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陈怀宇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月版) 这本讨论中古宗教动物的新书可说是中文学界中宗教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结合了文化社会史与宗教史的研究取径，并且将中国史学视野扩展至世界史的大脉络中，比较了西方基督教史的动物论述，以烘托出中国论述的特色。研究方法可从范围与切入视角归纳出四个特色：第一从长时段的时间范围来讨论动物形象的变化，跨越上古史与中古史。其二从亚洲看中国史，尤其采用唐朝丰富的中亚史料，与中国进行比对。其三考量动物象征在政治、科学、历史、宗教中的意涵。其四为对比汉文与梵文文献，借助文献学方法来观察观念的变化。最后一点将僧传等相关史料视为一种叙事，仔细分析了动物的象征意涵以及隐喻。
此书除导论与结语外，分成六章，每章均讨论一个明确的主题，并且各篇自成一个完整的研究。前两章对于中古动物叙事提供概观的分类讨论，后四章则专精于流传中国之三种佛教动物，即老虎、狮子、龙。所有篇章皆与政治秩序之主题密切相关，前后呼应。作者于导论中提供了学术史回顾，详尽地介绍了中文、西文、日文所有对于动物的学术研究，进而加以检讨方法上之异同优劣，是目前最详细的学术回顾。第一章 “中古时期佛教动植物分类”，从唐朝僧人道宣的撰述开始，讨论了其动物分类之中展现的对于身分象征、屠杀动物、凶恶猛兽的观念，而其植物之分类，则显现了地域的差异与建构内部秩序之意图。这些分类实际上表达了该时期中古僧人的价值观。同时，它们也从侧面提供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写照。第二章从思想史的脉络进行对于十二生肖之讨论，从体现初期密教与般若空宗之《大集经》展开，十二兽初为菩萨化身，到智者、湛然笔下反成时媚，其中的转变证明了六朝以来佛道交涉的结果。又至元晓与吉藏之时，已经清楚可见当时将时兽与精媚混为一谈的状况。对这些资料的考证与结论是前人研究所未见的。
第三章讨论驯虎记，比较了中国与早期印度、基督教中老虎形象的差异。所有驯虎的叙事皆表达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将老虎形容成邪恶、蛮荒的象征，然而汉文本生经故事中，老虎仍为菩萨的化身，让人类能行布施波罗密。然而到了中国的僧传中，驯虎成为个人德化的表征，作者进一步论证此倾向是出自中国固有的动物观，特别与地方官吏之德治表征连结在一起。而基督教中耶稣驯服狮子的故事则凸显了前者的慈悲胸怀。这里提及的狮子与老虎的关系，接着在第四章中巧妙地处理，解释了狮子在中国如何地转成老虎的形象。虽说古代印度对狮子的重视甚于老虎，中国对狮子的想象却逐渐被老虎的形象吸纳，一方面是因为狮子更大程度是道教的象征，另一方面则因为龙虎的配对渐渐成为中国佛教普遍用法。本章最大的特殊处是带入印度、道教、密教文献，考察狮虎形象的源流。
第五章则呈现了精采的世界文化史研究，前半段考察了罗马、波斯、美洲印第安、中亚、突厥与唐朝的野兽象征意涵，后半段则以中国虎贲的考证为例，罗列从周到唐朝的演化，解释了政治文化与王权象征透过服饰、装饰、祭祀仪式得到巩固。最后的第六章，对中国创造出的“九龙吐水”神话提出非常细致的考证，将此传说放在两个脉络进行考证，其一为从口传转变成经典时发生的叙事变化，其二为宗教修辞结合政治修辞的发展方式。作者认为印度没有九龙之说，而是被《普曜经》译者竺法护依照中国式的逻辑所创造出来，以因应皇权的需求，是汉语语境才有的产物。透过对《普曜经》进行梵汉对照，发现了印度的二龙变成中国的九龙，对照于中国自商周便有之九龙装饰而知九龙乃中国固有。作者更进而考察克孜尔石窟与敦煌石窟的资料，以及《老子化胡经》等道教文献，以说明九龙的象征如何在唐朝变成了巩固皇权的象征。
此书之宽阔的研究视角要归功于作者本身深厚的学术根底，通书灵活地引用了西方神学、宗教学中关于动物象征意涵的资料，加以自身为历史学者，具有对唐朝史料的敏感度，而对史料真伪进行辩证，并且精熟佛教内部之文献，综合这些优势，因而能够以建构的史观进行深入的讨论，并且旁征博引提供详尽的注脚，在深度与广度上均能兼顾。唯一不足之处，为缺乏图像资料，尤其引用中亚石窟、洛阳建筑形式之篇章，只有文字叙述，而不见实际之形象，读者若能亲眼见到图像，必然能够更加理解。加之第五章主题为装饰与象征，图像证据之重要性不亚于文字资料，如此缺乏任何图像，实为缺憾。然而，不求面面俱到的前提下，此书的贡献诚大，对于研究佛教动物的学者而言为一大福音。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5期）
世界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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