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十四年（742），作为天平遣唐僧渡唐的荣叡和普照，接受聘请能正式授戒之僧侣的任务，让唐僧侣坐上道踏等归国的遺唐使船，聘请授戒师来日本得以成功。然而，由于授戒必需的高僧人数不足，二人滞留于唐，得以于天平十四年和鉴真在扬州的大明寺相逢。
因为同意了二人的邀请，鉴真开始了艰辛的赴日之行。众所周知，在十年间鉴真五次渡日本计划均告失败并失明。第六次，鉴真终于成功地搭乘遣唐使的第二艘船，于天平胜宝五年（753）来到日本，其苦难和经过载于《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而且，《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留下了鉴真第二次（天平十五年）和第六次打算带来日本的物品的记录，值得注意。
第二次渡航时准备的物品规模宏大，除了食物之外，还有经卷、佛像、佛具、日用品、香料和药材等。佛典、佛具等得到重视自不待言，在此想就香料略微作详细观察。因为，在之后的时代，香料也一直是重要的舶来品。
香料传入日本，一般认为是在佛教传来的同时，传入了仪式用的香料。关于香料最早的记录，初见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年（595）条中，“沉水”（沉香，因其比重大、入水即沉面得名）漂到了淡路岛。据说是岛上居民不知是香木，在与柴一起燃烧之时，因其烟飘至远方散发香气，觉得不可思议，而将“沉水”进献给朝廷。
正仓院宝物中，沉香、麝香、白檀、丁香、木香、桂心、薰陆、胡同律、香附子、甘松香之类的香料存留至今，《国家珍宝帐》中的全浅香、《种种药帐》中的席香和桂心等可以确认。昭和《正仓院御物棚别目录》中，亦可见黄熟香、全浅香、沉香、麝香、丁子香、薰陆香、寝衣香（香囊的原型）等之名。黄熟香在后世铭记为“兰奢待”，亦因被以足利义政、织田信长、德川家康等当时的掌权者们占有而出名。
另一方面，法隆寺的《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747）记录中，出现有“白檀、沉水香、浅香、丁子香、安息香、薰陆香、甘松香、枫香、苏合香、青木香”等，这些与鉴真第二次出国时准备的香料重合的较多。鉴真准备的是“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等。而且，无论就种类还是数量而言，如此之多的香料被带来日本，甚至产生了一个传说即平安时代流行的薰香，在日本的创始者是鉴真。
熏香的制法，最初无疑是从中国传入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的著述中有现已佚失的叫《和香方》的合香专著，其后隋唐时期的香书也不少。尤其是在7世纪的唐代，制作薰香叫作炼香，据说流行过成为日本薰香鼻祖的炼香。
鉴真是否是日本薰香始祖并未可知，不过，打算将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香药（香料和药）带入日本，至少可以窥见香料在当时佛教礼仪、医学等方面的需要，可谓是贵重的记录。这个时代，由于香料在佛教仪式中作为供香而使用，故而有广泛需求。
东野治之氏有观点认为，本来，鉴真第二次渡航失败，其携带的物品亦理当消失在海里，那时的目录是鉴真准备物品的基准，实际上即使第六次成功来日的携带物品中没有香药，或许他也会带来同样的物品。圣武天皇之母宫子皇太后生病之时，兼通医学、药学的鉴真所奉之药灵验的记载见于《续日本纪》中，因此，至少当是部分香药被带到了日本。鉴真又和法荣同看护卧病在床的圣武天皇，因其功绩而在圣武殁后被任命为“大僧都”（僧纲之一，僧都的最上位）。
平安时代的医书《医心方》中亦有鉴真的处方，留存关于医术的两个处方、药物的两个处方，可见鉴真精于医疗。有观点认为，献纳给正仓院的药物目录《种种药帐》的完成与鉴真有关。
鉴真第六次东渡带入日本的物品目录中有许多佛像、以及“玉环水晶手幅、西国琉璃瓶、菩提子念珠、青莲花（莲之一种）、玳瑁碟子、天竺草履、王義之真迹行书一帖、玉立迹行书三帖、天竺朱和等杂体书、水晶手幡”。据《唐大和上征传》记载，这些物品被进献给了朝廷。它们留置宫中，后光明皇后而成为给东大寺的献纳品也不足为奇。
鉴真带来的物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王羲之真迹行书一帖和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毋庸多言，王羲之是被称作“书圣”的著名书法家，其真迹即使在中国也相当珍贵。鉴真在唐既有与高官接触的机会，亦当有作为受戒时的酬谢，而有被馈赠王羲之父子真迹的机会。不过，也有人认为，从王羲之在世之时，其品就开始被模写摹本，就算是所谓的真迹也可能是摹本之类真携带的物品若是真迹，那么即便在唐也是极为稀少之物。
再者，光明皇后之后给东大寺大佛的献纳目录中有天平宝唐字二年（758）六月的“大小王真迹帐”，据此可知，其中收有的被称作“大小王书”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一卷。后来被嵯峨天皇购买，现已不存，有观点认为是把鉴真带来的文物制作成了卷轴。
据说“大小王书”正面书有王羲之的书法九行七十七字，背面写有其子王献之的书法十行九十九字，两端为青褐色纸，卷轴为水晶。据“大小王真迹帐”记载，该书法作品历代流传，为圣武天皇欣赏。所谓历代流传，若是世传于圣武朝以前的天皇一门，那么“大小王书”与鉴真带来物品没有直接的关系；假如直至得到鉴真的、真迹并未供失而是长传于世的话，也有可能是同一物品。
正是因为鉴真知悉在当时的日本，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是如何贵重，才将之进献给皇宫。虽不知其是被装裱成了“大小王书”还是另外保存，总之无疑是与“大小王书”相提并论的珍贵书法。这也给予了以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为字帖的、圣武天皇亲笔的、从中国的诗集中挑选出的与佛教相关的诗文之书《杂集》的字体以影响。可见，不仅是在佛教方面，鉴真带来的物品对于当时的书法文化也深有贡献。
另外，由于鉴真起先的住所被安排在东大寺内，因此，献上品之外的鉴真的日常用品也留在了东大寺，也很可能存留在正仓院中仓或南仓中。正仓院宝物中的黑柿苏枋染金银山水绘箱、漆彩绘花形皿（南仓）、黑柿苏枋染金绘长花形几（中仓）和刻雕梧桐金银绘花形合子（南仓）等，就被认为是鉴真带来的物品，或是随同鉴真来日的弟子们（二十四人）在日本制作的物品。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第二次渡航失败之时，同行者中也包含玉作人、画师、雕刻家、刺绣工、石碑工等各种工匠。第六次渡航之际，虽然不能确定这些工匠是否还在，然而鉴真在唐时就在所去之地建造寺院或修缮佛塔，有着亲自修寺、造佛等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来日弟子当中，有擅长制作佛具之人也不足为怪。
鉴真不仅带来了外国的文物，还向日本引进了生产文物的技术和知识，可谓在医学和药学、书道、建筑、工艺等诸多方面都有巨大贡献。
节自[日] 河添房江 《唐物的文化史》，汪勃 / [日] 山口早苗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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