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的来由和沿革
佛教创立之后,随僧团之扩大,信众之供养,佛陀及其出家弟子们起先那种以夭地为庐舍,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简朴生活条件有了改变,建起了名为“僧伽蓝”(Sangharama)的固定居止处所。僧伽蓝意译“小众园”、“僧院”,指众僧居住办道的园苑庭院,从房舍的角度亦名“精舍”,意谓精进修行者所居宅舍。由给孤独长者施建的抵树给孤独园,和迦难陀长者、频婆姿罗王施造的竹林精舍,为佛世的两大伽蓝,佛陀于中说法多年。《十诵律》卷五云:‘佛听受地,为僧伽蓝故,听僧起坊舍故。”佛听许众僧接受布施的地基园苑,营造伽蓝并制定了营造伽蓝的基本法则。佛弟子如大迦叶尊者等,皆亲自带头建造僧舍。当时的僧伽蓝,只是众僧集体居止修行的处所,其建筑主要有僧房、讲堂、食堂、浴室等,并无佛殿、佛像之设,仅殿廊壁上画有五趣生死轮、佛本生故事、大神变、执杖夜叉等图,以警策行者,与外道作为祭把处所的天饲、神庙性质颇为不同。除大伽蓝外,还有小型的兰若(Aranya),须建于离村落一拘卢舍半(约 三里许)的僻静地方,为少数或个别僧尼修行之处。在山林中开凿的石窟伽蓝,早期也只有禅窟,中间大厅为僧众集会、经行之处,两边排列僧房。
佛陀灭度后,尤其是大乘盛行后,印度僧伽蓝中才有了佛像之设,石窟中也出现了造有佛像、供人瞻礼的礼拜窟,具有了“浮屠饲”和僧居两种职能,然所供佛像,早期仅为释迹牟尼佛。南传佛寺至今尚基本保留着早期印度僧伽蓝的风貌。在国王臣民的虔诚供养下,佛教盛期的印度僧伽蓝,规模宏大,建筑壮观精美,如著名的那烂陀寺,居僧恒达万人,不但是修行的大道场,而且是国际性的佛教高级学府。
佛教入华之初,因汉明帝敕命馆打白马驮经东来传教的摩腾、法兰二尊者于鸿胪寺(朝廷接待外宾的机构),后于洛阳雍门外别建寺以居之,后世沿袭,遂称僧居为“寺”,又称为“院”,为梵文罗摩(rama)意译。西晋以来,随佛教之盛传,寺塔石窟纷纷建立,渐遍布神州大地,至佛教盛极的南北朝,北方佛寺在北魏未达三万余所,南方佛寺在萧梁达二千八百余所,杜牧词小南朝四百八十寺”,仅举其著名者而言。北魏洛阳永宁寺的宏伟壮丽,曾令天竺来的菩提达摩大师叹为稀有,赞赏终日。唐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禅宗僧居,称“丛林”,当时丛林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寮舍等建筑,不设佛殿,与佛世僧伽蓝的风格最为相近,并适应中土国情民俗,建立了农禅并举的制度。
宋代以来,丛林寺院逐渐形成诸宗大体一致的规制格局:寺院主体建筑一般按“川”字形布列,包括供佛、菩萨护法神像的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大悲坛)、地藏殿、伽蓝殿,安置法宝藏经的藏经楼或毗卢阁,供祖师的祖师殿、影堂、罗汉堂、供讲经说法、集会、坐禅、传戒用的法堂、禅堂、念沸堂、学戒堂,供僧众起居,接待用的方丈、茶堂(方丈接待室)、客堂、斋堂、僧寮、客寮、延寿堂(养老之处),藏舍利、骨灰的佛塔、塔院、海会塔,置钟鼓的钟楼、鼓楼,及放生池、莲池、亭台园林等。明代以来,最常见的“伽蓝七堂”的建筑格局一直沿袭至今,形成集信众礼拜游观场所、僧俗学修道场及园林、佛塔等于一体的具中国特色的综合性佛教设施。藏传佛教的寺院,规模更为宏大,如甘孜的噶陀寺,最盛时集僧达十三万人之多。藏传佛寺中还多设有僧伽教育、印经造像、医疗等机构。
中国佛寺的多重功能
适应中国社会条件和中国佛教特质的中国佛寺,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佛寺的主要社会功能大略有宗教、文化、福利三大方面。首先,就宗教方面来说,佛寺为弘扬佛法、进行社会教化、满足民众精神需要,及僧俗佛徒修学沸法的道场。寺院以其巍峨壮观的殿堂,悲智双融的佛菩萨像,庄严富丽的法器供具,浩瀚的藏经及柱壁门溢上随处可见的经文、槛联,僧尼清净离欲的生活方式和威仪风度,向人们直观地展现出三宝的形象与佛教的基本教旨教风,在观瞻者心识中留下佛法僧的深刻印象。寺院实为住持三宝的实物性表征,为瞻望佛国净土的窗口。中国人受三皈五戒的佛弟子未必很多,但直到如今,一生未曾到佛寺观瞻游览者恐怕没有多少。作为瞻礼祈祷的投诚之地,佛寺首先提供了满足广大民众最迫切的宗教需要的实体。朝山拜佛,拈香祈愿,是比三皈五戒的佛教圈子大得多的广大民众信仰佛教的基本方式,这种低层次的信仰尽管带有中国传统多神崇祀的气味,其正面的教化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观瞻礼拜、祈祷供养,即使是出于某种世俗的功利目的,也起码能使人放松心理负担、获得精神安慰,受佛菩萨形象的熏染,心灵得到净化,并积集了福智资粮,种下了成佛种子。《法华经》偈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礼拜供养,功德更不可思议。佛寺、经像给予民众的这种究竟利益,及安定人心、净化人心的社会教化作用,不是短浅的经济眼光所能衡量的。佛寺作为住持僧宝居止之处,自然成为佛教法事活动和弘扬佛法的中心,成为联系佛教与民众的枢纽。讲经说法、举办法会集体念佛参禅等学修活动,从来都在寺院中进行。佛寺还是培育弘法人才的学府,无数高僧大德,都是在寺院的洪炉中冶炼,成长为人天师表。诸宗之学无不诞生于寺院,多数佛学撰述都出于寺院中的高僧之手,寺院实际上也是历代佛学研究的机构。
其次,从文化方面来看,寺院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设施,在文物保管、旅游观光、图书收藏、外交、文艺、园林、医疗、武术等多个方面,都有其不容忽视的文化价值。中国大型佛寺多建于通都大邑、名山胜地,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说。寺院装扮祖国山河,点缀名山胜景,是具有极高游赏价值、丰富文化内涵的不可或缺的人文景观。那红墙黄瓦、雕梁画栋、飞檐塔影、暮鼓晨钟,与历代僧人精心培植的园林花木相辉映,与自然景观结合为一体,提供给人们一种超凡脱俗的清净境界,所谓“僧寺无尘意自清”,使人在赏心悦目中默受佛光法雨的沐浴熏陶,得到清凉安稳。
自古以来,游观佛寺为雅俗相共的高级享受,唐人“偶来萧寺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的诗句,道出了人们游贫佛寺所得的受用。中国佛寺几乎无不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无不是文物古迹,日语名为“文化财”,而且集古建筑、园林、雕塑、碑碣、书画、楹联、题咏、图书等为一体,实为宗教胜地、博物馆、文物馆、艺术馆、园林的综合体,较之现代新建的那些单纯游乐的园林亭台,无疑要有高得多的文化价值、游览价值,对开展旅游事业极为重要。多好的自然景观,一缺了佛寺的点缀,便如同一个美丽的物品不具装饰及内在美,吸引力便会降低许多。综合了文物、图书、园林、艺术、佛事活动、僧宝于一体的佛寺,是保存、传续东方传统文化精华的最为牢固的基地。即仅从游览观光而言,能给予人多方面的传统文化熏陶,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好课堂。宋儒当年观佛寺钟鼓齐鸣,梵呗清幽,僧众威仪整肃,进退有序,赞叹“三代礼乐,尽在于斯”,从而激发他们复兴先秦儒学。现代人游观佛寺,起码应能增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甚而激发有识者继承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文明礼乐的信愿。
第三,就社会福利事业而言,中国佛寺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设施。依大乘利乐众生的精神,隋唐时代的佛寺曾设有救济养护贫病孤弱的悲田院、养病坊、和积集佛教净财的“无尽藏”(一种佛教银行)。佛寺曾收留保护过各种难民,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隋文帝、武则天、唐宣宗、明太祖等帝王,即位前皆曾寄迹于佛寺。佛寺还成为贫土寒儒读书治学的处所,古来不少名人,如刘勰、范冲淹等,都曾读书于佛寺,不少名篇巨制是在寺院中写成。饥谨年月,佛寺还往往施粥施药,赈济灾民。近代以来,佛寺开展社会福利事业的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不少寺院曾办过学校、幼儿园、养正院、医院等。
此外,中国佛寺还是一种生产机构。解放以后,农禅结合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寺院一般都经营工、农、林业等生产,近十年来又有开办素餐馆、茶馆、旅馆、法物流通处、旅游服务部等,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贡献。佛寺护山育林的成绩,更是显而易见。
具有多方面有益于社会的功能,积藏着大量珍贵文物、图书、艺术品的佛寺,自属佛教和全社会的宝贵财产,应受到珍惜爱护。然而,在十年浩劫中,多数佛寺遭受劫难,经像、文物被毁坏,殿堂被占,仅在文物方面的损失,即须以亿万计,至于人们精神上所受的损伤,社会所受的污染,更是残及后代。但愿这种宗教的、文化的、精神的劫难永远再不会出现。
来源:《法音》(1992 年第 03 期)
原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