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许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出版。余英时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因故未能随书刊印。今天特此公布，借此表达我们对余先生的追念。
本书通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既精到，又生动。作者强调他所采用的是“普通民众的角度”，其实并不尽然。本书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生活相当全面，上起文化精英，下至普通民众，无不包含在内。
诚然，过去哲学家论中国文化精神多从精英观点发挥，以致不易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如冯友兰“贞元六书”或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即其显例。
今许先生新著特别推广到普通民众，自是一别开生面之创举，因而也构成本书一大特色。但细读本书各章，作者揭示中国精神生活各方面。不但遍引儒、释、道经典以及古典文学等为论证的出发点，而且往往先作哲学讨论然后归宿于民间的一般认识。所以“普通民众的角度”云云，只能看作一种谦词。
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项 :
01宏观与微观交互为用
作者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看作一种多元互动的秩序，因此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分别观察它的表现。
但作者并未循流忘源：局部的微观不但没有使他轻忽整体的宏观，反而更凸显出整体与局部之间以及各局部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所以我称之为宏观与微观的交互为用。若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表达之，即是既致广大又尽精微。
02雅俗共赏
前面讲精英观点与庶民观点的兼收并蓄，已涉及雅俗共赏的范围，但仍须作进一步的阐释。
现代西方学人论西方文化的雅俗之别(他们的名词是“大传统”相对于“小传统”， 或“精英文化”相对于“平民文化”)往往重视二者之间的 歧异以至冲突。但在中国思想传统中，雅俗之间的互相印证却比分歧更受重视。所以明、清之际的刘献廷特别强调六经和民间占卜、祭祀以至戏曲小说等活动是相通的。这似乎也是本书作者的基本立场，贯穿于全书各章。
最使我惊异的是 : 刘氏曾指出，“世之小人......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而本书第五章论宇宙变化， 从《易经》开讲，步步延伸到民俗的各个方面，简直便可以视为刘氏此语的全面展开。
03古今一贯
最后更应指出，作者为史学家，其揭示中国精神生活的种种特色，取舍之间始终考虑到时间的因素，尤其注意到自古及今的一贯性。
他的论证往往上起最新考古发掘的创获， 继之以经史文本的记载与后世传述，最后归结到他自己的亲见亲闻。所以本书所呈现的文化精神是今天仍可证验的真实存有，而不是无生命的纸上虚构。
作者记述亲见亲闻的文化现象，取舍之间也同样有分寸，以印证古今一贯的真实性。所以他详记早年在无锡和少年到中年在台湾的许多见闻(如第三、第七、第八各章），但他对于短期居住甚至偶尔旅游所过的海外华人社群也省察入微，不过着墨不多，以示谨慎，如香港新界的“义门”(第九章)和马来西亚马六甲的“祭祖”(第六章)便是显例。总而言之，许先生好学深思，遍涉人文—社会诸学科。
写此书时，他将广博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而纳入一种由深思熟虑得来的分析系统之中。不但如此，他也广泛参考了现代学人的相关论著，除书中一再提及的冯友兰、费孝通之外， 其他流行的看法也往往见于讨论之中。
所以本书并非一人闭门造车 ，而是遍检众说、去芜存菁的结晶。本书所揭示的种种文化特色，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不会发生认同的困难。但作者的终极判断却非从折衷他人之见而来，而是建立在上述三重论证之上，这是本书超越前人之所在。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本书体现了现代客观研究的极致。但作者用心尚有更深于此者。
他认定西方文化所主导的现代文明，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割”，今天已深陷危机之中 ；而中国文化则以人为主体，人与自然也融合互依。因此他希望中国文化的特色能发生他山之石的功用，以“匡救现代文明的困难”。本书的《后言：中国文化的新生》便有力地表达了一位当代仁者悲天悯人的呼声。
顾炎武曾说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这恰恰是一部“明道”之作，同时又是一部“救世”之作，我郑重地推荐它给读者。
许倬云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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