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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唐太宗北疆经略的创新性尝试
发布时间: 2023/6/15日    【字体:
作者:李大龙
关键词:  唐太宗;“天可汗”;燕然都护府;边疆经略  
 


摘要

 

以往学界对“天可汗”称号的探讨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多聚焦于其实际功能,而对燕然都护府则少有专门性研究。从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角看,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是草原部落认同其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而设置燕然都护府则是唐太宗为谋求超越传统以获得“上策”评价在北疆经略中的创新性尝试。善于总结前代经验以制订边疆治策是唐太宗边疆经略的习惯做法,燕然都护府的命名、对突厥降众的安置以及积极经略东北边疆等,都体现着前代经略对唐太宗边疆治理的影响。多民族国家就是在这种前赴后继地继承与发扬前代治理实践经验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


“天可汗”称号的出现和燕然都护府的设置,是唐朝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者对草原地区实施有效经略的创新性尝试,开创了农牧交融管理之先河,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学界有关“天可汗”的探讨多聚焦于“天可汗”称号和唐朝是否对草原实施有效治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而对燕然都护府的设置则往往只是在追溯安北都护府的沿革时略有提及,未作专门性探讨,这种做法似乎并不能全面而准确地揭示唐朝统治者经略北疆的目的和意义。应该说,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博弈在先秦时期已经显现并贯穿于整个古代,是推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协调与北疆游牧族群的关系,已经被西周高度重视,秦汉时期则凸显为王朝国家治理的主要问题。唐朝对北疆的经略既是对前代经略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也为后代的经略提供了基础。只有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审视,才能对唐朝“天可汗”称号与燕然都护府设置的重要价值作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

 

下文试图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域中对“天可汗”称号的出现及燕然都护府设置的目的与意义进行讨论,以求正于学界同人。

 

一、虚实:“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的设置

 

隋朝通过和突厥确立册封关系,大致保持了北疆的稳定,但隋末乱世中唐朝的兴起则是突厥扶持的结果。关于隋末唐初的北疆形势,《通典·突厥上》记载:“此后隋乱,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由此可知唐朝的兴起和诸多割据势力一样,依然得益于东突厥汗国的大力扶持。唐太宗所谓“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也说明了这一点。经过数年的博弈,唐朝虽然与东突厥汗国在“武德五年双方的关系已经由‘称臣’演变为了‘敌国’(平等)关系”,并在武德七年(624年)达成了“渭水之盟”,但协调与东突厥汗国的关系依然是李世民即位初期北疆治理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改年号为“贞观”。他崩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史称“唐太宗”。有关唐太宗时期的北疆经略,诸多史书有详略不同的记述,以往的论著也多有论及。综合来看,唐太宗的北疆经略成果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总结:一是改变和消除了来自东突厥汗国的威胁;二是通过和亲、册封等政策瓦解了薛延陀汗国;三是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并在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置燕然都护府,对诸多草原部落进行管辖。贞观四年(630年),随着颉利可汗被俘,作为北疆主要威胁的东突厥汗国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突厥部众的安置问题,多部有关突厥的通史性著作对此已经有系统的阐述。虽然继起的薛延陀汗国有一统草原地区的趋势,但唐太宗巧妙通过册封夷男二子为可汗,削弱其势力并引发其内讧;先同意与薛延陀汗国和亲,后又悔婚,以显示并不支持其实施的政策。称霸草原的薛延陀汗国仅仅存在十年有余即土崩瓦解,可谓昙花一现。有关薛延陀汗国的兴衰过程,段连勤先生的《隋唐时期的薛延陀》一书已经有详细的阐述,故而,在此只对薛延陀汗国作必要的阐述,以便下文展开相关分析。

 

“天可汗”的称号在诸多史书中都有记载,虽然始于唐太宗李世民,但并非其独有,唐肃宗、唐代宗等也被草原部落统治者视为“天可汗”。“天可汗”是东突厥汗国灭亡后草原部落对唐太宗的称号,最早见于贞观四年。《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四年,“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三月条亦载:“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颉利可汗被俘是东突厥汗国灭亡的主要标志之一,此时北疆诸多游牧部落将最高首领的称号“可汗”奉献给唐太宗,即“请上为天可汗”,是甘愿称臣接受唐朝统治的意愿表达,《通典》的作者即如此认定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号的意义。

 

《通典·北狄》对“请上为天可汗”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临统四夷,自此始也。”将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视为唐朝“临统四夷”的开始,应该代表了中原史家的一般认识。

 

综合各书有关“天可汗”的记载,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天可汗”之称似乎并不能完全体现草原部落统治者对唐太宗的尊崇,故而唐太宗在被称为“天可汗”的同时又往往被称为“天至尊”。贞观二十年(646年)九月,唐太宗出巡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甲辰,上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从“天可汗”到“天至尊”,不仅仅是尊重程度的变化,更应该是唐朝政治地位被充分肯定的标志。二是“天可汗”并非唐太宗独享,至少在草原部落统治者那里,肃宗、代宗等唐朝皇帝也被视为“天可汗”。乾元元年(758年),唐朝与回纥和亲,册礼使者殿中监汉中王瑀见回纥可汗“不拜而立,可汗曰:‘我与天可汗两国之君,君臣有礼,何得不拜?’”永泰元年(765年),回纥、吐蕃等的三十万人入寇,唐代宗急令郭子仪率军迎击,“回纥怪问:‘是谓谁?’报曰:‘郭令公。’惊曰:‘令公存乎?怀恩言天可汗弃天下,令公即世,中国无主,故我从以来。公今存,天可汗存乎?’报曰:‘天子万寿。’回纥悟曰:‘彼欺我乎!’”危机得以顺利解除。可知,在回纥可汗的意识中,肃宗、代宗等唐朝皇帝都是“天可汗”。安史之乱后,回纥汗国实现了草原一统,但依然认同唐朝的“大一统”政治体系,接受册封和和亲等是重要标志,唐太宗时期形成的“天可汗”意识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也是明显的。

 

与“天可汗”相关的是“参天可汗道”的开辟和燕然都护府的设置。关于燕然都护府的设置时间,史书中出现了贞观四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和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等不同的说法,贞观二十一年设置的说法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唐会要·安北都护府》将“参天可汗道”和燕然都护府的设置联系起来作了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以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七州并各以其酋帅为都督刺史,给元金鱼、黄金为字,以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以貂皮充赋税。至四月十日,置燕然都护府,以扬州司马李素立为都护,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并隶焉。”《资治通鉴》卷198则有两条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条载:“丙申,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敕勒大喜,捧戴欢呼拜舞,宛转尘中。及还,上御天成殿宴,设十部乐而遣之。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于是北荒悉平,然回纥吐迷度已私自称可汗,官号皆如突厥故事。”四月条又载:“丙寅,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之。素立抚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

 

由于史书对唐高宗时期调整都护府的设置记载得不清晰,有学者误以为唐朝同时设置过两个都护府。对此已有多位学者在专文中进行了辨析,或认为“永徽元年,北方边疆惟置燕然都护府,统辖蹟北铁勒诸部府州”;或认为“至贞观二十三年西突厥葛逻禄等部来降,为便于统一管理突厥诸部,唐廷对漠南突厥部众的统属关系进行调整。原属云中都督府的思壁、白登二州改属燕然都护府”;或认为“因为当时在回纥部落设置了‘瀚海都督府’,燕然都护府作为上级管理机关迁到该处,应当改为‘瀚海都护府’”。尽管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但燕然都护府是唐朝在消灭薛延陀后的第二年即贞观二十一年在北疆设置的第一个都护府,也是唯一的都护府,是符合史书记载的。

 

燕然都护府的职责和管辖范围从上引史书的记载看是很明确的,即管辖在契苾、回纥等十余个部落基础上设置的13个府州,但辖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三月丙辰,唐朝又“置丰州都督府,使燕然都护李素立兼都督”。龙朔三年(663年)更名为瀚海都护府后,都护府的辖境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化,《资治通鉴》卷201载:龙朔三年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以碛为境,碛北州府皆隶瀚海,碛南隶云中”。两个都护府分治草原以及总章二年(669年)瀚海都护府再改为安北都护府,不仅终结了燕然都护府的使命,也彻底改变了唐朝的北疆治理格局。

 

或许是《通典》的作者用“临统四夷,自此始也”定位“天可汗”,让后人感觉唐朝对草原地区一直实施着有效管辖,由此引发了当今学界对“天可汗”权力虚实的探讨,于是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传统的做法是将唐朝在辽阔的草原设置众多的羁縻府州和“天可汗”的称号联系在一起来认识唐朝对北疆的经略,将“天可汗”视为“号令包括突厥大可汗在内的所有游牧世界的统治者”,但也有学者认为“天可汗”制度仅仅存在于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更有学者认为“天可汗”称号的含义是变化的,“这一称号是皇权的延伸,唐代不存在‘皇帝’和‘天可汗’分别对应的两个统治系统”,“过于强调‘天可汗’称号甚或皇室血统在唐代国家建构中的作用,显然背离历史实际”。应该说,虽然这些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唐朝北疆治理的认识,但为什么唐太宗会接受并不能体现中华正统的“天可汗”称号,或者说将草原纳入有效管辖是不是唐太宗治理北疆的政治追求等关键性的问题则被忽略了,而且有关“天可汗”虚实的讨论更多关注的是唐朝“临统四夷”的程度而已,并不能否定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并设置燕然都护府以管理在游牧部落基础上设置的诸多羁縻府州的史实。

 

二、上策:唐太宗经略北疆的诱因

 

《新唐书·北狄传》:“赞曰: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德被蛮貊四夷”虽然是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最高追求,但“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务安诸夏,不事要荒”等言论屡屡见于史书,体现着不谋求对“四夷”实施直接统治是王朝国家治理的传统,故而将《新唐书》的“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与《通典》的“临统四夷,自此始也”两种评价相比,显然《新唐书》的作者给出了更高的评价。也就是说,在《新唐书》的作者看来,唐太宗的北疆经略不仅是对传统治理观念的突破,也是对前代具体治理实践的创新性发展。

 

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经常比对前代来总结其治理得失的统治者,自认为其疆域治理观念超过了前代。“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是李世民对自己二十多年治理结果的评价,“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则被其视为疆域治理能够取得成功的五个因素之一。尽管十六国时期的前秦皇帝苻坚也说过“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等类似的话,但当今不少学者还是认为唐太宗具有“民族平等”的观念,并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唐太宗在接受“天可汗”称号时也有过类似的议论,见于《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629年)十二月戊辰条:“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通过分析这一记载,我们或可以窥知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号并设置燕然都护府的心态。

 

唐太宗何以会有“岂非上策乎”之问?《太平寰宇记》卷175《东夷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初,上谓侍臣曰:‘靺鞨远来,盖突厥服之所致也。昔周宣之时,猃狁孔炽,出兵驱逐,比之蚊蚋,议者以为中策。汉武帝北事匈奴,中国虚竭,议者以为下策。秦始皇北筑长城,人神怨愤,议者以为无策。然则自古以来,其无上策乎。朕承隋之弊,而四夷归伏,无为而治,得非上策乎。’礼部侍郎李百药进曰:‘陛下以武功定四海,以文德绥万物,至道所感,格于天地。斯盖二仪降福,以祚圣人。岂与周汉失策较其长短哉。’太宗大悦。”据此可知,所谓“上策”,也是和前代边疆经略比对的结果;而从《新唐书·突厥上》的记载看,周为“中策”、西汉武帝为“下策”、秦始皇为“无策”,直接源自王莽新朝时期的严尤所论。

 

《新唐书·突厥上》载:“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类能言之。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方其时,群臣献议盈廷,或听或置,班然可睹也。刘贶以为:严尤辩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榷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不逮,其叛不为之劳师,其降不为之释备,严守御,险走集,使其为寇不能也,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赵简子起长城备胡,燕、秦亦筑长城限中外,益理城堑,城全国灭,人归咎焉。后魏筑长城,议者以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万人,不旬朔而获久逸,故曰秦得中策。……诚能移其财以赏戍卒,则民富;移其爵以饵守臣,则将良。富利归于我,危亡移于彼,无纳女之辱,无传送之劳。弃此而不为,故曰汉无策。”其中所谓“群臣献议盈廷”是对大臣参与讨论热烈程度的描述,讨论的内容涉及广泛,其中刘贶提及严尤和班固,显然唐朝初期北疆经略是大臣们热衷讨论的主要话题。既然北疆经略引发了讨论,那么唐太宗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其所谓“上策”的自评应该来源于此。但是,这种讨论前代也曾经有过,而两汉之际新朝的大臣严尤是最突出者,因为严尤较早地对周、秦和汉治理北疆的政策进行了对比。

 

如何处理和游牧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为困扰三朝尤其是周朝的主要边疆问题,这种状况不仅没有因为秦汉统一王朝的出现而改变,反而随着草原统一政权匈奴的出现而有加剧的趋势。西汉武帝、昭帝和宣帝三朝积极经略。甘露二年(前52年),随着呼韩邪单于降汉并接受册封,来自北部游牧族群的威胁有所缓解。但至王莽新朝,匈奴重新成为边患,严尤即是在此时依据新朝北疆治理的需要提出了谏言,其中对周、秦和汉武帝时期的北疆治策分别作出了“中策”“无策”和“下策”的评价: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蟁虻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上引严尤所言是王莽新朝为解决匈奴问题而提出的建议的一部分,严尤不仅对周、秦和西汉的北疆治策进行了对比,更提出了解决匈奴问题面临的五大困难:“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鬴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五难”也是导致治策效果不同的制约因素。

 

对比对周、秦和汉北疆经略的上述评价,《唐会要·靺鞨传》的认定和《汉书·匈奴传》所载严尤的评价是一样的,但与《新唐书·突厥上》所载刘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的认定存在明显差别。值得说明的是,刘贶也提及并分析了严尤的认定标准:“严尤谓古无上策,谓不能臣妾之也。诚能之而不用耳。秦无策,谓攘狄而亡国也。秦亡,非攘狄也。汉得下策,谓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无策也。故曰严尤辩而未详也。”刘贶的认定和严尤存在差别,根源在于刘贶并不认同严尤的评价标准,但刘贶是否认同严尤的评价标准和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严尤的“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对唐太宗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而且在东突厥汗国灭亡后成为刺激唐太宗积极经略北疆的一个重要原因。

 

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的灭亡及其所导致的突厥、靺鞨等部众的纷纷降服引发了唐太宗对大臣们“自古以来,其无上策乎。朕承隋之弊,而四夷归伏,无为而治,得非上策乎”的发问,而上引礼部侍郎李百药以“陛下以武功定四海,以文德绥万物,至道所感,格于天地。斯盖二仪降福,以祚圣人。岂与周汉失策较其长短哉”来回应,表明唐太宗在边疆经略,尤其是北疆治理中已经萌生了突破传统以求得“上策”评价的政治追求,而其核心即是实现《通典》作者所言的“临统四夷”。从具体实施过程看,唐太宗对草原地区的“临统”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接受“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只是一个开端。从“天可汗”到“皇帝天可汗”“天至尊”等称号的出现,如果从唐朝是否在建立“分别对应的两个统治系统”的角度理解,似乎存在较大偏差,因为结合“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来分析,则“皇帝天可汗”的含义更多的是注重表明唐朝皇帝的身份,一方面强调唐朝皇帝“大一统”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唐朝皇帝具有“临统”草原诸多部落的权力,协调草原部落之间的关系是其经略边疆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认识的主导下,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意识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崛强,须早为之所”,进而提出解决薛延陀汗国问题的两个选择:“朕熟思之,唯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才为先?”而在册封、和亲等政策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后,唐太宗最终还是在贞观二十年(646年)发动了武力统一薛延陀汗国的行动。“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及薛延陀战,败之。……六月乙亥,江夏郡王道宗、李世勣伐薛延陀。七月……李世勣及薛延陀战,败之。”《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年条也载:“诏以江夏王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遣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将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分道并进,以击薛延陀。……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碛,遇薛延陀阿波达官众数万拒战,道宗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追奔二百里。道宗与薛万彻各遣使招谕敕勒诸部,其酋长皆喜,顿首请入朝。庚午,车驾至浮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贡,称:‘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自取败死,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从薛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官司,养育奴等。’上大喜。”薛延陀汗国的灭亡为“参天可汗道”的修筑以及燕然都护府的设置提供了基础,而诸多羁縻府州和燕然都护府的设置则是唐太宗对辽阔草原实施“临统”的具体举措,更是其为达到“上策”评价标准而作出的努力。

 

有意思的是,昭陵作为唐太宗的最后归宿,立有突厥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毗,突厥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敦俟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等14位蕃君蕃臣像,体现着唐太宗“皇帝天可汗”的权威和边疆经略“上策”的定位。而整座陵园恰如有学者所言:“这座庞大而缜密、集绘画、雕塑和建筑于一体的造物,以具体的视觉和物质形式强化了当时的权力观念,书写着唐太宗的雄心和欲望,也见证了贞观王朝的丰功伟业和政治秩序,以及七世纪初中原政权历史视野和总体格局。”

 

三、燕然:前代边疆经略对唐太宗的影响

 

唐太宗将在草原地区设置的第一个都护府命名为燕然都护府的原因,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不能说和“燕然”在前代尤其在汉代是经略北疆的重要标志性地名没有任何关系。“燕然”一词频繁出现在史书中,最早是指北疆地区的燕然山,屡屡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进攻匈奴的路线记载中。而东汉时期窦宪领兵北征匈奴获大胜后勒石燕然山,所勒之文史书称为《封燕然山铭》,这让“燕然”成为了历代王朝夸耀经略北疆成果的标志性用语。

 

东汉初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建武二十五年(49年),南匈奴南下依附东汉,东汉设置使匈奴中郎将进行管理。北匈奴则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边疆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北匈奴不断胁迫西域之国,骚扰东汉河西诸郡,对东汉北部,尤其是西北边疆构成了极大威胁。史载:“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和帝永元元年至二年(8990年),东汉王朝对北匈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后汉书·窦宪传》载:“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鞮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槖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令班固作铭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单,反斾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当年所勒班固撰的《封燕然山铭》2017年被发现于蒙古国德勒格尔杭爱山南麓摩崖之上,汉代燕然山的具体位置由此明确。

 

“燕然”之名因为东汉窦宪的燕然山之役而频繁出现在后人尤其是唐宋人的诗词中。唐太宗君臣对前代的北疆经略有过议论,将唐朝在北疆设置的第一个都护府以“燕然”命名,这可以借古扬名,凸显其“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同时也和燕然都护府的辖地相吻合。但是,前代尤其是汉代的边疆经略对唐太宗边疆治理的影响远不止如此,突出者还可以举出如下数端:

 

一是效仿“汉武故事”安置东突厥汗国降众。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如何安置十万余突厥降众成为唐太宗面对的一大问题,为此君臣有过深入讨论。“突厥扰中国久,今天丧之,非慕义自归,请悉籍降俘,内兖、豫闲处,使习耕织,百万之虏,可化为齐人,是中国有加户,而漠北遂空也”,是多数大臣的意见,唯有中书令温彦博提出不同意见:“如汉建武时,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为捍蔽,不革其俗,因而抚之,实空虚之地,且示无所猜。若内兖、豫,则乖本性,非函育之道。”理由是:“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彼创残之余,以穷归我,我援护之,收处内地,将教以礼法,职以耕农,又选酋良入宿卫,何患之恤?且光武置南单于,卒无叛亡。”虽然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杜楚客、礼部侍郎李百药、秘书监魏徵等随后又发表了与温彦博不同的意见,但“帝主彦博语,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祐、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剖颉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入长安自籍者数千户。乃以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三月条则将温彦博的谏言称为“请准汉建武故事”。这一处理方式既体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北疆经略对唐太宗北疆治理的影响,同时也为“燕然都护府”之定名有借东汉燕然山之役自夸的嫌疑提供了一个旁证。

 

二是统一高昌后设置西州,效仿西汉设置都护,为经略西域作准备。高昌是较早向唐朝称臣的西域政权,贞观四年其王文泰至长安朝见唐太宗,被诏赐李氏。后高昌挑战唐朝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导致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派遣侯君集兴兵讨伐。唐太宗讨伐高昌的理由是:“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国中署置官号,准我百僚,称臣于人,岂得如此!今兹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堑,预备讨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又西域使欲来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谓薛延陀云:‘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敌也,何须拜谒其使。’事人阙礼,离间邻好,恶而不诛,善者何劝?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侯君集顺利完成了对高昌的统一。意外的是唐太宗在高昌灭亡之后对该地管理体制的处理,先是“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皆州县之,号西昌州”,后是“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更难以理解的是,此处理方式先后遭到了魏徵和褚遂良的反对。魏徵反对的理由是:“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谒。俄以掠商胡,遏贡献,故王诛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抚其人,立其子,伐罪吊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数年一易,办装资,离亲戚,不十年陇右且空。陛下终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国费,所谓散有用事无用。”褚遂良劝谏时列举的理由更充分:“古者先函夏,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争荒逖。今高昌诛灭,威动四夷,然自王师始征,河西供役,飞米转刍,十室九匮,五年未可复。今又岁遣屯戍,行李万里,去者资装使自营办,卖菽粟,倾机杼,道路死亡尚不计。罪人始于犯法,终于惰业,无益于行。所遗复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牵。有如张掖、酒泉尘飞烽举,岂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发陇右、河西耳。然则河西为我腹心,高昌,佗人手足也,何必耗中华,事无用?昔陛下平颉利、吐谷浑,皆为立君,盖罪而诛之,伏而立之,百蛮所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择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领悉还本土,长为藩翰,中国不扰。”但是两人的意见都没有被唐太宗采纳。尽管史书对唐太宗如此做的原因没有进一步记载,但从唐朝自高宗开始以西州为基地积极经略西域的实际看,高昌之地在汉代经营西域中起到重要作用应该对唐太宗产生了重要影响,安西都护府的设置是其标志,遗憾的是唐太宗在位时期未能展开对西域的进一步经营。

 

三是“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成为唐太宗构建“大一统”政治体系的主导思想,而且他继承了隋朝武力统一高句丽的政策。如果说在经营西域方面汉代的实践对唐太宗的影响尚缺乏直接证据,那么在处理和高句丽政权的关系上前代尤其是汉代对唐太宗的影响则非常明确。高句丽是西汉时期出现在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的政权,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称霸东北地区七个世纪之久,隋文帝与隋炀帝数次兴兵讨伐未果。唐朝建立初期,高句丽王遣使朝贡,高祖李渊本要拒绝,但被大臣温彦博谏止。《新唐书·东夷·高丽传》记载了这一过程:“帝谓左右曰:‘名实须相副。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曰:‘辽东本箕子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乃止。”与李渊相比较,唐太宗李世民则完全接纳了温彦博、裴矩等人的观点,不仅坚持认为高句丽必须称臣,甚至连高句丽不听从自己的诏令都无法忍受。唐太宗兴兵高句丽时昭告天下的诏令曰:“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然恐于后子孙,或因士马强盛,必有奇决之士,劝其伐辽,兴师遐征,或起丧乱。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遗后人也。”唐太宗在位期间先后多次兴兵高句丽,高宗则延续了其政策。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唐太宗决定征讨高句丽,并积极为战争准备。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开始进攻高句丽,结果唐军未胜而归。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唐太宗再击高句丽,诸军皆胜。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王朝再击高句丽泊灼城,大败高句丽。同年七月,唐太宗欲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发兵三十万击高句丽,因病死而未果。永徽六年(655年)二月,唐王朝发兵攻高句丽新城,败高句丽。显庆三年(658年)六月,再攻高句丽赤烽城,拔之,大败高句丽。龙朔元年(661年)正月,再攻高句丽;九月,兵围平壤城,不克而还。龙朔二年(662年),再围平壤城,会天大雪,不克而返。乾封元年(666年)六月,再攻高句丽,迎高句丽莫离支泉男生。同年十一月,再攻高句丽,翌年九月攻取新城等。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再取平壤城,擒高句丽王,设置安东都护府管辖其地。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到前代尤其是汉代的边疆经略对唐太宗边疆治理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唐太宗用“燕然”来命名其在草原设置的第一个都护府管理机构,这些事例都是唐太宗为突破传统而实现“临统四夷”政治追求的组成部分。

 

四、结

 

尽管通过向东突厥汗国称臣而获得支持,进而建立唐朝,是李渊无法抹掉的历史,但从史书的记载看,唐太宗李世民还是作出了很大努力要改变和东突厥汗国的这种关系。如果说改变对东突厥汗国称臣的关系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共同的政治追求,那么这一政治追求在武德五年(622年)已经实现,并在武德八年(625年)通过订立渭水之盟得到强化,但东突厥汗国依然是唐太宗即位之初北疆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的灭亡,是唐太宗努力经营的结果,由此引发的草原诸多部落的降服,尤其是“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为其规划北疆治理方略提供了可能。作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通过君臣对“严尤之问”的讨论,确立了超越前代的北疆治理策略,并将这一策略定位为“上策”,作为其最高政治追求。薛延陀汗国在贞观二十年的覆亡,虽然是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但和唐太宗利用册封、和亲等政策的有意经营也是分不开的。北疆政治格局的这一演变,为唐太宗设置燕然都护府以管理北疆羁縻府州提供了可能,唐太宗终于实现了“临统”辽阔草原的目的。总结前代经略的实践对于唐太宗北疆经略的成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将第一个管理机构命名为“燕然都护府”体现着前代尤其是汉代北疆经略对唐太宗的重要影响,前代尤其是汉代对唐太宗整个边疆治理实践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从“请上为天可汗”“天至尊”到“皇帝天可汗”,可以看到草原游牧部落诸多统治者对唐太宗的认同和唐太宗本人的“正统”意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唐太宗对自己的定位是周、秦、汉等“正统”的继承者,追求的是超越这些王朝、实施对北疆的“临统”的目标,以得到“上策”的评价。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将其改为“皇帝天可汗”,以及设置燕然都护府的行为,从“大一统”王朝国家建构的实践中可以得到符合逻辑的解释。游牧部落“请上为天可汗”则是其认同唐朝“大一统”政治体系的表现,而唐太宗称“皇帝天可汗”是推动“大一统”王朝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因俗而治”是“大一统”政治体系之下的重要治理原则之一,故而“大一统”政治体制本身即存在多种统治体系,“分别对应的两个统治系统”视角是无法准确诠释唐太宗时期的“天可汗”现象的。

 

将自己定位为周、秦、汉等王朝的继承者,并寻求在边疆治理上获得突破,这应该是唐朝在汉朝“大一统”基础上在边疆治理策略上有更大拓展的重要原因,唐太宗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而也正是由于历代王朝对“大一统”王朝国家建设的痴迷和努力追求,以及诸多边疆族群和政权对“大一统”王朝的不断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才得以延续而没有中断。今天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这是历史史实。

 

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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