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经历了四十三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已经初步建立了一条考古、文献、人类学三股证据链绳，证明距今4300~4100年间，陶寺早期都城可能为尧王族都城；距今4100~4000年中期都城可能为舜王族都城，陶寺很可能为尧舜之都，也是陶寺邦国的都城。
然而，不论是《尚书·尧典》还是《史记·五帝本纪》，均明确表明舜原本为尧的乡野臣民，由尧的重臣四岳举荐，经过尧的考察，试舜“五典百官”，成为尧臣及接班人。从《五帝本纪》梳理尧舜权力交接过程可以看出，尧七十岁时，舜已在民间以孝行闻名二十年，舜时年三十，已经在历山、雷泽、河滨一带活动，“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据此，从逻辑上说，舜族在尧王族统治时期即陶寺文化早期便已经存在于陶寺邦国的乡野。在陶寺早期尧都存续期间，舜族应该另有自己的聚居地，当然不在陶寺国都之内，而在乡野。
关于舜族通过“禅让”接受统治权力之前的聚居地，《五帝本纪》称：“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诸地在文献中有诸多说法，钱穆在《史记地名考》（上册）对上述地名做过比较详尽的文献分析，但是他基本上认为虞舜在河东的可能性最大，具体说即晋南永济一带。无论如何，舜族的“根据地”可以肯定不是尧都。
事实上，舜族在自己的“根据地”励精图治，已经对尧政权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所以尧为笼络和监视舜，将二女下嫁给舜，让九男与舜共处。舜经受考验与考察后，辅佐尧从政二十年，而后尧禅让王权，使舜摄政八年，尧崩。三年丧毕，天下归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五帝本纪》【集解】：刘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旷年，于是遂反，格于文祖而当帝位。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里所谓的“中国”，显然是指有帝尧祖庙的地中之都——尧都，就是陶寺。历史的素地是，尧舜禅让实际是尧王族与舜族政治角力的结果。舜在尧统治时期已经通过孝行等使自己的政治羽翼丰满，通过建立根据地增加与帝尧政治角逐的实力与资本，最终“迫使”尧禅让。《古本竹书纪年》所传“尧晚年德衰，舜囚尧”这类逼宫的事件，并非凭空捏造，很有可能曾真实发生过，正如李世民“玄武门兵变”逼宫，迫使唐高祖李渊禅让。那么，舜在入主“中国”陶寺城之前，主要在自己的大本营活动，在那里苦心经营，积累各种领导能力和政治资本，同帝尧角力。入主陶寺尧都之前的舜是否真有自己的都城倒不一定，但是一定有自己的中心聚落“大本营”。寻找舜族的大本营，妫汭是一个突破口。
《尚书·尧典》称：“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史记·五帝本纪》称：“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正义】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集解】：孔安国曰：“舜所居妫水之汭。” 关于妫汭地望文献虽有多种说法，但主要集中在河东郡，即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的晋南地区，正如钱穆在《史记地名考》（上册）中所判断的，“妫汭水，今山西永济县南六十里，源出历山，西流入河”。这里是古冀州。
不过，晋南地区历山、妫汭地名也不止在永济一地。从文献中表现出来尧和舜密切的关系，可以判定尧和舜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王族，但是考古学文化面貌很可能是同一个，即陶寺文化。只是中心聚落不同。河东地区陶寺文化分布的密集区在汾河东、西两岸分别有两个集中区域，却不覆盖永济和芮城一带。陶寺文化汾东区以浮山、翼城、襄汾、交界处最为集中；汾西区域集中在今洪洞县，这里同样有妫汭、历山等地名。
根据考古调查资料，山西洪洞万安遗址为陶寺中晚期，面积36万平方米，地处洪洞妫汭，有房屋、窖穴、灰坑等遗迹，核心区堆积比较丰富。2014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研究员试掘过该遗址，在遗址的不同部位开了四条探沟，清理陶窑2座，灰坑18座，出土器物有鬲、釜灶、斝、甗、罐、豆、盆等，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晚期。但是遗址具体内涵和布局尚有待进一步发掘。现有考古现象表明，万安遗址可算作一处中型的中心聚落。2021年6月7日，笔者再次复查万安遗址。在国家堡西侧窑厂附近断面上发现有夯土基址残存。在万安遗址水库附近灰坑里，掏出陶寺文化中晚期陶片、石刀等。这片区域大约是万安遗址的北核心区，以陶寺文化为主。
从人类学资料的角度看，万安遗址的特别之处，尤为引人注目。万安遗址所在的万安镇有一座元明时期的夯土寨堡，称之为“国家堡”，万安镇自古至今皆无“国”姓居民，因此国家堡之“国家”很容易引导人们向国家、都城去联想。国家堡内有一处四合院，称为“姚商院”，舜姓姚。传说舜子商均生于该院，故称。姚商院外东南有一小地名称为“舜王楼”。国家堡南拐角小地名称为“重华塔”，舜名重华。所谓重华，就是勾连花，陶寺中期王族墓地曾出土1件双耳罐，便彩绘勾连花纹样。
文献记载称舜陶于河滨，做什器于寿丘。万安镇妫汭沟一直有制陶制缸手工业，近年才停产。2017年6月笔者调查万安遗址时，还发现大量现代缸瓦窑和釉陶缸废片堆积。西出国家堡五里的姚头村村民全部姓姚，自称明末避匪乱从国家堡的姚商院迁来，继续从事制陶业。当地传说，国家堡的创立源自舜的祖父桥牛来妫汭沟开办制陶业。总之，万安的妫汭沟一带适于制陶，因此制陶手工业传统是可以肯定的。
万安镇有座“娘娘庙”，由清康熙十三年碑记得知娘娘庙始建久远，不知具体年代，供奉两位娘娘。由清干隆五十三年碑记得知其中一位娘娘是娥皇圣母，另一位可推知为女英子孙圣母。万安镇西北妫汭沟岸的土梁上，原有一座“无影塔”，位于“廖天洞”东侧，今已荡然无存，显然是“圭表测影”的附会与象征，暗示这里曾经也被宣称为“天下之中”，夏至日立表才能与地中标准的玉圭等长，呼之“日中无影”。《淮南子·地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2016年6月21日，临汾当地学者蔺长旺等人，在万安镇无影塔旧址进行模拟观测实验，证实原无影塔夏至日塔身倾斜面小于77.12度，塔基座直径大于塔影长两倍，塔在夏至正午无影。这暗示，除了尧懂得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舜也掌握了类似的技术与知识。
距万安遗址西十余里处的山区称之为“历山”，经考古调查为陶寺中晚期的小型遗址，分布于东圈头、西圈头、宋家沟几处山梁峁上，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发现有少量陶寺文化的白灰面小房子和灰坑，陶寺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器等，陶釜灶和直壁缸大约为陶寺文化早期，双耳罐可能为陶寺中期，鬲、甗和扁壶为陶寺晚期。2021年6月7日，笔者在洪洞妫汭文化研究会带领下，复查了历山遗址。历山庙陶寺文化白灰面窑洞群，大致分两群。两群窑洞上部的台塬皆有大型夯土基础，时代大约为宋元。表明宋元时期的历山庙应在此处。《山西通志》称宋天圣七年（1029年）曾重建，始建年代已不可考。现在的神立庙址当为明清“神历庙”。或许宋代建筑历山庙时，已经见到陶寺文化的白灰面房子，便附会“舜耕历山”，因而选址叠压在陶寺文化白灰面窑洞之上。
笔者在历山舜王庙观察周围山川形势，发现庙址东方的霍山山脊可作为地平历日出观测参照；庙址西方的吕梁山山脊可作为地平历日落观测参照。因此历山确实很有可能是舜观象授时的观测地。不过，作为观象的最佳观测地，是距历山庙遗址几公里远的磨儿疙瘩，这是一座圆形山峁，观测日出日落地平历视野位置极佳。2021年6月7日，笔者在磨儿疙瘩台地北部直线距离400米处的官道崖壁上，发现白灰面窑洞残基一处，填土内未见陶片，房子形制当为陶寺文化。马志正在《多姿的洪洞古历山》一文里，记述了选址磨儿疙瘩改建历山庙却被神移到古历山（今历山庙位置）的传说（见马志正《尧舜与古历山研究初集》），暗示了磨儿疙瘩与历山庙内在联系，故而历山庙当地又称“神立庙”。因而尚不能完全排除磨儿疙瘩作为陶寺文化舜族的“观象台”的可能性。
由此，笔者推测，舜在历山庙遗址耕作只是个幌子，在磨儿疙瘩自己摸索历象日月星辰制定历法，挑战尧垄断天文历法的特权，实际就是在挑战帝尧统治的神圣性、正统性和垄断性。而相映成趣的是，万安镇的无影塔，暗示舜也掌握圭表测量技术。尧所垄断的天文历法技术包括地平历和圭表测量，舜均通过自己的探索掌握了，成为他同尧分庭抗礼的资本和软实力，也成为日后陶寺中期陶寺观象台建设和IIM22随葬圭尺的知识储备。
在民俗方面，洪洞县在唐大历年间，便兴起了历山神立庙会、万安娘娘庙会和羊獬庙会。相传尧女舜妻娥皇女英在世时，每年阴历三月三去羊獬村住娘家，四月二十八日尧生日再回历山，途径万安妫汭。沿途村民盛装迎送，堪比节庆，甚是浩大，该习俗非常独特并顽强地延续至今（乔忠延：《千秋亲情看万安》）。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娥皇女英祭祀大巡游活动，有万安和历山两个重要陶寺文化遗址，确实与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那么万安遗址作为舜族入主陶寺“中国”之前在妫汭的大本营，便很有可能是舜族政治发迹的起家之地。
如果视野再放大一些，舜族自己的文化根基在陶寺都城以北今洪洞-浮山一线，再向北进入霍山，便是晋中地区石峁集团“杏花村类型”的地盘了。这暗示舜族的起家，紧紧依靠石峁集团。故事讲得在直白一些，舜族上位成为陶寺邦国的新王族，极有可能借助了石峁集团背后强有力的暗中加持，这才使尧舜争权抗衡的天平，向舜倾斜，结果开辟了陶寺中期新时代全盛期。
（来源：《中国文物报》2021年9月10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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