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 译
我们所考察的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插曲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被认为是悲剧。第一，那些项目背后的预言家和设计者犯了自大的毛病，忘记了自己也是凡人，行动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是上帝。第二，他们的行动远非攫取权力和财富，而是被改善人类条件的真诚希望所鼓舞——这个希望本身带有致命的弱点。这些悲剧与对进步和理性秩序所持的乐观主义看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要找出严格诊断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极端现代主义信念在世界范围的普遍存在。这些信念以不同形式随处可见，在殖民地的发展计划中，在从东方到西方人工设计的城市中心、集体农庄、世界银行的大型发展计划、游牧人口的定居，以及工厂的工人管理中都可以见到。
如果说这样的项目在一些国家给人类和自然带来巨大损失，原因一定是不受代议制制约的国家权力可以消除所有的反对而推行项目。然而，这些项目背后具有合法性和感染力的理念却是完全西方的。过去被认为是由全能上帝所赐予的秩序与和谐现在则被由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者所赐予的进步理念的相似信仰所替代。应该记住，当战争、革命、经济崩溃或新取得独立的时候，其他形式的合作已经失败，或者完全不适应将要面临的艰巨任务，他们的权力就是无可争议的。他们制订的那些计划在清晰性和标准化方面与17 世纪和 18 世纪绝对君主的规划非常相似，如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无论是全方位改造社会的方案规模，还是国家机器使用的工具，如人口调查、地籍图、身份卡、统计局、学校、大众传媒、国内安全机构，都很庞大，这使他们能沿着同样的道路走得更远，远远超出了17世纪君主的梦想。因而20世纪在进步、解放和改革的口号下出现了如此多的政治悲剧。
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了这些计划是如何损害了它们预期的受益者。如果要我将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本章的目的在于深化这个粗略的结论，并提出一些适当的建议。
“那是无知，傻瓜！”
比尔·克林顿在 1992 年总统竞选中有句内部知情人的口号，“是因为经济，傻瓜!”上面这句格言适合做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贴，本小节的标题并非只是模仿克林顿的话，而是要提起人们注意，那些设计者通常是如何忽视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从承认我们的知识还不完整的前提出发给出的建议是多么少见。我所在的耶鲁大学健康诊所出版的一本营养手册是一个例外，这更强调了它的少见。一般的营养手册都会解释均衡营养所必需的主要食物组、维生素、矿物质，并根据这些已知的成分提供一个日常饮食的建议。但这个手册指出，在过去的 20 年中适当营养所需要的许多新的、基本的成分才被发现，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应该有更多新的成分被发现，因此, 基于他们还不知道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建议在一个食谱中应包括尽可能多样的食品，只有这样才能包括那些尚未被发现的基本物质。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和历史的分析会减少人类事件的不确定性。一个历史事件或事物的状态仅仅就是它所呈现的样子，表面上看来是宿命的或必然的，但其实完全有可能出现另外的结果。甚至概率论的社会科学，不管其如何仔细地建立一系列可能的结果，为了便于分析，也倾向于将这些概率看成肯定的事实。如果以未来为赌注的话，不确定性是肯定存在的，但人类能够影响这些不确定性从而塑造未来的能力也是明显的。许多情况下，当那些下赌注的人认为凭借对历史进步规律和科学真理的掌握就可以知道未来是什么的时候，所有关于不确定性的意识都在他们的信念面前消散了。
可是，不出所料，每一个这种项目都被那些规划者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破坏。即使他们所掌握的历史规律和对各种变量及计算的规范是正确的，可因为他们计划的范围和综合性，还是会产生许多不可预见的结果。他们暂时的雄心意味着，即使他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到他们行为的直接结果，但无论如何计算，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测第二轮或第三轮的结果，或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这副牌中的未知因素就是那些不在他们模型之内的人或自然因素——干旱、战争、反叛、瘟疫、利率、世界消费价格、石油禁运。他们可以，并且也已经针对这些不确定性采取了调整和临时的措施，但他们起初所实施的干预范围和强度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的许多错误根本无法纠正。史蒂芬·马格林将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简洁地归纳为，“如果对未来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如果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们将要不断面对意外和惊奇，那么任何计划、任何药方都无法应付未来不断显现出的不确定性。”
指令性经济的右派批评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彼得·克鲁泡特金这样来自左派的集权统治的批评家，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克鲁泡特金说：“永远不可能为未来立法。”双方都高度重视人类行动的多样性，关注成功协调成千上万交易的无法克服的困难。在对失败的发展范例的激烈批评中，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了相似的结论，呼吁 “对生命有更多一点敬畏，对未来少一点约束，给不可预期的事物留更多一点余地，少一点一厢情愿的想法”。
基于经验也可以得出几条法则，如果遵循它们，也可以使发展避免走向灾难。虽然我的目的并非要对发展实践做详细的全程改革，但这些法则肯定会包括与以下几点相似的内容。
小步走。从社会变迁的试验角度看，我们要假定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干预在未来会有什么结果。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尽可能迈小步，停一停，退后观察，然后再计划下一小步的行动。如同生物学家 J.B.S.霍尔丹（J.B.S.Haldane）在论述小的优点时所比喻的：“你可以将一只小老鼠扔到几百英尺深的矿井中，它只会小小惊吓一下，然后迅速逃走；如果是一只大老鼠，就会被摔死;如果是一个人，就会被摔成几块;如果是一匹马，就会被摔得粉碎。”
鼓励可逆性。鼓励那些一旦被发现有错误就很容易被恢复原状的项目。不可逆的干预就会产生不可逆的后果。对生态系统的干预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对生态系统内的相互关系一无所知。奥尔多 ·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掌握了所需要的谨慎精神：“聪明的修补匠的首要原则就是保留所有零部件。”
为意外情况做计划。要选择那些对未预见事物有最大适应性的计划。在农业项目中，这意味着要选择和准备土地从而使之可以生长多种作物。在房屋计划中，这意味着房屋设计上可以适应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弹性。在一个工厂中，这意味着工厂的地点、布局或者机器的选择都要能适应新的流程、原材料或新的产品线路。
为人类创造力做计划。计划永远要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那些计划涉及的人将来都会发展出经验和洞察力，从而改进设计。
本文选自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的结余部分，（王晓毅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80-485页。
保守主义评论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