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恒之星”（Star of Bethlehem）是一颗璀璨的十二角玻璃星，在高迪原设计图中特别标注出的白色光芒，将在百年后闪耀巴塞罗那的夜空。按照高迪的设计，圣家堂总共有18座塔楼和钟楼，包括诞生立面的4座钟楼、受难立面的4座钟楼、荣耀立面的4座钟楼，分别代表了12位门徒；另有中央区域的6座塔楼，其中4座象征着4位福音书作者，2座是圣母玛利亚塔楼和耶稣塔楼。此次圣母玛利亚塔楼的落成，意味着自1976年完成诞生立面的4座钟楼和受难立面的4座钟楼，圣家族大教堂在时隔40多年之后再次有一座塔楼落成。
圣家族大教堂如同名字所指，必然出现“圣家族”中的耶稣、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夫。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最著名的“圣家族”莫过于拉斐尔的《卡尼吉亚尼的圣家族》（Canigiani Holy Family），如许多表现圣母的画作一样，身披蓝色的披风是圣母的代表。此次圣母玛利亚塔楼的800扇蓝色窗户，也会被一同点亮。圣家堂在细节上沿袭了更长久的西方宗教艺术表达惯例，不过，暂时无从可知这个设计细节是否是高迪最初的设想。
这座圣母玛利亚塔楼高138米，是圣家堂第二高的塔楼，仅次于172.5米高的耶稣塔楼。它的封顶，令圣家族大教堂的全面竣工变得指日可待。
圣家族教堂修建的起因是1865年巴塞罗那的一场霍乱，宗教协会决定修建一座新的赎罪教堂。1882年安托尼·高迪（Antoni Gaudi）代替了第一任教区建筑师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德尔维拉（Francisco de Paula del Villar），后者曾为圣家堂项目设计了新哥特式元素：尖顶窗户、扶壁、飞扶壁和高耸的钟楼。
在高迪修建圣家堂的44年间，还有其他项目也在同时修建，以至于到了1890年代，圣家堂的平面设计图才初步确定：5个中殿组成的拉丁十字式形制，中殿长80米，宽15米，高45米。一个拥有小礼拜堂的后殿和一个宽度约为30米的耳堂以及一座170米高的钟楼。而且经过了十年的思考，高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修改：拆除常见于哥特式教堂的扶壁和飞扶壁，通常它们的推力可以阻止中殿的倒塌。高迪用教堂内部的阶梯取代了扶壁，这就让圣家堂变得更加简洁纤细，极大地突出了整体的垂直印象，同时能够扩大圣家堂的内部结构。这样一来，就让教堂内部垂直高耸如同参天大树，结构体如同茂盛的树冠，接连交叉般支撑起教堂拱顶。
为了实现这个设想，在1890-1917年将近27年的时间里，高迪拿桂尔领地的教堂做了一个小型实验。他通过悬挂将近四米高、由布料、绳索和小重量材料构成的倒置悬链拱，推断建筑的静止形态和支撑建筑物的重力推力，以实现拆除传统哥特式大教堂的厚重石墩或飞扶壁的目的。同时，动物的元素也开始不断出现在高迪作品中，并巧妙的与房间的功能性结合在一起。他还始终对各种建筑材料之间的自由组合充满了热情，木头与铁艺、色彩强烈的釉面瓷砖覆盖在多变的建筑外墙之上，甚至在桂尔公园的设计中，让建筑材料的颜色和质地都被自然景观吸收。
在高迪的设计中，总能感受到广阔而活灵活现的自然主义梦想。在30多年建造圣家堂的过程中，高迪希望将种种独属于他的元素都在其中融合，并以符合宗教题材的方式呈现。高迪选择了首先专注于诞生立面的修建。1925年，诞生立面的第一座圣巴拿巴钟楼（Saint Barnabas）封顶。
1926年6月7日，这位73岁的老人正一如往常地走在圣费利普内里（Sant Felip Neri）教堂和圣家堂之间的路上，突然被电车撞到，陷入昏迷。他被送往圣克鲁斯（Santa Cruz）医院，没人认识这位身上没有证件的老人。直到一位圣家堂教区的牧师认出这位老人是从1882年便接手设计和建造圣家堂的建筑师安托尼·高迪（Antoni Gaudí i Cornet）。尚未建成的圣家堂，成了高迪的埋骨之地。
高迪去世后，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动荡，高迪和圣家堂几乎被人遗忘。只有高迪曾经的助手们，作为新一代圣家堂的建筑师延续着他的设想，在不安的气氛中缓慢建造着圣家堂。1936年西班牙内战开始，同年7月，西班牙属地摩洛哥发动了民族主义军事政变，无政府主义人士则实际控制了巴塞罗那。长期压抑的社会矛盾瞬间暴发，教堂和宗教建筑成为了人们泄愤的主要目标之一。亲历了战争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同期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开篇写道：“几乎每个教堂都被清洗过，所有神像都被焚毁。各处教堂都被一帮帮工人逐一地破坏了。”
1936年7月20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FAI) ）的成员纵火焚烧了圣家堂的学校。这所学校是1909年高迪为修建圣家堂的工人的孩子们设计修建的。建筑史学家吉斯·范亨斯伯格（Gijs van Hensbergen）在高迪传记中写道，在学校中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如何栽培自己的盆栽，以增强责任感，培养对自然的关爱。但这一切都在高迪过世10年后，在大火中烧掉了。圣家堂的主体建筑虽然得到了保留，但是高迪曾经的工作室被毁，无数的图纸、照片和规划记录都被烧毁，并且砸碎了建筑工地的模型和旁边的雕塑工作室。他们甚至砸毁了葬在圣家堂地下墓穴里高迪墓棺的盖子。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结尾部分，奥威尔留下了一段话：“自来到巴塞罗那，我还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现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丑陋的的建筑之一。教堂顶部的四个尖塔有如酒瓶一般。与巴塞罗那大部分教堂的命运不同，这座教堂在革命期间没有遭到破坏——据说，它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极具‘艺术价值’。我想，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可以毁掉它，却没有那么做，这只能显示他们品味粗俗，尽管他们确曾将红黑相间的旗帜悬挂在塔尖上。”
现在已无从可知，是否如奥威尔所说，破坏圣家堂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再相信上帝，却感受到了美的召唤……而据范亨斯伯格说，在西班牙内战的反天主教暴力中，有12名参与高迪建筑建设的工人丧生。多梅内克·苏格拉内斯（Domènec Sugrañes）是高迪生前最亲密的助手，在高迪去世后继续建造圣家堂的首席建筑师，也在这场内战中含恨离世。1939年3月，内战结束。弗朗西斯·德·保拉·金塔纳（Francesc de Paula Quintana）作为高迪和苏格拉涅斯的助手，成为了圣家堂的新任总建筑师。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全力修复着内战期间造成的破坏。现在，位于圣家族大教堂地下室的建筑工作室里，一代代建筑师们都在从这些残存的手稿、草图和雕塑中，试图了解高迪脑海中构建的圣家堂。
高迪去世时，只有诞生立面接近完成，圣家堂内部主体甚至根本还没开始。悬链拱结构是高迪本人设计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在战争之后，也没有了任何记录。即使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缓慢恢复，到了1978年，圣家堂还有许多方面从未被设计过，甚至没有人知道如何去建造。
如今，高迪留下的7座建筑都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过，2005年6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扩大安东尼·高迪的作品名录”为名义，仅仅承认了圣家堂的诞生立面和地下墓室的文化艺术价值，并未将后继者建造的部分纳入其中。后继建筑师所建造的圣家堂更是频频遭到质疑。
现任圣家堂的首席建筑师乔迪·法利（Jordi Fauli）曾说：“对我而言，这份工作是‘爱’，也是‘责任’。高迪留下来文件、草图、设计图和模型的线索，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来研究如何运用这些线索与草图去打造模型，以完成教堂的建造和高迪传奇的追寻。” 百年的建造过程中，一代代的建筑师、工程师、雕刻师、修复师们已经不仅仅是在弥补高迪未竟的遗憾了，他们也相信高迪作品中蕴含的可能性会在未来被更多的人看到。
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的科技正在帮助后继建筑师们完成与高迪的对话。马克·伯里（Mark Burry）是圣家堂的执行建筑师，同时也是墨尔本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空间设计和计算机编程的领军人物。他介绍，高迪为圣家堂西边立面上设计了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骨骼状的柱子，这些柱子在高迪松散潦草的草图中相互扭曲着。高迪谈到这个立面时，总会形容为“死亡立面”，因为它坚硬、剥落，仿佛由骨头制成。17年来，艺术家和雕塑家试图将高迪的这些骨状柱子的草图转化为实际的3D形式。用伯里的话说，他们一无所有。最终伯里和他的工程师团队使用了设计飞机的软件为基础，开发了一个数学系统，能够使用复杂的几何语言来理解高迪已经构建出来的图形，还可以去推测高迪未曾设想的其他部分。但是实际构建依旧存在很大的困难。伯里解释到：“整个立面在参数上是一个实体，你无法只改变一个维度，而不会对整体产生影响建造。”简而言之，一个错误的维度可能会破坏整个设计和建造方案。
对于探究高迪所思所想的建筑师、工程师、雕刻家和工匠团队来说，不仅要通过保存下来的一卷卷图纸、照片和大量破碎的石膏模型回到设计高迪的原点，还要去解决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结构工程师特里斯特拉姆·卡弗雷（Tristram Carfrae）提到：“建造教堂的传统中，墙壁的厚度在1-2米之间。但是圣家堂的地基不足以支撑这种规模的塔楼。随着墙体变薄以及塔楼高度上升，必须非常小心地设计，在地基重量不足和足够的阻力之间找到平衡，以防止塔楼被风吹倒。最终我们想到了用后张发预应力板施工法（post-tensioned stone panels）来建造整个塔。”
这次在塔尖上安装“伯利恒之星”，也是对施工团队的又一次考验。看着5.5吨、长约7米、由玻璃与钢材制成的星星被起重机小心而缓慢地固定在塔尖，很难想象1925年时，建筑工人们是克服了哪些困难才将圣家堂的诞生立面第一座圣巴拿巴钟楼（Saint Barnabas）封顶的。不断发展的工业和数字技术的结合，帮助提高了圣家堂建造的速度，比如运用计算机驱动及其切割石头来加快施工的过程，圣母玛利亚塔楼才能用5年建造完成，但是建造的过程遇到了重重的阻力。圣家堂的施工总负责人吉姆·托瑞吉塔（Jaume Torreguitart）曾说：“哪怕只有1毫米的误差，也会不仅仅让这个12层的塔楼、而是整整6座塔楼都变得不完美。”
圣家族大教堂的修建始终由一个完全不受城市行政管理的宗教基金会管理，但是施工过程又不得不面对城市规划的问题。巴塞罗那市政府在2016年发现，当时已经建造134年的圣家族大教堂从未获得过建筑许可证。教堂方面则表示，建筑师高迪于1885年向圣马蒂·德·普罗旺斯（Sant Martí de Provençals）市议会申请许可，从未得到答复。百年后，该市仅是巴塞罗那的一个街区。最终在2019年6月，圣家族大教堂将向巴塞罗那市政府支付了460万欧元，以获取市政府特许的许可证。城市规划负责人珍妮特·桑斯（Janet Sanz）表示：“终于成功解决了这座城市的一个历史异常：像圣家族大教堂这样的地标建筑，却一直在非法建造。”
在教会与市政府的博弈过程中，也激起了许多关于巴塞罗那存在多年的城市美学辩论。“圣家族大教堂看起来就像一颗巨大的复活节彩蛋”，负责城市规划的市议员丹尼尔·莫多（Daniel Modol）曾发出这样的惊呼。附近居民协会的代表萨尔瓦多·巴罗佐（Salvador Barroso）甚至将这次在138米的圣母玛丽亚塔楼顶部点亮5.5吨的“伯利恒之星”描述为“美学上不堪入目（aesthetically horrible）”。
而且，通往圣家族大教堂正门的阶梯始终无法动工。因为涉及附近街区1000户居民和企业搬迁的问题，居民、市议会和圣家族大教堂的宗教基金会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圣家族大教堂附近街区的很多居民还认为阶梯的设计并非高迪原本的设计，因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部分手稿早已被烧毁了。
巴塞罗那大主教琼·约瑟夫·奥梅拉 (Joan Josep Omella) 将点亮塔顶献给圣母玛利亚的这颗星看作是“经过一年的黑暗和不知疲倦的斗争后的历史性时刻。” 全球疫情使得圣家大教堂仍要面对教堂的后续修建资金严重不足。自1882年始建以来，这座教堂的修建资金就全部来自个人捐赠。不过，根据1979年西班牙政府与梵蒂冈达成协议，游客门票收入可被用于教堂的修建。在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18年和2019年的圣家族大教堂的游客门票收入分别为8000万欧元和1亿欧元，其中约1.1亿元用于建筑工程，而7000万欧元预备金则用“以防游客人数下降”。2021年，圣家族大教堂虽然恢复接待游客，但是来访数量仅是往年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况下，只能启动预备金用来支付部分工资和停工后继续保障施工场地安全等费用。
按照原本的建造计划，圣家族大教堂本应该在2026年高迪逝世100周年纪念之际全面竣工。但在目前疫情肆虐之时，除圣母玛利亚塔楼之外，一起动工修建的耶稣塔楼座塔楼和4座福音使徒塔楼都已全部停工。
无论如何，这一次圣母玛利亚塔的封顶，不仅仅是让人们更加期待圣家族大教堂的全面竣工，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一座修建了百年的教堂和修建它的人们，曾经历了怎么样的艰辛征程。
高迪曾在手稿中写下：“蓝色玻璃象征活水。”当日光再次照耀在这颗玻璃星星上的时候，会不会如同光撒在活水上，映出彩虹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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