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教父的政治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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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父的政治思想(中）

发布时间: 2021/4/2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孙泽汐

关键词：教父政治思想

在早期教父的政治思想（上）篇中，概述了查士丁和爱任纽的个人小传，从中看见他们在持守信仰和政治思考以及行动之间的关联。

本篇将呈现特土良、奥利金和优西比乌的故事。当我们越来越研究这些教父的政治思想时，就会对自己的观点持有更谦卑与谨慎的态度。

01特土良(Tertullian, c. 160–c. 225)

特土良出生在北非迦太基 (今突尼斯) 的一个异教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修辞、文学和法律教育。有关他生平的故事不少（例如说他在罗马当过律师），但大多存有争议。确定的是，他在公元197年之前归信基督，在之后的年岁中成了杰出的护教者和神学家。他的作品涉猎之广，论述之雄辩，为他赢得拉丁神学之父的称誉。晚年他不满教会的一些做法，从207年开始转向孟他努派。

特土良撰写了众多护教、神学和信仰操练上的作品，多用拉丁语写成。他早期的护教作品继承了之前的传统，呼吁对基督教宽容，驳斥对基督教道德的攻击，坚持认为基督徒对国家无害，是善而有益的公民。另一方面，在有关信仰生活操练的作品中，他强调基督徒从异教社会的分离，好逃离道德败坏和偶像崇拜。

在特土良看来，很多职业（比如参军）对基督徒来说都是不可行的。如若必须，殉道就是最终手段——“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因为特土良自己的教会就是一个殉道者的教会，这也是他将其《护教辞》献给迦太基总督的原因。在这一作品中，特土良将前辈护教者所作的真理与习俗之分上升成为真理和法律之间的对比，批评拉丁文化中恣意使用法律来达到政治目的。

他转向孟他努派之前的另外一篇作品《论军队念珠》则主要反对基督徒加入罗马帝国的军队。有趣的是，特土良在这里集中论述的，是基督徒不应在宗教仪式的场合佩戴异教军队的念珠，而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反对基督徒参军这一问题本身。大概在当时特土良的教会看来，秉持这一立场是不言而喻的。或许这跟基督徒不应流人血有关，哪怕是在神所指定可以配剑的官员的命令下。相比之下，后尼西亚教会则认可在合法权柄下有限的流血。不清楚特土良具体的论述让我们很难分析这立场前后的变化。或许，罗马帝国治下的社会机构与偶像崇拜的联系太过紧密，使那时的教会很难再去考虑除此之外的因素。

另一方面，特土良在他的《反马西昂论》中为之后正义战争的概念做了理论上的初步铺垫。马西昂是公元二世纪的异端，在其所秉持的二元论上与诺斯底主义有相似之处，也是我们现在一种流行说法的历史先驱，即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两位不同的神，前者属于创造、律法和审判，后者则属于救赎、恩典和良善。为了回应这种将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的二元论，特土良强调福音书里的基督是神律法的教导者，福音书所提供的是在动机上深化和成全先前律法所要求的道德，而不是为了要废除律法。旧约中的律法架构也被视为对罪的法律约束，为了预备人接受救赎之下的内在道德。同样的论据会被奥古斯丁用在旧约中的战争上。特土良对律法的理解对之后的西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推荐阅读：

Osborn, Eric Francis. Tertullian, First Theologian of the Wes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ankin, David. Tertullian and the Chu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Barnes, Timothy David. Tertullian: A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tu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02奥利金(Origen, c. 185–c. 254）

奥利金是亚历山大学派圣经学者、释经家、神学家和灵修作者。我们对他生平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优西比乌的记载。

奥利金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基督教教育。公元202年，亚历山大爆发逼迫，他的父亲殉道；若不是母亲悄悄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奥利金就会跟随他父亲的脚步一同殉道。逼迫平息之后，他在亚历山大开始教导的工作，继前任克莱门特之后被当地的主教德米特里任命为教理学校的带领者。奥利金也由此开始严格生活，操练禁食、守夜祷告和守贫。他熟识中期柏拉图主义者的作品，并且在阿摩尼阿斯·萨卡斯的门下学习希腊-罗马的哲学和文学，与新柏拉图主义之父普罗提诺师出同门。

公元215年，奥利金从亚历山大来到巴勒斯坦，在该撒利亚主教的邀请下讲道。因为奥利金平信徒的身份，这一举动被认为违背了亚历山大教会的纪律，因而被主教德米特里召回。之后的15年里，奥利金投身于写作和学习中。公元230年，他再一次去往巴勒斯坦，被当年邀请他讲道的当地主教按立神职。正是由于这一非常规的按立（而非后世所言因为教义上的原因），他在亚历山大的校长职位和教会身份被德米特里一并剥夺。奥利金也不得不离开亚历山大，定居该撒利亚，在那里继续办学、著书、讲道，声名远博。公元250年，在罗马皇帝德西乌斯掀起的全国性迫害中，奥利金长期遭受牢狱之灾和酷刑折磨，终于在逼迫平息后的数年中因伤以殉道者的身份而死。

奥利金作为东部希腊教会的思想领袖一生著作等身。不幸的是，他的作品多半都已经不传，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多来自于拉丁译本或是其他的残本。这与公元六世纪教会对他教导的谴责有关，同时也由于他作品本身惊人的长度和广泛的题目。在圣经文本研究方面，奥利金的《六文本合参》是开创性的鸿篇巨著。同时，他也为圣经中几乎每一卷书都写过释经书，并配有相应的讲道集，可惜存世不多。奥利金最重要的神学作品《论第一原理》被广泛认为是初期教会在系统化神学上的首次尝试，其四卷分别论到神与属天的存在、人和物质世界、自由意志及其后果，以及圣经。他唯二存世的灵修作品包括《论祷告》（On Prayer）和《对殉道的劝勉》，两者皆写于逼迫时期，在古代世界广为流传。

奥利金的《驳塞尔修斯》是前尼西亚教会护教作品中的高峰，也是他有关基督徒政治责任和社会框架讨论的主要来源。和他的异教前辈一样，塞尔修斯将基督徒视为一股敌对政府、瓦解罗马帝国的反政治力量。奥利金则回应说，基督徒相信正是神将政治责任赋予皇帝，而且基督教信仰是促进社会道德和凝聚力的。类似特土良，奥利金并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参与战争是错误的，而是认为教会因为类似祭司的职分应当从流血中被分别出来，专注在祷告的侍奉上。而且每座城中的基督徒已经属于一个被分别出来的“国”，他们就不应在帝国中再担任公职。而这时的教会在组织性和架构上也已经明显超越了查士丁时的教会。

然而，当塞尔修斯提到若罗马帝国一旦归信就将无力阻挡侵略者时，奥利金的回应则颇有些转变。后者描绘了一幅政治意义上的终末景象，即整个帝国的归信必然会带来其世界性的扩张，也就是理性或逻各斯的普世统治。这种法律（nomos）与理性（logos）在哲学上的联系和统一是柏拉图主义的常见主题，并往往由此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造就政治层面的理想范式（即哲学王）。

奥利金的老师克莱门特，继承了犹太哲学家斐洛的思想，已经把这两者的统一带入了基督教的语境。神的话（也就是神圣的逻各斯）作为律法而存在，也通过道成肉身显示给我们，两者先后一同构成了基督王权的基础。这与同时期的非基督徒的希腊化学者有相似之处。两者似乎都在强调，逻各斯在哲学上所应有的统治地位和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在概念上似乎有先天的密切关联。正是从这里出发，奥利金认为罗马就是要完成其普世帝国的历史使命，只要这个帝国的人民全部归信基督。这与爱任纽将帝国视为敌基督的立场截然相反。由此也不难想见，这一愿景已经为之后诸如优西比乌对君士坦丁的拥戴做好了预备。

推荐阅读：

《驳塞尔修斯》[古罗马]奥利金（Origen） / 石敏敏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3-8

Heine, Ronald E. Origen: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Thought. Eugene, Oregon: Cascade Books, 2019.

Origen, ed. and trans. by John Behr. On First Principle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Martens, Peter W. Origen and Scripture: The Contours of the Exegetical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Heine, Ronald E. Origen: Scholarship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03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 c. 260–c. 340)

优西比乌有教会历史之父的称号。出生在巴勒斯坦，年轻时的优西比乌受教于旁非罗，一位继承了奥利金藏书、深受其影响的殉道士学者。而他自己也仰慕奥利金，为其辩护。公元310年，优西比乌因逃离迫害去往埃及，在那里做了几个月的监牢。315年，他成了该撒利亚的主教。在阿里乌争议中，优西比乌因为支持阿里乌而被教会公会议定罪，直到在尼西亚公会议上勉强接受了尼西亚信经，由皇帝君士坦丁正名复职。在此之后，他继续反对亚他那修，因335年被君士坦丁召唤而在亚他那修的申诉中建言，后者随即被谴责、流放。同年，优西比乌为竣工的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祝圣。后一年，他当面为君士坦丁登基30周年做了祝贺演讲。君士坦丁去世后，他也不久于人世。

优西比乌最负盛名的作品就是他的《教会史》，这也是我们了解从使徒时期一直到作者时代基督教历史的最主要来源。其作品本身的文风薄弱，但包含并保存了有关希腊东方教会极为丰富的材料（他对西方教会所述不多）。《教会史》一共分为10卷。大多数学者认为该书原本只有303年之前所完成的7卷，其中涉及他自己时代的最后3卷是后续版本逐渐加添的。优西比乌其他的作品也包括其他护教、圣经和历史方面的研究，后者包括了其晚年写作的颂歌式的《君士坦丁志》。

虽然优西比乌笔下的君士坦丁明显带有理想化的色彩，这种刻画实际上反应了作者本人对他所处时代的认知。因为优西比乌同时经历了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发起的大迫害，和随后君士坦丁在宗教政策上的惊人转变。这样的历史性更迭很难不让作者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做历史的高潮，其冲击性的影响力自然不言而喻。在尤西比乌这样的基督徒看来，神正以目眩的方式在历史中彰显他的作为。这样，神学上的盼望和政治上的考量便在君士坦丁身上不期而遇。如此也成就了一代新基督教政权的“意识形态”。

与早前的希腊基督教传统相呼应，优西比乌首先继承了克莱门特的“王国”观：地上君王通过法律所施展的王权，其对应的实体正是作为神的道的耶稣基督的王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地上的君王也是法律和逻各斯合一的体现。基督教作为一神教就成了帝国皇权合理性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优西比乌借用了奥利金的概念，认定罗马帝国的召命就是作为传播福音的统一力量。如今这个令人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当然，优西比乌并不认为君士坦丁的合法性出自帝国皇位本身的制度传承。在他看来，君士坦丁就好像长在法老王宫里的摩西，被神的道赋予扭转世界政权的新使命，是基督复活大能的决定性证据。

我们在当下经常将君士坦丁的转向看作初期教会衰落的节点，好像前尼西亚教会中的圣徒和殉道者被一朝而弃。其实，基督教对于和平的看重，在对君士坦丁的赞歌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对于经常遭受兵祸的平民来说，对士兵们施加宗教和道德的约束无疑是件好事。同时，随着基督教的介入，献在偶像前的血祭和宗教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大大削减。这与拔地而起的宏伟教堂一道，被视为理性在公共领域的胜利。在乐观的基督徒看来，君士坦丁的胜利绝不只是用战争取得的胜利，而是以战止战的胜利。他们也绝不是最后一批从和平主义转向这一立场的基督徒。

推荐阅读：

《教会史》（古罗马）优西比乌 / [美]梅尔英译注、何光沪、瞿旭彤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9-7

Barnes, Timothy David.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Drake, H. A.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 A Historical Study and New Translation of Eusebius' Tricennial Or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Johnson, Aaron P. Eusebius. London: I.B. Tauris, 2014.

公元2世纪，罗马人对教会的逼迫越来越严重。就像特土良所说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在此期间，许多有思想的基督徒开始著书立说，留下丰富的遗产。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下篇，我们将会带来安波罗修、金口约翰和奥古斯丁的故事。尽管他们所处的教会经过了早期的考验，但新的挑战无处不在。他们又是如何面对的呢？

未完待续

系列参考书目及推荐阅读

参考书目：

Cross, F.L. and E.A. Livingstone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Lane, Anthony N.S. A Concis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6.

O'Donovan, Oliver, and Joan Lockwood O'Donovan. From Irenaeus to Grotius: A Sourcebook in Christian Political Thought, 100-1625.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1999.

Wilken, Robert Louis.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A Global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