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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神坛、神庙、祭祀坑
发布时间: 2022/11/10日    【字体:
作者:赵殿增
关键词:  三星堆 祭祀活动 神坛 神庙 祭祀坑  
 
 
摘要:三星堆文化在其繁荣时期可能曾是一个以祭祀活动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和组织统一的神权国家,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文化类型。以青铜神坛和雕像礼器为理想形式,以大型神庙为中心场所,以各种祭祀坑为最终结果,共同构成其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坛、庙、坑”就是三星堆神权古国文明因素的一套典型“组合”。“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内因;“过度消耗”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早期丝绸之路”是三星堆文化丰富多彩的外部原因;“多元一体”是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定位。“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三星堆遗址的古文化曾在此连续发展了两千多年,经历了距今4800~4000年左右的“三星堆一期文化”(遗址第一期)、距今4000~3200年左右的“三星堆文化”(遗址第二、三期)、距今3200~2600年左右的“十二桥文化”(遗址第四期)三个阶段[1]。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后半段,这里逐渐出现了一大批造型优美、内涵奇特的青铜人像、神像、礼器和祭品,以及众多金器和玉石礼器,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是三星堆古人在祭祀天地万物与祖先神灵时使用的神器和祭品,但对这些器物的内涵、作用、产生原因和使用方法,特别是它们最后埋入土坑之中的原因和含义,则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推测。
 
我从三十年前开始综合研究三星堆起就一直认为: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曾经是一个“以祭祀活动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和组织统一”的神权国家,“这种以原始宗教进行统治的状况,反映了古国的古朴面貌。原始宗教在远古社会中曾具有其特殊的作用,一方面,人们用它来认识和解释世界;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信仰来组织社会、维系其特有的社会结构”。“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多处祭祀坑,各坑多为规整的长方形,整齐地摆放着祭祀活动使用的器具,将祭祀活动最后的状态存留了下来。三星堆最精美最重要的文物,均出于祭祀坑中。”[2]
 
近年来,我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探索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成因与价值方面,在纪念一、二号祭祀坑发掘三十年时约写了两篇文章之后,又喜逢在三星堆新发现发掘了6座大型祭祀坑,其间不断有媒体报刊采访约稿,几年内连续撰写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形成了一些宏观的看法。基本意见可以概括为:“具有自身特色和文化传统的‘三星堆神权古国’,是出现神奇的三星堆文化的内在原因;而‘早期丝绸之路’所产生的广泛文化交流,是三星堆文化面貌丰富多彩的外部原因。”“神权古国的祭祀活动中心是三星堆文化特征产生的主要原因,过度的社会财富消耗是三星堆衰落的根本原由。神圣的信仰是它的精神主体、神奇的艺术是其表现形式、神秘的历史是所产生的后果,共同造就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类型,具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3]
 
这次三星堆新发掘的6座祭祀坑,不但采用了多学科的高科技手段展开大规模考古合作,还通过大量电视直播和新闻报导,使广大观众和学者都能第一时间来欣赏和研究这些稀世之宝,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崭新的篇章。这些新发现可能进一步证明上述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并通过新出土的一组奇异的“神坛”等重要文物,与“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是一座“神庙”、三星堆旁曾经存在一个“大型祭祀区”等新发现和新认识,进一步展现出三星堆古人进行祭祀活动的具体情景与主要场所,这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三星堆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与信仰观念。本文拟从一组奇妙的“神坛”入手,结合青关山大型“神庙”的结构与功能,和三星堆南侧大型祭祀区众多“祭祀坑”的形成过程,简略探讨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具体情况和基本架构,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 神坛——三星堆人祭祀活动的理想形式
 
三星堆新发掘的6座祭祀坑和1986年发掘的2座祭祀坑中最奇特、最引人注目的文物,就是那些由人、兽、器物、建筑共同组合而成的“青铜神坛”与“顶坛人像”“顶尊人像”。
 
“顶坛铜人像”出土于三号坑中部,埋在象牙层下方,入坑前曾被打坏烧毁(图一、图二)[4]。人像的下半身残缺,上半身饰卷云纹,浓眉大眼,高鼻阔口,庄严威武。头戴辫索状方冠,双手托举着头顶上的一座多层“神坛”。神坛最下层,将六个饰卷云纹的三角形器相连,组成一个方形基座,三角形器尖端向上,用来表现“群山”。有一头戴方冠、全身满饰卷云纹的“神人”,正在施行法术,俯身从基座上的“群山”中穿行而过。神人昂首挺胸,双手前伸握拳,双脚弯曲上翘,姿态舒展优美。
 
“群山”状的坛座之上,是一个方形平台,侧面共饰10个圆涡(太阳)纹。平台上立着四根短圆柱,共同顶着一个硕大的“有领铜瑗”状的圆形垫圈。垫层上面又密集地立着四根长长的细腰状圆柱,每根立柱的侧面,各有一条长长的游龙攀援而下,前爪已踩在从垫圈旁伸出的牛头之上,表明这四根立柱或许就是可通天达地的“擎天柱”,它们分居于神坛四方,可能代表着传说中支撑和沟通天地的“天之四维”。四根大立柱的顶上,共同托举着一个圆盆状物,再往上的部分已经残缺,很可能还有一些表现“天上”或“神界”的其他物件,有待下一步的整理拼对和研究。纵观这座“顶坛铜人像”的整体内涵,它所表现的是要帮助神人灵兽通过祭坛上的神山和通天柱,实现升天和下地的目的,因此也可以直接称之为“铜人托顶通天神坛”。这种“升天成仙”的精神追求,对蜀地汉画中的“天门”信仰,乃至道教在四川的产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八号坑最新出土的一件曾被称为“顶尊蛇身铜人像”的器物,造型与身世更为离奇,尤其是出土后发现它与二号坑出土的“鸟爪铜人像”下半身可以合为一件完整的神像,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图三)。王仁湘在《快评三星堆·青铜鸟人神坛》中,将它命名为“青铜鸟人神坛”,结尾处着重从研究“鸟人”长着“獠牙”的特征入手,得出它“是又一座太阳神坛”的结论。王仁湘认为:“对史前中国艺术创意中的獠牙神面,大体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流行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4000年前,在南北地区大范围流行;獠牙构图基本类似,上下各一对,下牙居内上牙居外,风格一脉相承。这样看来,獠牙神在史前有大范围、长时段认同,这可以确定是崇拜与信仰的认同。我曾以为商周神兽造型的通例,一般没有带獠牙的人面出现,甚至还以为‘三代再无人面獠牙神像’。这次三星堆的发现,修正了这样的认识,当然还是觉得它延续的是更古老的传统,与白陶表现太阳神一样,鸟兽人合体,龇牙咧嘴,翔止自如,神性满满。三星堆这次发现的‘鸟人’,除了尖尖的獠牙,还有圆圆的纵目,这就是传说中古老太阳神的造型。耸立的太阳神,似乎正高飞在空中,上面的尊中酒,下面的罍中玉与贝,是虔诚的奉献。这不又是一座神坛么,明明就是又一座太阳神坛。”[5]
 
我认为如果单纯从器物的造型结构来完整描述,可以称它为“罍上倒立顶尊鸟爪突目神人像”;而从“耸立的太阳神,似乎正高飞在空中,上面的尊中酒,下面的罍中玉与贝,是虔诚的奉献。这不又是一座神坛么,明明就是又一座太阳神坛”的视角研究,将它简略地定名为“青铜鸟人神坛”,则是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得出的一个很有见地的称谓,并明确表述出了这座神像的主题思想。
 
最近对这件器物的具体介绍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关于这尊“罍上倒立顶尊鸟爪突目神人像”被分埋在两座坑中的原因,我近日提出了一种初步设想:三星堆旁有6座大型祭祀坑中的器物,原来可能是摆放在“青关山F1”等大型“神庙”之中的,因特大瘟疫等原因造成大量人畜快速死亡时,人们便认为这些神器已经彻底“失灵”,就将它们从“神庙”搬至三星堆西南面的祭祀场地,先后进行了多次“燎祭”,再分别将打碎烧毁的器物埋在了6座祭祀坑中(详后)。从二号坑出土的曾被定名为“鸟爪铜人像”铜器下半身腐蚀程度很低的情况来看,这一部分可能在神庙中时,就已经从身体上断落下来了。其下半身可能在祭祀中曾被反复使用,导致表面光洁度很高(图四)。上下半身被分放在神庙中的两处,在最后进行的数次“燎祭”中,又被分为两批进行燎祭,最终被埋在两座不同的祭祀坑中。这种设想是否有一定道理,提出来供大家研究参考。
 
八号坑出土的另一个大型“青铜神坛”,结构更加复杂清晰,内容也更生动具体(图五、图一一)。王仁湘在《快评三星堆·神灵在高天》中说:“这尊神坛共3层,上部有神兽,下部是台基,中间部分是一组铜人像。古蜀人精致的制作,还有完美的创意,再一次震撼了人们。”[6]他在文中分别从四方坛、四力士、井架杠、四坐者、背罍妇、大神兽、跪兽者等七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神坛的具体情况,我很赞同。这里我再对各组人像的身份与神坛的功能,谈些个人见解。
 
神坛下部为一座硕大的三层镂空方坛,外面饰有卷云纹和兽面纹,说明它是一座能够帮助祭祀者登高升空的祭坛。正方形坛面的十三座小型云台之上,共有13个装束与姿态各异的人像,他们分为四组,各司其职,正在共同举办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坛面上主要表现的是四个力士,肩扛井架杠,将硕大的神兽抬起;有四个高冠华服的突目神人,端坐在四方云台之上,正在施法助祭;坛面的四角,各有一个戴冠跪坐的人像持物陪祭(坛面上现存一个,另发现一个相同的散落人像);坛面正中央有一个浑圆的小丘,上面跪着一个身背铜罍的小人像,可能是神坛上的主要献祭者。神坛上层是由四力士肩抬着的一头健硕大神兽,背上有一跪骑的人像,虽然上半身已残断,但从神兽颈部残存的铜丝绳索可以看出,此人正手握缰绳驾驭神兽准备飞升,从而表明他才是这场骑兽升天敬神的盛大祭祀活动中的主角。
 
这种表现完整祭祀活动场面的神坛,在三星堆祭祀坑中还发现了多座,其中以1986年在二号坑发现的“青铜神坛”最为典型(图六)。经过修复复原,可以看出它的下层是由两只地下怪兽共同承托着一个巨型圆圈,代表大地;中层由四个持物作法的巫师立人像支撑,代表人间;四位巫师头顶着的四座三角形神山,代表上天;山顶之上,又支起一座正在举行大型祭祀仪式的方形“神庙”,屋顶四方饰有人首鸟身的“图腾”和凤鸟,代表着天上的神界;“神庙”四周有20个跪祭人像,每面五人,双手抱拳持物,正在进行虔诚的祭祀活动。整个“青铜神坛”共同表现出一种由天、地、人三界组成的完整宇宙形态,和一次盛大而神圣的祭祀活动场面,尤其突显出了“神庙”在整个祭祀活动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7]。
 
三星堆祭祀坑中多次发现各种各样的“青铜神坛”“顶坛人像”和大小不一的“顶尊跪祭人像”,以及由“青铜大立人像”“跪祭人像”“侧跪人像”等大大小小众多青铜人像所表现的祭祀场景,说明在三星堆古国时期曾广泛存在通过设立“祭坛”来进行祭祀活动的重要文化现象。三星堆古人可能认为用这种设坛登高祭祀的方法,能够使他们更接近于上天和神界,更便于向天上众神、列祖列宗、万物精灵表达崇敬,进行交流,因此,“祭坛”就成了他们进行祭祀活动时一种最为理想的形式。这些实物标本的完整形态和所表达的具体内涵到底都是什么,还有待深入细致地整理研究。其中二号坑出土的“祭祀图玉边璋”上刻画的四幅画面完全相同、内容详尽具体的线刻“祭祀图”,很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他们在进行“天上”与“地上”、“神界”与“人间”、“祭祀者”与“被祭祀者”之间对话交流的完整场面(图七)[8]。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青铜神坛”和“线刻祭祀图”至少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时可能经常是在室外设坛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二是“神坛”具体表达出了三星堆古人丰富而奇异的世界观和信仰观念。
 
这些“神坛”与线刻“祭祀图”的整体结构和活动情况,说明当时设坛举行的祭祀活动可能主要是在室外的祭台或高地上进行的,当时人们认为这样能够更接近上天,更方便沟通天地与人神。“神坛”一般分为坛座、坛面、坛上的祭祀者等几个部分,通过坛上的神山、神殿、神柱、神人、神兽等神圣之物,使人能在“神坛”上直接与上天神灵和列祖列宗进行沟通与交流,表达出对神灵的崇敬和期望。即使是“青铜大立人像”等一些单独建造的主持祭祀者,从他站立在由方台、兽首、卷云纹垫层组成的基座看,也能表明他是站在“神坛”之上指挥整个祭祀活动的(图八)。结合东城墙、西城墙上曾发现用土坯垒砌的建筑基础,和月亮湾、仓包包等处城墙附近发现许多祭祀坑的情况,三星堆时期古城的城墙和高地,也可能曾是被作为祭祀活动使用的“祭坛”或“坛座”,以便祭祀者能够从高处更方便地与上天神界沟通。“祭祀图玉边璋”图像下半部生动刻画出祭祀者跪在土丘上与天上众神进行沟通的画面,土丘上还插着作为通天神器的玉璋和象牙,表明这种土丘也曾是神坛。三星堆的土堆虽然是用两侧堆土的筑城方法修建起来的,但从三星堆与多座大型祭祀坑方向相同、距离相近等情况看,它也极可能曾被用作举行祭祀仪式的高台,大巫师很有可能就是站在土堆之上指挥了最后的大型燎祭和瘗埋活动。因此我们推测,三星堆古城中的一些城墙与高地,在防御功能不强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曾被用作在室外进行祭祀活动的神坛与祭台。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是,这些“神坛”表达了三星堆古人丰富而奇异的世界观和信仰观念。当时的三星堆古国正盛行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观念。这些“青铜神坛”用人、兽、器物、建筑组合在一起的方式,把当时人们想象中人神相通的情景具体表现出来,形成一幅幅完整又形象的祭祀场面,表达出他们对世界万物和人神关系的认识,传达了一种特有的世界观和信仰观念。他们认为天、地、人三界既是分层的,又是能通过山、树、龙、蛇、鸟、兽和通天柱等神兽和神器,相互之间进行来往和交流的。这些神坛、神人、神兽、神树、通天神柱等形象生动的造型艺术品,把神话传说中世人与万物之间相亲相通、通过祭祀仪式与天神祖先进行交流的情景生动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反映了古蜀人内心丰富而奇异的世界观和信仰观念。
 
二 神庙——三星堆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
 
2005—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青关山高台地上,发掘出一座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单体建筑基址,定名为“三星堆遗址一号建筑基址”,简称“青关山F1”,即“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图九)[9]。它是三星堆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单体建筑,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物之一,成为继祭祀坑与城墙之后,三星堆遗址中又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平面呈长方形,残长约64.6、残宽约15.7米,面积达1015平方米,建在一座约16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上。“大房子”的围墙基础用红烧土块和卵石垒砌,宽0.3~0.5米;墙外侧还有100多个“凸状”的檐柱基础,各宽0.3~0.5米。“大房子”纵轴为东南-西北走向,呈北偏西40°,朝向西北方的岷山。“大房子”东西两端开有大门,中间有一条宽达3米的“穿堂过道”,构成了房中的活动主轴。通道两侧各有3排密集的小柱洞,每排20多个,共126个。在红烧土墙基和室内夯土之中,发现有10余处玉器、石璧和象牙的残件堆积。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是一座位于高台之上的“神庙”兼“殿堂”。它可能是一座两面坡重檐屋顶的大型单层单体建筑,顺着长条形大房子的纵轴,有一条笔直宽敞的“穿堂过道”贯穿全屋,房屋两端的中央开有大门,使整个建筑物的主轴与通道呈东南-西北走向,指向西北方众神与祖先所在的神山,具有特定的宗教意义。通道两边各三排密集的小柱上,可能曾搭建着木构的平台,朝向中轴通道,用于摆放神像祭器;其中的一些木桩,或许曾是支撑“青铜人头像”木质身躯的立柱。两边围墙内侧各有一排大立柱的基础,粗细不等,排列也不整齐,它们是否曾是神庙中安装各式“青铜面具(神像)”的“室内立柱”?有待进一步论证。两侧木构平台中各夹有两个用“U形红烧土墙基”构建的单间,可能是用来放置大型神像或祭器,以供人们从中央通道上进行祭祀与供奉,因此这座大房子就具有了保存神像祭器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双重功能。大房子的两端各有一个较大的空房间,可以进行集体祭祀和集会议事,作为“群巫之长”的国王,可能就是在这里代表天神与祖先来行使国家管理权力的,因此这座大房子也就具有了“殿堂”的性质和作用。总之,它是一座既可以安放和保护大量神像和器物并进行重大祭拜活动的“神庙”,又是可以举行重要集会议事决策以行使国家权力的“殿堂”,可能就是整个“三星堆神权古国”的一个宗教和政治统治中心[10]。
 
“神庙”既是当时三星堆古城中举行经常性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也是三星堆神权国家走向繁荣昌盛,三星堆发展成为宗教与政治中心的重要标志。这座“大房子”建在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之上,初步勘测夯土台基厚达数米,其间还夹有多层红烧土痕迹,表明这种“神庙”有可能经过了多次重建和扩建,因而变得越来越高大宏伟,“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就是这种“神庙”中最大和最后的一座。从它巨大的体量和复杂的结构形态来看,三星堆旁6座大型祭祀坑中的绝大部分神像与器物,原本都可能是摆放在这种神庙之中的。
 
“三星堆中心祭祀区”多座大型祭祀坑中出土的大批文物,原来必然要用一些大型建筑物来放置。从器物的性质分析,这种建筑物最可能是“神庙”“宗庙”之类的宗教祭祀场所。其中6座大型祭祀坑中的器物,之前应主要存放于“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等“神庙”中。随着一系列特殊的大型燎祭活动的举行,神庙中神像和神器最终都被焚毁和掩埋,“青关山一号大房子”这座规格最高、体量最大的神庙,最后也被彻底毁弃了。这些“神庙”的兴起和修建,是三星堆神权古国逐渐走向繁荣昌盛,发展成为宗教与政治中心的重要标志;而三星堆旁众多大型祭祀坑的反复出现,则是三星堆发生灾变、走向衰亡的具体表现。这种情况对于探讨大型祭祀坑中所埋文物原来的存放地点、性质作用、使用方式、埋藏原因,乃至于“神庙”最终被毁的原因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三 祭祀坑——三星堆祭祀仪式的最终结果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三星堆遗址内外曾发现过很多各个时期大小不等的祭祀坑,以第三期的数量最多,体量最大。其中包括1929年燕家院子旁挖出400余件玉石器的长方形土坑[11],2000年在月亮湾城墙西侧发掘的8座不同形态的祭祀坑[12],以及青关山北侧第四期深沟中出土众多金器玉器的祭祀坑“青关山H105”[13]等。三星堆遗址各处还发现不少中小型祭祀坑,其用意都是用这种方法把祭祀时使用的器具送往天上和神界。从祭祀用品、祭祀过程,到建坑和掩埋行为,均可说明三星堆时期这种埋藏祭祀用品的土坑具有明确的祭祀目的和意义,它们既是某次祭祀仪式的最后阶段,又是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人们在祭祀仪式结束时有意制造的结果,都应该称之为“祭祀坑”。
 
在三星堆西南方祭祀区专门平整过的宽阔场地上,从1986年至今先后发现发掘了8座大型祭祀坑(图一〇),出土上万件各类珍贵祭祀物品,从祭祀对象、祭祀组织、祭祀用品、祭祀方法等诸多方面,不仅说明三星堆遗址中曾经盛行以原始宗教为核心的各种祭祀活动,同时证明三星堆旁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宏大的“中心祭祀区”。
 
对于三星堆遗址西南部祭祀区中这些集中有序地埋存大量祭祀用品的土坑,是否曾是祭祀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否应称为“祭祀坑”,一直是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的答案始终是很肯定的,即认为这些祭祀坑都是某种宗教祭祀活动最后结束时有意造成的结果,都应该称为祭祀坑。而“器物埋藏坑”论者一直坚持认为这些坑的形成只是某种偶然事件造成的,或为敌人入侵,或为内部动乱,都认为这些坑只是一种被动的“善后行为”,并肯定地说所有坑都是一次性同时掩埋的。他们认为这些坑的建坑和掩埋行为本身都不具有任何宗教目的和祭祀意义,更不是当时正在盛行的祭祀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能用“中性”的“器物坑”之名来称呼。在祭祀区许多新坑中发现众多复杂多样又有规律可循的情况之后,上述观点已经显得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也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近来又有学者提出其中埋存了大量祭祀用品的6座大坑,很可能是“神庙失火”之后同时掩埋的,应称之为“祭祀器物埋藏坑”;只有在三星堆迁都后他们的后人再次到此祭奠时建造的两座小坑,即五号坑和六号坑,才是真正的“祭祀坑”[14]。
 
我近期撰写了一篇名为《三星堆祭祀坑为“神庙失火说”的几点疑问》的文章[15],对“神庙失火说”提出了十几个问题,从祭祀坑的位置、方向与形状,到各坑差异、器物种类、摆放顺序、分层办法、覆盖象牙、掩埋过程、焚烧地点,和“一号坑中为何倾倒了大半坑烧透砸碎的动物和人骨渣?”“八号坑的象牙层之上为何又埋入了大量的破碎器物和红烧土块?”以及“神庙”原在何处?为何失火?又为何“非要全部搬到三星堆之后,再分开进行埋藏?”等问题,对“神庙失火说”提出了质疑。在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情况分析之后,我们认为“神庙失火说”可能是“低估了三星堆先民的信仰程度和真实意图,也低估了当时事态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一场偶然的火灾,绝不会让他们把‘神庙’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全部丢弃掩埋,更不会因此放弃曾经繁荣兴盛的三星堆古城而迁都。这期间必然是发生了一系列无法抗拒的特大灾难,才迫使他们做出如此决绝的行为,通过一组隆重而虔诚的燎祭仪式,彻底处理了神庙中的所有神像和祭器”[16]。“敌人入侵说”与“内部动乱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用“一个意外事件之后的善后处理”去简单地否定这些坑的祭祀功能,并说它们肯定是“一次性同时掩埋的”,都无法合理解释这8座坑中大量复杂有序的奇特遗迹现象。
 
因此我们再次提出:“‘祭祀坑说’依然值得考虑”[17],并从“失灵法器掩埋坑”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一种看法,以供大家研究参考。
 
我很赞同三星堆中心祭祀区这几座大型祭祀坑中大量奇异的器物,原来主要是摆放在“神庙”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并且明确提出“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就是这种“神庙”的观点。“神庙”中的众多神像和祭祀用品,是三星堆人经过长期的创作、制造,或引进、仿造,或购买、征集积累起来的,其中包括受祭对象、参加祭祀人员、祭祀场景、通神器具、娱神祭品等多个组成部分。平时三星堆人可能主要是在“神庙”中进行经常性重要祭祀活动的,说明当时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的神权国家,进而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我也赞成三星堆中心祭祀区这些大型祭祀坑中的大多数有可能是一种“失灵法器掩埋坑”的看法,并把祭祀坑定名的理由简要概括为:“坑内器物基本上都是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礼器祭品、建造与瘗埋方式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内容和含义、祭祀坑是某种宗教礼仪活动的最终结果这三个方面。”[18]我认为这些祭祀坑曾具有明确的主观意图和祭祀意义,都是三星堆某些特定祭祀仪式的最终结果。
 
关于三星堆西南方大型祭祀区中6座大型坑形成的直接原因,最大的可能应是一组典型的“失灵法器掩埋坑”。由于这些神权国家“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19]。“过度的消耗”最终造成了全社会严重的经济崩溃、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我们推测:三星堆古国最后可能遇到了一场特别严重的“瘟疫”,出现了人畜大量无端快速死亡的情况,连他们的“群巫之长——国王”可能也一同去世。在这些无法理解又无力抗拒的特大灾祸出现后,人们便开始对自己一直极度崇拜的神灵产生了严重怀疑,认为可能是这些神祇和神器已经开始“失灵”了,于是就将神庙中包括国王专用金杖在内的部分神像和祭器,搬到三星堆西南侧的祭祀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燎祭”,焚烧打碎了人兽尸骨和神像祭品,郑重地把它们埋入到祭祀区的“一号祭祀坑”中,用以表示将它们送回到天上和神界,祈求天神和祖先帮助他们消除眼前的灾难,再次给他们带来好运。
 
但灾祸可能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消减,反而更加严重,人们便彻底绝望了,于是就从神庙中搬来更多更重的一批大型神像和祭器,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的燎祭,形成“二号祭祀坑”和“三号祭祀坑”。在数次燎祭都无效之后,三星堆人便感到自己已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只好把所有的神像祭器全部搬过来进行燎祭,形成了“七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图一一)。最后连同神庙也一起烧毁,将所有残碎器物和一些墙体烧土块埋在了八号坑的器物层和象牙层之上(图一二),然后迁都至成都的金沙遗址。
 
关于“四号祭祀坑”,由于埋藏的主要是日用陶器和“扭头铜人跪像器座”等实用器,在象牙层上覆盖了很厚一层尚未烧透的热草木灰,填土中还发现了一些大型器物上的条形金饰件,因此四号坑有可能是将“神庙”两端“大房间”中的实用器物,或者是“神庙”之外另一座建筑物中的实用物品,单独进行“燎祭”之后形成的一座较为独特的“祭祀坑”。它的具体时间,可能是在二、三号坑埋藏之后,而在最后形成的七、八号坑之前。
 
从最新的发掘和研究情况看,这6座大型祭祀坑的埋藏时间也许相距并不太久。但从各坑的形状、大小、方向、深浅,特别是埋藏器物的多少、品种,分层放置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填埋的土质、灰烬、骨渣的不同情况等诸多差异来看,可以充分证明它们不可能是一次性同时埋藏的。其中一号坑和四号坑的特殊性很强,只有二号与三号坑、七号与八号坑有可能同时埋藏。至于坑体较小、瘗埋器物品种和方法大不相同的五号坑和六号坑,从打破关系、坑体大小、埋藏方式、器物内容分析,很有可能是三星堆古国的后人,在多年后再次来到这里进行“祭奠”时建造的祭祀坑。
 
综上所述,我推测三星堆中心祭祀区8座祭祀坑的先后顺序大体是:埋藏着大量神像祭器的6座大型坑中,一号坑最早;二、三号坑其次;四号坑略晚;七、八号坑最后。坑体较小的五、六号坑,则是多年后进行“祭奠”的祭祀坑。这就是我对三星堆祭祀区8座大型祭祀坑成因和过程的简单分析:即“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内因;“过度消耗”所造成的社会崩溃和信仰危机,则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众多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
 
这或许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为什么青关山神庙中的大量神器,一定要搬到三星堆旁的祭祀区来,并通过多次隆重的燎祭仪式,把它们打碎焚烧,分别埋到多座祭祀坑之中的原因。从新发现的一些遗迹现象分析,三星堆旁的这个大型祭祀区,还受到了三星堆古国后人的精心保护和继续祭奠,形成了五号坑和六号坑及一些祭祀性建筑。此后这里未再遭到重大破坏和扰动,从而将一个神权国家的主要祭祀场所和几乎全部艺术精华,奇迹般地完整保存到今天,为后人留下了一处奇特壮观的宏大祭祀活动场所,和上万件精美奇异的神像祭器。
 
四 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
 
这次三星堆大发掘不但组织了三十多个单位数百名专家学者和青年才俊参加工作,而且广泛听取了国内外同仁的意见,表现出了主持者开放包容的宽宏气度。我作为一个热心的旁观者,在这里坦率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对祭祀区中6座大型坑的形成原因做出一些具体推测,请一线工作人员和广大观众学者检查验证。目前发掘工作尚未结束,整理研究刚刚开始,完整资料和最终意见要等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完成之后加以确定。这里我再把自己的看法做个简要归纳,供大家研究参考。
 
各种形态的“神坛”,与众多青铜神像、人像、神兽、神器的大量出现,表现了三星堆古人进行大量祭祀仪式时的理想形式,反映出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已经是当时社会的常态,成为三星堆神权国家逐步走向成熟、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而逐步兴建和不断扩建的存放神像祭品并举行祭祀活动的“神庙”,就成为了三星堆神权国家举行经常性祭祀活动和实现管理职能的中心场所,形成整个国家的宗教和政治统治中心。三星堆古人还有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后,把祭祀用品埋入土坑的习俗,用以表示将它们送往了天上和神界,表达出对天地万物祖先神灵的敬重与奉献。“三星堆遗址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同形式、内容、时代、等级的各式祭祀坑,数量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之多,它们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经常进行祭祀活动的产物和实证。”[20]在三星堆祭祀活动越来越兴盛的基础之上,从“神坛”的出现,到“神庙”的兴建,再到“祭祀坑”的形成,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
 
如果说各种“神坛”与众多神像、人像、神树、神兽、祭器的出现,是了解三星堆经常性祭祀活动情况的基础资料;那么不断兴建与扩建的“神庙”,就是展现三星堆神权国家举行重要祭祀活动的核心建筑;而众多祭祀坑则是三星堆祭祀活动的最终结果。“神坛”“神庙”“祭祀坑”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框架。苏秉琦认为:“文明起源的推断要看组合”;“组合以及和组合配套的东西,都是我们寻找文明起源的线索。”[21]因此我们认为:“神坛”“神庙”“祭祀坑”,或者说“坛、庙、坑”,就是三星堆神权古国文明因素的一套典型“组合”。这种认识是我对苏先生学说的一点学习体会,也是我们多年来进行三星堆研究基本观点的一个简要摡括。我在此明确地把它正式提出来,是否有一定道理和说服力,请大家研究探讨,批评指正。
 
要真正破解三星堆之谜,还需要深入探讨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成因和意义。我们对这些问题曾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三星堆博物馆1997年建成时,我曾提出“三星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神”的观点,认为“神圣的信仰是精神主体,神奇的艺术是其表现形式,神秘的历史是所产生的结果”[22],以后又认识到“神权国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23],进一步认为“三星堆文化阶段仍然是神权古国”[24],从而概括出“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内因;“早期丝绸之路”是三星堆文化丰富多彩的外部原因;“多元一体”是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定位三个基本认识。
 
(一)“神权国家”说
 
我认为“三星堆文化阶段仍然是神权古国”,主要有两个理论依据:一是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明经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的理论,并提出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二是李伯谦关于古国阶段的国家可分为“崇尚神权”与“崇尚王权”两大类型的论述,和“我完全同意三星堆王国是‘神权国家’”的观点。
 
苏秉琦认为,“国史的核心是一立体交叉,多次重复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五千年前出现了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了古国时代”,“早期古国在4000年前发展为方国”,“在2000年前汇入多源一统的中华帝国。这一国家早期发展的‘三部曲’,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25],这一重要论断已为大量考古资料所证实,并为中国考古学界广泛认同。苏秉琦1987年在广汉“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命题[26],三星堆博物馆也一直以“古城古国古蜀文化”为基本陈列的主题名称。
 
李伯谦进一步提出,“古国阶段”的国家,分为“崇尚神权”与“崇尚王权”两大类。“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红山古国走的是通过铺张的祭祀活动崇尚神权的道路,一切由神的意志来决定”;“良渚文化……开始接受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崇尚神权的宗教观,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仰韶古国走的是崇尚军权、王权的道路。……实践证明,崇尚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因比较简约并注重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延续下来了”。“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27]三星堆文明可以说是这种神权国家因过度消耗而“垮下去了”的又一典型案例。
 
对于三星堆文化,李伯谦也曾说过:“我完全同意三星堆王国是‘神权国家’的观点,三星堆遗址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而随处可见宗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遗物,已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28]因此我认为:“三星堆文化”曾是一个“神权国家”,即使是进入到青铜时代之后,它可能仍然停留在“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的阶段,进而用新材料新技术制造出大量祭神使用的精美又神圣的艺术作品,创造出了璀璨夺目的三星堆文明。三星堆可能是长江流域诸多“神权国家”中发展程度最高、延续时间最晚的一个。这种特殊而又滞后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可能就是造成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关键所在;而“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则是“三星堆神权古国”快速衰亡的根本原因。
 
(二)“早期丝绸之路”说
 
“各地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三星堆文化面貌丰富多彩的重要原因”,这是大家通过考古新发现达成的又一重要共识。三星堆文化虽然地处四川盆地腹心地带,但他们并不封闭保守。三星堆古人以对天地万物和外地情况的高度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用自己盛产的丝绸和独特的文化与周围进行着广泛交流,吸收了多方面的优秀文化因素,从而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社会文化面貌,在交流互鉴中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这次三星堆大发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可能就是众多丝织品和制作技术(如玉质“打纬刀”)的确认,证明三星堆曾盛产丝绸用品,成为“早期丝绸之路”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神圣的信仰习俗,与外界进行广泛的交换和交流,吸引并吸收了多方文化因素,形成了一个神奇的区域性古代文明中心,进一步丰富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特色、内涵与外延。
 
(三)“多元一体”说
 
“三星堆考古发现充分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是大家通过三星堆发掘研究得出的最主要的一个学术共识。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和玉石礼器的器形,大多与中原夏商时期的礼器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很多制作技术和意识观念也多是来自中原地区。三星堆以青铜尊为主要祭祀礼器的特征,又与长江中游各青铜文化高度相似。三星堆的生活用具中还有很多黄河和长江流域重要古代文化的因素。这些都说明三星堆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类型,既有鲜明的独创性,又有强烈的共同性,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正如李学勤所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29]
 
总而言之,“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内因;“过度消耗”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早期丝绸之路”是三星堆文化丰富多彩的外部原因;“多元一体”是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定位,这就是我们对三星堆文化成因和价值的基本认识[30]。
 
《四川文物》2022年第5期)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注释
 
[1]关于三星堆遗址各期文化的年代分期和命名问题,我一直使用原发掘单位的测定年代和意见。20世纪80年代,通过一线发掘者的整理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测定的18个数据,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初步界定在距今4800~2800年间,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第224~226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关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年代”,1999年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的结论是:一号祭祀坑器物埋藏时间应在殷墟一期末与二期之间;二号祭祀坑器物埋藏时间应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429、43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一、二号祭祀坑具体年代一般是说在距今3200年左右。一号坑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提供。今后是否需要根据新的测年和研究结果做出必要的调整和完善,将以正式发表的综合发掘报告为准。
 
[2]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增刊。后收入笔者的第一本论文集(《三星堆考古研究》,第176~20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详细的论述,还可参见笔者撰写的《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书中的有关章节(《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第123~46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3]赵殿增:《我对三星堆文化特征成因的认识》,《中华文化论坛》2021年第3期。我近年就此问题发表的主要文章还有:《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四川文物》2019年第1期;《略论三星堆祭祀坑》,《美成在久》2021年第6期;《祭祀坑—神庙—神权国家——试析三星堆之谜》,《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三星堆祭祀坑为“神庙失火说”的几点疑问》,《南方文物》2022年第3期;《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略谈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关系》,《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等。
 
[4]本文介绍的一些三星堆考古新发现,除注明出处的外,均源于电视和新闻报导。
 
[5]王仁湘:《快评三星堆·青铜鸟人神坛》,“器晤”微信公众号2022年6月19日(https://mp.weixin.qq.com/s/5Gy1U77HB3TEraEyRtkvnw)。
 
[6]王仁湘:《快评三星堆·神灵在高天》,“器晤”微信公众号2022年6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NwzVP2_EYjpLoJTDmWiFzw)。
 
[7]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231~233页;
 
b.赵殿增:《三星堆青铜神坛赏析》,《文物天地》2001年第5期。
 
[8]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图”玉璋再研究——兼谈古蜀人的“天门”观》,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主编:《三星堆研究》第五辑,第331~337页,巴蜀书社,2019年。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0]赵殿增:《浅谈三星堆遗址青关山F1的结构与功能——兼与杜金鹏先生商榷》,《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11]a.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
 
b.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文物》1979年第2期。
 
[12]资料现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
 
[1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H105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9期。原简报认为H105可能是掩埋祭祀器物的灰坑而非祭祀坑,我认为H105应为祭祀坑。
 
[14]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2021年10月27日在中央电视台《考古公开课·百年考古大发现(六)·风雅颂歌》节目中首次公开提出这个看法,并在2022年1月20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科研周专家讲坛第三讲《关于三星堆祭祀区的三个猜想》学术讲座中做了具体阐述。
 
[15]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为“神庙失火说”的几点疑问》,《南方文物》2022年第3期。
 
[16]同[15]。
 
[17]同[15]。
 
[18]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
 
[19]郑彤整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对历史的八点启示》,《光明日报》2017年2月8日第16版。
 
[20]同[18]。
 
[21]童明康:《关于苏秉琦先生的两件事》,《四川文物》2022年第4期。
 
[22]赵殿增:《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色——神》,《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
 
[23]赵殿增:《略论古蜀文明的形态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24]赵殿增:《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四川文物》2019年第1期。
 
[25]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245~24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26]苏秉琦1987年5月“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题词。
 
[27]郑彤整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对历史的八点启示》,《光明日报》2017年2月8日第16版。
 
[28]李伯谦为赵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续集所写的“序言”(初稿)。
 
[29]李学勤:《巴蜀考古新发现及其学术地位》,赵殿增著:《三星堆考古研究》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30]我从1980年春开始参加三星堆考古工作,在众多前辈和各次考古领队及一线工作人员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做过一点组织宣传工作,写过一些介绍文章。我一直明确地支持发掘领队的意见,也曾做过一些阐述和说明,受到社会和学界的欢迎,受邀撰写出版了三本专著合著和文集。近年来三星堆新的考古发现和发掘,取得了一大批重大的成果,在许多重要认识上达成了共识,但仍有一些分歧意见和问题没有解决。我曾就相关问题谈了些自己的看法,本文略做归纳说明,以便与大家一起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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