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将作为世界遗产的圣索菲亚博物馆再次改名为清真寺。这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激烈争议。这座奠基于君士坦丁大帝、完成于查士丁尼时期的历史建筑，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基督教精神不可磨灭的象征。1453年，当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贡献君士坦丁堡后，将这座教堂改成了清真寺。1935年，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凯末尔的世俗主义精神下，这座历史建筑以博物馆的形式向世界重新开放。将圣索菲亚重新改为清真寺，在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蓄谋已久。此次改名，反映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的主导地位。然而，这种政治模式既违背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普世倾向，也不同于凯末尔时期的世俗主义精神。除却土耳其与希腊等东正教国家的紧张关系，这再次体现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在现代世界的尴尬地位。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作为新罗马的落成，同时改变了一个帝国和一个宗教的历史。从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到公元380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到公元451年的迦克敦会议，基督教完成了同罗马帝国类似的制度化过程，同时基督教也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守护者。然而，迦克敦会议也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一次大分裂，从而相应地影响了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公元726-780年和815-843年间，由于圣像崇拜的问题，拜占庭帝国内部再次发生激烈的斗争。1054年，由于在“和子”（Filioque）、教宗的独特地位、圣餐礼的饼、教士独身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1204年，以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为目的十字军竟然在贪欲的诱惑下洗劫了同样作为圣城的君士坦丁堡。这导致东正教的信徒“宁要土耳其人的缠头，也不要教宗的三重冕”。
一、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牧首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以奥斯曼人的方式重塑了这座城市。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普世牧首的圣座几经辗转迁至法纳尔的圣乔治（St. George）教堂。作为东正教信徒合法性的代表以及基督教身份统一性象征的君士坦丁堡正教会被置于一种基于宗教差异的间接统治模式——东正教米勒特（Rum Millet）下运行。1454年，曾反对东正教和罗马教会合并的金纳迪乌斯二世（Gennadius II）被穆罕默德二世任命为普世牧首。当时的史学家一致认为，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牧首都可能获得了一份来自穆罕默德的特殊官方文件（berat），其中规定了牧首的职责和特权，而这一传统也得以沿袭。牧首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秩序下被赋予官方认可的角色并成为当前官僚阶层中的一员，但也正因如此，牧首的选举和任期不得不受到苏丹意志的影响。此外，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内部各派系间的斗争也成为牧首之位频繁更迭的重要原因。1625-1700年间的50位牧首平均仅在位时间仅有18个月。
尽管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仍被迫采取一种以生存为导向的保守立场，神学和教育领域的发展均受到限制。面临困境的东正教深受当时西方宗教改革的影响。牧首西里尔一世（Cyril I）对加尔文教神学思想的青睐是一个典型例子。1629年西里尔一世发表了著名的《基督信仰的东方宣言》（The Eastern Confess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一度引发教会内部的激烈争议。西里尔一世从1620年至1638年的牧首生涯也因天主教和新教间的斗争而风波不断。1638年6月西里尔一世因被指控与哥萨克谋反而遭到绞杀，后被丢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他死后不久，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对其思想进行谴责。至于在法国支持下的天主教，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不仅忌惮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天主教徒，也对东正教米勒特内因皈依天主教所可能产生的分裂而保持警惕。1722年希腊和亚美尼亚的教会领袖共同促使艾哈迈德三世颁布法令，禁止皈依伊斯兰教以外的任何宗教。
随着西欧与沙俄的崛起，奥斯曼帝国试图推行现代化改革以挽救其倾颓之势。1839年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颁布御园敕令，由此开启了近40年的坦齐马特改革（1839-1876），君士坦丁堡正教会被置于一种全新的政治氛围中。1856年，帝国对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管理中所存在的非制度化世俗因素予以承认，打破了教会长久以来所控制的单一宗教特权管理体系。世俗人士的引入构建了一种教俗共管的新型二元管理机制，实现了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在政治改革时期权力的重构。改革后，单一的综合管理权由绝对集中走向了相对分散，教会和社区事务分别交由两个机构管理。由12名都主教组成的主教公会（The Holy Synod）负责有关宗教事务的管理；而由4名都主教和世俗代表组成的常设民族混合委员会（The Permanent National Mixed Council，简称PNMC）则负责世俗事务的管理。常设民族混合委员会持续运作了约60年，直至1923年被主教公会解散。
奥斯曼帝国沿着族裔边界拆分东正教米勒特的这一改革政策加快了以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为核心的公共宗教-政治秩序的消解。东正教米勒特由一个以东正教为向心力凝聚多元族裔的温和型宗教社群裂变分离出多个以政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对抗型宗教-族裔社区。在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1878）及1878年柏林会议后，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获得独立，保加利亚成为自治公国。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在欧洲的重要教区逐渐丧失，其管辖范围也收缩到主要是讲希腊语的地区，财政问题的出现增加了教会对希腊依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泛伊斯兰主义对非穆斯林民族的敌意和排斥使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宗教群体、帝国政府与非穆斯林宗教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恶化。之后土耳其主义的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在奥斯曼帝国晚期领土不断丧失以及多种救亡图存变革下所形成的不同政治气候中，尤其是当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处于希腊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夹缝下的尴尬地位时，教会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日渐呈现出一种张力。
二、希腊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夹缝中的君士坦丁堡牧首
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的发展与奥斯曼帝国的兴衰息息相关。教会在受帝国衰落影响的同时，也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一个日益由欧洲权力和文明主导的世界，不得不面对来自新型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冲击与挑战。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激烈的反宗教与反教会的态势，并不断蔓延。随着拿破仑远征埃及，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在牧首格里高利五世（Gregory V）的领导下对启蒙思想以及帝国境内的相关活动进行了广泛抵制。教会的这一态度实际上反映出东正教与民族主义二者间在根本上所存在的矛盾——君士坦丁正教会的基本教义与民族主义在价值追求和权威信仰层面上具有更深层次的不相容性，民族主义的“狭隘”价值观与教会所推崇的“普世主义”相对立。
1814年，一群希腊商人在敖德萨成立友谊社，后迅速扩展至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以及君士坦丁堡等希腊人聚居的地区。1821年，时任友谊社领袖的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Alexander Ypsilantis）率追随者越过奥-俄边境，在摩尔达维亚的首都雅西向希腊人发出为信仰和民族而战的宣言。不久，希腊本土爆发起义。时任牧首的格里高利五世将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及其追随者逐出东正教教会，并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希腊革命。然而，牧首所采取的措施未能有效遏制革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群岛的蔓延。1821年4月10日，正值复活节当日，牧首格里高利五世以未尽到作为帝国官员的职责使其信徒保持对帝国的忠诚而被宣布有叛国罪，绞死于牧首府的中央大门，大门至此紧闭。1833年，希腊单方面宣布了希腊教会的建立。但直至1850年，希腊政府及其教会才与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就教会自主权问题达成一致。
一战后，希腊民族主义思想在君士坦丁堡正教会获得重要影响力。教会对现任牧首杰曼努斯五世（Germanus V，1913-1918）向帝国政府的妥协感到不满。在其离任后，新牧首的选举暂时推迟直至各国达成明确的和平解决方案。1918年10月，君士坦丁堡正教会选出一位对希腊民族统一事业抱有极度热忱的布鲁萨大主教多罗西奥斯·马梅利斯（Dorotheos Mammelis，1918-1921）为教会代理人。1919年3月，在希腊占领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前夕，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宣布解除奥斯曼希腊人作为奥斯曼公民的责任，与高门彻底断绝联系。马梅利斯也开始长期奔于外交呼吁，组织教会代表团前往巴黎参与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未来的讨论，并与英国圣公会建立良好关系，以期促成希腊政治愿景的实现。希土战争（1919-1922）既是“大希腊”运动的高潮也是幻灭。1921年，在希腊战败之际，具有坚定民族主义立场的梅勒蒂乌斯四世（Meletios IV，1921-1923）取代病逝的马梅利斯成为新的教会代理人。君士坦丁堡正教会持续迷失在希腊与土耳其斗争的漩涡中。1922年9月9日，土耳其军队夺回士麦那，并对希腊基督徒宣泄了深深的恶意与仇恨。作为君士坦丁堡正教会杰出教士的士麦那都主教克里索斯托莫斯（Chrysostomos）因拒绝离开其信徒，在街道上被残忍杀害。
希土战争结束后，君士坦丁堡正教会无所适从的地位问题在洛桑会议中得到讨论和解决。1923年1月，土耳其代表团提议将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从土耳其境内迁离至阿索斯山，在那里来发挥其对东正教世界的精神影响。在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正教国家的抗议以及英法等西方盟国的施压下，上述提议被撤回。截止1923年底，由于小亚细亚灾难以及随后希土双方为实现国家内部人口同质而实行的大规模人口交换，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在土耳其的信徒从20世纪初的近200万锐减到仅12万左右。在民族主义政治的驱使下，土耳其政府对“普世牧首”（Ecumenical Patriarch）这一宗教头衔予以否认。围绕“Ecumenical”和“Patriarch”两个关键词，双方曾多次产生争论。洛桑条约签订后不久，土耳其政府便开始以“Archpriest”（教长）来称呼君士坦丁堡正教会领袖。该争端直到总统凯末尔在与教会领袖佛提乌二世（Photios II，1929-1935）的通信中以“Patriarch”称呼对方而结束。
在梅勒蒂乌斯四世辞任牧首后不久，土耳其政府便于1923年12月颁布了一项法令：只有具有土耳其籍的东正教神职人员才有资格担任牧首，且选举人也需满足同样的条件。不久，对希腊民族统一主义和韦尼泽洛斯持反对态度的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1923-1924）当选为新任牧首。1925年，牧首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 1924-1925）遭到土耳其政府驱逐。对此，希腊不仅向土耳其发出外交抗议，同时也向国际联盟申请仲裁。土耳其方则表示主教公会不应该选出一位本应交换的人作为牧首，并且将君士坦丁六世的当选视为希腊对其内政的干涉。双方各执一词，最后该争端以君士坦丁六世的辞职和巴西尔三世（Basil III，1925-1929）的当选结束。
鉴于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在土耳其的艰难处境，有人甚至企图建立土耳其人的正教会，以对抗希腊人的正教会。这一想法早在1917年就已出现，只是直到1922年土耳其正教会才得以真正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城市开塞利建立。首任主教为埃弗提姆一世（Eftiem I，1923-1962），以讲土耳其语并用其做礼拜的卡帕多齐亚基督徒为主体。埃弗提姆一世以土耳其民族主义基督徒倡导者的身份公开宣称，君士坦丁堡正教会是土耳其亲希腊分子的中心，这一举动赢得了土耳其政府对其教会计划的支持。1923年6月，在土耳其政府的默许下，牧首梅勒蒂乌斯四世遭到埃弗提姆支持者的公然袭击。紧接着在10月，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的座堂被埃弗提姆抢占。20世纪30时代，希土双方进入和解期，凯末尔向韦尼泽洛斯做出保证：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不会再被埃弗提姆所侵扰。
1926年和1930年，君士坦丁堡正教会曾两次向土耳其政府申请召开泛东正教会议，但均被驳回。进入20世纪30年代，得益于土耳其与希腊缓和的政治气候，1935年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博物馆的身份重新向世界开放。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与巴尔干和近东地区东正教教会的联系也更为密切，进行了互访。然而，教会普世权威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又再度引起土耳其政府的担忧。1936年，在政府的干预下，温和的本杰明一世（Benjamin I，1936-1946）继任牧首。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对外举措也许就是给予阿尔巴尼亚（1937年）和保加利亚（1945年）教会以自治权。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时代的到来，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及其牧首又将进入新的政治环境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三、普世教会背景下的君士坦丁堡牧首
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经历了马克西姆斯五世（Maximos V，1946-1948）、阿忒纳哥拉一世（Athenagoras I , 1948-1972）以及季米特里奥斯一世（Dimitrios I ,1972-1991）三位牧首。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苏联将俄罗斯正教会视为有利的宣传工具用以影响近东舆论，并试图通过教会关系的扩大与巩固来对东正教国家和少数民族施以控制。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相对脆弱的国际地位以及俄罗斯正教会寻求东正教领导地位的野心，一同促使土耳其和美国将目光聚焦于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不久，教会便成为防止苏联在巴尔干和中东影响力扩大及共产主义渗透的关键外交工具。牧首马克西姆斯五世并不明朗的政治态度被反共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时任希腊正教美国总主教的阿忒纳哥拉所取代。1948年阿忒纳哥拉一世的当选可视为美苏冷战下宗教政治化的鲜明体现。君士坦丁堡正教会所表现出的政治立场，以及1952年土耳其与希腊成为北约成员国后关系的缓和，都为今后教会的发展营造了一种有利的政治氛围。
1949年2月牧首阿忒纳哥拉一世拜会了土耳其总统伊斯迈特·伊诺努。他是首位访问安卡拉并拜会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的牧首，在其任期内实现了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和土耳其共和国关系史上的首次和解。20世纪50年代初，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一度成为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中心，英美外交官时常来访。1952年，阿忒纳哥拉一世在法纳尔相继接待了土耳其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以及希腊王室夫妇。得益于政治环境的改善，牧首在土耳其境内的牧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1949到1955年间，牧首阿忒纳哥拉一世不仅显著提高了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的威望，也大大提升了教会在近东东正教教会中的影响力。他曾派代表团前往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尽可能地清除教会中存在和潜在的亲共因素，成功阻止了莫斯科对君士坦丁堡正教会首要地位的挑战。
然而，随着塞浦路斯危机的爆发以及相应的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恶化，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的发展再度陷于剧烈波动和强大冲击中。早在1950年，塞浦路斯正教会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Makarios III）所发起的关于塞浦路斯独立并与希腊统一的运动，就已使土耳其政府对其境内的希腊少数民族产生了怀疑和敌意。牧首阿忒纳哥拉一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所持的沉默态度也进一步激怒了土耳其人。1955年出现在塞浦路斯的一个激进组织——埃奥卡（塞浦路斯斗士国家组织）更使希族人和塞族人以及两族背后国家间的关系愈发紧张。1955年9月6日和7日，在伊斯坦布尔等地发生了反对希腊人的大规模暴乱行动，属于希腊人的教堂和机构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君士坦丁堡牧首也成为这一反希腊浪潮的对象。从1955年开始，一场无声但持续的人口迁移使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为之哀痛。牧首阿忒纳哥拉一世曾言：“君士坦丁堡真正的陷落并非是在1453年，而是在1955年。”自1955年起土耳其的希腊东正教人口再度锐减，由12.5万左右（1935年土耳其官方人口普查）到大约40年后的不足1万。
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在受塞浦路斯问题影响的同时，也处于土耳其伊斯兰势力不断增长的国内政治环境下。长期以来，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作为一个宗教机构，在土耳其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这给教会在合法拥有宗教财产所有权以及神职人员培养上构成了主要障碍。教会不仅无法管理和经营土耳其境内属于其管辖的礼拜场所，也被禁止购买土地，东正教礼拜场所被改为清真寺或博物馆的事件屡屡发生，教会的宗教活动也主要是通过一些基金会和协会来开展。1964年教会印刷厂被关闭。1971年土耳其政府又以该国禁止私立大学为由关闭了自1844年以来一直在哈尔基岛上运行并受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管辖的神学院。这一措施对教会在土耳其的长期生存前景以及在东正教世界发挥其精神普世性产生了严重影响。教会既无法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也不能对东正教教会的未来领导人进行神学和教会传统上的培育，进一步对普世牧首的选举产生了障碍。直至巴托罗缪一世担任普世牧首，哈尔基神学院重新开放的要求才得以再次讨论。
冷战时期，虽然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的内外发展均受不同程度的限制，但在此阶段，教会的成就主要表现为由普世牧首带领下的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间关系的加强，对普世教会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1948年东正教各自主教会的首脑和代表就东正教教会如何对待梵蒂冈和普世教会运动等问题在莫斯科举行了国际会议。在牧首阿忒纳哥拉一世的带领下，东正教参加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1965年12月7日，阿忒纳哥拉一世与罗马教宗保禄六世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解除了1054年双方互相下达的绝罚。之后，双方教会领导人又于1967年进行了互访，并共同声明为实现基督教合一而努力。君士坦丁堡正教会除了不断改善与罗马的关系外，也同英国圣公会等其他基督教派展开对话。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君士坦丁堡正教会逐渐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1989年牧首季米特里奥斯一世将每年的9月1日（即教会年的第一天）指定为全世界所有东正教徒为环境保护而祈祷的日子。1991年继任的牧首巴托罗缪一世更是将生态问题置于教会议程的首位，坚持宣称精神价值在决定环境伦理和行动方面的首要地位。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或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宗教或精神问题。因此，巴托罗缪一世致力于寻求跨学科和宗教间的对话来共同思考如何应对当下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他的这一系列举动和努力得到了许多政治决策者和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1997年，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白宫为其授予“绿色牧首”的称号。2002年，巴托罗缪一世荣获世界著名的环境奖——苏菲奖，之后又于2008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上，东正教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唤醒人与社会的良知，提供一个与其基督教传统和实质性的普世价值相一致的不同见证。
结 语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究竟对东正教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呢？在帝国更替之际，一个皇帝、一个帝国及一个宗教的模式实际上被延续了下来。不过，东正教从帝国的国教变成了异教统治下的宗教少数派。值得注意的是，这并没有带来我们今天意义上所理解的文明冲突。实际上，帝国的统治模式保持了一种对多元民族和宗教的宽容。东正教和奥斯曼帝国基于现实达成了某种妥协，从而同时确保了帝国的稳定和少数派宗教的生存。当然，在这种妥协中，统治者是占主导地位的，而被统治者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真正给东正教带来生存挑战的是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同样是帝国必须面临的威胁。二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难兄难弟，但也因为威胁增加了彼此之间的嫌隙。其中，希腊民族主义在给帝国带来危机的同时，也将东正教置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从而使教会领袖和普通民众不得不在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之间左右为难。这种尴尬境地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东正教的命运就和政治紧密相连。它曾享受到帝国的恩惠，但也由此接受帝国的管理。一旦卷入政治的漩涡，宗教的命运也就为政治的变革所左右。从拜占庭到奥斯曼帝国的转变是如此，沙俄及欧洲列强涉入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内政也是如此。从希腊独立到一战后的希土战争，从二战结束到冷战时期的对峙，尽管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已经日渐势微，却依旧逃不过各种势力对其利用和把控。这成为了普世教会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悲剧。事实证明，只有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宗教才能维持自身相对独立的空间。罗马天主教在“梵二”会议后的改革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放弃一定世俗权力的同时，它才能更好地发挥普世教会的作用。东正教在冷战结束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牧首巴托罗缪一世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然而，相对于其罗马教会的兄弟和基督新教的蓬勃运动，东正教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原载《基督宗教研究》第31辑）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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