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俗文学中鹦哥孝母故事的文本演变值得研究。通过对明代成化年间说唱词话《莺哥行孝义传》、清代《鹦哥宝卷》（常州、镇江宝卷，河西宝卷）、西宁贤孝《白鹦哥吊孝》等俗文学文本的比对，梳理鹦哥孝母叙事的发展演变，分析其故事来源、母题情节、主题深化、文学形象等叙事要素，可以发掘鹦哥孝母叙事文本的经典化和鹦哥形象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鹦哥孝母”故事在中国很多地区古今流传，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时期的佛经文献《鹦鹉子供养盲父母缘》。其通俗讲唱文本最初出现于明代成化年间说唱词话《莺哥行孝义传》，而后有清代江苏地区镇江、常州等地的《鹦哥宝卷》和甘肃河西地区的《鹦哥宝卷》。在西北地区广泛流行的说唱曲种“贤孝”中，有西宁贤孝《白鹦哥吊孝》、凉州贤孝《白鹦哥盗桃》、河南三弦书《鹦哥殡母》。与此题材相关的讲唱文本还有敦煌变文《百鸟名》、鼓词《鹦哥对诗》、河南坠子《巧嘴八哥》等。

一、故事来源与母题情节演变

（一）来源与主题

鹦哥孝母故事的主要情节明显源自《杂宝藏经》的《鹦鹉子供养盲父母缘》。《杂宝藏经》属“阿含藏”系统，汉译本最早由北魏时期吉迦夜与昙曜二人共译，全经共计有10卷（亦有8卷或13卷者），辑录关于佛陀、佛弟子以及佛陀入灭后的种种事缘，共有121章因缘，其中大部分是与佛陀有关的故事。全经的内涵主要为“阿含藏”教派思想，借由因缘譬喻的寓言故事来阐释佛教的因果轮回思想，其中特别强调孝养、施舍、教化等诸种原始佛教的道德观，是研究原始佛教教义及轮回观念不可缺少的经典。鹦鹉供养盲父母的故事来自第三章因缘。全文如下：

佛在王舍城，告诸比丘言：“有二邪行，如似拍毱，速堕地狱。云何为二？一者不供养父母，二者于父母所。作诸不善，有二正行：如似拍毱，速生天上。云何为二？一者供养父母，二者于父母所作众善行。”

诸比丘言：“希有世尊，如来极能赞叹父母。”佛言：“非但今日。于过去世，雪山之中，有一鹦鹉，父母都盲，常取好华果，先奉父母。尔时有一田主，初种谷时，而作愿言，所种之谷，要与众生而共啖食。时鹦鹉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即常于田，采取稻谷，以供父母。是时田主案行苗稼，见诸虫鸟揃谷穗处，瞋恚懊恼，便设罗网。捕得鹦鹉。鹦鹉子言：‘田主先有好心，施物无吝，由是之故，故我敢来采取稻谷。如何今者而见网捕。且田者如母，种子如父，实语如子，田主如王，拥护由己。’作是语已，田主欢喜。问鹦鹉言：‘汝取此谷，竟复为谁？’鹦鹉答言：‘有盲父母，愿以奉之。’田主答言：‘自今已后，常于此取，勿复疑难。’”佛言：“鹦鹉乐多果种，田者亦然；尔时鹦鹉，我身是也；尔时田主，舍利弗是；尔时盲父，净饭王是；尔时母者，摩耶是也。”

以上佛经文字讲雪山中有鹦鹉采稻谷以养盲父母，农夫设罗网捕获鹦鹉。鹦鹉以“田地如母，种子如父，稻谷如孩子”的道理劝化农夫。此鹦鹉即是佛陀化身。

《杂宝藏经》本生故事在中国有一定流传，在《大足石刻志略校注》第二节“宝顶山之子大佛湾”有载：“第二幕，刻一人捉鹦鹉，后有稻穗，并刻经文曰：‘释迦因地鹦鹉行孝：大藏《杂宝藏经》云……’”鹦鹉行孝被描刻在12世纪的四川大足石刻里。佛祖化鹦鹉劝化众生之事还有其他的记载，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昔者菩萨为鹦鹉王，常奉佛教，归命三尊”等，由此可见《鹦哥宝卷》中劝化情节更多受到佛祖劝化故事的影响。

（二）叙事母题演变的比较

从杂宝藏经《鹦鹉子供养盲父母缘第三》的叙事母题大致可分出4个叙事元素子项：一是鹦鹉父母眼盲；二是鹦鹉为父母采取食物；三是鹦鹉被农夫捕获；四是鹦鹉开口说话，以佛理说服农夫。在后世说唱文本中这4个子项有所变化。第一个子项的变化在于：忽略父亲，单指母亲，盲母或病母，如词话中的盲母，河西宝卷中的病母等。第二个子项中采摘的食物种类有所变化，《鹦鹉子供养盲父母缘第三》是采摘稻谷，词话中是采摘荔枝，镇江宝卷是采摘樱桃，河西宝卷中是寻找鲜梨，贤孝《白鹦哥吊孝》中则笼统指水果。第三个子项中捕获鹦哥的人物身份有所变化，词话和镇江宝卷中都是猎人，河西宝卷中是富家子弟，贤孝《白鹦哥吊孝》中是惯用弹弓打鸟之人。第四个子项中鹦鹉的说话方式和内容都有所变化，但四种说唱文本共同的内容是鹦鹉有作诗的才华，并择机提出放它回家探母的诉求。

词话《莺哥行孝义传》中莺哥为了孝养盲母，摘取荔枝，而被猎人捕获；镇江宝卷中鹦哥为母采樱桃坠入众猎户手中；河西宝卷中的鹦哥是去张家园摘取鲜梨，被张三弹弓射中落入网中，随后母亡、脱笼、寻母、哭母、殡母，各本基本情节一致。词话的情节比较曲折，突显孝道观念，增加故事的生动性与吸引力，以达到娱乐听众的效果。不同的是，镇江或常州的宝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更多循因《杂宝藏经》的鹦哥而来，被俘虏的鹦哥先是劝化众猎户，又在十字街头说偈劝化世人，被员外抢去以后仍不断劝化，最后跟随观音菩萨去南海护法。河西宝卷与词话相比，情节相对简单，但是在典型环境、人物设定及三段式结构方面脉络分明，因此鹦哥形象塑造更加鲜明和突出，这是遵循民间文学创作和发展规律的结果。河西宝卷的故事突出宣传孝道，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

（三）故事情节演变比较

1、莺（鹦）哥之原生家庭

词话中写作“莺哥”，宝卷中写作“鹦哥”。词话中的莺哥栖居在陇州西陇县娑婆树上，“单生一个小莺儿”，而且是只白莺。镇江宝卷说西域天台山无影寺双林树上有对雄雌鹦哥，生下鹦儿，羽毛白如银。河西宝卷中故事发生地在仙果山上，山上有棵大沙柳树，树上住着一对黄鹦哥和三个儿子。以上对鹦鹉由来的描述印证了古人认为西域是鹦鹉产地的说法。词话中的莺父和河西宝卷中的老鹦哥是同样的命运，都被猎人所射杀。词话中的莺母被猎户王一、王二用弹弓射伤了眼睛，从此目盲。由此可见早期莺哥故事与《杂宝藏经》的渊源关系。

2、远行之忧

词话中有莺母吩咐小莺如何防范猎人和做了三个不祥之梦的叙述，担忧小莺出门觅食没有经验。镇江宝卷中鹦儿母为鹦儿说偈，告知所去东土有6家猎户4家毒手共10大敌人，甚为担忧。河西宝卷中的鹦哥比较成熟，自述有白日高飞、夜晚栖树的经验，突出了鹦哥大胆机智的形象。

3、采果被捉

词话中提到生长荔枝的地方有两个：南园和西园。莺哥先去南园险些被捉，因之前其父也是在南园丧生，所以它认为西园会安全些。它在西园边诵《弥陀经》，边为荔枝题诗，结果被两猎人用罗网捉住。镇江宝卷中鹦儿到了东土，贪看山林美景动了凡念，一阵昏迷跌倒被捉住，捉住它的正是其母所说的10大敌人。河西宝卷中鹦哥飞了一天一夜，来到京城外的张家园，看到鲜梨吟诗一首，被纨绔子弟张小三捉住并售卖，致使鹦哥落难的仇人并非猎人而是富人。

4、求情无果

词话中莺哥被猎人围堵时哀告家中有病母请求放归，但猎人听了以后不但毫不动心，反而认为莺哥奇货可居。莺儿看到王婆后，对王婆作诗说吉祥话，劝她放了自己，王婆非但不发慈心还将它卖到宫里。

镇江宝卷中众猎户要杀鹦儿来吃，鹦儿口吐人言，自称是来自西方的“灵禽圣鸟”，为孝母求取东土樱桃，并劝说猎户们不可再打猎害命，六猎户听后觉醒皈依佛门。四大毒手不听劝告，带鹦儿到十字街头劝化众人，却被任员外抢去。

河西宝卷中小鹦哥向张小三和张三婆说好话求情，说明自己来此觅梨的原委。它的声声哀告并没有换来同情，反而被这些人当做可以玩赏的尤物关进樊笼、兑换金银，小鹦哥被拘禁的不幸命运反映了社会的黑暗。

5、官府周旋

词话和河西宝卷中的鹦哥都有一段官府中的生活经历。词话中强调莺哥占物赋诗的奇才异能，莺哥分别做了自身题目、白鹭鸶题目、夫人题目、樱桃题目、梅香题目（有嘲讽之意）的七言诗，讨得相公和夫人欢心。河西宝卷中，鹦哥被包公买去后，以包公的黑脸和夫人的白脸为题作诗，包公和夫人都很高兴，正要释放鹦哥，但这时宋皇听说此事，包公只得献鸟。

6、莺（鹦）母殒命

鹦母病亡的发生时间每种文本都不一样。词话说莺儿被捉之后三五天，鹦母病亡；河西宝卷则说鹦哥被卖进相爷府7天后，鹦母病亡。

词话和镇江、河西宝卷均细腻地描写了莺母思儿之苦以及伤病饥寒之惨状。盼儿不归，寻儿不见，饥寒交迫，伤病缠身，孤独无助，莺父死前之凄惨，越发衬托那些拘禁鹦哥之人的可恶。

7、鹦哥入宫

词话和镇江、河西宝卷都有鹦哥入宫的情节。词话中特别强调莺哥的诗才，天子召集文武两班，观看莺哥吟诗。天子出题，鹦哥分别作了殿前松树诗、树上蛛网诗、脚上红线诗、樱桃诗，君王发现莺哥不吃樱桃两泪交流，询问原因，莺哥奏秉君王思念家中病母，感动“君王亲手放莺儿”。河西宝卷中鹦哥入宫，即为仁宗吟诗，最终宋皇放它出笼。

8、寻母哭母

无论词话还是宝卷，鹦哥历经艰辛以后回家寻母不见，找到尸身之后痛哭都是最重要的情节，也是鹦哥孝母感情的高潮。河西宝卷中大段哭灵加唱“五更调”以渲染强烈的感情。鹦哥哭母不仅仅是伤心，更有悲痛和愤恨，由于人类的自私和冷漠麻木，才酿成母子生离死别的悲剧。从这一角度看，这个故事的意义不仅仅是孝母，还有批判和警醒的作用，有宣泄伤逝悼亡的情感，反映了丰富的情感层次，故而得到广泛流传。

9、百鸟殡母

词话和河西宝卷中都有唐代敦煌俗文学《百鸟名》的遗风，词话中凤凰率众鸟助莺出殡组成“百鸟仪仗”，场面十分震撼：“便差百禽归下界，尽来扶助小莺身……莺鹊便行打送鼓，鹞鹰吹笛甚希奇。燕子衔泥填坟地，野鸡呈戏着斑衣。坟堂筑起高三尺，周围尽种小松儿。百果材前来供养，凤凰吩咐众禽知。”文献提到的鸟名有凤凰、啄木鸟儿、百舌、八哥、喜鹊、渔父、鸣雁、鹁鸪、老鹳、山鹊、黄头、白头翁、竹鸡、鹭鸶、慈鸦、鸽子、鹞鹰、莺黄、赤老鸦儿、鹘儿、仙鹤、鹄天、莺鹊、燕子、野鸡等达25种之多。

河西宝卷里对出殡的描写中提到了金凤凰、花孔雀、雄鹰、丹顶鹤、白鹤、白天鹅、黑天鹅、大鸬鹚、红嘴鸹、黑老鸦、野鸽子、麻雀、海青鸟、八哥儿、鹩哥、百灵鸟、杜鹃等17种鸟名。郭淑云认为“形式很明显是《百鸟名》和《莺哥行孝义传》中‘百鸟仪仗’的转化”，传承至今的西宁贤孝《白鹦哥吊孝》中依然保持着这种“百鸟仪仗”，只是随着地域的变化鸟名有所不同罢了。

10、观音超度

词话中的观音感念莺儿的孝心，接引双亲投生净土，并且度莺儿归南海留它在身边做侍从，这个情节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这一结局镇江宝卷与词话并无二致。镇江宝卷中鹦儿回到父母的窝巢，寻母不见，做了一首长偈，哭昏在地。这时，观音老母正好路过，将它救活，并超度它父母再生，然后把它带回了普陀山。河西宝卷是宝卷中宗教意味比较淡薄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是以哭五更做结尾而无观音度化鹦哥的结局（尚不知原抄本如此还是后来被删掉的）。最后有“人若不将老人敬，不如鸟中一小鹦”的感慨，把批判现实的意味贯穿到底。

从以上情节叙事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三种俗文学作品的概貌：明代说唱词话故事情节完整而丰富，叙事铺陈和刻画语言都比较细致，为后来的宝卷及其他俗文学形式打下良好基础。

河西宝卷更加口语化，情节处理也比词话单纯，主题变得鲜明，感情变得强烈起来。“宝卷的故事更单一……既表现了鹦哥的孝心，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它责怪哥哥们的不孝，痛恨张家母子拿它卖钱，奚落包公拿它领赏，耍弄皇帝气得肚子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流行于镇江、常州等地的南方宝卷由于其宣传某门派秘密宗教（无为教）的目的，人伦孝道沦为宗教布道的背景，“小鹦鹉被变成了布道的小牧师，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说教”。

总而言之，词话、南北方宝卷以同样的叙事方式、叙事内容、情节和对立矛盾张力，构成了鹦鹉行孝的话语体系，丰富了中国文学。

二、贤孝《白鹦哥吊孝》的经典化

《鹦哥宝卷》版本众多，分别属于吴地宝卷和河西宝卷两大系列，说明它的流传面很广，母题的重组遵循民间文学的范式。贤孝和宝卷是同源异流的两种艺术，以敦煌变文为源头，贤孝在元末明初已经形成，其意思是“说贤唱孝”，曲目内容多为宣扬忠君报国、敬奉父母等传统思想美德，按流行区域有凉州贤孝、河州贤孝以及西宁贤孝等。其中，西宁贤孝《白鹦哥吊孝》经过民间说唱艺人几百年传唱熔铸为经典曲目。

贤孝《白鹦哥吊孝》梗概：鹦哥一家住在花果山的大沙柳树上，大鹦哥和二鹦哥没有孝心，离家不归。母亲因思念儿子病重，想吃京城张家园的果品，三鹦哥千里迢迢来到张家园，做诗时被张三用弹弓打下。鹦哥自报家门是花果山小灵虫，会唱3800小曲，为求情说了许多好话，张母却说如此灵鸟留在家里无益，不如拿到十字街头卖了换回肥肉、绸缎。小鹦哥因此骂张母“十恶九不善”。张三到街上叫卖灵鸟众人围观，正遇包公下朝，买下鹦哥。鹦哥向包夫人求情，包夫人想放了它，包公不肯，要将其进贡给皇家。来到皇宫后，宋王说如对上一首诗，便放其归山，小鹦哥作诗，宋王大笑，说挂在昭阳宫与我和娘娘散心。这时空中大芒鸟路过用鸟语教给它逃生之计，于是鹦哥装死，黄门官对娘娘说鸟儿圈坏了放出来散散风。一开笼门，小鹦哥便“腾空飞去”。回到家里，母亲早已离世，尸体被树叶掩埋。鹦哥找不到娘亲，哭得刮起大风，吹走树叶，露出尸身，鹦哥哭得昏死。百鸟痛心，齐来殡母。鹦哥在白土洞中守孝，浑身绿毛脱尽，变成一只白鹦哥飞到南海。《白鹦哥吊孝》“通过鹦哥与富人及统治者的斗争，大胆暴露、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以幻想手法来反映社会现实的实际存在，直接针砭时弊”，批判的是张三母子的毒辣伪善，揭露包公的失信、吝啬、自私和献媚国君，谴责宋皇和娘娘言而无信、冷漠无情，歌颂白鹦哥至诚至仁的孝心及其机智勇敢、坚强不放弃的意志品质。

《白鹦哥吊孝》无疑受到河西《鹦哥宝卷》的很大影响，从故事的架构到鹦哥的形象几乎都依托宝卷，唯有在艺术性、鹦哥形象的丰富性方面有新的阐释。《白鹦哥吊孝》通过一些典型化的细节比如鹦母做梦、寻儿摔死、鹦哥千里寻果、鹦哥泣求放归、鹦哥寻母、百鸟殡母等表现鹦哥善良孝义的形象，其中鹦哥寻母不见哭起大风的描写最为情真意切和情景交融：“不见母亲把心疼烂，好比钢剑把心剜。前山里找到后山里去，左山找到右山中，上山找到下山去，不见我母亲好伤心。小鹦哥哭得如酒醉，哭得大风阵阵起。吹得大树连根走，吹得小树永无踪。吹得辘轳满场滚，吹得磨扇翻烧饼。天上吹倒了素罗树，人间吹倒了赵州桥。刮掉了树叶三尺厚，刮出了老鹦哥尸体灵，小鹦哥一见泪满面，怀抱上尸体好伤惨。”文献把鹦母和鹦哥的母子情说唱得感人至深。

从鹦哥孝母故事的接受和传播来看，鲜见于文人诗词，主要以民间故事的形态流传，其不确定性导致很多异文，即使《鹦哥宝卷》，不同版本也有不同。在贤孝《白鹦哥吊孝》中，不仅有宝卷的情节，也有词话中的情节，比如词话中鹦母做了三不吉之梦，镇江、常州、河西宝卷中未有，但到了贤孝中又复现了鹦母三梦的讲述。词话中的鹦哥是白莺，河西宝卷是黄鹦哥，西宁贤孝把两种文本糅合到一起，原本是黄鹦哥，因为悲伤过度，变成了白鹦哥。说明民间故事并不会因为某种文本的流行而固定下来，而是通过说唱艺人累积式传承而不断发展、变化和经典化。

贤孝《白鹦哥吊孝》还反映了主人公鹦哥形象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词话中的莺哥是家中的独子，它从小娇生惯养，只会读书吟诗，并没有掌握觅食谋生的手段。为了给莺母采荔枝，它像一个初入社会的新手跌跌撞撞地开始了危险之旅。它弱小无助，单纯轻信，被猎人捉到后，开始学会争辩。到了知府家中，它逞诗才绝异，炫显诗才中不乏机智。到了王宫以后，它暗藏心机，善于捕捉时机报仇雪恨。河西宝卷中的鹦哥是家中的孝子，在两个哥哥离家出走以后，独自奉养母亲，母亲虽然病重需要鲜梨，但是担心儿子有危险劝它不要去，鹦哥胸有成竹向母亲陈述它的防范经验，足见它的胆大心细。在与张家母子、包公家人和皇帝娘娘等人周旋时更显得机智灵活，敢于斗争，抨击伪善，爱憎分明，至孝至诚。

词话中的莺哥大多时候是一个被欺凌、被漠视而无力反抗的弱者：“小莺诗罢心中苦，两行珠泪湿毛衣。”楚楚可怜，像个文弱书生。河西宝卷中的鹦哥与词话的“莺哥”相比增加了反抗性，它揭露张三婆的伪善；还增加了鹦哥戏耍仁宗皇帝和鹦哥重回张家园摘取鲜梨、痛骂张三的情节。贤孝《白鹦哥吊孝》中小鹦哥性格特点与河西宝卷基本相同，带有民间文学爱憎分明的特点，强调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为母至孝至诚的坚定意志。鹦哥从一个被欺凌被漠视而无力反抗的弱者，变成一个机智勇敢、胆大心细，敢怒敢言的斗士。贤孝说唱本去掉了丫环梅香这条副线，更加突出了鹦哥爱憎分明、反抗强权的主题。

三、余  论

我国讲唱类俗文学中，把动物作为主人公的题材不是很多，而这些题材中又以与人相处较多的小动物为主，如鸟类、蛇、老鼠、猫等。鸟类题材在敦煌文学中还有《燕子赋》《百鸟名》等。鸟类成为故事的主人公，其创作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动物的习性。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将鸟类世界比作人类社会是有一定根据的：“它们筑巢为家，过着家庭式的生活，并饲育幼鸟；它们与同种内的其他成员结有社会性关系，而且它们以类似于含音节语言的声音手段相互通信。”鹦鹉是经过训练能说人言的“超能力”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它有很多浪漫的想象，最早记载鹦鹉的是《山海经·西山经》：“黄山有鸟，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鹦鹉也。”词话和宝卷把“诗才”附会其身更是顺理成章。词话里鹦哥大量吟诗的情节表明这个故事可能真的发生在诗歌发达的唐代。东汉祢衡《鹦鹉赋》中记述有人献鹦鹉娱宾客，此乃“西域之灵鸟”“绀趾丹嘴绿衣翠衿，采采丽容，咬咬好音”，随后描写捕猎鹦鹉的情景，凸显了小鹦鹉远离家乡的悲伤，“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白鹦鹉见于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其书记录了唐太宗曾命占婆使臣将他们上供的一只白鹦鹉带回南方丛林并放生的事件，“贞观中，林邑国贡白鹦鹉，性辩慧，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还出于林薮”。林邑国即越南。从以上两条文献，可知绿鹦鹉来自西域陇山，白鹦鹉产自东南亚，因为白鹦鹉怕冷，唐太宗怜悯它而放生，对词话中皇帝放生鹦鹉的情节应有所影响。

《禽经》中描述了凤凰死时百鸟都来奔丧的情景，应该是“百鸟殡母”情节的滥觞。在《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中也有鹦鹉形象，清代鼓词《鹦哥对诗》（一名《鹦哥对》）中唱叙鹦哥与采花佳人及其丫环的对诗联句，只是逗趣娱乐，而非孝母主题。二是古人对鸟类接触和感受较为丰富，得出鸟通人性的印象。在史书各种孝义传中有关于孝子与鸟类感应的大量记载，如《朝野佥载》载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北史》许孜为双亲守墓，每一悲号，鸟兽翔集。《魏书·孝感传》王崇守亡母于殡所，昼夜哭泣，鸠鸽群至，有一小鸟，素质墨眸，形大如雀，栖于崇庐，朝夕不去。鸟类为孝诚所感产生种种奇异的行为和现象，如“衔土助葬、示哀悲鸣、驯狎于侧，化人来吊”等，对孤独守灵的孝子起到了抚慰、肯定和赞助的作用。由此，俗文学不同版本的鹦哥孝亲故事和鹦哥孝义形象承载了我国奉亲守丧尽孝的孝子文化的主体价值观，“百鸟殡母”成为种种鸟类通人性伤悼感灵的浪漫想象。

《天中学刊》2022年第3期

扬州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