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传统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南北，白玉蟾创立的金丹派南宗主要活动于南方，固有“南宗”之称。综合运用道书文献、史志资料和田野考察中发现的新材料，分析南宗前三祖在北方地区的行迹，可以发现张伯端、石泰、薛道光均涉足过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然其在北方地区多为匆匆辗转或丹道秘传，并未正式创宗立派。张伯端得金丹大道于成都，青城山圆明宫、金堂县真多观等地至今仍有道教南宗相关遗存，且其道众仍延续着道教南宗的修炼传统。张伯端离开成都后，于汉阴山中紫阳洞修炼，其地理位置属秦岭淮河一线以南。自薛道光从关中南下后，数量众多的南宗后学也均活动于南方地区。从地缘上看，金丹派南宗并非源起于北方，而是起于南方并于南方正式发展成熟直至白玉蟾开宗立派。
所谓金丹派南宗，即是后人对宋元时期，宗承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为祖师，白玉蟾创立的在南方从事金丹修炼活动的道教宗派的称呼，也称金丹南宗或南派。[1]从地缘因素上来看，秦岭淮河一线，为我国传统的南北分界线。《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春秋末期晏婴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2]著名的“南橘北枳”之说即是以淮河一线划分南北；东汉时班固作《西都赋》咏长安城亦云：“于是睎秦岭，睋北阜，挟沣灞，据龙首。”[3]所谓“睎秦岭，睋北阜”则是以秦岭一线为南北分界线。金丹派南宗传人多为南方人，其活动地点也大多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故称南宗。[4]但值得注意的是，南宗前三祖也与北方地区有着一定联系。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金丹派南宗的研究成果甚多，[5]对于南宗前三祖的北地行迹，代表性研究成果为樊光春《张伯端生平考辩》《南宗源起北地浅说》等论文。[6]樊光春在论文中对张伯端、石泰、薛道光在西北地区的行迹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考证，认为南宗前三祖都不是陕西人，但是《悟真篇》初传都在陕西境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南宗起源北地说，并且这些观点也体现在了其所著的《西北道教史》相关章节之中。[7]曾金兰《张伯端访道与传道路线考》一文专门对张伯端的访道与传道路线作出了整体性勾勒,并以与张伯端关系密切的陆诜、马默两人的仕宦经历为切入点，针对张伯端的访道传道路线、修道地点、返回天台时间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8]盖建民《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道派、历史、文献与思想综合研究》一书中也对张伯端、石泰、薛道光生平行踪，以及南宗起源地等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9]但由于材料繁杂，抵牾众多，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之上，综合道书文献、史志材料与田野考察中发现的新材料，以张伯端、石泰、薛道光为中心，围绕金丹派南宗前三祖北地行迹进行专题考辨，以期从地缘上进一步探讨道教南宗的宗派起源问题。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张伯端秦陇行迹新析
张伯端，字平叔，一名用成（诚），号紫阳，天台（今浙江境）人。[10]张伯端本南方人，治平（1064-1067年）中，遇桂林知府陆诜，被引至帐下。陆诜之孙陆彦孚作《悟真篇记》云：“张平叔先生者，天台人。少业进士，坐累谪岭南兵籍。治平中，先大夫龙图公诜帅桂林，取置帐下典机事。公移他镇，皆以自随。最后公薨于成都，平叔转徙秦陇。”[11]根据陆彦孚的记载，张伯端先是追随陆诜辗转北方多地，自陆诜卒后又再次进入秦陇一带。
学界一般认为，陆诜于治平三年（1066年）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后辗转秦州（今甘肃天水境）、晋州（今山西临汾）、真定（今河北正定），最终回到成都。[12]清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一记载“知延安府，陆诜，治平四年。”[13]从治平四年（1067年）直到熙宁初年（1068年）之间，除陆诜外知延安府者先后还有“李防、施昌言、孙沔、李承之”[14]诸人。可知陆诜于治平三年（1066年）到四年（1067年）之间确在延州，熙宁初旋已转任他处。结合陆彦孚的记载，张伯端在这一时期内应与陆诜同在延州，随后亦随陆诜在一年之中辗转陕西、甘肃、山西、河北等地，最后于熙宁元年（1068年）回到四川。在这一时期内，张伯端作为陆诜帐下幕僚随其在短时间内匆匆辗转多地，并没有关于其学道访道之事的记载。
随陆诜回到成都后，张伯端应主要活动于成都一带，并于熙宁二年（1069年）遇师传授丹法。张伯端《悟真篇序》自述云：“后至熙宁乙酉岁（1069年），因随龙图陆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诚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15]其所“感真人”或云为刘海蟾，如陆彦孚《悟真篇记》云：“复序其所从来，得之成都异人者，岂非海蟾耶？”[16]《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张用成小传亦云：“遇刘海蟾，授金液还丹火候之诀，乃改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17]或云其所遇真人为青城丈人，无名子翁葆光作《悟真篇序》云：“晚年遇青城丈人于成都，尽得金丹妙旨。”[18]薛道光《悟真篇注》亦云：“仙翁游成都，遇青城丈人，得金液还丹之妙道，惊叹成药之不难，故作是诗，结缘丹友。”[19]所遇之人虽存不同说法，然其得金丹之道于西蜀，却为共识。熙宁元年（1068年）至熙宁三年（1070年）间，张伯端主要活动于成都一带，应有可能问道于成都附近之青城山。陈达灵作《悟真篇注序》曾说：“悟真仙翁问道于青城之上，饵丹于荆湖之间。”[20]
笔者曾于2016年7月至8月间两次实地田野考察青城山圆明宫，后又正式受都江堰民宗局委托，与魏周琳合作，主持完成了一项圆明宫炼养历史文化普查规划项目。我们在长达半年多的田野考察中，陆续发现有不少珍贵文物与碑刻遗存，主要有清虚观及第钟（重铸）[21]，张元开道人铸祈福钟[22]，天真观灵祖殿神座磬[23]，还有宝云散人撰圆明宫沿革碑、清光绪五年罗寿元撰重修白云观碑序、骆永喜道人圆明宫修葺碑，以及骆永喜道人墓碑[24]等。以这些碑刻遗存为主，结合在圆明宫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其它资料，可以发现圆明宫道脉传承与金丹派南宗关系密切，张伯端问道于成都一带时可能到过青城山圆明宫，并且当下圆明宫道众在修炼方式上仍然延续着道教南宗的修炼传统。
圆明宫位于青城山东坡，圆明宫老君殿左侧现存清宝云散人撰圆明宫历史沿革碑一通，其碑文云：
据此碑文所述，青城山为张陵、范寂、吕洞宾探得，圆明宫相传为吕纯阳隐修之地，有吕祖修炼遗洞存焉。此后历代道人于其地兴建宫观，其道脉传承祖述吕祖，后其道脉传承谱系为吴阳玉——费来真——王合兴——骆永喜——张元开——古明远——杨至美、杨志国。据笔者实地田野考察所见，在离圆明宫不远的山路右侧，至今存有一废弃的洞窟，据圆明宫道长介绍，相传此即碑文中所说的吕祖遗洞。笔者以为，有充分证据表明，此圆明宫传承谱系为祖述钟吕丹道传统的道教金丹派南宗在西南地域的法脉支系，并且张伯端于青城问道之时，可能到过此地。
首先，从道脉传承上看，与此圆明宫道脉谱系相同，金丹派南宗一系在道脉认同观念上亦祖述钟吕，如白玉蟾弟子留紫元所作《海琼问道集序》曰：“白君得之于陈泥丸，陈得于薛道光，薛得于石泰，石得于张平叔，张得于刘海蟾，刘得于吕洞宾。”[26]其次，在田野考察中，笔者发现圆明宫后殿三官殿神龛中供奉有张伯端神像一躯，可见张伯端对圆明宫影响深远，圆明宫道众亦祖述张伯端。张伯端于成都得金丹大道，问道于青城之上，参访吕祖圣迹，亦为可能。再次，从修炼传统上看。据笔者在圆明宫与当家胡宗运道长和颇有医技的陈至中道长的多次深入交谈和实地生活体验，得知此圆明宫地理位置颇佳，且其道众的修炼方法一直以来都与道教南宗的修炼传统十分接近。圆明宫位于丈人山北木鱼山的缓坡谷地，以宝圆山为屏障，众峰环绕，周围遍植有珍贵的金丝楠木，高耸入云，极符道家修炼要求的藏风聚气的“生地”标准，故有大青城山之“别有洞天”之称号。自古以来有许多从事内丹修炼的道士隐居于此，近代以来有案可稽的百岁以上的道士不少。例如修复圆明宫的功臣骆永喜真人，生于乾隆壬戌年（1742年）六月十九日寅时，卒于咸丰丁巳年（1857年）正月十八日戌时，享年115岁。而现当代则有被誉为青城寿星138岁的李成功老道长，[27]其修炼方式与南宗传统十分接近。现今圆明宫专门修建有丹房十余间，可以接纳火居道士长期居留，且可以根据修炼需要公开吃荤食而不避讳；道士也可以时常下山，以医弘道。圆明宫的这一修炼传统，与青城山其他宫观严格奉行全真道北宗修习方式有很大差别，是受以张伯端为代表的道教南宗和光混俗的修炼方式影响所致，并一直延续至今。最后，不仅局限于青城山圆明宫，整个蜀地在宋代以后都与道教南宗的修炼传统关系密切。正如丁培仁先生指出“蜀地早在唐代中叶便有人提倡内丹，可谓开风气之先。”[28]，渊源于钟吕丹道的道教南宗，与蜀地关系密切。[29]2021年3月2日，笔者在成都金堂县真多观的田野考察中，又进一步发现了表明蜀地存在道教南宗和钟吕丹道修炼传统的新材料。据真多观住持杨元通道长口述，真多观道脉原为金液宗，祖述李真多。李真多传刀圭火龙于钟离权，钟离权传于吕洞宾。在真多观后花园中，还有一通清代碑刻，上书“洞中紫云金仙祖师度人无量寿福天尊”。李真多传说即蜀地古仙李八百之妹，其事迹源出《太平广记》。《太平广记》引《集仙录》记载“李真多，神仙李脱妹也。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李八百焉。”“真多随兄修道，居绵竹中，今有真多古迹犹在。”[30]金堂真多观，即因祖述李真多而得名。古仙传说，史事渺茫难稽，然而金堂县真多观至今仍受祖述钟吕一脉的丹道修炼传统影响却是事实。圆明宫与真多观的田野考察说明，道教南宗和钟吕丹法传统与蜀地渊源颇深、关系密切，并且直到今天四川地区的一些道观还延续着道教南宗的修炼传统。
综合以上论述，张伯端于熙宁元年（1068年）至熙宁三年（1070年）间，活动于成都一带，并于成都访道、得道，到过成都附近之青城山圆明宫，其和光混俗的修炼方式一直绵延至今。并且，蜀地与道教南宗和钟吕丹道的修炼传统关系密切，至今仍有道观受其影响。
张伯端得授丹法之后，改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31]熙宁三年（1070年）[32]，陆诜卒，张伯端遂离蜀，沿川北古蜀道北上，于汉阴山中（今紫阳县紫阳洞）修炼。[33]明清时期，历代方志中对张伯端修炼于紫阳县紫阳洞的记载颇多。如清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云：“紫阳洞，在县南紫阳滩之涯，山有三洞，每深丈许，乃紫阳真人张平叔修炼之所。”[34]清康熙《汉阴县志》卷五载张伯端小传云：“张伯端，字平叔，别号紫阳道人。修真于汉江南岸瓮儿山懒云岩下，名曰紫阳洞。面壁数年后超升去。”[35]道光《紫阳县志》卷八《艺文志》八景诗中收有《紫阳仙洞》一诗，其诗云：“壶酒寻真去，仙踪一纵观。径迷瑶草秀，洞隐碧潭寒。招鹤云还锁，听猿月正圆。欲超尘外劫，何处觅金丹。”[36]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张伯端于紫阳洞修道的故事已广为流传，且在当地影响很大。紫阳县紫阳洞，位于秦岭以南，在中国传统地域划分上亦属南方。
熙宁八年（1075年）张伯端著成《悟真篇》，其后张伯端为寻找传人，于熙宁末再入秦陇，[37]正如仇兆鳌《悟真篇集注例言》云：“公本天台璎珞街人，后乃云游四川，盖生自南方而得道于秦蜀者。闻陕西阶州士女多崇尚道教，相传真人曾流寓于此。”[38]张伯端于秦蜀之地成道后，便于秦陇一带传道。对于这段传道经历，张伯端所做《悟真篇后序》中亦有记载：“当年主公倾背，自后三传非人，三遭祸患。……然后所授者皆非有巨势强力能持危拯溺，慷慨特达，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祸患，心犹未知，竟至于三。”[39]这一时期，张伯端由于三次所传非人，使自己触怒凤州（今陕西凤县）太守，而遭黥面流放，途径邠州（今陕西彬县）时，会天降大雪而于酒肆中遇石泰，石泰助其脱厄，后张伯端传道石泰。关于这段传道经历，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40]、雍正《陕西通志》卷六十五[41]、嘉庆《扶风县志》卷十四[42]中均有记载，且相互之间并无太大差异。在此之后，张伯端二次入蜀，后便返回故里。
总的来说，张伯端于治平中（1064-1067年）随陆诜匆匆辗转北方多地，可以确定张伯端到过延州（今陕西延安）、秦州（今甘肃天水）、晋州（今山西临汾）、真定（今河北正定）。后于熙宁二年（1069年）于成都得金丹大道，熙宁元年（1078年）至熙宁三年（1070年）间张伯端主要活动于成都一带，到访过成都附近之青城山，受此影响，青城山圆明宫至今仍供奉有张伯端神像，且其道众的修炼方式与道教南宗的修炼传统关系密切。此后张伯端修道于秦蜀之间秦岭以南的汉阴山中，对其修道之地今陕西紫阳有着巨大影响。此后张伯端再入秦陇，于凤州（今陕西凤县）、阶州（今甘肃武都）一带传道，并于邠州（今陕西彬县）传道石泰。值得注意的是，张伯端得道、访道于蜀地，修道于紫阳，其地均位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属我国传统地理分界之南方。并且，蜀地自唐宋以来就与钟吕丹法和道教南宗的修炼传统关系密切。张伯端随陆诜匆匆辗转北方多地，后传道秦陇，与北方地区存在一定联系。但是，张伯端主要的访道、得道、修道、弘道区域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地区。
二、石泰北地行迹略析
石泰，北宋末南宋初常州人，字得之，号杏林，一号翠玄子。[43]石泰主要活动于陕西关中地区，久居扶风杏林驿，于邠州得张紫阳金丹之道，崇宁五年（1106年）丙戊冬于郿县传道薛道光。对于石泰生平及道脉师传的记叙，当以石泰本人自述最为可靠，石泰于《还源篇》自序中介绍其学道经历云：
泰素慕真宗，遍游胜境，参传正法，愿以济世为心。专一存三，尤以养生为重。盖谓学仙甚易，而人自难；脱尘不难，而人未易。深可哀哉！古云：迷云锁慧月，业风吹定海。昔年于驿中遇先师紫阳张真人，以简易之语，不过半句，其证验之效，只在片时。知仙之可学，私自生欢喜。[44]
石泰自述其师承为“昔年于驿中遇先师紫阳张真人”，即指其在邠州境内会天降大雪于驿中偶遇黥面流放的张紫阳，因石泰与邠州太守有旧交，助张紫阳脱困，张紫阳德之，遂授以金丹之道。受此影响，宋末元初[45]赵道一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中记载：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号杏林，一号翠玄子，遇张紫阳得金丹之道……中罹凤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黥竄，经由邠境，会大雪，与护送者俱饮酒村肆。杏林适肆中，既揖而坐，见邀同席。……杏林念之曰：邠守故人也，乐善忘势，不远千里能遇玉趾，有因缘，可免此行。紫阳恳请护送者许之，诺。相与于邠，杏林为之先容一见，获免。紫阳德之曰：此恩不报，岂人也哉。子平生学道无所得闻，今将丹法用传于子。杏林拜谢，仰受付嘱，苦志修炼，道成作《还元篇》行于世。[46]
后世方志文献中，也多延续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记载，叙述石泰生平。如雍正《陕西通志》卷六十五、嘉庆《扶风县志》卷十四《仙释》均载石泰于邠境酒肆中遇张紫阳，得传金丹之道一事。[47]石泰于邠州得道后，仍活动于陕西关中地区，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应主要在陕西扶风一带。嘉庆《扶风县志》卷十四《仙释》载石泰小传云：“宋石泰，字得之，以医药济人，不受谢，令植杏一株，因号杏林。”[48]石泰常居扶风一带，悬壶济世，后其地亦因而得名杏林镇。嘉庆《扶风县志》卷十四石泰小传后即注曰：“今杏林镇以此名。”[49]雍正《陕西通志》卷十六载杏林镇条云：“杏林镇，在县东十里，其地多杏，亦曰杏林古驿，今废。”[50]据樊光春考证，其地即在今扶风县城东十公里。[51]可见石泰久居扶风一带行医，对当地影响深远。以致乾隆《凤翔府志》卷七《人物》石泰小传中记载：“石泰扶风人，得金丹之道，以医药济人，不受谢金。寿一百三十七，绍兴二十八年中秋日尸解，后二年有人复见于罗浮山。”[52]将本为常州人的石泰讹作扶风人。
除久居扶风外，石泰还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于郿县（今陕西眉县）传道薛道光。《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薛道光小传中记载石泰于郿县传道薛道光之事云：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陕府鸡足山人也。……雅意金丹导养。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戊冬寓郿县之青镇，听讲佛寺。适遇凤翔府扶风县杏林驿道人石泰，字得之，年八十五矣。发绿朱颜，神宇非凡。夜事缝纫，紫贤心因异之。偶举张平叔诗曲，石矍然曰：识斯人乎？吾师也。备言紫阳传道之由。紫贤乃稽首皈依。请因受业卒学还丹传授口诀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图之。[53]
雍正《陕西通志》卷六十五薛道光小传中亦载其事云：“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戊冬寓郿，遇石杏林传授口诀真要，乃注解《悟真篇》，作《复命篇》及《丹髓歌》行世。”[54]其记载与前文援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之文基本相同。
综合道书文献与史志资料来看，石泰主要活动于今陕西关中一带，久居扶风杏林驿，对当地影响深远，于邠州得授张伯端金丹之道，可能在郿县传道薛道光。[55]
三、薛道光北地行迹新证
薛道光，一名薛式，又名薛道源，字太源，南宗三祖。北宋阆州（今属四川阆中县）人，一说为陕府（秦制陕县，明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郊）鸡足山人。早年以缝纫为业，曾出家为僧，法号紫贤，又号毗陵禅师。后弃僧入道，称紫贤真人。[56]《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薛道光小传载其生平颇详，其文云：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陕府鸡足山人也。一云阆州人。字太原，尝为僧，法号紫贤，一号毗陵禅师。云游长安，留开福寺参长老修严……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戊冬寓郿县之青镇，听讲佛寺。适遇凤翔府扶风县杏林驿道人石泰，字得之，年八十五矣。……紫贤乃稽首皈依。请因受业卒学还丹传授口诀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图之。紫贤遂来京师，弃僧袈，黎幅巾缝掖，和光混俗，顗了此事，乃注解《悟真篇》，作《复命篇》及丹髓歌行世。[57]
根据此传，薛道光曾“云游长安”，并留开福寺参访佛法，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丙戊冬于郿县（今陕西眉县）得石泰“传授口诀真要”，后便遵从师嘱从关中南下，“遂来京师”。可见薛道光在南下之前，主要活动于关中地区，但经笔者考证，其“云游长安，留开福寺”一事还存在一些疑点。
长安开福寺，其相关文献可见于元骆天骧撰修《类编长安志》卷五：“开福寺，在含光街西，宋日创建，至元十年，僧统王公重修。”[58]据骆天骧的记载，则在宋时长安已建开福寺，并于元至元十年（1273年）重修，那么如赵道一所记，薛道光是有可能在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年间“云游长安、留开福寺”的。然而，在收录于后世方志里的长安开福寺本寺碑记中，却与此有所抵牾。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八引《本寺碑记》云：“西开福寺，在城内含光坊，元太监欧阳氏建，明嘉靖己未住僧微沧重建，万历元年修。”[59]乾隆《西安府志》卷六十二亦引《碑记》云：“西开福寺，在城内含光坊，元太监欧阳氏剏建，明嘉靖己未僧微沧重建，万历元年修。”[60]根据这两条方志中出现的长安含光坊开福寺《本寺碑记》，此寺应为元朝时太监欧阳氏所建，明嘉靖己未（1559年）重建，万历元年（1573年）修。若长安含光坊开福寺为元时所建，则不可能如赵道一所记，薛道光于崇宁中留长安开福寺参访佛法。今西安市含光路仅存开福寺遗址，其寺院早已毁亡。[61]此外，关中一带并非仅长安含光坊一地有“开福寺”，临近长安之同官县（今陕西铜川）亦有一开福寺。雍正《陕西通志》卷七十一《陵墓二·同官县》附疑冢云：“唐单雄信墓，在故县村开福寺侧一里许，无碑，有石羊一，亦毁其半。”[62]其下小注考证颇详，注文曰：“按《唐书·单雄信传》，雄信曹州济阴人，东都平斩洛渚，同官非本籍，又非洛师近地，曷为西葬关中耶？”[63]根据此说，虽然单雄信葬于同官之事颇为可疑，但同官县单雄信疑冢旁确有一开福寺。乾隆《西安府志》卷八十云：“《敕赐开福寺额记》，释志清述，正书至元六年在同官。”[64]乾隆《同官县志》卷二云：“开福寺，在县西六十里石柱，原寺建甚古，元至元六年重修有碑。”[65]民国《同官县志》卷二十三开福寺条记载更详，其文云：“开福寺，在县西四十里石柱镇。创建甚古，云在唐元和间。元至元六年重修。”[66]其下小注曰：“有碑，今存寺中，清乾隆十六年及民国三年皆重修。地基十五亩；正殿三间，献殿三间，厢房六间，厨房二间，山门一间。以旧历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集会，会期各一日。民国后，联头办事公所在内设立，兼设初级小学。近因地方情形特殊，镇公所移故县村碉楼，寺为同官县石柱镇中山中心学校。”[67]由此可见，同官县石柱镇（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确有一开福寺，并且其寺可能在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创建，于元至元六年（1269年）重修，并有《敕赐开福寺额记》，其寺清末民初之时尚具一定规模，民国后改为石柱镇中山中心学校。据笔者2018年2月8日实地田野考察所见，其地现为石柱镇中心小学，寺院建筑早已不存。根据以上记载，则薛道光“云游长安”之时，长安含光坊之开福寺可能尚未创建，但与长安邻近之同官县却有一开福寺。因此，薛道光云游长安一带参访佛法之地可能并非长安城含光坊开福寺，而是临近长安的同官县开福寺。
如上文所述，根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薛道光小传的记载，石泰可能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丙戊冬于郿县传道薛道光，[68]但在作于靖康丙午（1126年）的《还丹复命篇自序》中，薛道光自述其学道经历云：
初年学道，所亲无非理性之士，若禅宗之上乘，一悟则直超佛地，如其习漏未尽，则尚循于生死，至于坐脱立亡，投胎夺舍，未免一朝而长往。常思仲尼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释氏不生不灭，老氏升腾飞举。由是圣人之意，不可一途而取之。宣和庚子岁，得至人口诀曰：……依师口诀，辄成五言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一斤之数；七言绝句三十首，以应三十日之大功；续添《西江月》九首，以应九转之法。辨药物采取，五行相杀，主客先后，刑德图诀，抽添运用，火候斤两，无不备悉。[69]
薛道光自述其于宣和庚子岁（1120年）得至人口诀，从而由佛入道，依师口诀撰成《还丹复命篇》，但并未说明所遇至人是否就是石泰，也并未点名得道于何地，并且宣和庚子岁（1120年）与徽宗崇宁五年丙戊（1106年）相差十四年。由于资料缺乏，此事亦有待进一步考察。关于薛道光于郿县青镇得石泰真传一事，还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即将《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与《还丹复命篇自序》结合起来，认为薛道光于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戊（1106年）冬初遇石泰，后于宣和庚子（1120年）岁得至人口诀。[70]笔者认为，不能草率地将两处不同记载轻易合并。《还丹复命篇序》为薛道光自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则为元人赵道一修撰。若薛道光于崇宁五年（1106年）初遇石泰，后又于宣和庚子岁（1120年）得至人口诀，为何薛道光自序不记师承石泰，赵道一却又丝毫不提得受至人口诀一事？不能轻易将两处不同记载合二为一。
从相关地方志文献记载来看，还有薛道光于常州红梅阁学道于张伯端一说。康熙《常州府志》卷二十九张伯端小传中有云：“尝至常州与薛道光遇于荐福寺，遂阐发真诠，为律诗八十一首，名曰《悟真篇》。红梅阁废址即其著书处也。”[71]此说认为张伯端于常州遇薛道光，为其阐发真诠，并著成《悟真篇》。据曾金兰考证，此说不足为信。曾氏考证颇详，其文云：“盖因薛道光卒于绍熙二年（1191年），寿114，则道光当生于元丰元年（1078），伯端卒时，年方五岁。而道光为陕西人（笔者按，应为陕府鸡足人，即今河南陕县，曾氏误将河南陕县讹为陕西）（一说为阆州，在利州路），当时是否已到常州是一疑问。即使与张伯端相遇，若说伯端为其阐发真诠，著成《悟真篇》，无论如何都太过于神奇。”[72]据此，我们也认为张伯端于常州红梅阁传道薛道光一事当不足信。然而，张伯端于常州红梅阁传道薛道光一事虽不足信，但薛道光本人是到过常州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云：“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陕府鸡足山人也，一云阆州人。字太原，尝为僧，法号紫贤一号毗陵禅师。”[73]《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陈楠小传叙述陈楠师承时亦云其：“得太乙金丹刀圭法诀于毗陵禅师。”[74]后世相关史志文献中亦多承其说。[75]则薛道光出家为僧时法号紫贤，亦号毗陵禅师。毗陵即今江苏常州。并明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二十五云：“红梅阁，在荐福寺，宋为贡士试院，旧传薛道光与张平叔修炼于此，尝著《悟真篇》一卷行世。”[76]曾金兰认为此说“仅说张伯端与薛道光曾修炼于此，但并未说二人同时在此修炼，时间上较为客观。”[77]因此，从时间上看，薛道光是可能在常州红梅阁修炼过的，也正是由于薛道光曾修炼于毗陵荐福寺红梅阁，所以道光亦法号毗陵禅师。
据曾金兰考证，红梅阁遗址有二，一在临安府治内（今浙江杭州），二在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薛道光修炼之红梅阁应为常州红梅阁。[78]笔者2012年10月到访常州红梅阁考察，此地至今仍有紫阳真人石刻画像等道教南宗相关遗存。[79]而杭州红梅阁未见有任何关薛道光相关记载。如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云：“旧志有红梅阁，东坡亦有红梅诗有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今土人有福州红、潭州红、柔枝千叶、邵武红等种。”[80]明成化《杭州府志》卷十三仅云：“红梅阁在石林轩侧。”[81]此后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一[82]、清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十四[83]多引旧咸淳《临安志》之记载，其文大致相同。因此，临安之红梅阁与薛道光并无关系。此外，江浙一带名为“红梅阁”的名胜众多，并非仅有常州、杭州两处。如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五《宫室》云：“红梅阁，在旧郡治，宋建。旧名红霞阁，檐外有红梅二株。”[84]清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五《第宅园林》云：“红梅阁，在小市桥，天圣中殿中丞吴感所居,感字应之，有姬曰红梅因以名阁。”[85]可见江浙一带温州、苏州等地均有红梅阁，但均未见其与薛道光相关记载。
薛道光修炼于常州红梅阁的时间应是在其遵师嘱南下后。薛道光为陕府鸡足山（一说阆州）人，云游长安一带参访佛法，从地缘上看在其得道之前南下常州修炼不太可能。但其得道之后遵师嘱“往通邑大都……紫贤遂来京师”[86]，活动于南宋都城临安一带，从而才可能修炼于常州荐福寺红梅阁，并于南下之后传道陈楠。
总的来说，薛道光当在崇宁中（1102-1106年）云游长安一带，并且可能于长安附近同官县开福寺参访佛法。此后薛道光于崇宁五年（1106年）遇师，但其遇师得道一事所见资料尚有抵牾之处。薛道光遵师嘱南下之后，于常州荐福寺红梅阁修炼，因此薛道光亦法号毗陵禅师。
四、结论
综上所述，南宗前三祖张伯端、石泰、薛道光均与北方地区有一定联系，并且在陕西、甘肃等地具有一定影响。但进一步具体分析其北方行迹，可以发现南宗前三祖在北方地区多为匆匆辗转或丹道秘传，不论是南宗初祖张伯端个人的丹道修炼，还是后续传人石泰、薛道光及南宗道脉的发展，并未在北方地区取得多少进展。可以说，南宗前三祖与北方地区有一定联系，但并未在北方正式创宗立派。[87]道教南宗与南方地区，尤其是蜀地的关系，较北方更为密切。张伯端访道、得道于成都，唐宋以来，蜀地就与钟吕丹道和道教南宗的修炼传统关系密切，至今青城山圆明宫、金堂县真多观等地还留有道教南宗和钟吕丹道的相关遗存，并延续着道教南宗的修炼传统。张伯端后至秦蜀之间汉阴山中紫阳洞修道，其地理位置亦属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就中国传统地域划分来说当属南方。薛道光南下之后传道陈楠，陈楠传白玉蟾，白玉蟾创建道教金丹派南宗教团之后，数量众多的南宗后学亦主要活动于南方地区。据笔者考证，白玉蟾入室弟子姓名可考者四十一人，里贯可考者十六人，且均为福建、广东、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等地；除白玉蟾入室弟子外，其余南宗道士姓名可考者共六十四人，其中里贯与活动地域可考者三十六人，除赵博庸、赵仁卿为山东人外，其余均为南方人并主要活动于南方。[88]也就是说，自薛道光从关中南下后，金丹派南宗便主要活动于南方地区，笔者尚未见到南宗后学活动于北方地区的有关记载。因此从地缘上看，笔者认为金丹派南宗并非源起于北方，而是起于南方并于南方正式发展成熟直至白玉蟾开宗立派。并且在白玉蟾开宗立派后，南宗后学也主要活动于南方地区。
盖建民、刘雪涛：《金丹派南宗前三祖北地行迹考辨》，《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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