情况也随之出现，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古代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单向影响，忽视了文明交流的互动性和复杂性。１９８７年，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发表了《黑色雅典娜》（第１卷），旗帜鲜明地将其研究定位成对传统观点的挑战和颠覆。该书第２卷和第３卷则试图进一步为第１卷的理论提供考古、文献和语言学的证据，但是，由于他的研究牵强附会之处太多，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和批评。
本文力图纠正这种矫枉过正的倾向，从具体史实出发，重新勾勒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与东方的文明交流图景。其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议题，一是腓尼基人在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中的作用，二是阿尔米纳等地的考古发现所展现的文明交流图景。腓尼基人是这一时期东地中海地区最为活跃的族群，在文明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学术界对腓尼基人在东西文明交流中的作用、腓尼基人对希腊人的影响等问题已经有深入的认识和研究，但是仍然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尤其是有必要纠偏学界过度强调腓尼基人对希腊人的影响的倾向。阿尔米纳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近东地区新发现的一个考古遗址，这里出土了大量希腊风格的陶器。通过对阿尔米纳及其出土器物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基于具体史实研究古风时代早期希腊物质文明在东方的传播，从而摆脱“希腊文明更先进还是东方文明更先进”的窠臼，进一步探究和分析希腊与东方的文明交流与互动模式。
一、腓尼基人：希腊人的老师？
腓尼基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的居住范围主要在地中海东岸，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自称迦南人，希腊人称他们为“腓尼基人”。公元前１０世纪至公元前８世纪是腓尼基人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在商贸活动的同时也进行殖民活动，在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和北非等地区建立了诸多殖民地，后来进一步扩展至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等地中海西岸地区。提尔、西顿以及北非的迦太基都是重要的腓尼基城镇。早在２０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腓尼基人不仅是地中海地区最先走上文明化的族群，也是这一地区海上贸易的先行者。
关于古风时代早期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文明交流情况，由于流传下来的腓尼基文献很少，现代学者所依据的古代文献主要是希腊文献。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卡德摩斯带给希腊人文字的故事。相传卡德摩斯是腓尼基国王阿格诺尔之子，他的妹妹欧罗巴被宙斯诱拐到了希腊，卡德摩斯奉父命带领族人寻找欧罗巴，最后根据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建立了底比斯城。关于这个故事，最早的记载来自希罗多德：“盖斐拉人是和卡德摩斯一道来的腓尼基人，他们定居在雅典这个地方，把许多知识带给了希腊人，特别是我认为希腊人一直不知道的一套字母。但是久而久之，字母的声音和形状就都改变了。这时住在他们周边的希腊人大多数是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他们在使用字母时却少许地改变了形状，他们把这些字母称为‘腓尼基字母’，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些字母正是腓尼基人带到希腊来的。”希罗多德的这段话广传后世，并衍生出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腓尼基人是希腊人的老师。
除了文字，还有诸多技术和艺术的发明或引入也被一些古代作家归功于卡德摩斯。据说他在色雷斯发明了黄金的冶炼和锻造技术；在底比斯发明了青铜锻造技术；在底比斯或者腓尼基发明了采石技术；据说底比斯的某处水渠也是由他最早修建的；甚至还有一些作家将里拉琴的引入也归功于他。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我们只能将上述记载当作反映一定历史事实的传说。不过，很多学者认为，在所有与卡德摩斯相关的传说中，文字的传入是可以通过相关历史证据来验证的。神话学家罗斯认为，卡德摩斯发明文字的传说已经非常接近事实真相了，因为希腊字母大部分都是从北闪米特文字演化而来。甚至有学者认为，希腊字母的腓尼基起源是整个卡德摩斯传说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元素。
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根据相关传说，卡德摩斯和欧罗巴兄妹所处的时间应该是特洛伊战争之前，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１５世纪。２０世纪早期，曾有学者试图将字母文字传入希腊的时间上溯至传说时期。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卡德摩斯引入的文字并非古典时代所使用的希腊字母，而是线形文字Ｂ或者某种青铜时代的书写符号。不过这些观点都面临一个难题，如果腓尼基字母传入希腊的时间如此之早，那么从公元前１４世纪到公元前８世纪近６００年的时间里，应该会留下相应的史料证据。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字母文字的引入早于公元前８世纪。
我们应该回到希罗多德的记载，因为这是我们所能依据的最早也是最详细的文字史料。希罗多德首先讨论了腓尼基字母如何传入希腊、希腊人如何改造并运用这种文字，然后说他在底比斯的伊司美诺斯·阿波罗神庙，亲眼目睹这种文字刻在某些三脚架上面，它们大部分和伊奥尼亚的字母相似。这些三脚架上的文字叙述了敬献这些祭品之人，分别是安菲特里翁、拳击家斯凯奥斯、拉奥达马斯。希罗多德认为前两位是与俄狄浦斯之父拉伊奥斯同时代的人。比桑茨认为，希罗多德在这里看到的文字就是线形文字Ｂ铭文。这一论断的重要依据就是波伊奥提亚地区出土过属于公元前５世纪的线形文字Ｂ铭文。换言之，迈锡尼文明衰落以后的若干世纪里，在底比斯的某些地方仍然在使用线形文字Ｂ。笔者认为，从希罗多德对这几件三角架祭品及其文字的详细解读可以推断，希罗多德确实亲眼目睹过这些实物及文字，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释读。但是线形文字Ｂ与伊奥尼亚字母区别太大，并且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希罗多德认识迈锡尼时代的线形文字Ｂ。因此，极有可能是古风时代或古典时代的人将后来传入和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刻写到了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物上了。
总而言之，自古典时代以来，希腊人基本上承认希腊字母来源于腓尼基字母，即便卡德摩斯的传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１５世纪，但是希腊作家在谈及与卡德摩斯相关的文字时，自然应该是指后来传入希腊的腓尼基字母。对于这个问题，爱德华兹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卡德摩斯的传说最早纯粹是希腊人的传说，只是因为古风时代腓尼基人对希腊文化的重要影响，腓尼基起源说才被加入到这些古老的传说中。在希腊元素和腓尼基元素混合的过程中，尤其是关于文字的起源问题，出现了时间错位，将迈锡尼时代的元素和古风时代的元素混为一谈。
古代作家之所以将文字和其他诸多发明都归功于属于英雄时代的卡德摩斯，一个主要因素是公元前５世纪以来民族学思考的出现。民族学思考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把不同民族的齐名英雄（或者因为某种叙事模式而造成的同名英雄）放在一个能够彼此联系的族谱关系中。我们经常可以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看到这种兴趣——对各民族的起源和彼此之间关系的浓厚兴趣。在卡德摩斯的传说中，就有作家将卡德摩斯和腓尼基、奇里乞亚和塔索斯的各种英雄人物联系在一起。民族学思考的过程很明显地体现在相对更为晚近的作品中，如尤斯塔西奥斯。他将叙利亚、提尔和西顿的一些英雄人物都纳入卡德摩斯家族谱系。虽然这些描述有很大的想象和比附成分，但不可否认这些想象和比附都有一定的事实基础——腓尼基人在希腊历史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人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古风时代早期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文明交流情况，现代考古发掘已经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证据。从迈锡尼时代起，就有腓尼基人在爱琴海岛屿和希腊半岛活动。但是迈锡尼文明的衰落和海上民族的入侵造成了这种交流的中断。到了古风时代早期，腓尼基人在上述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考古学家在罗德岛发现的陶瓶最早属于塞浦路斯几何陶I期（前 １０５０--前950），属于中期和后期塞浦路斯几何陶时期的器皿则显著增加，主要集中在公元前8世纪。其中，在伊奥利索斯不仅发现了原产于塞浦路斯—腓尼基地区的红陶抛光菇口罐，而且还有各种模仿这种红陶罐的当地制品。科尔德斯特里姆认为，约公元前725年以后，腓尼基人在罗德岛的制陶作坊生产的小型彩陶长颈瓶不仅销往爱琴海岛屿及沿岸各地，而且遍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在一些神庙的储物库和地下洞穴中发现的各种献祭品，尤其是在伊奥利索斯和林多斯的发现，也证实了希腊人与腓尼基人在公元前８世纪和前７世纪的接触和交往。在萨摩斯岛南端的赫拉神庙（可能建于公元前１１—前１０世纪），出土了大量东方和埃及的象牙及青铜制品，还有大量的塞浦路斯陶瓶，其分布时间从公元前８世纪末直至公元前６世纪初。其中，腓尼基和北叙利亚的象牙制品集中出现在公元前７２５年左右。考古学家在赫拉神庙中总共发现了１８４件青铜制品，其中有不少明显是从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等地传来的，其时间基本在公元前６５０年左右。最引人注目的是３件带雕刻图案的象牙梳子，考古学家认为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瓜达尔基维尔河下游的腓尼基人作坊的产品。这似乎证实了希罗多德的一段著名记载：萨摩斯的克莱奥斯曾经率领众人乘船到达赫拉克勒斯柱之外（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塔尔提索斯地区，并通过商品交易而获利甚丰。这里还发现了一个饰以四位裸体女神浮雕的马头雕像和一对属于一副马具中的眼罩。两件物品上的阿拉米亚铭文表明，这是大马士革的哈扎尔国王授予某人的奖励。在优卑亚岛厄立特里亚的阿波罗神庙遗址发现的一副马具眼罩上的哈扎尔铭文也使用了同样的措辞。爱德华·利平斯基认为，这几件带铭文的物品都属于公元前９世纪后期，但并不是在那个时期传入萨摩斯和优卑亚的，而是在后来希腊人与叙利亚和腓尼基人的商贸活动中得到，然后捐献给神庙的。在优卑亚岛的勒夫坎迪，科尔德斯特里姆记述了确定为腓尼基来源的石头和许多彩陶印章，以及数量可观的首饰，这些首饰主要为金制，大部分受东方启发，一些直接源于东方；除了一个公元前１０世纪的塞浦路斯长颈瓶和一个可能来自塞浦路斯的权标，其他物品都属于公元前９世纪。后来，在勒夫坎迪的墓葬中又有新的发现，这个墓葬的年份可推到公元前１０世纪，陪葬有更多的腓尼基彩陶和玻璃以及腓尼基首饰、埃及彩陶、埃及青铜桶形器和一个装饰精致的青铜碗，这个青铜碗的埃及化程度较高，但是极有可能是腓尼基人制造的。在雅典发掘的一个属于公元前９世纪的贵妇人墓中，也发现了腓尼基彩陶、玻璃和一些金首饰等陪葬品，这些物品可能是进口的，也可能是当地生产的。
此外，在基克拉迪群岛、色雷斯沿海地区、底比斯、科林斯和克里特等地，都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８世纪的腓尼基物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特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在公元前１９世纪甚至更早就与东方有着密切的往来。在公元前１２世纪迈锡尼文明衰落、大陆希腊普遍陷入所谓的“黑暗时代”之际，克里特岛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活力，与东方的交流也没有中断。在古风时代初期，很多东方物品通过克里特岛传入了大陆希腊，这一点从古代作家将诸多艺术和技术的发明归功于克里特人就可以得到佐证。比如希罗多德认为斯巴达人的法律就是来库古从克里特借用过来的。普鲁塔克认为是克里特人派遣杰出的长笛演奏者萨拉塔斯来到斯巴达，自那以后斯巴达人才形成在战斗中用长笛奏乐助威的风俗。当然，古典作家对于这类技术性发明的记载，很难通过考古实物证明究竟是来自东方还是克里特本土。不过，考古学家确实在克里特岛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古风时代早期来自东方，尤其是来自腓尼基的物品。在克里特岛南部沿岸一个建于公元前９世纪末的定居点科莫斯的圣所祭拜室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腓尼基陶瓶，还有３块以腓尼基风格装饰的圣石。多伦多大学考古学教授约瑟夫·肖认为，这表明公元前９世纪至公元前８世纪已经有腓尼基人在此生活了，或者至少有腓尼基水手在此靠岸修整或修葺船只。位于克里特岛东北部的一个定居点伊塔诺斯被认为是以其腓尼基建立者命名的，因为“Ｉｔａｎｏｓ”被认为是来自腓尼基语的动词“ｔｎ”（意为“给予”），这个词根在许多腓尼基人的名字中出现过。据希罗多德记载，这里盛产紫螺。考古学家在其卫城东面的港口处发现了一个人工建造的矩形大池，其建造方法非常类似于在腓尼基常见的一种采螺蛳的池子。诸多迹象表明，克里特岛确实一直和腓尼基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文化交流。
然而，对于“腓尼基人是希腊人的老师”这一传统观念，我们仍然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如前所述，希腊人在古风时代以后所使用的字母文字，确实来源于腓尼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腓尼基人是希腊人的老师”。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古风时代早期腓尼基人对希腊历史发展的影响。从公元前８世纪左右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除了腓尼基字母这个独特的贡献，腓尼基人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比较有限。正如很多学者所评价的那样，尽管腓尼基人在古风时代早期希腊艺术的“东方化”过程中扮演着先驱的角色，但是他们的贡献只是“中转”和“媒介”。更重要的是，希腊文明在与其他东方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并不是单向的吸收和借鉴，而是一种互动交流的模式。从公元前８００年左右开始，大陆希腊很多地区逐渐恢复了生机，希腊人再次活跃于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交流中，在这个过程中，希腊人在努力学习和吸收东方先进物质文明的同时，希腊文明也伴随着希腊人的脚步走出希腊半岛。考古学家在近东地区，尤其是在阿尔米纳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探究这种互动交流的线索。
二、希腊文明在东方：来自阿尔米纳的考古证据
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７年，英国考古学家莱昂纳德·伍利爵士对北叙利亚奥龙特斯河入海口地区的一处港口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并将其命名为阿尔米纳（ＡｌＭｉｎａ，阿拉伯语意为“港口”）。１９３８年，伍利发表了阿尔米纳的两批考古发掘简报。伍利本身是一位东方学家，他的初衷是在连接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的奥龙特斯河口找到青铜时代的定居点，以此证明古代爱琴海地区（尤其是克里特）与东方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从发掘出来的遗址和文物来看，并没有发现任何青铜时代的线索，伍利解释说这是因为青铜时代的建筑和遗迹已经被改道的奥龙特斯河冲入大海。同时，伍利认为阿尔米纳就是古代的波塞冬昂。据希罗多德记载，波塞冬昂是安斐阿鲁斯之子安斐洛库斯于特洛伊战争之后在奇里乞亚和叙利亚边界地区所建的城市。但是后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的波塞冬昂应该不是在阿尔米纳，而是在更南边的拉斯埃尔巴塞特。尽管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可能出现了误判，但这并不影响伍利爵士的贡献，因为阿尔米纳本身的特点使得这一遗址在古典考古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这不仅是第一个在利凡特地区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的遗址，也是近东地区最早出现希腊人活动踪迹的地方之一。其次，这个遗址所发现的属于几何陶时期的希腊陶器数量达到１５００件，在整个利凡特地区都是最多的。更重要的是，阿尔米纳的古希腊陶器数量占该遗址总陶器数量的一半，而在其他遗址，这个比例不超过１０％。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究古代希腊与东方文明互动交流的新路径。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学者们围绕阿尔米纳的考古发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文明交流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讨论。
伍利将阿尔米纳遗址划分为１０层，与希腊古风时代早期相对应的文物主要出现在第１０层到第７层（约前８００—前６５０年），其发掘面积大概有３２５平方米。这四层中保存下来的希腊陶器和非希腊陶器所占比例几乎相等。其中的希腊陶器要么种类相同，要么风格相像，因此被确认是同一时期的产品。第１０层出现的材料很少，此层已有的少量陶片和第９层的全部陶器都属于后期几何风格（约前７５０—前７００年），伍利认为大部分是从希腊岛屿进口，但其中也有一些本土材质的产品。第８层（约前７００—前６７５年）的陶器风格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改变，除少数希腊后期几何陶碎片，其他几乎完全属于塞浦路斯铁器时代的风格。伍利认为这些器具要么是从塞浦路斯进口，要么是与塞浦路斯风格极其相似的当地材质的产品，以至于很难判定其起源地，说明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和塞浦路斯人或当地人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在第７层（约前６７５—前６５０年）中，塞浦路斯风格逐渐消失，希腊后期几何风格再现。伍利认为，在这一时期末，至少这两种风格的器皿数量几乎相当。值得注意的是，第７层的希腊后期几何风格的陶器大部分来自罗德岛，第１０层与第９层的则极有可能来自于优卑亚岛。伍利的这些判断，尤其是关于第８层的塞浦路斯风格陶器和特殊碎片的观察，激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虽然阿尔米纳的发现者伍利认为这是一个始于青铜时代的居住点，但是从已发现的文物来看，最早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８世纪中期。曾任大英博物馆希腊罗马部主管助理、专门负责为阿尔米纳出土文物编目的马丁·罗伯特森的观点与伍利相近，也将最早的时间定为公元前８世纪中期。但是，他们仍然有细微的分歧：伍利倾向于比公元前８世纪中期稍偏早，罗伯特森则倾向于偏晚。后来的研究者基本都以公元前８世纪中期作为阿尔米纳的建立时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
很多学者认为，阿尔米纳是一个希腊人建立的定居点或殖民地，主要依据是考古学家对陶器的分析。从最底层到最上层，这里出土的很多陶器是纯粹希腊风格的，虽然部分陶器是当地生产的，但制陶工人很可能来自希腊。尽管这些陶器也和东方的陶器混在一起，但不管是绝对数量还是所占比例都远高于东方陶器。希腊陶器虽然器形多样，但是功能却比较单一——主要是饮酒器，而东方人并没有使用这种饮酒器的习惯，这说明有希腊人长期居住在这里。在该遗址的上层（第７—２层）发现了一些希腊铭文和刻画图案，这说明稍后的时期有希腊人在此长住。伍利根据该遗址整体风格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特点，将希腊人在这里定居的时间上溯到阿尔米纳初建时期。
牛津大学古希腊殖民问题研究专家敦巴宾将阿尔米纳放在整个希腊殖民运动的历史中考察。他认为阿尔米纳是希腊人的一个殖民地，在各种意义上都与希腊人在亚平宁半岛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一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证，在阿尔米纳第９层（可能也包括第１０层）大量出现的双耳深口酒杯并没有出现在地中海西部最早的希腊殖民地皮特库萨等地，因此阿尔米纳的建立应该比西部最早的殖民地稍晚一点，应该在公元前７５０年左右。这一观点得到了牛津大学古希腊艺术史家约翰·博德曼爵士的支持，但是考古学家于２１世纪初又在皮特库萨发现了这种双耳深口酒杯，证明了敦巴宾的证据并不准确。不过他所界定的时间却与大多数学者的持论基本吻合。
随着阿尔米纳遗址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公开发表，阿尔米纳本身所具有的本地特色逐渐明朗，学者们也开始修正阿尔米纳是一个纯粹的希腊城市或希腊殖民地的观点。一些学者提出，阿尔米纳本质上是一个利凡特的港口，但是与爱琴海地区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这里出现的大量希腊陶器，实际上是一些希腊商人或者腓尼基水手携带来的。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学者格拉汉姆。１９８６年，格拉汉姆在《阿尔米纳的历史解释》一文中认为，阿尔米纳并不是一个希腊城市，而是一个利凡特城市，极有可能是腓尼基人建立的。他认为，学者们将阿尔米纳认定为希腊城市所依据的大量陶器，不能作为希腊人定居点的证据，最多只能佐证贸易关系。因此，阿尔米纳只不过是希腊人在东地中海地区与东方接触的众多地点之一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但是，格拉汉姆的观点可能过于极端了，以至于博德曼批评他似乎更希望阿尔米纳“消失”。博德曼认为格拉汉姆是一位将古代历史仅仅看作是现存文本的注解的历史学家，这类历史学家只有在考古与文本一致时，才会承认考古学。当直接记载的文本缺失时，格拉汉姆就只抓住那些大体上达成一致的观点（即当前学术界更倾向于狭义地认为阿尔米纳不是一个“殖民地”）和那些完全达成一致的观点（即阿尔米纳不是波塞冬昂）。格拉汉姆虽然也关心地层学和年代学，不过他认为这种方法尽管应用广泛，但没有足够重要到影响历史的程度；他坚决质疑阿尔米纳的陶器来自优卑亚的可能性，尽管传统的和科学的考古分析方法都得出此论证；他忽视了来自于阿尔米纳遗址与来自于拉斯埃尔巴塞特或泰尔苏卡斯的考古证据的深刻影响。因此，从考古学角度和历史学角度看，格拉汉姆完全高估了腓尼基人出现在北叙利亚及其内陆地区的价值。
尽管博德曼批评了格拉汉姆的论证，但是他也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观点。在１９９０年发表的《阿尔米纳与历史》一文中，他所依据的材料和一些细节分析并没有变化，比如阿尔米纳出土的大量饮酒器一定是希腊人所使用的。但是关于阿尔米纳的性质，他已经避免使用“殖民地”一词，而是更倾向于贸易港口或者贸易站，不过他认为，总体来说这些词汇仍然意味着希腊人的出现。如果希腊陶器对东方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那么猜想阿尔米纳有希腊人长期居住并将此地用作交易市场，就再自然不过了。甚至小范围希腊人的出现都可能会留下他们自己生活所用的陶器。
进一步的问题是，希腊人究竟是何种意义的“出现”？威斯康辛—密尔沃基大学考古学家瓦尔德鲍姆于１９９７年发表了《希腊人在东方还是希腊人与东方：关于“出现”的定义和识别问题》一文，他认为希腊人在东方的出现并非大规模的，相对当地人口来说仍然属于少数。但是即便是少数，他们对于希腊与东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架起了沟通东方与爱琴文明之间的桥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人在东方”是少数人的行动，但是“希腊人与东方”的文化联系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２１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阿尔米纳作为一个贸易站的性质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了阿尔米纳的历史地位。２００３年，乔安娜·卢克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贸易港口：阿尔米纳与利凡特的希腊几何陶器》，她依据卡尔·波兰伊的“贸易港口”理论，认为阿尔米纳作为一个中立的贸易港口，有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从公元前９世纪起，阿尔米纳背后的内陆地区成为一个新阿拉米亚人王国温奇的主要领土，这个王国一直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直到公元前７３８年被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吞并，成为亚述帝国的一个行省。亚述帝国控制温奇王国以后，其政治势力也延伸到阿尔米纳。但是从目前的史料来看，亚述帝国并未对阿尔米纳实行有效控制。阿尔米纳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政治地位：地处亚述、巴比伦尼亚、希腊三方势力的交汇处，而这个交汇地点又是无险可据的港口，军事意义有限，所以这三方势力又基本保持和平竞争的状态。因此，阿尔米纳成为三方的缓冲地和中立的商品交易港口。阿尔米纳出土的大量希腊陶器证明了希腊人在这里长期居住，后来逐渐发现的东方产品也证明了腓尼基人在此地的活动。此外，希腊几何陶器广泛发现于附近的其他地区，如泰尔阿菲斯、拉斯埃尔巴塞特、泰尔苏卡斯、哈马，在腓尼基、以色列、巴比伦尼亚的广大地区也发现了希腊几何陶器。这些都证明了希腊人在近东活动以及阿尔米纳作为一个重要贸易站的可能性。
２０１７年，土耳其乌鲁达大学青年学者亚历山大·瓦采克发表了《阿尔米纳与贸易模式的改变：来自东地中海的证据》一文。通过新的数据信息对比，他认为在整个公元前８世纪，阿尔米纳的优卑亚陶器数量占绝对多数，这说明以优卑亚为代表的希腊人与活跃在小亚细亚一带的腓尼基人有着频繁而密切的商贸往来。这种情况在公元前７世纪发生了显著变化，优卑亚陶器逐渐减少，最终在公元前６７０年左右几乎完全消失，而伊奥尼亚地区的陶器则显著增加，因此可以推断是后者将前者挤出了市场。这种情况说明伊奥尼亚地区的城市在海外贸易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他进一步论证，这可能意味着伊奥尼亚城市成为了北爱琴海地区和利凡特地区的贸易中转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亚述帝国的扩张削弱了腓尼基人在塞浦路斯和北叙利亚的影响力。
关于阿尔米纳性质的争论，实际上是因为学者们对于古希腊人的殖民活动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而造成的。一些学者将殖民活动狭义地定义为希腊人有组织地迁移到其他地方，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而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强调“殖民地的希腊人保持了文化上的纯粹性”，不会与当地居民发生融合。然而，通过考察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的殖民地，奥斯邦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希腊人在海外最早的定居点很可能是由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个人所建立的，并且从建成到发展的整个周期很长，建立者来自希腊各地。笔者认为，奥斯邦对西部希腊人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希腊人在近东地区的活动。希腊人建立的这些定居点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化或者融合，有的逐渐衰落乃至消失，有的则成为希腊移民占主导地位的殖民城市，阿尔米纳则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贸易港口。谢菲尔德大学考古学家基思·布兰尼甘将殖民地分成不同的类型，分别是定居殖民地、统治殖民地和共居殖民地。其中，共居殖民地的特征是本土和移民相混合。外国移民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保持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习俗，尤其是墓葬习俗，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在设计和建造方面本质上是本土的，尽管也能够反映一些移民的特征。海德堡大学考古学家尼迈耶认为，阿尔米纳就属于这种共居殖民地，本质上是一个腓尼基人或者阿拉米亚人的城市，希腊人在某一阶段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社区。
笔者认为，最早的希腊殖民图景极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希腊人在海外商贸活动中建立了一些临时定居点。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些定居点可能比他们的家乡更加适合居住和发展，因此就逐渐稳定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社会和政治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团体和政治实体。阿尔米纳属于这种海外活动中建立的贸易据点之一。但是阿尔米纳与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殖民地有着重要区别。第一，阿尔米纳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甚至不宜人居，因此在这里建造城镇基本可以肯定是出于商贸目的。第二，因为这里是强大的亚述帝国的势力范围，所以阿尔米纳最终没有形成一个希腊人所独有的殖民城市。当然，阿尔米纳虽然政治上隶属于亚述帝国，但地理上更适合归于东地中海的一部分。由于山脉的阻隔，亚述对阿尔米纳的统治十分薄弱。因此，阿尔米纳成为了一个各方势力的妥协和缓冲之地，并且制度化为一个中立的“贸易港口”。
根据阿尔米纳的考古材料，结合相应的古代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公元前８世纪左右，希腊人来到了北叙利亚地区，他们以阿尔米纳等贸易港口为据点，与活跃在这一地区的腓尼基人、亚述人、巴比伦人进行商贸活动，同时也接触了古代东方文明。但是，博德曼所说的“希腊人向东方和南方学习，向西方和北方传播”并不准确。实际上，在古风时代早期，第一批希腊人走出来的时候，希腊文化尤其是陶器等物质文化就开始走向东方。
三、早期希腊史研究的转向——大传统与大鸿沟
综上所述，尽管在有关希腊和东方文明交流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学者们还有各种争议，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古希腊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经历了明显的转向，即从以文献为基础到以考古为基础，再到文献与考古相结合。这几次转向，又源于学界对于古史研究的“大传统与大鸿沟”的思考以及沟通“大鸿沟”的努力。
１９７９年，南安普敦大学考古学教授科林·伦弗鲁第一次将“大鸿沟”这一概念引入古典考古学领域。伦弗鲁认为，古典考古学发端于施里曼对特洛伊、迈锡尼的发掘和伊文思在克里特的发掘，以及德国人在奥林匹亚的发掘和法国人在提洛岛的发掘。乔治·丹尼斯１８４８年发表的《埃特鲁里亚的城市与墓地》被认为是在古代土地上进行田野考古的先驱；莱亚德爵士于第二年发表的《尼尼微及其遗迹》则首次将近东的古代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古典考古学的兴起，为希腊罗马以及近东地区史前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但是，在整个古典学界，存在着一个“大传统”，那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数个世纪里西方学术界对古典作品（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戏剧以及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古典考古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个大传统提供的解释，另一方面也为这个大传统提供解释，二者形成一种互证关系。
但是，伦弗鲁认为古典考古学领域也存在着一个大鸿沟。这个大鸿沟有几层含义：一是地理意义上的含义。古典考古学长期以来仅仅关注旧世界的古代社会，而对新世界的古代社会几乎没有涉足，其中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以旧世界为关注中心的美国考古研究所和以新世界为关注中心的美国考古协会几乎不相往来。二是学科意义上的含义。古典考古学虽然与古典学的大传统形成互证关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学科分类以及基本方法论上的鸿沟。古典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人类学的方法，主要是田野考古和田野调查，并且非常依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就目前的学术发展局面来说，古典学的大传统仍然在诸多方面占有优势，不仅因为深厚的文献传统，而且因为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而人们往往认为可以自然而然地从完整的描述中得到对事件的充分解释，而考古资料的不完善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严重依赖考古遗址和遗物保存的完整性，而且也依赖考古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学家是否公开或者完整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大鸿沟的产生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传统的”古典学家有义务主动沟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之间的鸿沟。
随后十几年里，沟通“大鸿沟”成为古典考古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１９９２年，理论考古学大会在南安普敦大学召开年会，主题为“古典考古学的新方向”。１９９５年，由尼格尔·斯宾塞主编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希腊考古中的时间、传统与社会：沟通“大鸿沟”》。虽然该论文集的研究主题专业性非常强，但是仍然成为一本畅销的学术著作并多次再版。其中的所有文章都体现了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或者说所谓的“新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些文章不仅仅是在讨论具体的考古发现或者具体的古代文献，而且旨在提出某种理论解释，即考古材料和数据如何与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建立联系。这种新考古学（尤其是古典考古学）向历史学的转向，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经得到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共同认可。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借鉴考古学的最新发掘和研究成果，考古学家则更倾向于利用考古发掘成果来分析和研究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在这个背景下，古典历史学和古典考古学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为古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向，古典学的大传统与考古学之间的大鸿沟有了沟通的可能性。
２００２年，德斯科德瑞斯在《地中海考古杂志》发表《阿尔米纳：穿越大鸿沟》一文，明确将“穿越大鸿沟”的概念引入关于阿尔米纳的具体研究中来。当然，他所说的大鸿沟更多的是指学者们对某些问题的意见分歧之大，而这些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古典学与考古学之间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的不兼容。不过，随着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古希腊史研究领域越来越注重传统文献与考古证据的结合，“传统的”古典学家和古典考古学界在关于阿尔米纳的学术研究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在阿尔米纳发掘的考古材料以及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为我们研究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与东方文明的交流互动，澄清希腊人与东方人（尤其是腓尼基人）在文明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当然，对这些考古证据的解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这也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空间。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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