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20年底大选之后，社会被政治理念和经济利益所撕裂，短时期内难以弥合，给美国的前景增添了更多不确定因素。美国历史上也曾因为总统大选而引起社会震荡，但是这一次竟然会导致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原因为何，值得探究。
美国成了历史包袱？
川普的儿子在一次助选聚会时说：以往的总统选举，选民是要选一个怎样的美国;而这次大选，则是选择要不要美国。换言之，从前选举时，"美国"为历史传承之国，有稳定的内涵（价值）和外形（民主共和政体）;在以清教徒信仰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以宪法和法律为根基的基础上，竞选者各自向选民描绘自己将如何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但在2020 年的选举中，选民则要决定：继续保留、维护传统的"美国"，还是要扔掉这个历史包袱，再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当年5月明尼苏达州"弗洛依德之死"引发"黑命攸关"（BLM）运动，伴随着打砸抢骚乱的，是到处破坏具有历史意义的雕像和遗物;就连存放于国会内内战前南方的历史文物也被推倒或搬走。
这运动不再以1620年"五月花号"登陆为美国的开始，而是第一个黑人奴隶登上美洲大陆算起，并且否认清教徒信仰为美国文化的核心。 "黑命攸关"领袖之一霍克•纽瑟姆在受访时表示，"如果这个国家不给我们想要的，那么我们就要烧掉这个系统，并取代它。"
安提法（Antifa）、白左、社会主义运动等势力结集起来，在此次运动中"团结一致"，不仅要更换总统，而且要推翻现存的制度，建立一个全新"国家"。他们无异是在进行一场革命，左派知识精英中甚至已经有"革命党人"的认知。
造反有理？
譬如，2020年9月10日，美国多个媒体刊载一条消息：《大学教授：从道德的角度看，杀死特朗普的支持者没有错》。 这是罗德岛大学（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的教授洛米斯（Erik Loomis）的观点，他支持安提法枪手雷诺埃尔枪杀丹尼尔森（Aaron Jay Danielson）。
看到这样的标题，我仿佛 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我曾目睹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如何对待"黑五类"，他们以革命的名义任意对某些"黑五类"进行宣判，并执行死刑。那时整个国家的行政体制（法制）完全瘫痪，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更早的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因着"革命理想"而赋予自己神圣的权利，无视现行的法律制度。
该事件发生后，美国左媒一致强调：受害者是极右翼法西斯组织成员;似乎暗示杀死他情有可原，而击毙枪手则是警察暴力过度。洛米斯教授声称："他杀死法西斯主义者，我认为这没错。 "这样的言论和行为出现在美国，说明今天的美国正面临"宪政危机"。
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说：从此以后，法西斯主义将以反法西斯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上。环顾今日的美国，不得不佩服他目光之犀利和深远。
全球化带来失业潮的冲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克林顿当选美国第39届总统后，美国经济借助信息化产业而进入高速增长期。冷战结束、单极称霸、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走上了百年历史的顶峰之路。
但2000年"911"事件后，美国却开始走下坡。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反恐"名义进行全球寻仇报复，同时却也加快了全球化的速度：信息化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跨国"经营，传统制造业飞速进入全球产业链——几乎超过80%的制造业搬出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搬进中国。
全球化对美国社会造成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原本让美国强大起来的四千多万产业工人，从此大批失业。
失业大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开始，信息化导致自动化，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部门被专业人士替代，以致造成不少人失业;而专业人士中大多原是外国留学生。第二阶段从2000年前开始，成批制造业工厂搬出美国，造成本国劳工大量失业;失业群体甚至涉及40%以上的人口。
传统自耕农随着农业机械化后进入工厂，原是美国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美军的主要兵源，更是美国福音派教会的基本会众。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这个群体不仅是美国人口的主要构成，且是美国精神的主要传承者。
虽然这个群体在经济活动被边缘化，却依然是美国传统宗教的主体。他们反对新兴精英群体所倡导的文化"去基督教化"，譬如：堕胎法、同性恋婚姻、女权主义、大麻合法化、禁止在公立学校祈祷、把圣诞节改为"假日"（holyday）等等。因此最近三、四十年，他们不断遭受精英阶层的人嘲笑、讽刺。如今美国主流媒体全被左派控制，这群人在社会上难以发声。他们原本是中产阶级，过着小康生活，现在竟沦为与底层群众无异。
沈默的多数被唤起
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注意到这批被称为"沉默的多数"（theSilent Majority）人群，发誓要为他们发声。川普的脚踪走遍美国传统的工业区、乡村小镇、贫困地区，了解他们的状况和需求;同时他不断与福音派的领导层沟通，完全与基督教保守派的阵营认同。
自此，福音派决定"用脚发声、用票战斗"。2016年1月，已故葛培理牧师之子葛福临（Frank Graham）发起"决定美国之旅"，巡回全美50州，邀请基督徒为大选和美国的未来祷告，鼓励他们去投神圣的一票。他们把支持特朗普当作美国基督教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为了上帝而选特朗普。美国精英层、主流社会做梦也没想到，特朗普就靠着这批"沉默的多数"决胜了希拉里。
如果不是因为2020年席卷全美的"疫情"，特朗普连任是没有悬念的。理由是：特朗普几乎兑现了竞选时的所有承诺。他把政府的行政开支压缩到奥巴马时期的三分之一、国际上的退群放慢了全球化速度并减少了开支、利用税利杠杆使海外企业重返美国，增加上千万的就业机会，把奥巴马时期将近9%的失业率降低到2.5%、全力刹住了非法移民潮等等。
2020年的大选，虽然民主党竭力攻击特朗普防疫不力，并运用各种手段阻挡了他的连任，但特朗普的总得票数仍超过了2016年。
精英阶层重新组合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社会精英阶层的重组。一大批高科技和信息化产业的青年企业家、高薪专业人士迅速崛起;还有一大批人成为政府部门中的专业人士。
譬如税务部门，以前税务条例只有一百多页，可是现在多达三千多页，必须拆解成若干分支，需要比过去多几十倍的专业人士来处理。许多其他政府部门也出现类似的变化。
就全国而言，这形成了为数庞大的群体。简言之，全国诸如此类的专业人士构成了新的精英阶层。原本他们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价值观等等不一定相同，但是主流媒体不断向左的倾向，逐渐将他们整合起来了。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利用专业特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赚钱、利用网络快速出名、对国家归属感或认同感很淡漠、追求时尚享受美食、游历于世界各国之间、缺乏对特定社会的责任感。他们的政治立场，是竭力摆脱影响他们追求自由和享受的宗教或习俗，制定新的法规法案，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权利。
对一些跨国公司，如脸书、微软、亚玛逊、苹果等，国家只是公司的注册地而已，可以随时更换。一些国家反而沦为这些公司的门卫，因为他们能提供巨额的税收。
资本家是没有国界的，而工人却需要靠国家的关税来保护利益。因此，工人往往比资本家更爱国。以前地主、资本家会觉得，财富是由农民和工人的劳动所获得;现在的精英则以为，这些无文凭、无特殊技能的边缘人是靠他们所缴的税来养活。所以，在全球化潮流不断冲击下，双方形成完全格格不入的两极，在政治上也越来越不兼容。
在精英阶层看来，如果这些落后的白人大多数试图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来抗衡，那么他们大可将"种族主义"、"白人至上"、甚至"三K党"等帽子扣在其上。
新大陆原为移民融炉
尽管美国从来没有（甚至 尽量避免）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国家，然而历史已经表明，美国的故事必须得从基督教讲起。1620年在新大陆上岸的移民是清教徒，他们为了逃避英国国教的逼迫，才远涉重洋，要享受信仰自由。
在登上美洲大陆之前，船上41位成年男子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以清教徒的信仰为核心，再加上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底蕴;这份公约的精神成了美国文化的基因。
此后，一批又一批移民在这样的文化价值中整合起来。通过十八世纪两次大觉醒运动，基督信仰的不同宗派信徒逐渐磨合，避免了矛盾和冲突，朝向统一的新民族精神。
最初两百多年，美国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欧洲，多半为新教信徒;少数来自南美洲，属天主教。他们很快融入美国文化。然而为数不多的华人、日裔等亚洲族裔，则难以归化。尤其华人，由于执着自己的文化，非常难融入美国社会;历史上的《排华法案》与华人这特点不无关系。日裔和其他亚太族裔，对于持守本民族文化传统则相对柔和一点。
美国出现认同危机
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人，虽然原生族裔各不相同，但都乐意被归化成"美国人"，认同"美国"。即便黑人搞民权运动，但也只是争取平等而已。
然而"911"之后，认同危机开始严重起来，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关注和忧虑。哈佛大学杭廷顿教授在2005年出版了《我们是谁》（Whoare we），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他在书中首先指出：新教徒强调个人的良知和直接从圣经中学习上帝真理的责任，促进了美国对个人主义、平等、以及宗教和自由的承诺。新教强调工作道德，注重个人对自己的成败负责，并通过教会的集会形式，否定了等级制度，肯定政府应采用民主形式。这是美国身份认同的主要内容。
但是他认为，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这种认同开始受到侵蚀，从而产生了危机。他分析苏联解体的教训，提出：凡是美国人，都应该"参与美国的生活，学习美国的语言[英语]、历史和习俗，吸收美国新教徒的文化，并且首先要与美国认同，而不是与自己的出生国认同。否则，类似的命运也可能出现在美国。 "亨廷顿尤其建议：美国人应当转向新教，并认识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立基于启蒙运动和新教改革原则的国家。
他认为，苏联是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各个民族，以此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但在共产体制失败时，各民族或以宗教、或以种族为由，而独立出去，苏联便在顷刻之间崩溃了。所以，一个国家必须回到立国的源头，才能避免认同危机。
去基督教化的负面影响
"911"之后，当时的小布什总统在处理中东问题、美国国内的穆斯林移民问题等方面，显出他在持守传统基督信仰上有所犹豫、软弱。奥巴马上台后，与左派自由主义联手，加速了"去基督教化"的进程。川普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奥巴马政府的"拨乱反正"。
美国人的身分认同危机，与1965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民权运动不无关系。这运动的初衷是为了使黑人获得与白人一样的平等，但结果却变成黑人要求特殊对待;「黑权利」（blackPower）一词一时流行。如今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已有黑人官员，从华尔街到好莱坞也都充斥着黑人，但这现象并没有停止黑人追求特殊待遇的脚步。
不过，2020年的"黑命攸关"运动反而造成其他族裔的自觉，也开始看重自己的背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换言之，美国已经失去了凝聚这块土地上各种人群的力量，不再有核心价值或精神力量来维系社会。正因如此，"政治正确"逐渐成了主宰社会的话语权。
然而美国"左派"、"右派"的政治"极化"，会导致社会持续动荡。连自己的国民都深陷认同危机，美国还能继续在西方世界作领头羊吗？还能再在国际上组建"价值联盟"吗？
后特朗普时代拜登的困境
如今拜登已经上任为美国第46届总统，然而他所面对的，是潜在的动荡社会。奥巴马时代，"沉默的多数"处于"沉默"状态，只要维持安定即可;但现在这个群体不再"沉默"，已经被动员起来，甚至敢扛着枪走上街头。
在共和党内部，尽管上层不认同特朗普，可是新生代却超过80%成为特朗普的坚定的支持者。（接下来，特朗普便要彻底改造共和党。）川普家族的形像非常适合这些人的价值认同：有良好的家教和教育、靠努力发财致富、生活没有恶行和不良习惯，基本上合乎传统新教伦理。这股以特朗普家族和共和党大多数为核心凝聚起来的"白人大多数"，已经成了当今美国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拜登若想求太平，就要部分延续特朗普的路线。但是民主党及左派势力绝对不能接受。民主党之所以推拜登上台，原本就是把他当作"傀儡"，并可能动用宪法修正案第25条，用哈里斯来替代他。可是哈里斯也面对同样的困境。因为在此次选后，民主党内开始对"左"出现微词。这样看来，拜登和哈里斯恐怕都不得不活在特朗普主义的阴影下。
其次，基督教右派势力也是拜登不得不面对的。如今右派在最高法院占优势，保守派大法官以6：3控制局面;增加大法官席次的提案显然不会通过。当下美国教会左右之分明显：支持民主党的，神学上多半偏自由派，包括接纳同性恋会友、按立同性恋牧师的教会。沉默的多数则大半是神学上保守、政治上右派，包括美南浸信会、长老会（本会）、路德会（本会）、门诺会（门徒会）、美国天主教、还有一些零星的小宗派和独立教会。他们彼此并不来往，但现在因为共同的政治利益（教会生存和社会话语权）和信仰（抵挡自由派的攻击），而联合起来了。
最后，拜登还不得不面对如何重建国际关系的问题。川普以"让美国再强大"为主轴，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捆绑，只以满足本国发展和公民生存需要来处理国际关系。他全以美国利益来决定参与或退出国际组织。对国与国的关系也采同样的原则;典型的就是与中国的关系——要让中国放慢发展的速度，确保优先美国的经济与国力发展，免于受到挑战。
从里根开始一直到奥巴马时代，美国为了其他国家的"民主"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川普执政的四年没有发动过一次战争，更没有肆意以"民主"的名义去颠覆一个国家。即便是对委内瑞拉，也没有动用武力去推翻现政权。
相反，他不断地从中东撤军，还使以色列与其周边穆斯林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创造性地给中东地区带来了和平的曙光。而对古巴，却几乎中止了奥巴马建立起来的关系，主要原因是弗罗里达州的大批古巴难民，几十年来为这片土地的繁荣付出了辛劳，而他们痛恨古巴现今的政权;同时古巴政权还在向弗罗里达渗透，以至古巴难民成了 国家安全隐患。
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上已埋下不可逆转的外交难题。如：（1）到特朗普卸任之际，美国至少制裁了45名涉及香港和新疆政策的中国官员，其中包括15名全国人大代表。（2） 美国加强了与台湾的关系，几乎接近国与国的交往。 （3）特朗普严格禁止与中国军工有关企业的资金来往，已经投资的也要限期撤资;这是与中国脱钩的重要一步。这些都是特朗普埋下的地雷。
川普团队的政治核心，在国内是依靠白人大多数和基督教福音派等一切右派政治力量，坚决抵制、打击极左势力，守护传统美国的价值;在国际上则以"反共"为名义，联合一切可合作的国家，全力阻止中国的发展和扩张——换言之，他已经做好一个"川普袋子"，等拜登去钻。
美国的总统大选台面上虽已落幕，但从左右两派的角力来看，也许只是拉开了另一场动荡的序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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