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教父的政治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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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父的政治思想（上）

发布时间: 2021/3/26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孙泽汐

关键词：教父时期政治思想

从教父时期一直到前现代，相关的神学主题，比如创造、堕落、基督论、教会论和终末论，以及对新旧约文本的广泛引用，都是基督徒参与政治讨论的常见途径。《早期教父的政治思想》这一系列分为上、中、下篇，旨在邀请大家认识早期教会中教父们是如何从基督教神学出发来讨论政治。本系列小品文包含八位教父的思想小传，意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基础的历史视角，借此一探信仰是如何塑造了基督徒之间不同的政治理想和实践。

01前言

从大的背景上来说，教父时期就是教会在罗马帝国中成长成熟的时期，根植于政治上统一、语言文化上分离的地中海文化。传统上，我们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视作这个时期的终结，而在说希腊语的东方还要存在多个世纪。期间大约400年的时间，则见证了教会是如何从巴勒斯坦犹太教的一个末世运动，成长为其后在欧洲社会具有主导性的存在。当然这也意味着教会在这一时期对自我身份的反思和改变，恐怕比其他的历史时期都要剧烈。

对这个时期的介绍都无法绕开一个时间上的节点，就是四世纪早期君士坦丁的归信。正是经由这个转折点，教会才从一个被迫害的社会边缘群体，一跃成为倍受推崇的帝国国教。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直到现在还不断地引发反思和争论。常见的说法往往将君士坦丁主义看作教会“堕落”的开始，而这也影响到现当代有关基督教信仰与公共参与的众多讨论。不过，教会本身对这一转折的回应绝不是一边倒的。

这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回应值得关注。其中的不同，恰好也反映出对君士坦丁之前的教会历史的不同解读。对优西比乌（Eusebius）来说，这一段历史恰恰是对教会使命的一种印证和成全——教会所传的一神真理终于冲破了鬼魔的一切拦阻，达到了君士坦丁这一节点。这样的胜利难道不值得欢庆吗？而在安波罗修（Ambrose）看来，这一段历史则是殉道的历史，是纯净的福音进入充满纷争的世界并扎根的历史。这样的世界历来需要坚定而独立的教会领袖，来要求皇帝对其言行负责。这两条思想主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后世所谓基督教国（Christendom）这一社会想象。而与时间线相映衬的，是另一个或许更加重要的分野，就是说拉丁语的西方和说希腊语的东方之间的分别。这也是帝国分裂之后的现实。一般认为东西两方有各自不同的政教理念。

政教并立的西方往往被拿来与政教合流的东方相比。如果我们真的把安波罗修与优西比乌当作光谱的两极，那么似乎可以由此推及西方的“共和”传统，以及东方“君主主义”的传统；前者强调教会以及个人的独立责任，后者则将地上的政府看作神圣秩序的一部分。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对峙似乎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的欧洲。虽然这种历史上大跨度的论调往往经不起推敲，但毫无疑问的是，历史上罗马（从一个由少数贵族统治的城邦国家发家）和希腊东方（由波斯和马其顿统治者遗留下来的帝国统治）之间不同的政治经验和不同的哲学思维一道影响了初期教会的领袖。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他笔下的摩西就近似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

当然，这并不是说教父们“换汤不换药”。对社会公义和政治统治的论述原本就不限于希腊-罗马传统，比如斯多葛主义（Stoicism）。而在这一点上，早期教会中的不同立场恰恰出自对于圣经当中不同重点的强调。希腊教父们更多强调旧约律法的概念，以及其与新约中逻各斯（logos）之间的联系。这也带出作为神律法颁布者的摩西和道成肉身的基督之间的联系。而拉丁西方对基督论和政治想象的思考，则更多来源于耶稣与当权者的对峙，以及他再来时对地上君王的审判。当然，对政教关系的不同想象也取决于教会对自我身份的反思，即教会论。在西方出现了一种独立于帝国存在的基督徒政治身份，哪怕皇帝本人也是基督徒。这样的观念在东方则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东方更多使用旧约中祭司与君王的例子，将政教问题归入人民内部矛盾。当然，隐修群体（monastic communities）的出现也为任何简单的政教分野增添了复杂性。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02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 c.100–c.165）

在新约之后，基督徒最早有关于社会和政治的反思来自于护教者。面对着一个满怀戒备和敌意的异教社会，这正是初期教会挣扎图存的时候。

在公元2世纪，大多数的迫害是地方性的，间或发生。但委身教会依旧是非法的，基督徒本身的社会地位也岌岌可危。因此，护教者在作品中常常驳斥针对基督徒的指控（比如“无神论”、“伤风败俗”、“谋反”）和解释基础的基督教宗教实践（洗礼、圣餐等），借此向整个社会阐述他们的信仰。查士丁就是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查士丁生于今天巴勒斯坦地区纳布卢斯（Nablus）的一个希腊化家庭，靠近旧约圣经中的示剑。他早年为寻找真理而徜徉希腊哲学，曾游历于斯多葛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尤其相信柏拉图主义，直到认定基督教才是“那真正的哲学”。

归信之后，他继续以哲学家的身份在以弗所（Ephesus）教导基督教，期间与犹太人特来弗辩论。后移居罗马，一边从事写作，一边在那里建了一所基督教学校。他的两封致罗马皇帝和元老院的《护教辞》就写于这一段时期。查士丁和他的学生们大约在公元165年遭人向当局举报。在拒绝向偶像献祭后，他们被鞭打，然后斩首。他们的殉道录基于当时的法庭审判报告，流传至今。

在查士丁看来，那些跟随基督的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不畏惧死亡。这样的基督徒正是一群哲学家。这里他并不是指一群坐而论道的学者，而是在希腊社会中拥有自由思想的公民。查士丁和他的基督徒学生们也确实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方式，把对真理的追寻带入到公共领域。在他写给罗马皇帝的两封《护教辞》中，查士丁熟练运用柏拉图哲学的传统主题来挑战官方对基督徒的敌意，即对真理的追寻高于传统的、未经理性审视的观念。他也使用耶稣作为例子，说明政治权威不应基于对真理和哲学的盲目反对。

查士丁借用耶稣自己在福音书中的教导，着重讨论了基督徒被呼召进入的“国度”。神的国与地上的国，并非毫无联系，但绝非等同。不然，查士丁说，基督徒在被逮捕时就会否认来寻求免死了。基督徒所寻求的并不是地上的国。在查士丁看来，地上的国度应服在逻各斯的国度之下，正如哲学家和基督的关系是后者成全了前者，而这正是通过基督对不完全者的测验和纠正。对神的道的委身，再加上对真理的哲学追求，构成了查士丁对于社会的看法和施行政治权威所应有的条件。

推荐阅读：

查士丁完整传世的有《第一和第二护教辞》(Apologia I&II) 和《与特来弗对话录》(Dialogue with Trypho)，两者收录在《护教篇》[古罗马] 查士丁 (Justinus) / 石敏敏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4-6

Justin, Denis Minns, and P. M. Parvis. Justin, Philosopher and Martyr: Ap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arvis, Sara, and Paul Foster. Justin Martyr and His World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7.

Barnard, Leslie W. Justin Martyr: His Life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03爱任纽(Irenaeus of Lyons, c.130–c.200)

爱任纽是公元二世纪法国里昂地区的主教。对于他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他儿时曾受波利卡普（Polycarp）教导，所以很可能是小亚细亚的士麦那（Smyrna, 今土耳其伊兹密尔）生人。后来，爱任纽来到罗马学习，后成为里昂地区的监督。正是在这个位置上，爱任纽作为使节携信件拜访在罗马的教宗。在他离开期间，里昂地区爆发了严重的迫害，主教普罗提诺等一众基督徒殉道。于是，回归的爱任纽继任成为里昂主教。

爱任纽的生平影响了他的神学思想和写作。作为一位从希腊东方被派往欧洲的宣教士和牧者，他在受到查士丁影响的同时也开启了拉丁神学，影响到之后的特土良。爱任纽首要的回应对象就是当时对教会产生严重威胁的诺斯底主义，这也是他《驳异端》的主题。爱任纽多用教会的传承（例如使徒传统、圣经、神学传统等）和基督教一神论（圣父和圣子在启示和拯救工作上的合一）来反驳诺斯底主义的主张。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强调基督道成肉身这一现实。

诺斯底主义拥抱一种宇宙观上的二元论：要么就是守护、救赎灵魂的属灵力量，要么就是掌管这个世界的魔鬼和即将要来的敌基督，两者各有本源，互相交锋。作为回应，爱任纽坚持认为除了神自己之外地上的政府并没有别的主宰，这本属于神在人类历史中工作的一部分，即“救恩的工程”（包含创造、道成肉身和末日审判）。爱任纽多次引用新旧约当中的启示文学，比如《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并据此将帝国看作一种属鬼魔的势力。而这样的帝国正是通往终末时间的跳板，其自身没有本源性的能力，但作为对神旨意的终极反叛必然会出现。换句话说，世界历史就是在帝国兴起和衰亡之后看到神的审判。这样普世性的审判，正代表了神的创造和护理的普世性，回应了二元论的政治理念。

爱任纽的这一观点引发出在后来西方基督教政治思考当中一些常见的概念。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是一种审判，尤其在分别善与恶这一层面上。因此，世俗统治者需要通过维持这一分别才能合理地占据神所命定的职位，成为神审判的参与者而不是对象。从这一点看，神的审判已经预先或暂时地在世俗领袖的判决中表现出来了。而一个统治者的称职或暴虐与否，在爱任纽看来，往往取决于民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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