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爬梳的传统佛教的几个面相，在当代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就是越来越凸显它的社会福利事业面。 
稍早剃度出家的佛教徒，很少是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们‘遁入空门’，为的只是贫穷、疾病、父母的奉献，或者在祈求病愈或消灾祈福时承诺将孩子送人寺庙、家庭破碎等，有的甚至是因为犯罪。

    有一个尼姑说，中国女人穿上僧衣，有下列八个原因:(一)真实且深刻的信仰，(二) 因奉献、疾病、失养、无人照顾，或相命者之言或父母之命，(三) 夫死无望，(四) 婚姻不幸，(五) 贫穷，(六) 家庭不幸或类似问题，(七) 受出家的姊妹，近亲，或朋友的影响，(八) 如果她们是女佣，则是为了逃避苛刻的女主人。

    在这些原因之中﹐ 婚姻不幸占第一位，而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走这条路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 在她所看过的十五个初次剃度的尼姑当中，有七个人在剃度时哭了出来”(陈荣捷，1987:105);而当代新的佛教徒，不论男众或女众﹐大都是经过选择的，一般寺院已经不再沦为失意人的收容所或老年人的颐养院(据佛教界所发出的反省，认为对受戒者要有严格的限制，“如果对受戒者没有严格的规定，只重量而不重质，残废老弱，畸形怪状，只要穿上僧服，来则皆收，多多益善，结果造成满街满寺的残废老弱的‘僧宝’及他们所表现的那种畸形怪状的佛教精神，是否能住持佛教，为人表率?何况，现在全国各地的寺院，无形中已变成养老院了，一片暮色，毫无朝气，这种可悲的现象，我们不能及时的设法制止或补救，已经不对，岂能变相的加以鼓励吗?”(详见释依仁，1985;丁敏，1996)。

 

    虽然当今佛教徒出家的动机仍然很复杂，“有的是自动生长在佛化家庭中，受家庭影响亲近道场，长大之后再加上个人对佛教的体验而决定出家;也有的是因目睹亲人挚友突然罹患重病甚至死亡，兴起深刻的无常之感，进而接触佛法而出家。也有在就业数年后，对生命存在的意义起了巨大的怀疑探索之意，于是到寺院听经礼佛修行前萌出家的念头。但绝大多数是在大学时代因参加佛学杜团，四处参访道场亲近法师研读佛经，而种下了出家的根苗”(丁敏，1996)，但佛教团体为了便利转型而积极号召知识青年参与弘法工作，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些佛教团体，不再过以往较属自度型的农禅自修或替人做经忏佛事的生活方式，而改走“人间佛教”的路线(有关人间佛教的由来，参见杨惠南，1991:75-125;江灿腾，1992:169-188;宋光宇，1995:208-215)，以出世的精神来入世济众，走入红尘关怀社会，宣扬践履大乘佛教菩萨道的精神。极力于从事慈善、文化、教育、医疗、观光等各方面的社会工作。而所配合(夹带)的弘扬佛法工作，也以信徒取向为原则，将佛法普及化、大众化、生活化，设计各种适合信徒需要的设备和活动，如在都市设立道场举办各种年龄层、职业层的佛学活动，于是儿童、青少年、大专青年佛学营、中小学教师佛学营、各工商企业团体的营活动，以及常态性的禅七、佛七、各种法会活动、短期出家等，可说应有尽有。此外，也有道场开设插花班、书法班、合唱班、素食烹饪班等，还有举办国内外佛寺名胜游览朝圣的，五花八门的信徒取向的弘法活动连番上演(参见丁敏，1996)。这比起佛教前转型期所办理的“演讲会、研究班、读经班、图书馆、博物馆、传道会、佛教青年会、红十字会、战场、医院、孤儿与饥荒的看护与食物救济，衣物的募集与发放、探监、生畜的照料与放生”等等社会服务工作(陈荣捷，1987:106>，要来得吃重而能激起社会部分的脉动。

    另外，在传播佛法上，更是运用现代科技全方位的出击，除了出版书籍杂志、录音带录像带，更举办数千人参加的大型演讲，乃至运用电视、广播、电子网络、多媒体等来传播佛法。而在经营策略上，将现代企业中的管理理念导入组织运作中，建立制度化的组织，并且不断扩大组织，建立跨地域性的信徒网路，吸收社会资源(参见林雯玲，1994;林文元，1994;丁敏，1996)。

 

     这更不是传统的弘法方式所能比拟(据报载，佛光山将于1997年成立“佛光卫视”电视台，除了为原本热络的卫星电视市场多一分竞争力，也实现星云法师以电子媒体弘扬佛法的愿望——佛光山国际佛光会在世界五大洲都没有道场，日后一旦佛光卫视成立，将一改弘法方式，并且因目前卫星电视及地方第四台的竞争激烈，尤其是“全民民间无线电视”将在五月试播，再加上目前台湾佛教各宗派都利用第四台的有线电视系统弘法，佛光卫视日后的经营方式将是电子媒体所关注。见《中央日报》第二四版，1997.2.12。按:该卫星电视，已于1997年底前成立了)；而它也正是佛教在当代一边服务于社会一边受惠于社会的写照，几乎可据以为改写一部佛教史。

    当代的佛教团体，为了容易推动它们的社会福利事业(兼行弘扬佛法)，在内部的运作上自然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所谓「农禅寺僧团的生活形态有了相当大幅度的转变。由从前静态的、偏重个人内修，与世俗保持距离的生活方式；到目前动态的、忙碌的、入世的参与社会多项教化工作。 

    他们每天的作息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加入了大量的固定办公时间。他们参与基金会的各项工作，举办各种讲座与活动，积极响应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凡此种种，可以看出为了建设法鼓山，达成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农禅寺全面走向将佛教普及化的教育与文化推广工作，希望将佛教的教理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这不啻说明了当今的佛教徒跟世俗中较忙碌的人相比，并无两样。

    在慈济功德会内部，平日各种的聚会中，经常的可以听到，尤其是基层或是管理与企划方面的干部，说:“上人今天的脚步，真的是非常的快，要赶快跟好，不然就跟不上了……”证严法师自己也说:“慈济目前非常需要两种人才，一种是计算机，一种是管理。均说明了证严法师她推动制度化管理的用心”(丁仁杰，1996)，这也透显了当今的佛教徒自觉到要调整教团内部的组织，才能因应外在的变局。

    在香光尼僧团这样一个年轻的团体中，学习办事是全然的新尝试，因此养成了尼僧团成员勇于任事，在领执中来修行的观念。她们强调在执事中耐烦，感恩的重要，并借着执事来改掉自己的陋习。在各类执事中，不断反问自己：“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来做事？”时时观照自我的起心动念。而也就是因为这份勇于任事的积极精绅，在现代僧伽关怀社会的功能表现上，香光尼僧团做了许多关怀小区的文教、辅导、环保等方面的活动，在社会上建立起公益团体的良好形象，这也暗示了当今的佛教徒为了树立自己所属教团的威信(形象)，时时得煞费苦心。 

    “佛光山在国内有四十二个道场，在国外有三十七个道场，另外还有附属的事业，包括好几个基金会，其中有大学、佛学院、中学、托儿所、出版社、杂志社、书店、福利社、墓园……一共二十三个事业单位，这些全部加起来有一百多个企业体。想起来实在非常庞大，台湾的企业很少有这么大的规模”(林清玄，1996:86)，这也征候了当今的佛教徒要不断扩大事业规模，以确保所属教团的生存。

    而不论怎样，当代佛教的内外作为，已经引发举世的瞩目(除了海外有道场，还有不定时的援外赈灾，都看在世人的眼里)，比起传统佛教所作的一切，相去不可以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