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桢，字宗周，浙江鄞县人(1853年1月30日-1932年11月16日）。毕业于杭州育英书院，曾在杭州、德清、新市等地传教，1888年受封牧师，[1] 1894年就任上海虹口长老会堂牧师。[2]1906年创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3] 自立会延续到1958年，参加联合礼拜。在中国基督教 [4] 自立运动中，自立会最彻底地实现自治，最早提出挽回教权。从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由中国人自己办教会的主张和教会实践看，自立会带动了自立潮流的形成和发展，客观上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先声。
就是这样一个牧师、自立运动的领袖，却也是辛亥革命的功臣。他如何投身辛亥革命？为什么要投身“革命”？辛亥革命对基督教、特别是对自立会产生什么影响？笔者试作一述评。
一、辛亥革命的功臣
1911年3月，俞国桢和闸北绅商组建闸北商团。发起人有：钱允利、俞国桢、顾宋臣、王栋、马逢伯、王星斋、徐宗鑑、张竟成、陈维新。[5]钱允利是闸北米业巨头，王星斋是中国扇子大王；俞国桢、顾宋臣、马逢伯、徐宗鑑、陈维新是同盟会员；[6] 王栋任职闸北市政机构；张竟成身份不详。可见，商团以商人为号召，以同盟会会员为主体；事实上，还有不便抛头露面的光复会会员暗中给予支持。成立后，会长屡次更换，俞国桢始终是副会长；实际运作中，俞国桢是核心人物，参与组织、领导了闸北光复。
上海光复中，商团是重要军事力量。闸北商团至少在四个关键环节立下功劳：第一，上海光复，闸北首义。本来，上海各方商定11月3日下午2时起义。由于消息走漏，3日上午，闸北提前起义。起义巡警占领了上海巡警总局。闸北商团按分工占领各处要害。第二，组成敢死团，协力攻打制造局。3日夜，从闸北起义巡警和商团团员中挑选出的53名精干人员组成的敢死团，与各路起义军一起，攻下制造局。第三，保全了对沪宁火车站（后称“老北站”）的控制权。3日晚，英美势力派军队乘乱越界占领了位于闸北的沪宁车站，以达其蓄谋已久的扩充租界、控制沪宁铁路的目的。4日，闸北商团经过力争,赶走外国势力，驻防车站。革命军和军需源源不断运往攻打南京的前线，成为生命补给站。第四，保境安民。光复后，闸北商团发展到1000余人，日夜巡逻，确保闸北地方平安。部分团员还承担了孙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前后、在上海和南京的警卫工作。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商团被迫解散。
俞国桢全身心投入革命，忙中出错，在教内还引起一场小风波。身为商团副会长，俞国桢当然要穿团服。而闸北商团的团服系模仿陆军军服，粗看就是军装。一次，他匆忙中穿着团服就上了教堂的讲台。事后，该堂执事找他开“谈判会”，批评他主日穿“军装”上讲台演讲。幸亏堂中长老出面辩解：“戎服演说而行于主日，实为赈济起见。赈济善端也……何得吹毛求疵而议于后。” [7] 风波乃平。
俞国桢竭力支持新政权，称颂、拥护孙中山。武昌起义爆发后，局势还很不明朗，他就以自立会机关刊物《圣报》为阵地，声援辛亥革命。[8] 南北在沪议和期间，他作为“上海商界共和团”的重要成员，大声疾呼实行共和，反对君主立宪，有力地声援了南方谈判代表，确立共和国体。[9]民国成立之初，他在上海基督教界集会上发表演说，极力拥护共和、称颂孙中山，说：在世界史中，上帝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第一革命；基督降世，救赎万民，为第二革命；孙大总统除专制而建共和，为第三革命。[10] 他组织中国基督徒共和协赞会，提倡、扶掖共和，争取民教平等、共享法权。[11]他响应黄兴和陈其美的国民捐号召，发动、组织基督徒竭力捐输。1913年，自立会骨干蔡毓璋深有感触地说：“世人皆知先生为教会革命之元勋，以其提倡自立之故；不知先生亦政治革命之巨子、社会革命之伟人也。”[12]
自立会不少重要成员也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仅任职于沪军都督府的就有虹口长老会堂董事沈缦云、[13]《圣报》总主笔徐宗鑑、主笔蔡毓璋、俞国桢的忠实助手陈维新等人。其中，徐宗鑑1905年参加同盟会，投身革命，上海光复前，在湖州旅沪公学当教员，与陈其美朝夕相处，协助策划、领导上海光复大业。[14]
闸北商团和俞国桢均荣获沪军都督陈其美褒奖。闸北商团等10个功绩特殊的商团获得金质奖牌，奖牌上书“好义急公”四字，旁摹序文。[15] 钱允利、俞国桢、王晓籁、尹村夫等50多个功勋卓著之人得到“奖凭”。[16] 宝山县也传令嘉许闸北商团。[17] 上海光复一周年之际，陈其美和李平书等人到闸北召开恳亲会，充分肯定和感谢闸北警界和商团在光复中的作用：“去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光复时，闸北警界实首先起义，商界诸君亦极力赞助，故得闾阎安堵，鸡犬不惊。此皆诸君群策群力,深明大义之所致。况此一年中，种种困难财政支绌,外交棘手，支持更非易易，尤见诸位热心爱护，勉为其难。”[18]
光复后，俞国桢功成身退，仍做牧师。
二、 牧师为什么投身辛亥革命
《圣经·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明确要求基督徒：“你们不要爱世界。”据此，基督徒，特别是教牧人员，不能贪爱世俗的一切，不能争权夺利，更不要说参加改朝换代的革命。那么，俞国桢为什么要投身辛亥革命呢？
（一）形势催生了自立运动，自立会需要中国政府的承认和保护
基督教于1807年由外国传入中国。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不能合法生存和传播。鸦片战争后，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逐步发展成由外国势力保护，拥有特权的“洋教”。中国民众的反洋教活动与教会特权相伴、相生、相长。教案渐多、渐大，往往以赔款、割地结案。义和团运动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丧权程度和赔款额度达到极限。教会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威胁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关系政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社会上下都急切地希望妥筹消弭教案之策。教内华人的对策是自办教会，以去除教案的根源——外国势力。俞国桢创办了自立会。该会“由基督教各会华教友忧教案之烈，悲外患之侵，为图消弭挽救而组织，并无西人插足其间。具有爱国爱教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19] 天津、上海、广州、浙江、香港、山东、北京、福建等地纷纷创办性质不一、名目各异的自立教会，形成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
向来由西人“保护”和掌控的基督教会居然拒西人于门外，自然引起西人反对，失去特权“保护”。而中国社会舆论仍然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外国人是“大毛子”，信教者是“二毛子”。历次教案伤亡者中，“二毛子”远超“大毛子”。自立会要生存和发展，只有、而且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一是承认中国人可以信仰、传播基督教，二是承认自立会是合法的全国性组织，并加以保护。
（二）俞国桢苦苦寻求自立会生存的完全合法性而不得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处理基督教事务的政策是暗禁明防，不可能支持国人自立教会、传播基督教。清政府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中逐步、有限地允许列强在华传教，逐渐在有关文告中吞吞吐吐地承认基督教是“劝人为善”的宗教，允许中国人“习教听便”。事实上，清政府认为外国人在华传教，是不得不“照约保护”；中国人可以光明正大地信仰儒教等传统宗教，没有必要设立“异教”。想方设法制止华人传教，反复、明令严禁因教务引发事端。中国基督徒会宗旨中有“禀政府”立案的条文，但1903年成立后，始终未敢“禀政府”。因为他们知道：“吾国政府，保护教民，谓柔远也可，谓媚外也可，岂明圣道足珍，教民当护……又吾国执政，讲明宗教，或而释道，或而孔墨，焉知耶稣救世、信徒行仁。”[20] 担心“禀政府”后，不但不准立案，“甚或竟遭屏黜，欲进反止，以吾人之软弱，继起恐更不易。”[21]自立会也面临同样困境。光绪帝于1906年3月5日发布上谕，提出“断不可有仇视外洋之心；权利固当保全，而断不可有违背条约之举。”重申“所有外国人命财产及各教堂均应一体切实保护。”[22] 上谕虽然不是直接针对自立会的，但自立会的宗旨显然有“自启猜疑”之嫌，而不利于“辑睦友邦”。按此逻辑，朝廷不可能批准自立会立案。出人意料的是，出身显赫、通洋务、被视为“有大才”的瑞澂，恰逢此时出任上海道台。他批准自立会立案，并出示晓谕，令下属各县廨，备案保护。[23] 自立会在上海取得合法地位后，俞国桢希望走出上海，使之成为合法的全国性组织，而这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
俞国桢们希望在立宪过程中，能确立信仰自由原则。朝廷于1908年颁布了《宪法大纲》，但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俞国桢们加大了争取的力度。1910年12月，在立宪运动发起一次又一次国会请愿高潮之时，俞国桢代表全国26万基督徒进京向皇室贡呈圣经，以接近朝廷，“借贡经请愿。”[24] 希望朝廷表态，允许中国人享受信教自由的权利，支持教会自立。请愿没有结果。[25] 俞国桢在京期间，联络了北京的诚静怡等10位基督教界翘楚，发起了宗教自由请愿会。他们认为，“预备立宪”讨论了政治、法律、学术、技艺等各方面的问题，唯独没有讨论宗教自由、信徒享受国民平等权利问题。而东、西方各国治理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是否治理得当、国势是否稳定，往往以是否能保障宗教自由为“衡则”。他们认为，请愿一旦成功，“上可以助国势之安，永息教祸；下可以造民生之福，浚沦性灵；固非特信者获享国民同一之看待，道扬宗教之光辉已也。”[26] 他们制定了各地成立分支机构的组织办法，发动全国力量请愿。俞国桢回沪途中，在河南、湖北等地宣传、提倡。次年夏，诚静怡从北京出发，经湖北、福建、广东到上海，大力宣传和提倡。经他们发动，各地响应，如火如荼：福州、广东、湖南、奉天、吉林等省，选举了代表，赶在9月各省咨议局和国家咨政院开会之前，组织全国20多万信徒，署名上书请愿。由各省代表分别上请愿书给省咨议局，由全国代表上书给资政院。香港的尹端模、钟惺可、区凤墀不约而同发出信教自由请愿通告，[27] 遥相呼应。传教士转请各国钦使，对清政府施加影响。立宪派的请愿运动遭朝廷镇压后，教会请愿也不了了之。
清政府历来严禁结党立会，作为宗教团体的自立会很难合法生存和发展。戊戌变法之前，维新志士冲破禁网，组织了一批政治性和学术性团体。戊戌后，慈禧再禁。1906年预备立宪，禁令稍弛。立宪派组织了一批立宪团体，开始研究、宣传西方的政党理论。1908年3月，清政府颁布《结社集会律》，有条件地允许结社集会。1910年11月，朝廷宣布将于1913年召开国会。资政院和咨议局的议员，以及立宪派意识到国会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为获得多数议席，组织政党内阁，必须组织政党，迎接国会政治。资政院提出开释党禁议案。1911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合法政党，如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等。但在宗教界，直到辛亥年，“华民设教传徒，有干例禁”，[28] 仍被奉为圣旨。自立会仍不能作为全国组织合法生存和发展，不能整合、统领各地自立教会。只有两个地方官应俞国桢之请，于1910年允许当地自立会立案。一是浙江巡抚增子固。他看到平阳等7乡已有2000多名自立会信徒，且自立教会与立宪国信教自由之义相辅而行，准予立案。[29]二是原任上海道台、时任湖广总督的瑞澂，准湖北自立会立案。[30]
在一系列争取合法而不得的过程中，俞国桢逐步加深了对清政府的认识，不再寄希望于清政府，积极参与反清斗争。这一心路历程与立宪派相同。俞国桢的助手徐宗鑑曾分析过他们参加革命的原因：“专制政体之下，未有完全信仰宗教之自由者也；异族临于上，他族之屈伏于下者，未有完全国民之权利者也。二者不可得，我国民安得不革命。”[31] 他列举：“一曰伪立宪以蒙蔽国民之观听……试问国民之请愿依从者有若干条乎？我国民之含羞忍辱饮泪吞声者，希冀其一变从前之积习，享自由之幸福耳。不料因循复因循，政府之假面具逐渐为我国民所揭破……民心离散乃至于不可收拾矣。”[32]
（三）俞国桢历来以天下为己任，辛亥前已登上上海社会政治舞台，成为政治风云的推手
1903年苏报案中，俞国桢就掩护过邹容。当时，清政府搜捕邹容和章太炎等人。章太炎被捕，邹容“由张溥泉把他藏在虹口一位西教士的家里。”[33] 其实，这位教士并不是“西”人，而是俞国桢，是传播“西教”的牧师。当时，清政府非经外国领事同意，“不得拘捕界内任何人等。”[34] 俞国桢创立的海宁路中国自立长老会堂位于虹口租界内。邹容前去请俞国桢庇护。俞国桢虽没有见过邹容，但知道他是《革命军》的作者，“冒不韪，隐匿之，谋划之，约七日。邹则恐被累于先生，自投公堂。”[35]
1905年，在抵制美货运动中，俞国桢在学、商、工三界人士组织的千人大会上慷慨演说。[36] 同年，在大闹会审公堂案中，在文明拒约社组织的万人大会上登台演讲，维护国家主权。[37]
1907年，寓沪江浙绅商发起招股保路权运动，俞国桢积极推动。早在1905年，江浙两省绅商就要求废除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修建沪宁及苏（苏州）杭甬铁路合同，拒用英国之款，以保路权。组成商办铁路公司，筹集资金自建。1907年，浙江旅沪学会会长周晋镳负责浙路集股会甬（宁波）属集股处，谢纶辉负责绍（绍兴）属集股处。11月，身为浙江旅沪学会会员的俞国桢应两人之邀，两次演讲劝股，他“立论正大，用意肫挚，”听者感动称叹，当场投资者纷纷不绝。[38] 12月，俞国桢发起上海基督教徒保路协会，任会长，在信徒中招股。[39] 同月，杭州基督教内地会牧师任芝卿有让地给外国人、破坏路权之嫌，他在《申报》上发表公开电劝诫。[40] 浙江巡抚因俞国桢的贡献，颁发金牌，给予奖励。
1908年，上海掀起禁烟高潮。3月，基督教各公会发起国民除烟会，选举俞国桢为会正。该会致电英国下议院议长、美国外务大臣，希望他们责令上海工部局迅速禁烟；[41]致函英美租界纳捐人议事会会长，要求“将工部局提议吊销烟馆执照之期限改短，从速实行。”[42]从教会角度推进全社会的戒烟运动。因此，江苏军政两界会批嘉奖俞国桢。[43]
三、 辛亥革命对基督教,特别是对自立会的影响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颁布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4]，其中第六条（七）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同一条（四）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45] 这从法理上解除了束缚基督教和自立会的枷锁，基督教、特别是自立会的生存和发展出现重要转机。
（一）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获得法律保障
《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主动宣布信教自由，而且是以国家最高法的形式宣布，在中国宗教政策演变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成为不可抗拒的社会公理。直到今天，不管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执政，均不敢、或未能公然违背这一政策。袁世凯搞帝制复辟活动，但不敢公开反对信仰自由原则。即使在1913年6月的《大总统发布尊孔崇圣令》中，也不得不说：“惟民国以人民为主体，非任其自由信仰，不足以证心理之同。”他为称帝拉拢社会各界，包括宗教界。1913年8月起，陈焕章、梁启超等就开始上书参、众两院，请在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得到十多个省的都督、民政长的声援，[46] 但始终未获通过。1914年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仍承认“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信教之自由。”[47] 1922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与以前的教案截然不同，不再简单地嘲讽、谩骂基督教，从肉体上消灭、伤害基督徒，因为这显然有违法律；而是从科学、与帝国主义关系的角度批判基督教；最终以争回教育权告终。
《临时约法》保障了人民有结社自由。民国实行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政治。各方为扩大势力、争取力量，政党和团体顿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1912年后，中国各教都出现了各种宗教团体。
有了信仰自由的保障，基督教，特别是自立会就可以摆脱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势力的依赖而自传、自立；有了结社自由的保障，自立会就获得了在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
（二）基督教得到道义认同
孙中山多次在演讲中称其革命真理多得自教会，这有力地帮助基督教获得道义认同。孙中山是一名基督徒，投身革命后，在澳门设医院，“仍然想藉著行医传道。”[48] 辛亥后，他肯定了教会对他的启蒙和教育作用：“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算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49] “兄弟……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50] 孙中山甚至有点偏爱基督教，希望全国人民都信基督教。1912年4月，他说：“世上宗教甚多，有野蛮之宗教，有文明之宗教。我国偶像遍地，异端尚盛，未能一律崇奉一尊之宗教。今幸有西方教士为先觉，以开导吾国。惟愿将来全国皆钦崇至尊全能之宗教，以补民国政令之不逮。”[51]
支撑共和制度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均源于基督教的观念开始为世人了解和接受。这一观念首先由基督教界提出。他们在辛亥前就指出：“各国宪法之平权、自由，无不胚胎圣经。”[52] 辛亥后，直截了当指出：“基督教者，共和主义之渊泉也……读哲美森之美国自立檄文，[53] 曰天赋人权。此四字为共和主义之基本，实基督教之精华也……即有天赋人权之真谛，于是平等、自由、博爱三大宗旨立焉，而共和主义方完全而无缺。”[54] 后来，有人甚至提出:“反对基督教就是反对孙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55] 经他们宣传，这一观念慢慢被社会了解和接受。陈独秀在著名的非基督教檄文《基督教与中国人》中，也承认基督教是欧洲文化两种源泉之一，耶稣“平等的博爱精神……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56] 这一观念将从思想理念上解决基督教在中国生存的合理性。
基督教与新政权关系和睦。1912年1月8日，南京基督教联会就派代表赴总统府贡呈《圣经》，并以献经《呈文》的形式，表达“葵向”之情。孙中山为政务所迫，未能亲自接待，但很快，总统和总统府秘书处分别复信，表达谢意之外，还声明“民国成立，信教自由是所首重。”[57] 孙中山多次参加宗教界组织的活动，演绎信仰自由原则，支持教会自立。同年4月17日，上海基督教界在四川路青年会开欢迎会，孙中山欣然赴会，并参观了青年会附属中学，英文夜学及藏书室、弹子间等设施，俞国桢等上海教会领袖陪同。[58] 孙中山又非常明确地支持教会自立：“前清之对于教会，不能自由信仰，自立传教，只籍条约之保护而已。今则完全独立，自由信仰。”[59]
基督教开始向社会各界传播。光复后，俞国桢即与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协商：“今我民国已经成立，一举一动，莫不仿照各国，力趋文明。”[60] 请仿各国通例，颁给执照，入监狱布道，感化罪犯。他甚至亲自到监狱赠送圣经和《圣报》。[61] 辛亥革命成功后，基督教开始进入军营布道。上海光复后，征募义军，攻打南京。新兵集中在制造局附近。上海基督教每天定时派牧师赴沪军营布道。布道颇受欢迎，每次有近千人听讲。[62] 1911年11月11日，苏州刚刚光复，苏州基督教5个公会共同组织苏州布道会，专向军营布道，并呈报都督府和军政府，请求给予出入军营的通行徽章。[63] 此后，随军布道在一些军队中成为常态。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罗致学识兼长的中外牧师数十人作随军牧师，包括刘馨廷、古约翰（J.Goforth）、浦化人、胡兰亭、沈文卿、张纯一、陈崇桂。在军中设立军人神学院，实行基督化军事教育。[64] 1918年至1924年，其军中信教者达1万多人。冯军还向驻地百姓传教，驻扎张家口时，创建福音村。
有了社会对基督教的道义认同，基督教，特别是自立会获得平安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
（三）基督徒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
基督徒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不朽之功，开始受国人尊敬。孙中山的不少战友都是基督徒，如陆皓东、陈少白等。在上海的监理会传道人宋耀如支持革命，他家成为孙中山藏身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他办印刷厂的真正目的是替孙中山印革命宣传品。革命之初，革命党往往借教堂或教会所办学校、医院为革命机关。上海光复中，商团团员中有不少基督徒。光复次日，组成了基督教民军（戏称十字军）。成员以沪学会、商业体操会、商余学会、商业补习会、沪西士商体育会等5个商团的基督徒为主，又号召各商团基督徒参加，租界万国商团中华队中的200多名基督徒分别携枪前来参加。基督教民军由教徒俞志伟率领，奉命攻占南汇、奉贤。俞志伟在南汇北门外激战中奋勇当先，中弹牺牲。[65] 进入民国，大量基督徒跻身政界：一些基督教领袖在政界，特别是外交界渐露头角，驻德公使颜惠庆、农林总长陈振先、海军次长李和、参政院次长王正廷等均为基督徒；民国政府国会议员中基督徒达60余人；1912年广东省政府的任职人员中，基督徒占65%。
民国时期，基督徒的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19世纪下半叶，入教者多居社会底层，不少人入教是为了“吃教”。基督教始终未得官、绅认可。1895年，总理衙门上奏光绪帝，断定：“入教华民，大率败类……断非安分之人，健讼欺人，在所不免。”[66] 1900年前后,教内少量知识分子往往是教牧人员的后代，他们享受了教牧人员子女可以免费接受教会系统教育的“政策”，成为教内第一代知识分子，如王正廷，[67]颜氏三杰，[68] 余日章，[69] 诚静怡，[70] 谢洪赉、谢宾赉兄弟，[71] 包括创办商务印书馆的鲍咸恩、鲍咸昌、鲍咸亨兄弟[72] 和郁厚坤、郁厚培兄弟。[73]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基督徒明显增加。新增来源主要有三，一是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学生增多，学生中的基督徒也渐增。二是随着留学人员的增多，受海外教会的帮助和影响，基督徒渐增。1910年，中国有500名美国留学生，约1/4为基督徒。[74] 三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逐步接受并加入基督教，如冯玉祥、张之江、徐谦、吴雷川、丁贵堂、吴耀宗、谢扶雅、赵紫宸、潘光旦，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基督教的中坚或骄傲。教内人士也明显感受到社会各界对基督徒态度的变化：“今日吾国人之待遇基督教徒，已改变其方针，畴昔之嫉视者，无不回面易向，知其教义之粹美。且知其为共和民国所必需。”[75]
基督徒地位的提升，吸引了社会中上层人士进入教会；基督教，特别是自立会获得自养、自立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储备。
（四）辛亥后，基督教、特别是自立会得到飞跃发展
如前所述，辛亥后，基督教，特别是自立会获得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法律保障，平安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自养、自立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储备，具备了快速发展的外部要件。
在基督教内部，迅速掀起复兴运动，推动快速发展。来华差会大幅增加，成立了各种全国性组织，开始启用中国教会领袖，教派间加强了合作，教会经济能力提高，教育、医药、出版、慈善事业快速发展，基督教传播的地理范围扩大，注重向大、中学生和妇女传教，各教会举办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布道会、奋兴会。复兴运动很有成效：1912年至1917年，全国受餐基督徒人数增长106%，教会学校学生增长582%；[76] 1907年至1920年，按立中国职员人数增长200%。[77]
自立会也获得飞跃式发展。1913年5月，俞国桢向国务院、内务部呈文“备案，通饬各行政署一体给示保护。”[78] 22日，政府公报登载了批文，告知俞国桢，已经江苏民政长核查，本部应予立案。批文的态度非常明朗：“信仰自由，载在约法。一经该教会在各地方官厅呈请立案，各该官厅自应力予保护，无须由部通饬。”[79] 内务部则于11月6日准予立案。[80] 各地自立会纷纷成功立案。随着基督徒构成的优化，经济能力逐步提升，教会自养、自立能力不断增强。1920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召开全国联合大会，俞国桢当选全国总会会长。到1924年，自立会已发展到20多个省份及南洋，有310多个教堂，领餐信徒达2.2万人，[81] 约占当时全国信徒的5.7%，[82] 在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史中奏出了最强音。
张化宗教研究园
注释：
[1] 鲍明鑑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22页。
[2] 鲍明鑑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31页。
[3]（1）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611页。
（2）在不产生歧义时，下文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简称为“自立会”。
[4] 本文的“基督教”指新教。
[5] 作者不详：《闸北商团会联合谈》，载《时报》1911年5月22日，第5页。
[6] 关于俞国桢是同盟会员之说，目前仅见于已故基督教主教沈以藩：《抚今思昔，继往开来——祝上海闸北堂成立一百周年》，载《上海市基督教闸北堂创立一百周年纪念特辑（1888-1988）》，第3页。笔者曾多方考证，尚未得第一手资料。采用沈说的原因如下：第一，沈以藩学风严谨，不会凭空杜撰。第二，以俞国桢对辛亥革命参与程度之深，很有可能是同盟会员。
[7] 作者不详：《十五年前的一封信》，载《圣报》，1924年6月，第11页。
[8] 1911年11月，俞国桢支持《圣报》总主笔徐宗鑑冒死发表长文《哀哉湖北同胞，哀哉我四万万同胞》，赞颂革命党人牺牲宝贵生命争取共和，列举政府五大罪状。（见《圣报》1911年11月，第1-2页。）沪军都督府成立后，1911年12月，正是《圣报》第四期出版之时，俞国桢刊登《沪军都督府广告》，帮助新政权维持社会秩序。当时，上海、南京等地已经光复，清廷下了罪己诏，尚未退位。沪宁组织北伐义勇军，准备“直捣黄龙，枭彼元首。然军需浩繁，亟宜筹集。”《圣报》刊登沈缦云等人发起赞助的“沪宁北伐义勇军筹捐启”，帮助筹款。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大总统，《圣报》在封面上以大号字“恭祝”“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并用红色渲染气氛，又刊登《大总统誓词》、《大总统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大总统布告各国书》，发表《上海中华基督徒贺大总统电文》，连载《孙逸仙事略》；2月起，连载《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演说辞》和徐宗鑑写的纪实军事小说《武昌观战记》；5月17日，陈其美发出《国民捐启》，6月起，《圣报》连续刊登陈其美的《国民捐启》，扩大宣传、动员的范围。
[9] 作者不详：《商界共和团成立大会》，载《民立报》1911年12月19日，第6版。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832页。
[10] 作者不详：《沪上基督徒与共和国》，载《基督徒报》1912年2月，第7（A）页。
[11] 作者不详：《沪上基督徒与共和国》，载《基督徒报》1912年2月，第7（B）页。
[12] 作者不详：《俞宗周会长六十大寿志盛》，载《圣报》1913年2月，第10页。
[13] 该堂由俞国桢自筹资金建造，是其“自立”的第一步。又称海宁路堂、中国长老会堂、海宁路中国自立长老会堂、自立长老会堂。据1932年任闸北堂执事的周盛清：《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史略》（手稿，1963年，上海市宗教事务局藏），引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所立西虹口中国长老会堂《垫款议单》，沈缦云为该堂董事。
[14] 孙中山：《四九 批徐宗鉴函（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载《中山墨宝》第10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51页。
[15] 序文内容如下：“溯自义兴，沪滨响应，师出以律，纠纠皆货殖之才；旅列如林，济济亦干城之选。一片幢牙鼓角，奋袂前驱；漫天弹雨药云，挥戈横扫。胜算既符亿中，嘉谟复重治安。棋布星罗，侦遍城隍南北；风餐露宿，声销译市东西。内部则鹤唳无惊，外界则鹰瞵悉敛。固已盍筹展硕，允宜竹帛蜚英。泊乎元憝负隅，联军载道，丁此铁血世界，牺命咸欣；誓将金粉江山，狼氛尽荡。旌旗五色，光华扬幕府峰巅；烽火三更，呐喊听石头城畔。共庆肤功迅奏，尤征翼辅攸资。良徭贵团体军事贤劳，将才蔚起，六韬三略，匡居殚战术之精；万众一心，临敌得人和之助。彼英吉利以商立国，逊是文明；德意志全境皆兵，鲜兹义武。廿纪可称特色，千秋聿播芳徽。兹者统一告成，共和幸建。窃念河山还我，本非一手一足之勋；风雨劳人，堪膺懋赏愗功之制。”见作者不详：《陈都督奖励商团》，载《申报》1912年4月29日，第7版。
[16] 奖凭上书：“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陈为颁给奖凭事：窃自武汉倡义以来，大陆蛟龙并起，四方响应，汉土光复。我沪滨壮士投袂奋兴，爰举义旗，肤功先奏，敬非决心于平昔，奚能得志于崇朝？为国为民，可嘉可敬。在志士热心竭力，天职固然；本都督崇德报功，人事当尽。表彰所在，等级略分。想移时扫尽胡氛，铜像铸由公论；喜今日功成歇浦，锡奖藉表微忱。兹将调查切实出力人员颁给奖凭，以示鼓励。须至奖凭者。计开（俞国桢）于光复上海甚为出力，经人事科调查确实，应给最优等奖凭。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 日给。”见作者不详：《功罪分明》，载《时报》1912年1月19日，第5版。又参尹村夫《闸北商团与上海光复》，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2页。
[17]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9“兵防志·团防”，宝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标点注释本，第47页。
[18] 陈英士：《在闸北市政厅举行恳亲会中致词》，载秦孝仪主编：《陈英士先生文集》，编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经销处：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民国66年版，第7页。
[19] 作者不详：《追录鼓吹自立会之缘起（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之命名及宗旨）》，载《圣报》1924年7月，第2页。
[20] 作者不详：《论拟禀政府》，载《中国基督徒报》1904年9月，第10页。
[21] 作者不详：《论拟禀政府》，载《中国基督徒报》1904年9月，第10页。
[22]《上谕》全文如下：“从来敦笃邦交，端在讲信修睦。朝廷与东西各国通商立约，开诚布公，固已情谊交孚，毫无隔阂。各国亦均称欢洽，亲密有加。中外相安，实天下所共悉。乃闻近日以来，讹言四起，适偶有不虞之暴动，遂突生排外之谣传。市虎杯蛇，众情惶骇。推原其故，必由奸人播弄，匪徒煽惑。或思离间我交好，或欲激怒我民心，诡计阴谋莫可究诘。关系大局，良非浅鲜，不得不明白宣示，一释群疑。方今时局艰难，正赖列邦互相联络，庶几寰宇协和，岂有自启猜疑，扰害治安之理。我君臣上下，惟当力戒因循，励精图治，以实心行实政，期于渐至富强。各处学生，尤当深明忠爱，争自濯磨，精修本业，学成待用，以储桢干之才。应遵照奏定学堂禁令章程，束身自爱，尤不得干预外交，妄生议论。总之，团体原宜固结，而断不可有仇视外洋之心；权利固当保全，而断不可有违背约条之举。若士大夫宗旨不明，愚民将何所倡导。一有匪人乘机滋事，必至贻害地方。经此次旨谕之后，著各省将军督抚，严饬该文武各官，认真防范。所有外国人命财产及各教堂均应一体切实保护。即遇不平之事，应候官理论。如有造言生事，任意妄为者，必非安分守法之人，即著赶紧查拿，立行究办。倘或防护不力，致出重情，定将该地方官从重惩办，决不姑容。该将军督抚等，务即剀切晓谕，随时约束，惩前毖后，防患未然。用副国家辑睦友邦，保安黎庶之至意。钦此。” 《京话日报》第547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第5版。
[23]《钦加二品衔 赏戴花翎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瑞 出示晓谕》，载《圣报》1911年9月，第11页。
[24] 柴连復：《俞公盖棺之论》，载《圣报》俞宗周专号，1933年1月，第11页。
[25] 参张化：《俞国桢与“贡经”风波》，载《当代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
[26] 作者不详：《发起宗教自由请愿会缘起》，载《中西教会报》1911年3月，第45页。
[27] 尹端模：《宗教自由请愿通告书》，载《中西教会报》1911年6月，第43-44页。
[28] 作者不详：《信教自由之限制》，载《中西教会报》1911年6月，第42页。
[29]《浙江巡抚部院增中丞批牧师俞国桢禀》，载《中西教会报》1910年9月，第47页。
[30]《湖广总督部堂瑞制军批牧师俞国桢禀》，载《中西教会报》1910年9月，第47页。
[31] 邃盫：《敬告信仰宗教同胞》，载《圣报》1912年1月，第1页。（徐宗鑑，字粹庵，又作邃盫。）
[32] 邃盫：《哀哉湖北同胞，哀哉我四万万同胞》，载《圣报》1911年11月，第1页。
[33] 蒋慎吾：《苏报案始末》，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1984年，第76页。
[34] 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02页。转引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35] 作者不详：《俞宗周会长六十大寿志盛（续）》，载《圣报》1913年3月，第10页。
[36]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5页。
[37]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0页。
[38]《浙江巡抚冯 照会浙江旅沪学会会长周晋镳观察文》，载《圣报》1911年10月，第10页。
[39]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644页。
[40] 俞国桢：《上海长老会俞牧师致杭内地会任芝卿电》，载《申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初九，第4版。
[41]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648页。
[42] 作者不详：《基督教除烟会函电汇录》，载《申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初十一日，第3张第2版。
[43] 庞树桑：《本会沿革》，载《圣报》1933年1月，第6页。
[44] 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下文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称为《临时约法》。
[4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载黄彦编注：《论民治与地方自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二辑》，中华书局，1975年，第82页。
[47] 转引自任杰、梁凌：《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古代到当代》，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345页。
[48] 庞德明：《辛亥革命与教会革新》，载香港《基督教周报》第895期，1981年。
[49] 孙中山：《在法教堂欢迎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12年），中华书局，2006年，第568页。
[50] 孙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12年），中华书局，2006年，第446-447页。
[51] 孙中山：《在法教堂欢迎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12年），中华书局，2006年，第568页。
[52] 奚若：《中国教会自立刍言》，载《中国基督徒报》1910年4月，第1（A）页。
[53] 即美国杰斐逊的《独立宣言》。
[54] 皕梅：《共和主义之与基督教》，载《中国基督徒报》1912年2月，第1（A）-1（B）页。
[55] 张敦臣：《反对基督教就是反对孙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载《通问报》（总）第1272回，1927年11月，第1页。
[56]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载《生命》第2卷第7册，1922年3月，文内，第8-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U120-0-438-415，第31-32页。
[57] 作者不详：《秘书处复信》，载《圣报》1912年2月，第5页。
[58]《申报》1912年4月20日。
[59] 孙中山：《在广州耶稣教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12年），中华书局，2006年，第361页。
[60] 俞国桢：《俞宗周先生致李平书先生书》，载《圣报》1912年5月，第10页。
[61] 金荣：《谨谢上海中国自立会俞牧师宗周惠赐圣诗圣经等书》，载《圣报》1912年4月，第12（B）页。
[62] 作者不详：《沪上基督徒与共和国》，载《基督徒报》1912年1月，第7（B）页。
[63] 作者不详：《组织军营布道》，载《圣报》1912年2月，第5页。
[64]知白：《西北军宗教总干事陈崇桂离职后一年之经过》，载《通问报》（总）第1270回，1927年11月，第1-2页。
[65]李宗武：《李英石参与上海辛亥革命的前后》，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66]《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五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820·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367页。
[67] 其父亲王际唐是上海圣公会的教士。
[68] 颜德庆、颜惠庆兄弟的父亲颜永京是上海圣公会第一位华人牧师；颜福庆的父亲也是传道人，但早逝，故7岁就寄居伯父颜永京家。
[69] 其父亲余文卿是圣公会教士。
[70] 其父亲薄海亭是伦敦会牧师。诚静怡与父亲不同姓。根据满族习俗，儿子成年后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姓。诚静怡旅英期间（约1903年至1908年），选择了诚姓。
[71] 他们的父亲谢元芳是长老会浙江宁绍区会牧师。
[72] 他们的父亲鲍哲才是长老会上海清心堂牧师，并办理清心书院，一度与传教士费启鸿共同主持美华书馆。
[73] 他们的父亲郁忠恩是长老会浙江省鄞县陈婆渡教堂牧师。
[74] 奚若：《中国教会自立刍言》，载《中国基督徒报》1910年4月，第2（B）页。
[75] 皕诲：《勿争选举权，争教会自立》，载《中国基督徒报》1912年10月，第2（B）页。
[76]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咏春等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一-一九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内部版，第97页。
[77]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一-一九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内部版，第90页。
[78] 俞国桢：《会长俞宗周君呈国务院、内务院文》，载《圣报》1913年5月，第8页。
[79]《内务部批第三四四号》，载《政府公报》第13（卷），文海出版社，1913年，第315页。
[80]《内务部批》，载《圣报》1913年12月，第9页。
[81] 作者不详：《驳大中华厂总理反教辨惑复函》，载《圣报》1925年1月，第12页。
[82] 1924年全国正式教徒数不详，1922年，有386524人。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1页。
本文曾讲于2011年7月15-16日在北京召开的“宗教与和平”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宗教学会第七次全国会议，2011年9月28日在上海由上海社联、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上海市历史学会主办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发表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上海市历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8-269页。收于《社会中的宗教·观察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204-221页。又曾改写成4300字的《辛亥革命中的牧师俞国桢》，发表于《世纪》2011年6月第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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