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丨美国犹太人和犹太教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学界有着一定的典范性意义。鉴于大流散的民族苦难和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神话，美国的犹太人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这特别体现在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话题上。美国犹太团体与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然而，较少为读者所知道的是，数量庞大的犹太人在美国的大熔炉中形成了一种特色的文化，美国性压倒犹太性，这成为了美国犹太人区别于历史上欧洲犹太人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美国犹太人内部也存在分化和代际更替。美国犹太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则反映了美国学术界的专业化和成熟化。在中国、美国和以色列的三角关系下，中国学者对犹太问题的关注将持续升温。中国学人则可以从美国同行那里汲取经验和教训。
自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以来，这个独特的民族就受到了中国学者的独特关注。近年来，这一研究话题持续升温。一系列的研究中心兴起，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希伯来与犹太文化研究所、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等。全国性的犹太研究学术联盟“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也在2015年成立。除了《耶路撒冷三千年史》《五千年犹太文明史》《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虚构的以色列地》等翻译畅销书外，中国学者的著作也在增加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外，由于犹太人历史上与开封、上海的独特联系，这也受到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其中，美国犹太人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大部分人不那么注意到的，“美国性”作为美国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代表性的意义。
01宏观历史的梳理
国际学界对于美国犹太历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90年代，这与当时美国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1880—1920年期间，有大约200万东欧犹太人为逃避俄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反犹集体迫害大举涌入美国，这些犹太人希望在美国寻找自由和宽容的生存空间。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所向往的“黄金之地”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大量犹太移民不仅激起了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反犹浪潮，而且也威胁到美国社会原有犹太人的生存发展。为了维护自身权利，犹太人在政治、法律和学术界各领域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1892年，美国犹太历史协会成立，该协会试图证明历史上犹太人为美国所做出的贡献。国外学界对于美国犹太历史的学术研究早在诞生之际就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二战后，随着反犹主义的销声匿迹以及犹太人逐渐融入美国社会，学界对美国犹太史研究的方向和目的也在发生转变。由于20世纪后半期美国犹太人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影响力的增强，更多的学者开始着手美国犹太史研究。同时，犹太人更多的经济资助涌向学术研究机构，反向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犹太史研究进入了繁荣阶段，越来越多的学生申请去攻读研究生院，这使美国犹太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成为了可能。
作为了解美国犹太史重要的大部头著作《美国犹太史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和实用价值。该著作囊括了有关美国犹太人的方方面面，不仅涵盖了美国犹太教、犹太社区、反犹主义、美国与大屠杀、美国犹太人与政治社会运动等重大议题，而且还涉及到了美国犹太人的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慈善等相关内容。
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如美国犹太研究泰斗雅各•瑞德•马库斯的《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和乔纳森•萨纳的《美国犹太教史》。前者是马库斯的四卷本巨著《合众国犹太人：1776—1985》的精华版本，全书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分述了四次移民潮，并将二战以后的美国犹太人列为第五部分。作者主要着墨于犹太移民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入、同化以及民族身份认同。另外，由马库斯在99岁高龄时所编著的《美国社会中的犹太人：一部资料集》，对于美国犹太史研究者而言是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它融汇了私人信件、报刊杂志、档案记录等大量一手资料。作为一名犹太拉比，作者客观地肯定了犹太民族融入美国多元化社会的进步意义。
刘军的《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是中国学者少有的针对美国犹太人研究的专著。他以时间顺序为主要线索，纵向上从1654年第一个犹太社团在北美建立一直延续至今；横向上则涵盖美国犹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一方面，他详细阐述了美国犹太人本身的内部情况。另一方面，作者也尝试讨论美国犹太人与美国社会等外部世界的关系。积极关注政治也是美国犹太人的独特之处。政治地位的上升使得犹太人在美国外交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特别是关于美国中东政策方面。因此，作者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六日战争以后，美国以色列游说团体在推动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关系”形成与巩固方面产生的突出作用。作者进而系统探讨美国犹太人如何从社会边缘发展成为主流的少数族群。除此之外，作者还将美国华人与美国犹太人进行对比，探讨为什么美国华人没有取得与美国犹太人相媲美的成就。
02移民、美国性与犹太性
1654年葡萄牙裔犹太人在北美建立犹太社团，被认为是第一批正式到达北美殖民地的犹太人。尔后，来自东西欧各地的犹太人逐渐移民美国，掀起了四次犹太移民潮。第一次是1654年至美国建国初期；第二次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移民多以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为主；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第三次犹太移民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犹太移民潮；第四次是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学界目前对犹太“移民”这一定义开始产生了歧义。以色列学者古尔•阿罗伊针对20世纪初的犹太移民进行研究，根据他们迁出原有国家原因的分析，认为以一战结束为原点，受乌克兰内战影响，其迁出东欧的大多数犹太人是难民而非移民。
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德国反犹氛围越来越浓重。1938年的水晶之夜，针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开始。在此境况下，为了能够使更多的欧洲犹太同胞迁往美国，美国犹太人对政府的移民限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战，学者大卫•布罗迪在其论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由于各项移民法案的颁布，大批犹太人的移民活动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停止。不过，在美国苏联犹太人运动的推动下，美国迎来了二战后最大的一批犹太移民，即苏联犹太人。丽塔•西蒙对移居美国的俄国和苏联犹太人进行了研究梳理，这体现于其著作《在金色的土地上：一个世纪以来前往美国的俄国和苏联移民》。
熊燕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犹太人的移民历程》，全面详细地阐述了自165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犹太移民问题，并试图分析每次移民潮的国际与国内背景、美国犹太移民的社团建立与发展以及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地位的变化。王耀明的博士学位论文《俄国犹太人移居美国研究（1881—1920年）》一文中，除了对俄国犹太移民的原因与俄国和美国政府间的举措进行深度考察，而且解释了俄国犹太人在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以后逐步接受世俗主义的熏陶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从历史上来看，独立战争对美国犹太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有利于犹太人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还使犹太人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萨纳指出，战争后期以及战后时期为犹太人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发展机会，为了更多地参与经济发展，犹太教不可避免地在战后出现了衰落。作者认为，这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美国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的靠近，因为他们更少地参与保持其犹太性的核心事物——犹太教。
由戴维•比亚勒等人主编的《局内人/局外人：美国犹太人与多元主义》以美国犹太人的例子对多元主义提出了新的观点。传统美国主流社会同少数族裔的关系是占绝对多数的白人单一文化和边缘化的少数有色文化之间的对立。但是犹太人在美国的经历表明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该著作意在探索出在少数派地位的犹太人如何以不同的方向开启多元文化进程。
中国学者潘光指出，美国犹太人从初期的边缘族裔能够发展成为在美国社会拥有巨大话语权的主流少数族群，其原因之一在于美国犹太人能够紧跟时代步伐，不断的调整自身的文化价值内涵，与现代化、世俗化、多元主义的美国社会相适应。正是在此过程中，塑造出了独一无二的美国犹太人。首先，美国犹太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其次，美国犹太文化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传统意识，这主要是指坚持犹太文化传统的意识；第三，美国犹太文化呈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最后，美国犹太文化包含有一种特别活跃的政治参与机制。这些特征可以使我们看出源远流长的犹太希伯来文明与北美现代文化的最近发展融合而成的一种混合文化模式的轮廓，这大概也正是美国犹太人取得成功的主要根源所在。
03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始资料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历史分析和读者》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编纂者承认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重要性，认为其能够帮助美国犹太人解决在自由主义思想和帮助犹太人之间左右为难的困境。显然，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成功的。一方面，他们将美国犹太人的复国主义化程度限定在仅够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另一方面，又没有促使美国犹太人大量迁往巴勒斯坦。
纳奥米•科恩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特定的背景下具有独特的特点，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任务是让他们的运动适应美国犹太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使这项与美国瓜葛不大的运动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既是美国人也是犹太人的复国主义运动。科恩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美国更多的是一种互惠关系。一方面，美国政府和美国犹太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美国以及美国犹太人带来了不少的好处。首先，犹太复国主义致力于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为苏联、东欧以及中东受压迫的犹太人提供了新的移民方向，这就减轻了大量犹太移民对美国的负担。其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促进了美国犹太教的发展。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以犹太教中“应许之地”的宗教思想展开运动，文化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则主张在散居的犹太人中复兴犹太教。最后，犹太复国主义还起到了团结美国犹太人的作用。
中国学者刘精忠的《宗教与犹太复国主义》一书，一方面探讨了“美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与矛盾。他指出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反对到全面支持的态度转变，并认为二战期间史无前例的纳粹大屠杀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一转折性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分别具体阐述了美国犹太教四大派别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立场。刘精忠指出，在《匹兹堡纲领》时期美国犹太教改革派最初受普世主义影响，主张美国即“犹太复国”，反对犹太民族主义主张，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整体否定。尔后，改革派在哥伦布时代发生戏剧性转变，将犹太人的民族性定义首次写入改革派的政治纲领当中，逐渐开始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刘精忠将这一转变的原因归纳为内部、外部两类因素。内部因素是当时美国犹太人整体信仰价值危机所激发出来的对传统文化的群体性回归心态以及改革派提出的同化“蓝图”的失败；外部因素则是由于美国犹太社会结构的变化，改革派担心由于自身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而被边缘化。
有关美国反犹主义，首推伦纳德•丁纳斯坦所著的《反犹主义在美国》，该书是首部涉及从殖民地时期到现代社会的整个美国反犹主义专著。时间上，该书从基督教发展初期到第一批欧洲人到达美洲之际来追溯美国反犹主义的根源，并且论及反犹主义在18、19世纪乃至当下的情况。此外，作者还特别分析了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非裔美国人对犹太人的关系发展史。丁纳斯坦坚持认为，不论是在是哪个特定的时期，抑或是哪些特定的因素在起作用，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偏见看法构成了美国反犹主义的基础。但是，他也认为，这种由宗教因素起绝大部分作用的反犹主义在美国永远不会像在欧洲那样强大。
凯里•麦克威廉姆斯的专著更加着眼于反犹主义在美国发展的程度。显然，如何定义反犹主义、反犹主义是否在美国根深蒂固以及其程度如何？作者也坦白无力给出一个准确可信的答案。不过，作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来论述反犹主义在美国的发展。相对欧洲而言，作者认为反犹主义在美国并非是根深蒂固的，并且他也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反犹主义且适应美国精神的措施。
在中国学界，石涵月的《美国历史上反犹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一文指出，作为基督教主导的美国，其所秉承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无疑将对其国内的反犹主义运动起了首要的推动作用。杨军则强调历史上威胁犹太人生存的是同化程度和犹太人派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不是反犹主义。他的《古老的新课题：美国版反犹主义》一文，探讨了美国反犹主义的历史由来，还分析了美国反犹主义从未达到欧洲那种强度的原因。他指出，纳粹大屠杀、自由民主气氛、多元化社会、良好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努力，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犹主义的销声匿迹。
04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
关于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方面，美国犹太人以及美国为以色列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和美国政府同以色列关系上存在一系列纠葛和挑战。
关于美国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影响美国中东政策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专门译介了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合著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该书作者在“战略资产”和“道德理由”两方面分析美国政府援助以色列的缘由，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如何操纵政治。他们指出，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无限制的支持与援助不仅有损于美国利益和巴以和平进程，而且更不利于以色列本身。在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看来，被美国看作战略资产的以色列，不仅暗自窃听盟友的情报，而且还向盟友的敌国出卖武器和技术，这既对美国有害，也对美国犹太人有害。在穆阿利姆看来，以色列自建国以来自命为代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领导者，其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国家本身还包括了所有犹太人的利益。但是，当以美国犹太人为代表的流散犹太人为以色列建国出谋划策后，本应为美国犹太人负责的以色列不仅损害了亲密盟友的利益，而且还损害了美国犹太同胞的利益。波拉德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以色列为实施加强其在中东地区生存能力的政策，不惜冒险在亲密盟友美国中派驻间谍。这项行动不仅威胁到了善于调节美以关系的美国犹太社团的安全，而且也使美国犹太人再度遭到了双重忠诚问题的考验。
孙晓玲曾认为，“就影响美国中东外交的利益集团，无论从组织结构上还是实际运作效果上来说，犹太利益集团无疑是最为优秀的。它对美以关系起到了比较深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犹太利益集团将自身利益呈现在美国政府政策关注的前台，使得美以关系成为美国外交上最紧密的双边关系。”然而，在近几十年来，婚姻同化、身份同化、态度接纳同化、社会同化正复合性地施加于美国犹太人，他们在教派、婚姻、代际交流、生活方式上都呈现出了相当的复杂性。美国犹太社团在政治理念上分化为：左派、中派、右派。中派在阿以争端问题上比较中道，以美国犹太人的代言人自居，在中东和平进程上主张谈判；左派也主张和谈，坚持“两国方案”为解决阿以争端的主要方式；右派以正统犹太人和信奉保守主义的犹太人为主，支持以色列扩充定居点，认为以色列有权采取一切手段来维护自身安全。与此相关，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部分犹太人与美国福音派教会的联合，这构成了新保守主义的一个基础。在以色列的问题上，他们甚至比正统派和保守派的犹太人还要激进，更体现了宗教外交的特点。
杨阳指出，美国犹太人与其祖国以色列和居住国美国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的紧密的三角关系。以色列将美国犹太人视为重要的战略资产，利用其在美国社会取得的成功地位、良好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极高的政治参与度来为以色列服务；美国也意识到本国的犹太社团与以色列之间的密切关系，利用其向以色列施压；美国犹太人作为这种三角关系的次一级行为体，并非被动地听从于两国政府，而是以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对二者发挥积极的影响。不过，杨阳也指出了这种关系模式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在以色列政治事务的立场上表现出碎片化和多元化的趋势，“直接接触”的模式兴起。这表现为一系列犹太社团组织的参访以色列活动。
05结语
关于犹太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跟大流散的历史和弥赛亚主义的异象紧密相连。在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山巅之城”美誉的地方，犹太人的苦难、财富及智慧都被进一步放大。这也成为了吸引众多研究者的原因。在经过100年后，总结美国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相关研究，自然已经超越了二战时期的历史阴影，而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犹太人社团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犹太人身份危机。但无论如何，研究美国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状况，在全世界来说具有着代表性的意义。抛开前面所说的犹太研究的一般特征，非常重要的就在于，美国犹太人的历史超越了犹太人的一般历史。美国犹太人展现出来的“美国性”超出了其在俄罗斯和欧洲背景下的“犹太性”，这一特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放大，且带有普世性的意义。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成熟性，使对这一特征的专业书写成为了可能，并正在演化成一种学术范式。当今社会的一些新变化，如女性主义，也在促使着美国犹太研究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中国学者的犹太研究，长期以来基于犹太人和华人在教育、商业、移民等方面的类似特征。开封犹太人的遗迹和近代犹太人在上海的奇遇，为这一故事提供了更多的内容。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双边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凸显，中国学者对犹太研究的关注正在产生新的可能。当作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与中国逐渐靠近时，这种三角关系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经济和创新正在对以色列产生新的吸引力，其背景则是中美在贸易、科技等领域产生激烈冲突。同美国的保守福音派教会联盟一样，中国基督徒的弥赛亚主义对以色列也产生了特别关注，成为了这一全球图景的注脚。当然，相较于美国犹太研究的专业化和成熟化，中国学者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07期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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