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前言
蒋介石是1930年代中国最具政治权力的人，而释太虚是同时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宗（佛）教界领袖。由释太虚与蒋介石在1930年代的交往，可以了解当年中国的政教关系。但他们两人的关系，应该上溯到1927年秋，蒋介石电邀太虚赴奉化雪窦寺始，直迄战后1947年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止，其间约有20年的时间。
蒋介石的故乡，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雪窦寺是当地名剎，谈到蒋介石与太虚法师的关系，不能忽略雪窦寺。雪窦寺全称「雪窦资圣禅寺」，地处奉化溪口西10公里的雪窦山。该寺前身是晋时女尼所建的瀑布院，原在山顶瀑布口，唐会昌元年（841）迁到今址。咸通元年（860）寺毁，867年修复，改称「瀑布观音禅院」。景福元年（892），南岳常通禅师来主寺事，刺史黄晟施田1300余亩，扩建佛殿、钟楼、经阁、禅房等凡数百楹，成为十方禅院。南宋宁宗时评定寺院等级，被列为天下「五山十剎」之一，明时又被列为「天下禅宗十剎」之一。清光绪31年（1906），御赐雪窦寺玉佛、玉印、龙袍、袈裟、铜磬及经书等。可见，雪窦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确有其特殊之地位。
蒋介石家族与雪窦寺颇有渊源，蒋宗霸为蒋氏家族迁四明第二代祖，为布袋和尚弟子，跟随布袋和尚云游3年，以后世代信奉佛教。蒋母王太夫人信佛极虔诚，而蒋介石每次回乡，都会到雪窦寺参访。太虚与蒋介石之结缘，也由雪窦寺开始。
本章主要以1930年代为重点，探讨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关系，为全盘掌握这两位政教领袖间之互动，文中不可避免地会论及1930年代前后两人的关系。全章除前言及结语外，分由释太虚初识蒋介石、1930年代的释太虚与蒋介石、1930年代以后的释太虚与蒋介石等阶段加以论述，希望透过这样的分析，可以清楚呈现释太虚与蒋介石的交往情形，进而了解民国史上佛教与政治关系之一般。
第二节 释太虚初识蒋介石──1930年之前的释太虚与蒋介石
1924年秋，释太虚因他所提有关武昌佛学院革新方案未能落实，加上胃病，而离开武昌佛学院，乘船转往南京、上海，并在宁波休养，因曾闻知奉化雪窦寺山水殊胜，乃转往一游。才入寺至天王殿，雨已骤下，朗云方丈迎居法堂的西厢房内。「一雨三日，竟不及出门纵观。翻阅山志，哦诗遣闷，所题八景诗，皆卧游所成。三宿未晴，乃于晨餐后雨雾蒙蒙中唤舆下山。过入山亭，天气放晴，但兴阑不再返登。」这是太虚第一次造访雪窦寺，虽然因雨，未能畅游，却因此留下〈雪窦寺八咏〉的诗篇。
1927（民国16）年8月15日，蒋介石发表辞职下野宣言。8月16日上午，蒋介石到雪窦寺，自本日起，蒋常寓于寺中。8月17日，游飞雪亭、妙高台，见风景幽雅，有终老故乡之意。
太虚与蒋介石初次会面，据《太虚自传》云：
〔民国〕16年仍为个人出洋之预备。夏间、已收得杨性尘居士捐助5千元，南普陀寺诵经移助2千元。中秋前，蒋总司令暂回故里，以闻黄膺白先生称述，电杭州公安局长某，邀我赴奉化晤谈。我抵溪口公馆，由何君翼龙之招待，登雪窦山与蒋公初次相会见。翌日、长谈，蒋公拟邀我同去日本住一些时，把阳明学和佛学作一番研究。偕我及吴礼卿、张文白两君同游千丈崖下，与寺僧规划建桥筑路和修理飞雪亭、妙高台等工程，兴致甚高。当晚、有一美国人来谒；谈后，蒋公趣向上似有了迁变。中秋的早晨，美国人辞去后，我亦辞行；但蒋公约我同到溪口过节，下午乃偕吴、张二君等下山，路经蒋母墓菴暂停，转至溪口文昌阁。阁上蒋公藏书颇富，山水尤占形胜。晚餐毕，团坐赏月。蒋公集亲友，请我为讲《心经》大意。我次日返甬，致函申谢，并告以欲赴欧美考察游历。蒋公旋过沪、东渡扶桑。过沪时，嘱陈君果夫以3千元赠余，作欧、美游费。
上引太虚自述有关他与蒋介石初次交往经过，是了解太虚与蒋介石关系的重要文字，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以下拟由：1、黄膺白从中介绍，2、蒋介石邀请太虚讲《心经》，3、蒋介石赞助太虚游历考察欧、美旅费，4、太虚诗赠蒋介石等方面，略加论述。
1、据太虚说，1919年夏，湖北留日生陈定远，愤日人挟弄喇嘛，回国邀觉先、道阶及太虚等发起「中国五族佛教联合会」，并请张思缄、汤铸新、张仲仁、张仲膺、胡瑞霖等出面提倡。时穆穆斋为浙江旅津中学校长，偕太虚访严范孙及黄膺白，太虚与黄膺白的友谊从此而起。在第一次见面时，太虚与黄膺白相谈甚欢，太虚后过平津，曾数访黄，太虚虽屡次赠佛书予黄，但未尝以佛法相论究。可见太虚与黄膺白刚认识时，黄膺白对佛教并不熟悉，故两人谈话未涉及佛法，直到1927年，黄膺白掌上海市府，曾以护持佛寺、兴办佛校之事，屡商于太虚。太虚在黄膺白心目中的地位，逐渐重要，黄膺白乃有在蒋介石面前「称述」太虚之举。
2、蒋介石初次邀请太虚前往奉化故里，正逢当年中秋，蒋除邀集亲友共度佳节外，特请太虚为众宣讲《心经》大意。太虚有诗云：
天上人间迹未周，携将布袋又明州。看山雨阻怀前度〔甲子冬至至雪窦，因雨未游〕，让国风高快此游。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剧怜黑野斗群魅，欲放慈光照五洲。
此时的蒋介石，对佛法仍存好乐之心。主要其因是：当时蒋介石尚未与宋美龄结婚，未受宋美龄家族影响而改信基督教也。
印顺法师在其所着《太虚大师年谱》中说：太虚为蒋氏夫妇，及张文白（治中）、吴礼卿（忠信）等略说《心经》大意，其中「蒋氏夫妇」，指的是蒋经国之母。印顺解说：「国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从狂风暴雨中复归安定，得以泄沓混日，确与此夜此人有关。」印顺特别指出，由于太虚与蒋介石这次的交往（此夜），使得佛教在动荡的时局中，可以受到政治上的庇荫，尤其是能够得到蒋介石（此人）的支持。
3、太虚此次与蒋介石见面后，返甬，致函申谢，并告以将赴欧、美考察游历。蒋即嘱陈果夫，致赠3千元给太虚，赞助太虚游历欧、美旅费。这是太虚第一笔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资助。太虚对于这次蒋介石的资助，非常感念，除在《太虚自传》、〈寰游记〉述及外，在〈放洋寰游启事〉中，也特别感谢「奉化蒋公之资助」。甚至于到了1940年7月，太虚在汉藏教理院暑期训练班讲〈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时，还提到，蒋委员长下野，回奉化休养，约太虚到雪窦寺住了几日，太虚便把出国的意思告诉蒋委员长，承蒋委员长「力予资助」。
4、太虚身处新旧交替时代，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擅作诗，《太虚大师全书》录有〈潮音草舍诗存〉、〈潮音草舍诗存续集〉、〈潮音草舍诗存〉、〈潮音草舍诗存遗〉、〈潮音草舍诗存别集〉，以及他人酬答之〈潮音草舍诗存外集〉。太虚此次雪窦之行，有〈和玉皇禅友赠蒋总司令归隐原韵〉，诗云：
党国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岂贻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此心违。
可见太虚对蒋介石评价颇高，在往后日子里，亦常有诗赠蒋介石，如在蒋介石五十岁及六十岁生日时（详后文）。
《太虚自传》中还有一段文字，可以作为吾人进一步了解太虚与蒋介石的交往关系的线索，太虚说：
〔民国〕17年春间，蒋公莅杭访余于灵隐寺，同摄影多帧，蒋公订出洋前再一晤谈。……时余风痛虽未全愈，已可行动如常。6月初，蒋公暂由北伐前线返京，余电告行期。承函托周枕琹先生亲至余所寓普陀山报本堂下院，邀去南京晤叙。报本堂莹照和尚陪余抵京，寓毗卢寺，蒋公派张希骞副官长来寺招待，遂谒于总司令部，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亦出相见。蒋公数日后，又招游汤山。旋再出发前线，派张副官长送余旅京费300元，余移捐作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的经费。
上述史料，透露几点讯息：
1、太虚与蒋介石曾有多回见面交往的经过，蒋且曾到杭州灵隐寺访问太虚，同摄影多帧；并邀太虚前往南京晤叙，同游汤山。
2、太虚谒蒋介石于总司令部，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亦出相见。案：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28年12月1日，在上海结婚，从此之后，宋美龄对蒋介石宗教信仰的转变，产生极大的影响。有关蒋介石信仰「由佛转耶」问题，在结论中再作进一步讨论。
3、蒋介石中招太虚同游汤山后，送太虚旅京费300元，太虚移捐作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经费。据太虚说，他在放洋出国前，蒋委员长约他到南京会见，由蒋的介绍，访问党国要人，太虚觉得全国应该有个「佛教会」之类的组织。但蔡元培、张静江等人，认为民初的信教自由，此时已失效，不便提倡宗教，所以应先设「佛学会」为宜，因为佛学会是研究学术的机关。太虚应南京要人之邀，讲了3天〈佛陀学纲〉后，发起成立「中国佛学会」，设立「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预备等到他次年回国后，再召开全国佛教代表大会，把「中国佛教会」组织起来。1928年7月28日，太虚于南京毘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开预备会3日。此即得蒋总司令介绍访晤之成果。至此，国民政府下，中国佛教始有正式组织雏型。由上可见，中国佛学会筹备处之成立，亦得到蒋介石间接之助。
1928年9月某日，佛学会常会议决另设佛教会。盖以南京会议时，圆瑛犹多和同。迨返沪，为沪、杭名流居士所包围，竞主佛会设上海觉园，南京设办事处，王一亭则认为，佛会应设首都南京，双方坚持不下。王一亭以维护佛法，面请于蒋总司令。蒋谓：1、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2、藉教育以造就有知识的僧徒，可以保存。3、寺院须清净庄严，不可使非僧非俗的人住持。且对于社会，要办有益的事业，可以保存。由上述，可知佛学会无法正常运作，其间牵涉到太虚与圆瑛新、旧派系间的不协，乃有王一亭面请于蒋总司令之举。
1928年10月15日，太虚访法途中，有名印度学者希尔筏勒肥，与谈发起世院事。20日，太虚召集巴黎友人于东方博物院，商组世界佛学院事。明定世界佛学院宗旨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发起人有：太虚、希尔筏勒肥、阿甘、葛拉乃、胡雪、爱斯嘉拉、马古烈、腊尔华、伯希和、马格尔、龙舒贝勒等20余人。会中商定设通讯处于东方博物院，并先付5000法郎为筹备费。太虚并发表：〈告国内佛学同志书〉、〈致蒋总司令书〉。在〈致蒋总司令书〉中，太虚说：
环顾中国，唯公〔蒋〕有此远大之眼光心量，故请公〔蒋〕先电驻法之中国公使馆，转示东方博物院，认捐10万元，作世界佛学院建设费；并先汇存巴黎之里昂信托公司1万元，以示倡导，是所切祷！
然据笔者所阅史料，并未发现蒋介石认捐之事，却见有蒋介石在1929年5月18日复太虚函云：
太虚法师法鉴：顷展 手翰，并承惠贝叶古经，及德人所着中国名胜记，珍迹奇编，良深感谢。 大师远适异国，佛法宣扬，玄奘以还，斯为第一，甚盛甚盛。此覆，顺候 兴居 蒋中正启印。
由上可知，太虚在访问欧州期间，仍与蒋介石保持密切联系。
第三节 1930年代的太虚法师与蒋介石释太虚初识蒋介石
一、战前（1930至1936年）
探讨1930年代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关系，由于自1937年7月7日以后，中日第二次大战全面爆发，中国东南半壁沦为战区，国民政府西迁。为便于讨论计，故将1930年代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关系，以「七七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阶段，分别讨论之。
就前一阶段（1930至1936年）言，太虚法师与蒋介石的关系，是以雪窦寺为中心而展开的。
1930年6月，太虚再游奉化雪窦寺，有〈雪窦为石侯画师题山水〉，〈仿宋觉范禅师画梅赠奉化蒋公〉二诗。其中〈仿宋觉范禅师画梅赠奉化蒋公〉一诗云：
三冬寒彻石门禅，傲雪凌霜道骨坚；闻说石奇今再世，故应开在百花先。
1932年1月，太虚复游奉化雪窦寺。时蒋介石辞职返乡。太虚有〈雪窦赠某君〉诗：
四登雪窦初飞雪，乍惜梅花未放梅；应是待令寒彻骨，好教扑鼻冷香来！
1932年10月8日，太虚应蒋介石之请，住持雪窦寺，行进院礼。莹照、宽融、玉慧观，均上山观礼。太虚步抵山门下，说法云：「八字打开，一尘不立，四明第一山，中道从容入。」向弥勒佛，又说法：「摄化阎浮，应居兜率，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复又转入弥勒佛龛后，向韦驮菩萨说法语云：「戡天缩地逢今日，护法安僧仗将军！」后至大雄宝殿，参礼释迦牟尼及诸佛菩萨，又说法语：「巍巍堂堂，众圣中王，现身雪窦，不离华藏。」继行至方丈，即陞座云：「禅门艷称雪窦颂，海外犹傅碧巖集，今日当场拈出时，清风匝地起何极。」
〈浙东名山雪窦寺纪游〉一文，系玉慧观应太虚之邀，前往参加太虚晋山雪窦寺住持之后所作。据玉慧观所见，当他们一行人走至雪窦寺山门时，全寺僧众，咸披袈裟，拜接于山门之外，并有当地驻军约50余人，荷枪实弹，特来护卫。蒋介石特命蒋经国、蒋纬国发来贺联云：「共拔迷途同登觉岸，长存妙道永固福田。」
由上所述，值得留意者有三：一、太虚住持雪窦，乃出于蒋介石之延请；二、太虚行进院礼时，当地驻军出动荷枪实弹50余人前往护卫；三、蒋介石特命蒋经国、蒋纬国发来贺联。可见蒋介石对太虚住持雪窦寺之重视。据张明镐说，太虚在主持雪窦寺期间，山上山下，奉化当地公安机关，均派有警察护卫，并以小包车代步。张批评太虚说：和尚俨然变成了显官，乃因受蒋介石赏识，擡高了身价之故。
太虚自1932年10月，接掌雪窦寺后，即展开如下各项施设：1、整顿职僧住众，2、举办讲经弘法，3、治理农林工场，4、培修道路风景，5、编纂雪窦小志，6、展布地方教化（溪口雪窦下院），7、振兴上海虹口雪窦分院。致雪窦气象，为之一新。惟以上所列各项，仅属太虚重建雪窦之原则，以下列举具体事实6项，以明太虚在雪窦寺的实际作为：
1、太虚在雪窦寺讲经：1933年3月19日，太虚在雪窦讲《出生菩提心经》，时宝忍毕业自闽南佛学院，从太虚至雪窦司会计，宝忍精《成唯识论》，而回向兜率。太虚于开讲后即命代讲。1934年1月，太虚回雪窦寺过春节。2月14日，于雪窦寺开讲《弥勒上生经》。1935年春，太虚在雪窦寺讲：〈俭勤诚公〉，并将此四字，列为雪窦寺训。1936年4月，太虚在奉化雪窦寺讲〈慈宗的名义〉，指出：「慈宗」，就是「弥勒宗」。梵语弥勒，此译为慈氏，依据慈氏为宗，乃立「慈宗」的名义。同年10月，太虚在雪窦寺说〈归依开示〉。并开讲《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
2、以雪窦寺为禅观林：依太虚计划，「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为研究参考的教理，依之修行证果，而树立世界的佛教为目的。在整个世界佛学院计划的名称下，拟以雪窦寺为禅观林，北平柏林佛学院为中英文系，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直接属于世苑系统的，有专为研究汉藏文佛学的汉藏教理院，及武昌佛学院改设之世苑图书馆。为完成以雪窦寺为禅观林之计划，太虚在1933年春，订「禅观林大纲」，规定：（1）禅观林属世界佛学苑之一部，以专习禅观为主，就雪窦禅堂改设之。（2）每日除早、晚课外，禅观3时，讲授2时。（3）请班首4人，首座提唱宗门禅，西堂讲授净密禅，后堂讲授大乘性相禅，台贤禅，堂主讲授余乘禅。（4）晚禅1时，全寺僧皆须入林随习。（5）每年分为两季，3月9月23日出堂，4月10月初6进堂。（6）禅观林于癸酉冬季开始。（7）4月16起，先设禅观研究组，研究《俱舍论．定品》，《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摄大乘论．增上心学品》，《法苑义林．唯识章》。虽禅观林因主持无人，迄未能如法进行。然其规模与格局，颇值有心人士借镜与深思。
3、谈玄法师与雪窦寺：太虚自主持雪窦以来，对于各种法务之振兴，不遗余力，而寺中讲学，时讲时辍，乃因无长驻寺中主讲法师之故。1937年中，谈玄因事往谒太虚，被太虚请为雪窦寺主讲，并自当年7月开始招生辨学，谈玄亲任主讲，所授科目有：《永嘉证道歌》、《佛乘宗要论》、《佛学abc》、《佛教宗派源流》、《密教概论》、《弥勒上生经》、《天台学概要》、《佛教历史研究法》、《一切有部律》、〈比丘戒颂〉等。到了1938年初，由于战火漫延，「敌人到处杀人放火，人心异常恐慌」，「雪窦寺开学以来，总算读了5个月的好书」，但办学之事，也因战争影响，不得不作罢。谈玄在短暂的办学期间，编成《佛教研究法》、《天台学纲要》各十万余言，《佛教大事年表》正编辑中。
但谈玄主持雪窦寺，并非一帆风顺。据1938年10月，谈玄曾呈文内政部，指控寺僧湛泉刁顽成性，酗酒滋事，目无法纪；又联络僧圆方迫走前任监院，殴打现任副寺心光，且教唆学生碧峰、式文等，掀动风潮，藉词调查办学经费，妄图诬陷。太虚曾为此事致内政部长何键乙函，恳电令宁波徐专员、奉化王县长，护持谈玄，将湛泉等僧摈出。案经奉化县府派科员姚賛唐，前往该寺暨溪口镇公所、警察分所等处调查，发现：1、雪窦寺寺产丰富，虽为十方丛林，但寺内住持，向采子孙相传制。自太虚进院后，将原有寺内执事完全改组，无形中成为新、旧两派。太虚在时，旧派敢怒而不敢言，及至太虚离寺赴渝，由谈玄代理主持，因待理职未正式公告，故旧派不承认。2、谈玄既为主讲，自己管理经费与帐目，公布时，学僧妙慧、证空、宝戒、传德、碧峰、式文、觉福等7人，认为与实际开支不符，要求公开帐目，谈玄不允，风潮遂起。亦可见，谈玄主持雪窦，确有不周之处。
谈玄法师，湖南籍，通英、梵文，1926年赴日，入密教佛学院，从玉山大阿闍梨学东密，得灌顶位，圆满回国。1934年夏，又东渡日本，从前任大正大学校长福田尧颖大僧正学台密。谈玄逝世于1943年初，太虚挽联云：「献身学业能拼命，病榻来书不忍看；密法东台承复绝，哀哉继起得人难！」
4、太虚为蒋介石祝寿：1936年9月，太虚在蒋介石50岁生日前1个月，发起全国各寺庵诵《药师经》，为蒋祝寿，太虚说：
中国今值多难兴邦之际会，而应运复兴中华民族者，实惟蒋委员长为领袖，自当与国同寿。敬案《药师琉璃光**本愿功德经》云：「若剎帝利灌顶王等灾难起时，所谓人众疾疫难，他国侵逼难，自界叛逆难，星宿变怪难，日月薄蚀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彼剎帝利灌顶王等，尔时应于一切有情起慈悲心，赦诸系闭，依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由此善根及彼**本愿力故，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无有暴恶药叉等神恼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即隐没，而剎帝利灌顶王等寿命、色、力、无病、自在，皆得增益。国历10月29日，恭逢蒋公五秩诞辰，本寺于27日起，设坛供药师**诵经3日，并启请全国一切比丘、比丘尼所住持寺庵，及在家佛徒之团体等，均于29日供药师**诵经1日，祝延蒋公之寿康，禳消民国之灾难，普祈国泰民安，咸庆消灾延寿。
太虚又有诗祝蒋介石五十寿辰云：
乾坤鼓铸仗风雷，一代权威泰运开。直欲圣贤承道统，岂惟军政展天才！国家正气怀兴复，民族颓流誓挽回，薄海同伸知命庆，金刚不坏仰**！
5、西安事变发生时太虚发表为蒋介石祈祷通电：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劫持蒋介石，要求抗日，停止勦共，在蒋未脱困前，太虚发表〈为蒋委员祈祷安全通电〉云：
全国佛教寺院会社公鉴：委员长蒋公，一身系国家安危，民族兴替；顷蒙难西安，祈即或联合或分别修法诵经，祈求早获安全返京，不胜忧痛迫切之至！
6、西安事变后太虚与张学良同游雪窦：1937年3月1日，太虚回雪窦。清明前数日，张汉卿（学良）居雪窦寺附近，太虚偕游徐凫巖，自亭下乘竹筏至沙地。太虚留下两首诗，其一是〈张汉卿邀游徐凫巖（丁丑）〉：
重睹丹山赤水流，徐凫巖下逐鱼游，春光过半清明近，生趣泱然翠稍头。
其二为：〈张汉卿邀自亭下乘竹排至沙地（宴桃花间用前韵）〉：
悠扬妙乐激湍流，溪上偕乘竹筏游，万树桃花洒红雨，无边春色溢枝头。
按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卸除本兼各职，暂居中国旅行社在雪窦附近开设的四明旅行，其间经历7个月之久，故有与太虚同游雪窦的机缘。
二、战时（1936至1939年）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蒋介石忙着「抗战建国」，太虚法师将活动重心移往大后方。国难当头，虽属方外之人的太虚，也投入宣传反日、抗日的行列。
追溯太虚反日宣传，早在七七事变前，即曾发表〈致日本佛教徒电〉、〈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为日本犯中国电告其国佛教徒〉、〈致日本佛教联合会书〉、〈告日本佛教大众〉等篇文告，希望日方能实时煞车，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16日，太虚在牯岭发表〈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他说：
中日冲突已达危迫之极点，将陷中日民族于数载数十载相争相杀，卒致日本自杀，遗地球至惨之祸！抑悬崖勒马，速停一切军事行动，从平等外交以寻谅解途径，使中日民族终获真正携手，开人类大同之运，唯在日本之能系铃解铃与否而判！吾知日本佛教多优秀之士，且人民过半数为佛教信徒，此正宜大启慈心慧眼，以之自救救人时矣！
不久，太虚又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发表〈为国难电告全国佛徒〉，电文中太虚说：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地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平和。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上列太虚两电，分别电告日本及中国佛教徒，一方面希望日本佛教徒能够发挥作为佛弟子应尽的本份，一方面希望中国佛教徒能够奋勇护国。
同年9月，太虚在北碚三峡实验区讲：〈新中国建设与新佛教〉谈及有关新中国建设之趋势时说：
日本于我国内力统一将完成之时，特加紧压迫侵略；尤其最近不惜用非常横暴残酷之武力，对付中国，此实由现在新中国建设内力统一到解除外患的过程上必经阶段，故中国全国国民，在今政府领导之下，莫不一致与日抗战。……现全中国对日抗战，虽中国牺牲甚大，人民所蒙痛苦甚深，然为整个国家人民计，若中国能统一抗战到底，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固不用其惶恐也！
1938年春，太虚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作：〈日伪亦觉悟否〉，太虚云：
兹所欲问者，则日本之军财阀与民众，尤其是因误解国民党而甘心为日军侵略作伥，辽、渖、察、绥、北平、南京等傀儡的伪组织中之汉奸！今已到最后觉悟之机会，其亦能觉悟否耳？中国之抗战由日本弃和平解决方法而不用，突以武力进攻所迫成，其目的在求民族之独立与国家之自由平等，不达不止。此不惟理事昭然，而最近亦已在战场表现相当之抗战能力，确有达到胜利的把握。则欲以少部分日军将中国征服、及欲在日军下成立巩固之伪组织的迷梦，应可以醒觉矣！
同年6月，太虚在成都文殊院讲：〈佛教之新认识〉云：
一般人以为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全国一致的趋向抗战救国，佛法以慈悲为本，等视众生，充其戒杀无我之精神，必近于不抵抗，于保卫国家、救护民族之战斗，恐无益有害。不知佛法慈悲为本，更要以方便为门──门者所以通行者也──。若无方便，即有行不通之弊。所以慈悲不仅是不杀，而方便即是适当的办法。若有恶毒有情欲害多数众生命者，为救多数众生及免彼恶毒有情造大恶业，此时若无他法可止彼恶行，菩萨正应以大悲心断彼恶毒有情命。今有少数疯狂恶魔，不惜为祸世界，驱其国内人民与他国人民，互相杀戮；为制止此种疯狂行动，采取抗战方式，正是佛法的方便之门。所以疑佛法违反抗战精神，实为错误。
太虚强调：中国若能抗战到底，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日军虽然占领中国部份领土，并在占领成立伪组织，仍无法瓦解中国抗日意志。或有人会怀疑，佛法以慈悲为本，如何参与保卫国家、救护民族之战斗，不知佛法虽以慈悲为本，更要以方便为门，而方便即是适当的办法。为制止日本侵华行动，采取抗战方式，正是佛法的方便。
太虚认为：信奉佛教的国家，如中国，近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得挽救危亡解除束缚之道。日本虽有兴隆的佛教，但有其形式，其实际行为所表现，适与佛法相反。成了有名无实，形存神亡的佛教。其原因应归咎于佛教徒，不体会教法的真精神，不能依了教法，身体力行。不能抱定佛教宗旨，实行教义，或者竟做出与佛法教义完全相反的行动，这是佛教徒该引以为最可耻的事。
依太虚之意，中国的抗战建国，与降魔救世的宗旨，不但不相违，而且是极相顺的，抗战并非以战争为本质。因为抵抗外来恶势力的侵略战争，非自己发动战争。故中国抗战，乃是为除掉战争，止息战争，而起来抵抗于战争。故抗战的本质，是自卫的，和平的，为保卫全国人民及世界人类正义和平幸福而发动的。
1940年4月，太虚在星洲作〈日本三千万佛教徒可起来自救救国民矣〉，太虚说：
民国26年「七七」以来中国的抵抗战，是死里求生，实出万不得已。……日本野心的军阀和支那通，更有太不够认识中国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错误，日本的军阀和支那通，往往以李鸿章、袁世凯等中国以前的首脑人物比蒋，以为可用兵力征服，或者可用汉奸来分化；殊不知蒋为第一流军事家，在卢山集训军官时的演说，早已预见到近三年抗战的情状，绝非日本现在的任何军人能企及。既有远见又有坚强意志，未发动抵抗则已，一发动后，自必抵抗到底，岂能被日本兵威所屈！且蒋在率领国民革命军奠都南京以后，虽几经退职，不旋踵即重起，已见他为全国唯一重心，离他不可。至21年后、他的刻苦耐劳，竭忠尽智，以为国为民服务，取得全民及海外华人之一致钦服。尤其「七七」抗战之后，不唯成为中国国内军民大团结的最高领袖，且亦为国际所信仰的伟大人物，绝非二三寡廉鲜耻的落伍旧官，或投机取巧的摇动份子所能使之分化。
太虚认为，蒋介石是第一流的军事家，既有远见又有坚强意志。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他是全中国的重心，并得到全民及海外华人一致尊崇。抗战以后，不但成为中国国内军民大团结的最高领袖，且亦为国际所信仰的伟大人物。中国自发动神圣抗战以来，幸赖朝野上下精诚团结，在蒋委员长领导下，誓死奋斗，前仆后继，愈战而兵力愈强，愈抗而人心愈固；敌焰虽凶，敌械虽利，而泥足愈陷愈深，愈莫克自拔，固已奠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之基础。由上所述，可见太虚对抗战的态度，与对蒋介石之推崇。
以上是太虚法师在抗战初期所发表的抗战言论，以下叙述他与蒋介石在此时期的交往经过。
据太虚〈己卯日记〉，1939年3月初1日记载：
因余昨接蒋委员长函请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及渝办事处函告，中央社会部派员商扩大组织中国佛教会。
此时之太虚，已多年未与蒋介石见面，直到同年9月11日，张治中在国府党政军联合纪念周结束后，莅访太虚，两人商谈数十分钟，并约定9月13日进谒蒋委员长。当天下午3时余，李国华用汽车来接太虚，4时达蒋委员长官邸。根据太虚所记，他与蒋介石见面情形如下：
别来数年，转欣神釆逾昔，精光奕奕。除谈访问团及佛教会之事外，偶及民生史观之社会哲学，应更有唯生论之宇宙哲学为根据。因蒙询大乘佛学之体系，须若干时日可以讲明。并问归期，当告以约须5个月可还，遂致珍重而别。出，访张主任文白，云委员长托带致佛教圣地礼品，当于次日送交。遂转赴陈部长五时之约于教育部。除访问团外，谈整理佛教僧寺及设佛教研究所等。原拟访陈布雷主任、许静仁委员长，以时不及而归。
这次太虚与蒋介石的会面，是在太虚出访缅、印、锡、暹等国之前，所以蒋介石托太虚带了「致佛教圣地礼品」。值得留意的是，蒋介石询问太虚，大乘佛学之体系须若干时日可以讲明，可见蒋介石似有一探大乘佛法奥义之兴趣。
太虚自1939年10月27日，正式展开长达7个月的缅、印、锡、暹等国访问行程。同年12月15日，太虚在仰光与前任内阁总理答茂税务部长宇峇宇议员宇吞旺宇滚等谈话说：
承各位发愿帮助中国的佛教，非常感谢，我这次到缅甸来，蒋委员长等亦有所赞助。
1940年1月11日到达印度，12日晚出席欢迎会演讲。欢迎会首由比丘等领导祈祷三皈课诵，次由大菩提会秘书长法理性海读欢迎词，再请太虚开示。太虚讲演后，即将蒋委员长赠送大菩提场之特制金色银宝塔一座，赠于法理性海，法氏当场致谢，力言决保存此神圣纪念品于永久。太虚以中国佛教法师的身份，前往缅、印、锡、暹等国进行友好访问，可以看成是战时国民外交的推展，具有浓厚政治意义的，也难怪蒋介石要加以支持。
第四节 1930年代以后的太虚与蒋介石（1940至1947年）
太虚的缅、印、锡、暹之行，从1939年10月起，直迄1940年5月3日止，其间横跨两个年度。1940年，1月12日晚，太虚赴摩诃菩提会欢迎会，到中、印、锡、英政学界200余人，太虚演讲毕，以镀金银塔奉赠菩提会为纪念，上刻：托太虚法师携存佛教圣地，蒋中正，二八，一一，二六。
1940年1月，太虚在加尔各打华侨欢迎会讲〈中国佛教的近况〉，他说：
抗战以来，蒋委员长屡次昭示精神重于物质，对于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佛教，当然更加重视；所以、这次我们出来，备承政府各机关和社会各团体的帮助。中国佛教已不是从前那样萎靡，而已成为精神总动员的要素，建国的精神基础了。
太虚在讲词中强调，他的这次行程，曾得到中国政府各机关和社会各团体的帮助，也特别提到蒋委员长对中国国运的重要。同月16日，太虚在加尔各打与波史先生谈话中说：
我们中国的领袖蒋委员长，也自信决定可以克服国难。中国胜利后，相信其余在中国的不平等势力，均可用和平方法解决。而中国亦决援助亚洲其他国家同得平等自由，所以真正建立亚洲新秩序的关键，仍系在中印两民族间联合。
1940年4月，太虚在星嘉坡总商会讲〈南洋华侨与宗教〉云：
我国从民廿年九一八被敌寇侵入以来，全国国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的确大大的进步了。例如团结一致以同御外侮，忍耐劳苦以努力建设，国内壮丁之普受军训为国出力，海外侨胞之输财辅力为国效忠，都是很难得的。
由上可见，太虚十分肯定蒋介石领导中国对日抗战的重要，对蒋介石可谓推崇备至。
1942年2月，蒋介石前往印度访问。太虚〈元旦贺蒋公访印成功〉云：
精诚一至融英印，华梵重通启大同；自喜前驱曾负弩，坛坫今庆奏奇功！
1942年3月，太虚在为举行印度日作〈中印之回溯与前瞻〉云：
印度之政治，没有其宗教和哲学之发达，其古史上仅奉佛的阿育王、迦腻王、戒日王暂盛一时，而统一印度之年期极短；明清来、成为回教统治及英国统治时代，益加支离复离。中国亦只唐太宗曾派行人王玄策察临五印；至元太祖部将之曾征印度，乃蒙古人之向欧州、中国同施侵凌者。故真正之中印政治关系，实从此次蒋委员长之访问印度开始。
太虚强调蒋委员长访问印度，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促进了中国与印度的双方关系。1943年3月，太虚在重庆狮子山作〈对于文艺政策之管见〉云：
以言现代文明，则基督之宗教，历史之哲学，自然之科学，工业之经济，国族主义、民治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也。而三民主义为针对国族、民治、社会之政治，分析之，综合之，批判抉择之，选取其精英，择去其弊害，融成一体而又统持超越于其上之政治哲学也。所以能统持超越于其上者，一由其集取中印古化精意之中国民族文化为渊源，二由中山先生之特见，三由蒋委员长率全国同志之力行，则于政治固可遵循之以建成现代民国而更促进大同之世。
太虚于此，特别标出蒋介石对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贡献。
1943年11月，中国国民党11中全会公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大元帅，太虚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去电贺云：
顷披官报，敬讅十一中全会公选钧座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大元帅。众望所归，曷胜钦忭！揆文奋武，负抗建之重任；迈古铄今，致国族于复兴。同盟居四强之列，世界奠和平之基，伟烈丰功，永垂万代！景瞻吉座，讴颂无量！特电申贺，恭叩崇绥！
1945年7月，太虚于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前，在重庆广播〈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云：
日本佛教徒不乏彻了万法因果者，于此宁能不速速觉悟忏悔以求自身及全民灭罪除苦，而甘随恶贯满盈之军阀俱尽，如柏林之随希特拉而销毁乎？…日本佛教之善知识，可以呼吁四千万佛徒起来自救救国民矣。今日本有思想知识之国民，固无不深知此已绝无胜望之苦战，能早停止，可多保全也。其如全国无一大力量人，能负起投降之责任乎？此诚日本国民实际之苦衷。然此正须佛教善知识本大慈悲，运大智慧，发为大雄大力大无畏精神，不惜牺牲个人身命，冒死犯难，大声急呼全日本国民，勿再拥护主战之军阀政府，同时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当政请愿停战，甘受戮辱而不退屈，并由个人或集团不断的对主战军阀实施袭击，则必能唤起厌战懈争之高潮，而为息战造成有利形势，则可共进于世界和平之运动矣。日本佛教徒诚能如此牺牲个己，救国、救民、救世人，其侠义之大仁大勇，必为全世界人所能倾倒，而中国暨各国之佛教徒，尤当引为无上光荣，不胜其馨香祷祝，敬仰钦崇者也！吾佛徒在紧急关头，贵能提起正念，突破魔障。日本佛教徒乎！浩然其无畏，其猛然蹶起！
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中国政局进入另一阶段，蒋介石忙着接收、复员与「勦共」，太虚则准备将弘法重心东移。但不幸的是，太虚竟然在1947年3月17日圆寂于上海玉佛寺，而中止了两人的关系。以下由：1、战后太虚重回雪窦寺，2、太虚写诗庆祝蒋介石六旬大庆，及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上书国民政府蒋介石，3、太虚圆寂与《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等问题，略加叙述如下：
首先就战后太虚重回雪窦寺言：太虚于1946年秋，将雪窦寺住持一职，交与大醒。1947年1月3日，太虚偕芝峰等去溪口，回到一别十年之雪窦寺。太虚留3宿，不胜废兴之感。有〈重归雪窦〉诗云：
妙高欣已旧观复，飞雪依然寒色侵。寺破亭空古碑在，十年陈梦劫灰寻。
这是太虚最后一次到雪窦寺，距离他圆寂，仅两个多月时间。
次就战后太虚写诗庆祝蒋介石六旬大庆，及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上书国民政府蒋介石一事言：1946年10月，太虚撰〈祝蒋主席六旬大庆〉，其诗云：
武侯躬亲，国民胥赖，宣圣耳顺，仁寿同登！
而太虚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上书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转陈国府主席蒋介石，是在1947年1月13日，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太虚领导中国佛教会。办海潮音月刊，躬率佛教访问团于国内国际，呼起同情，阐扬抗建，并有多处僧徒组救护队等，救治灾伤、振济难胞，虽不足言有何大勋，至少于一般国民之尽力于国家民族者，不相差也。今值胜利和平，欢腾大地，而僧众之被欺压，寺产之受侵占，仍未消灭。近以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名义，曾呈由内政部、社会部转请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会同布告全国僧寺重申保护，此为安定全国寺僧俾能继续服务国家社会之公益者一也。太虚又尝联合耶、回各教徒成立宗教徒联谊会，对宗教调协、国际宣传颇有贡献。为令职业宗教师如佛教僧侣、回教阿衡、基督教牧师、天主教神甫等各得其尽力国事之途径，曾由宗教徒联谊会呈中央党部请求以职业团体选国民大会代表之例，全国各性宗教团体亦得选僧等代表各若干名，已荷中央吴祕书长交审察会议，尚祈赐予裁定，俾宗教徒在国民平等立场亦同享参政之权利者二也。本会南京中山路万寿寺会所，二十六年冬被敌机炸毁，寺中残屋迄今为通信队等所分占，失去本会还京之会址。又本会上海市分会会所在虹口，亦于全面抗战初起时被敌军烧燬。两处图书器物等，损灭无遗。兹已呈南京、上海两市政府就没收之敌产〔上海有日僧本愿寺等〕拨一份以资恢复会所。而武昌手创之佛学院，陷敌时残存余屋，为敌驻兽医队，今国军接收仍占居之；虽已呈请发还，尚延未实施。此为发扬佛教学术文化以启迪社会人心计，祈饬令武昌、南京、上海军政当局迅即发还及指拨者三也。太虚所住持奉化之雪窦山寺与所属妙高台等，亦受敌机及游匪残毁甚多，前者毛颖甫先生曾谈及将来须藉提倡重修；而在上海东有恒路之雪窦分院，亦于八一三时被敌烧毁，亦祈饬上海市政府拨封闭之日僧寺屋一所，恢复沪上分院。此有关修复珂乡风景名胜古迹者四也。」
归纳太虚这次上书蒋介石，主要希望国府当局，能过：1、重申保护全国僧寺，2、全国各宗教团体亦得同享参政之权利，3、祈请饬令武昌、南京、上海军政当局迅即发还武昌佛学院、南京中山路万寿寺、上海虹口会所，4、重修奉化之雪窦山寺与所属妙高台，及在上海东有恒路之雪窦分院。可见太虚是站在覆护教、卫教的立场，为佛教争取应有的权益。
最后谈太虚圆寂与《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1947年3月17日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治丧期间，重庆法尊，武昌苇舫，西安超一，开封净严，杭州会觉、巨赞、宏妙、印顺、妙钦、续明，南京昙钵，镇江雪烦、茗山，常州明智等，均先后来集。弟子集议对于太虚志业之推进。议决：重庆世苑汉藏教理院，由法尊主持；武昌世苑图书馆，由苇舫主持；海潮音由尘空主编；太虚色身舍利塔，建于奉化雪窦山，各地得分请舍利建纪念塔；太虚法身舍利，由印顺负责编纂；太虚遗物，概移存武昌纪念。时政要、名流、海内外佛教缁素，电唁哀挽，备极哀荣！4月8日，举行荼毘典礼。14日，大醒、亦幻、净严、尘空等，恭奉太虚舍利灵骨至雪窦。翌晨，抵宁波，缁素集迎致祭。专车入雪窦山，安供法堂。1947年5月20日，印顺、续明、杨星森等，开始于雪窦寺圆觉轩，编纂《太虚大师全书》。
据续明法师所撰〈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始末略记〉，全书的编纂，早在抗战期间（民国34年）太虚卓锡重庆汉藏教理院时。起初，太虚拟编印一部《太虚学要》或《评传》之类的书，并责由尘空法师收集材料。未几，抗战胜利复员，太虚回到南京，倡立「佛教文化社」，以李子宽居士为社长，宗旨为「流通经教，编印高僧大德之言论著述，及发行佛教书报杂志为职志」。而主要意旨，则在搜集太虚大师所有言论著述，集成一大丛书，正名为《太虚菩萨藏》。并聘请重庆法尊，武昌苇舫、印顺，南京尘空法师为编勘委员，分别各负一部分材料收集整理的责任。但因编勘委员散处各地，材料集中不易。
时续明法师自汴至沪，利用候轮返平机会，随侍印顺赴杭州一游。及至杭州，忽得太虚圆寂消息，时太虚出家、在家弟子，更感遗著编纂工作不容再缓，咸推印顺或芝峰出而领导最为理想。筹议10余日，正苦问题无法解决之际，印顺忽与普照寺住持昙钵法师相偕来京，经李子宽一再恳请，印顺不忍濬拒，遂允加考虑。至太虚遗体荼毘之日，续明随侍印顺前往参加，此时太虚众弟子，均齐集上海，对太虚一切事业共做通盘的集议商讨，席间一致公推印顺负起领导编纂全书的责任，印顺至此，亦义不容辞。《太虚大师全书》在印顺、续明、杨星森等人努力下，经过1年的时间，而完成了全部的编纂工作，地点就是在奉化雪窦寺圆觉轩。
太虚自民1932年膺任雪窦寺住持以来，直到胜利复员后，举大醒法师入主法席止，太虚与雪窦寺的关系，甚为密切。太虚圆寂荼毘后，其灵骨在雪窦山建塔供养，而法身舍利之《全书》，亦在雪窦编纂完成，太虚与雪窦的因缘，可谓极深矣！
第五节 结语
综合前述，可知释太虚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尤其是在1930年代。太虚与蒋介石两人的关系中，除含有私人交情外，更涉及政治与宗教的互动与关涉。
由本章第贰节所述，太虚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是在雪窦寺；由第参节可知，在1930年代的前半期，他们两人的交谊，也是环绕着雪窦寺而展开。由于他们的关系良好，使得在政界拥有实权的蒋介石，能过在政策上支持佛教，在经费上支持太虚；由其太虚入主雪窦寺，更增加太虚在佛教界的声望，也因此有人批评太虚是政治和尚者。此由太虚写诗祝蒋介石五十寿辰、六旬大庆，及西安事变发生时太虚发表为蒋介石祈祷通电等事，或可窥知一二。
自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太虚曾先后发表〈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为国难电告全国佛徒〉、〈日伪亦觉悟否〉、〈日本三千万佛教徒可起来自救救国民矣〉、〈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等反日文告，呼吁中、日佛教徒对战争应有的认识与作为，这在本章第参、肆节中有详细的引述。太虚的看法，可以视为近代中国佛教徒对于动荡时局的一种态度反映。
探讨释太虚与蒋介石的关系，雪窦寺在其中扮演着重视的角色。据太虚〈雪窦小志序〉说：雪窦山为浙东名山之一，其寺则为天下十禅剎之一，虽与天童太白齐名，而山水之灵秀，岩壑之雄奇，盖远过之。智觉延寿、明觉重显诸大师，既禅高海内；而清初重兴雪窦之石奇云禅师，意尤清远。自蒋奉化于民十六，易寺门应梦名山旧额为四明第一山，不惟名实核符，且因以交通利便，风景培养，妙高台、飞雪亭、千丈崖、观瀑桥诸胜迹亦重修刱建，大增林泉之美。台湾释斌宗在1936年所写的〈雪窦寺游记〉上说，「雪窦得蒋奉化之整理，其灵胜益彰」，太虚及斌宗两位法师所谓之「蒋奉化」，即指蒋介石也。而太虚这篇在1932年10月13日发表的〈雪窦小志序〉，文末署名「雪窦山人太虚」。由此可知，雪窦寺在释太虚与蒋介石关系之重要。
最后再就：1、雪窦寺为第五名山之议，2、释太虚是不是「政治和尚」？3、释太虚对蒋介石的评价，4、蒋介石的信仰问题等项，进一步加以讨论，以结束本章。
1、关于雪窦寺为第五名山之议：释太虚说：「昔年常惺法师序余《弥勒上生经》讲要，曾有以雪窦为弥勒名山之议。」据常惺〈观弥勒上生经讲要序〉：
太虚大师深研弥勒教义，广说弥勒上生经，使佛徒知西方净土外尚有此同界同业之人天净土，功德殊胜，匪可思议！近更住持弥勒示化之奉化雪窦寺，故惺客岁在闽院与大师清谈之际，曾主张以雪窦为弥勒纪念道场，列为五大名山之一。
但这只是个提议而已，及至1939年12月，释太虚在吉桃灵石塔前讲〈佛塔的光明〉时，提到：中国向来也有四大名山：如南海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嵋山，安徽的九华山。近来，有人提议以我的雪窦山为第五名山；但云南鸡足山造了一个大塔，也有称为第五名山的。可见第五名山到底是那一座山，还是有争议的。
2、关于释太虚是不是「政治和尚」的问题，由于太虚与政界关系良好，故有批评他是「政治和尚」者，太虚对此问题的答覆是：自古以来，不分中外，政教都相辅以行，宗教昌盛，有赖于统治者的倡导护持；反之，必因统治的阻力而衰颓。所以历来宗教家，必须和统治者周旋。又从佛教教义上说，昔释迦佛也曾接受各国国王的供养，所以僧人与政治接触，并不违反教义。太虚认为，「政治和尚」这外号，也不坏！抗战期间，包明叔曾至雪窦寺，见寺中满壁字画及照片，都有太虚落款，他以为丛林大剎有太虚任方丈，声价大涨。包明叔称太虚是「政僧」。依释太虚之意，政教是可以相辅以行的，「宗教家，必须和统治者周旋」，「僧人与政治接触，并不违反教义」，后人要理解释太虚与蒋介石的关系，必须掌握太虚对政教关系的看法。
1940年5月，释太虚在云南昆明佛教会回答妙钦问有关「中国的佛教和政治应该合一或分离？」一问题时，他答称：
政教分合，原是没有一定的好坏。譬如锡兰、缅甸、暹罗、西藏等处，他们在没有佛教之前，都无原有的文化学术，故佛教就是他们的文化学术；同时人民的宗教信仰浓厚，所以他们主教者就是执政者，「政教合一」在他们的情形下说来是很好的。至于中国，文化学术很复杂，人民宗教信仰并不浓厚，而且在佛教输入之先，已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文化，并不需要佛教来参加政治，所以还是政教分开好。我一向就主张：裁减僧数，提高僧格。这少数有高深智学的僧人，站于超然的地位，专门做些弘扬佛法、办理社会公益的专业。既不障碍于行政，且可补助政治之所不及；政治方面则负保护佛教的责任。如是、政教不合一，亦不是截然无关系；这种不即不离、相互裨益的政教关系，是最切合于中国的环境和情形的。
虽然太虚承认宗教师可以和统治者周旋，但是「不即不离、相互裨益」的政教关系，可以说是他对政教关系的一种基本态度。
3、在释太虚对蒋介石的评价上，1939年2月20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国民精神总动员。太虚在2月底，看到美国罗斯福总统向德、义建议和平方式全文，及中国蒋总裁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广播。他觉得：「近年来国际之大贡献，无过罗氏前数年汎美会议之演说，及次，此和平方式之建议。国内之大贡献，无过于蒋蒋介石数年前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以及此次报告之精神总动员演说。而近年来当得起大政治家者，只有美国罗斯福总统，以及中国的蒋介石二人而已。若欧洲各国政治家因作风庸劣，日本更卑琐而无足道已！释太虚将中国的蒋介石与美国的罗斯福并列，只有他们两人才是「大政治家」！
1943年8月1日，国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央常会推蒋介石代理国府主席。10月10日，蒋主席正式就职。太虚推崇蒋主席说：
中国近十几年来，无论军事、政治等，能有一个中心的力量，对外抗战，乃至使战事稳定，取得国际的同情等等，都是蒋主席努力奋斗的结果──所以国民革命军自北伐到现在，中华民国已有光明的前途。现在就任国府主席，不但是他个人实至名归的荣誉值得庆祝，也是全中国的独立自由乃至全人类的永久和平上值得庆祝的事。
由上可知，释太虚对蒋介石评价与寄望均极高。
4、关于蒋介石的信仰问题：蒋介石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是由佛教转向基督教的。1936年间，有向太虚请问说，蒋委员长与太虚很友好，且对太虚之为人非常的爱护，蒋委员长信仰佛教吗？太虚的答覆是：蒋委员长的母亲笃信佛教，所以蒋委员长少时，很信仰佛教，现在亦信仰佛教！释太虚说蒋委员长的母亲笃信佛教，是不错的，但蒋介石在娶了宋美龄之后，在宗教信仰上，即慢慢倾向基督教。此中问题，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
1921年，蒋介石之母王采玉逝世，蒋曾亲撰事略云：
先妣长斋礼佛，已20余年。其于释教信仰之笃，人尝谓先妣清素坚操，险难不足动其心者，盖得力于释氏为多。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讲解，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母必为谆谆解析，指示不倦。近年来中正尝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亦未始非先母深信释氏之力所感化也。
如蒋介石所言属实，其母能背诵并讲解《楞严》、《维摩》、《金刚》、《观音》等佛经，于佛法应有相当造诣。蒋介石因受其母影响，曾略研究佛学。在国史馆出版的《事略稿本》第24册，登载1934年1月18日蒋介石手撰〈少时轶事〉一则，其文曰：
当余十岁时，侍先母王太夫人，往游鄞阿育王寺与镇海灵峯，时适佛期，四方来礼拜者甚众，而山径偪仄，步行艰难，入夜途穷，险象堪虞。乃在途中雇篮舆一乘，请母乘舆而行，余则步行随其后，形同护卫。回至小白河头船中，时已午夜，其余同伴盖步行犹未回也。方是时，余母子二人茕茕然相依以为命，先母怜余甚切，问儿：寒乎？欲食乎？足力疲乏乎？其慈祥之色盎然见于颜面，而奖赞不肖之情，尤不可言喻。犹忆先母赞余曰：此洵佳儿也！其后数数言之。呜呼！至今乃不可复闻矣！」
观上列蒋介石之忆文，可见其早年因母之故，而信仰佛教，亦可见其母子情感之深。但自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他的宗教信仰，逐渐由佛教转向基督教。但他每回奉化故里，还是会到雪窦寺去。又蒋介石除游奉化故里雪窦寺外，据《事略稿本》所记，他曾于1928年6月13日曾游焦山、镇江招隐寺。6月13日游南京栖霞山。1930年2月14日，游宝华山。3月20日，再游焦山。中国佛教著名寺院，每每设在风景名胜之地。蒋介石到这些寺院，可能另有目的，但其内心，对于佛教应仍存有些好感的。
影响蒋介石宗教信仰转向的关键，是宋美龄及其家人。1927年9月23日，蒋介石抵上海会宋美龄，据《事略稿本》记载云：「宋美龄女士与公敬慕久，自公离职后，函电往来不绝。今日无晤语，情意殷拳。公曰：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蒋自撰结婚感想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蒋介石将他的婚姻，跟他的「革命事业」混在一块，显露出蒋宋联姻的不单纯，颇有拉拢孔祥熙、宋子文等财团的意味在。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接受基督教洗礼。据《事略稿本》载：
先是，宋太夫人屡劝之入教，公〔即蒋介石〕婉辞之。今晨到上海，谒太夫人，见其病态颇重，精神远不如前，公甚忧之。太夫人爱婿无殊爱子，公曰：先慈既弃养，但愿外姑长寿耳。太夫人又申前言，劝公入教。公本有讨逆成功以后当受洗之约，乃即从之。下午，请江长川牧师，在宋宅受洗礼。太夫人对之，精神顿佳，公亦良慰。
可见蒋介石接受基督教洗礼，与宋（美龄）母的力劝很有关系。宋美龄在〈我的宗教观〉一文中说：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规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梦，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于是我方始明了，我祇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
在宋美龄眼中，让蒋介石了解基督教，就是她「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而她也确实做到了，蒋介石并将党义与基督教义紧密结合，他自言其入教之宗旨曰：「党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耶稣乃为余宗教精神之基础。此生以基督为余唯一之模范，救火救世，余当永矢勿渝也。」国民党党义及耶稣教教义，同为蒋介石之精神基石矣！
尽管从释太虚和蒋介石交往，来探讨1930年代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当然会有无法掌握全盘的缺憾；1930年代（或者整个民国时代）中国的宗（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也都有再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但是太虚所提出「不即不离、相互裨益」的政教关系原则，直到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浙大蒋研中心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