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知识界流传着西方文化正在或者已经没落的说法。面对这样的论断，深思之后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西方文化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如果有，其生命力的根源和动力何在？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关系到我们如何判断和定位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
“两希”文化
希腊文化是海的产儿，其源头是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那时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以探求其中的原因和规律。随着希腊哲学的中心从小亚细亚移至雅典，希腊人也走出了早期的自然哲学，建立了更成熟完备的哲学体系。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我们可以看到，大致说来，希腊哲学家面向的是自然与社会背后的实在，目的是认识这一实在以获得真理，方法主要是概念的界定、逻辑的分析与推论。在他们眼里，人生的目的是过好的生活，而好的生活或对善的追求又都依靠理智的认知来实现。这是一种理性主义或“唯智主义”的哲学，当然也是一种理智主义的生活之路。
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源头希伯来宗教则大异其趣。希伯来宗教诞生在地中海的另一侧，与北岸的希腊遥遥相对。但是，希伯来文化则几乎与海洋无缘。希伯来宗教的发祥地是现在属于埃及的西奈半岛，那里至今仍然是荒山沙漠。希伯来宗教是荒山沙漠的产物，是绝望的以色列群体的希望的表达。希伯来圣经相信超越的人格神“雅威”的存在，认为他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决定着社会历史的进程。上帝从万民中挑选出以色列人，赐予“十诫”为核心的律法，使之成为一个“神圣的民族”。对于古代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人生的目的就是侍奉上帝，其方式是通过献祭或祈祷与上帝交流，通过严格遵行律法的行为而成为虔诚的“义人”。
显而易见，作为海洋产儿的希腊哲学开辟的是“理性-认知-理智的生活”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和生活之路；而作为沙漠文化重要内容的希伯来宗教则奠定了“信仰-神启（律法）-虔敬的生活”这样一条信仰型的得道方式和生活之路。前者的出发点是人的理性，归宿是合理性的生活，借以实现的途径是理性的认知；理性贯穿在整个过程之中。后者的出发点是对神的信仰，归宿是虔敬信神的生活，实现的途径是遵行神启的律法；对上帝的信仰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正如哲学家无需刻意证明人的理性存在及其功能，希伯来的先知也不必论证上帝的存在。换言之，理性和上帝都是作为不证自明的预设包含在各自的系统中的。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色列并推行希腊文化，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第一次相遇。公元之初，耶稣及其门徒创立了基督教，后经保罗等使徒对外邦人的宣教而弘扬光大。至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一统天下。大致说来，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发展而来并借助希腊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宗教，是希伯来的上帝信仰和神圣生活取向与希腊理性主义思辨综合后的结果。换言之，虽然基督教中包含了希腊理性哲学的因素，但其主旨仍然是希伯来宗教的，因为对神的信仰、神的恩典、神圣的爱、神圣的生活的追求是得自希伯来宗教的。人们常说，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那里，“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西方文化，大致包含两个组成部分：理性主义和犹太-基督宗教信仰。回顾近现代世界史，我们可发现，虽然欧洲诸国在殖民化的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相遇并碰撞，但欧洲文化——后来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一直居于强势地位，是它强力影响了其他的弱势文化，如非洲文化、亚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未有一异质的外来文化真正浸入现代欧美世界，而融合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在那里，源于希伯来圣经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以及源于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生活态度，依然并驾齐驱于同一空间和时间之中。
应该说，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它源于古代的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这两种传统犹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概念，既有联系又彼此有别地共存于一个文化体中，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理性和信仰、认知与启示、哲学与宗教依然作为两个领域而存在，并未“融合”为一。这两部分得以并存的根源是隐藏其后的人性固有且并存的理性和信仰这两种能力，二者因性质和功能不同而并行不悖。理性与信仰相互限制，使得彼此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不致一方过于强势而完全压倒另一方，彰显了西方文化本身具有的自我调适和完善能力。按照利奥·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西方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恰好在于雅典和耶路撒冷两种因素的共在和张力。
西方文化有无生命力
在对西方文化做了上述梳理之后，下面试图回答本文开始提到的西方文化有无生命力和生命力何在的问题。
要判断某一种文化有无生命力，需要一个衡量的标准。将卡西尔关于人与文化关系的思想和马斯洛的需要理论综合起来，我们即可得到一个衡量文化的标准。显而易见，既然文化乃是人创造的符号，其作用在于服务或满足人-个体和群体——的需要，那么，满足人的需要的广度、强度以及平衡度，就可以作为衡量某一文化生命力大小的标准。换言之，如果某一种文化能够同时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而另一种文化则只能满足较少方面的需要，那么，前者就比后者更有生命力；如果某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而另一种文化只在较小程度上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那么，前者就比后者更有生命力；如果某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某些需要，而忽略甚至压抑了其他大部分需要，即需要的满足程度缺乏必要的平衡，那么，这种文化在整体上就是缺少生命力的，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反人性的。
以这样一个标准，我们首先来看西方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生理需要，即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众所周知，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在近现代的欧美国家发扬光大并衍生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引发了工业革命和信息化，创造出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以及世界任何别的地方都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从而极大地满足了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归根到底，这是雅典或理性主义的巨大成功，也是现代西方文化最辉煌的一面。虽然西方不止一次爆发过经济、金融危机，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在科学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物质生产领域领先于世界是一个事实。
其次，从人的安全需要衡量西方文化。在西方，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居民拥有医疗保险、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制度，职业和收入比较稳定；社会综合治理比较周密，保证了大致良好的治安和秩序，从总体上看，社会和政治安全度较高。诚然，西方世界较高的安全感得益于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而支撑这些制度的主要是理性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同时，宗教信仰，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仍然发挥着塑造人格和道德约束的作用，也成为提高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再次，从归属和爱的需要方面看现代西方文化。理性的逻辑思维、功利主义伦理和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哲学，虽然在西方社会语境中有其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现代西方文化中冷漠无情的一面。同时，伴随着世俗化的进程，多数欧洲人已经离开了传统教会，因而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宗教归属感和教友间的关爱。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大量存在的独身者和单身家庭、日渐庞大的孤独老年群体也可以说是理性主义哲学和宗教世俗化的**效应与代价。
第四，从尊重的需要判断西方文化。尊重在这里分为自尊自重和为他人所尊重两个方面。源于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向来提倡在上帝面前人的平等和尊严，这一基本精神被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法学和人道主义伦理学所继承并弘扬光大。尽管在社会现实中存在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工作机会不平等、种族歧视之类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由于西方宗教与世俗的价值观皆强调对他人的尊重，所以在这一方面，现代西方文化仍然有其优势，至少不处于劣势。
第五，从自我实现的需要评判西方文化。所谓自我实现，主要是指人的主体潜能和期望值的实现，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事业上的宏图大志、崇高的宗教或道德理想、科学家的痴迷精神、天才艺术家的执着，诸如此类需要的实现会让当事人获得一种被称为“高峰体验”的莫大满足感。那些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出类拔萃者，都属于自我实现了的人。虽然这类人自我价值的实现首先有赖于自身的内在动机和潜能，但毫无疑问，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氛围等外部条件也是必需的。现代西方比较完备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先进的教育制度使多数西方人得以健康成长，素质和能力得以正常地培养和开发。同时，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也为个人能力的发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从而让那些具有非凡才智和创造力的人得以施展，成就卓越的人格或事业。一批批、一代代科学与思想文化巨匠的涌现，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西方文化的生命力。
信仰与理性
在现代西方世界，人在物质生活资料、安全感、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自我实现等诸方面的需要都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其满足的范围和广度是较全面的，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程度相对较高。从文化的深层看，这些需要的满足一方面得益于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的空前繁荣和由之派生的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相对稳定有效的经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与犹太-基督宗教的信仰和价值观发挥的正面作用有内在关联。雅典的理性—认知—理智生活这一学统和耶路撒冷的信仰—启示—神圣生活这一道统在西方实际上相辅相成，既相互限制，又相互补充，是西方文化具有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也是上述需要得以较大满足的内在根据。爱因斯坦说过：“科学而无宗教则跛，宗教而无科学则盲。”在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科学形态恰好与宗教信仰共存于统一的西方文化体系之中，起到了互为补益的作用，从而避免了可能的科学之“跛”与宗教之“盲”。
当然，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信仰与理性并非总是处在理想的平衡状态。二战以来，高度发展的科技和宗教的世俗化，造成了物质欲望的膨胀、道德信念的相对式微，以及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傲慢自大，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平衡。这也是西方人在归属感和关爱方面相对贫乏的原因。幸运的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和宗教信仰两大基本要素的共在，产生出了一种纠错机制。就是说，当这两大因素丧失了平衡而变得一方独大时，另一方会毫不留情地对其展开批判和抨击。这样一来，另一方就不得不放慢脚步，进而逐渐恢复常态。由于这样的“纠错机制”的存在，即雅典理性因素与希伯来宗教信仰的相互限制与相互补充，造就了一种处于动态平衡、相对自足的现代西方文化，从而较充分、较恰当地满足了人的多层次需要。因此，尽管现代西方文化远非完美，但它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这里说西方文化仍然具有自足性和生命力，无意贬低非西方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本文的主旨在于，我们应该寻求一种比较可靠、公允的标准，去衡量西方文化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然后再回答西方文化是否正在或已经没落，而某一别的文化，能否在可见的未来取而代之，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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