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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的节日心态——基于其新年期间的节俗实践
发布时间: 2024/1/19日    【字体:
作者:张佳伟
关键词:  新年节俗;乾隆帝;人类动机理论;形象建构;信仰者  
 

摘要

 

既有学术研究侧重于分析“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塑造作用,但从乾隆皇帝的新年节俗实践之中,可分析出“小传统”的力量对“大传统”的影响。乾隆帝对汉族民间形成的新年节俗欣然接受并积极改造,出自以下身份及其所带来的心态:其一是“平凡人”,与普通的“民”一样有生理、安全等需要;其二是“建构者”,利用节日这个特殊的时空,他建构了自己的“盛世明君”形象;其三是“信仰者”,他相信实践节俗可以使其生活变得更为顺利,以真诚的态度践行新年节俗,增强了此时间节点的神圣性。


芮德菲尔德在分析农民社会文化时提出,在某一种文明里,总会存在两个传统:一是由少数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大传统,二是由众多基本上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以宫廷为中心的制度与生活可以被视为“大传统”,而以民间为中心的生活实践则可以被视为“小传统”,以往我们更倾向于关注“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影响,即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会对民间生活习俗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民间生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官方政策与国家整体文化环境的影响。以往学者在分析具体的民间文化时,也经常采用这种思路。实际上,“小传统”性质的民间生活也能够影响到“大传统”性质的政策和文化环境,再借助“大传统”的力量进行传播扩散,实现官方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交互与融合。

 

乾隆皇帝在新年之时所践行的诸多节俗,正可看成是“小传统”影响“大传统”,并被“大传统”接受而产生进一步传播扩散的实例。乾隆皇帝在新年期间要展开多项节俗活动,有组织朝会、收受表文、发放赏赐、宴请王公、祭天祭祖、作诗记录等。他的两种不同身份会导致不同的节日活动表现:作为俗民个体,他大量接受汉族新年节俗,以达到祈福消灾、家庭团聚、休息娱乐等目的;作为一国之君,他又创设诸多新活动来满足其阶层需要,以争取君臣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乃至人神关系的和谐等。这两方面都有机结合在了“新年”这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之下。本文将综合考量以上两个方面,以系统性、整体性的思路来研究驱使乾隆帝实践这些节日活动的动力因素。究竟是怎样的心态推动他践行这些新年活动?作为一个特殊的“民”,他践行这些新年活动在精神层面有怎样的考虑?

 

一、平凡人——对于精神需求的满足

 

根据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人是一种不断追求欲望满足的动物。具体而言,人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这都是促使着人类实践某项活动的动机。乾隆帝虽贵为“天子”,但仍是一个“平凡人”,仍需要满足其作为生物人的基本需要,才能有序完成日常生活。乾隆帝无疑是不太需要考虑物质生活的,但其仍与其他任何一个普通的“民”一样渴求精神的满足。

 

其一,生理需要。每个人都需要将工作与休息相结合,同时也需要在常规时间中划出一定的“特殊时间”来满足自身对生活的期待,增强生活的动力。“新年”正是在常规时间中人为划定的特殊时间,使实践者对其充满向往,寄寓新的开始与幸福美好的属性。皇帝的生活范围较为狭窄,生活方式较为单一,使其更为期待这个特殊时间的到来,也希望新的时间单位里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所创新。同时,乾隆帝又是一位相对勤政爱民的皇帝,平时公务繁忙,少有闲暇,他同样期待着新年到来之际能够有所放松,调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状态,满足其作为一个生物人的生理需要。“京师大小官署,例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官署开印之期,必于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先行知照,朝服行礼,开印之后,则照常办事矣。”封印之后,清政府的大量官员便进入了假期,直到再次开印,其间大约一个月;皇帝本人虽不能享受如此之长的假期,但其封印之后,直至元旦开印之间亦有片刻闲暇。皇帝作为“生物人”,也要在新年到来之时祭祀祖先,“(乾隆二年腊月)二十九日壬子早,上以岁暮躬诣太庙致祭礼”;也要与家人团聚: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膳底档显示,这年的最后一天是腊月二十九(除夕),早餐时,“上同妃嫔金昭玉粹进早膳”,午餐时“东边愉妃、惇妃,头桌宴一桌。婉嫔、诚嫔,二桌宴一桌。林贵人、明贵人,三桌宴一桌。西边颖妃、顺妃,头桌宴一桌。循嫔、十公主,二桌宴一桌。禄贵人、白常在、鄂常在,三桌宴一桌”。这都可以证明“民俗学”的“民”应为所有生物学上的“人”,而不能以文化程度、政治地位等身份资本进行划分。凡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生存的个体,为了生活之需,定然要实践这些民俗活动,以达到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其二,安全需要。每个人都渴求人生平安,事事安全。乾隆帝也并不例外。虽然有军队和紫禁城予以保护,但他仍然有三个方面的安全考虑。一是“天意”,虽然乾隆帝贵为“天子”,却仍然恐惧上天的惩罚与厄运。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末出现了日食现象,被视为上天对人世间的警告,于是取消了本该举办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元旦的朝贺仪式、筵宴活动和诸多典礼,来向上天表示虔诚,以求祈福消灾。如此盛大、复杂、重要的仪式在自然天象面前变得毫不重要,一切的人世间礼节都要让位于自然,体现出乾隆帝协调人神关系的努力,也可进一步说明其对于新年所赋予的神圣性意义。甚至极为隆重的祭堂子仪式中,也因日食的出现而取消了奏乐活动:“明年元旦,恭诣堂子行礼,还宫时尚在日未食之先,不应作乐,钦此。十二月十六日。”而自然界若在新年期间出现吉象,则被视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征兆。乾隆十年(1745)正月二十五日,乾隆帝收到了陕西巡抚陈弘谋的奏章:“西安地方自上年十一月得雪之后,十二月间雨雪甚少,将届新春,民间盼望腊雪极其殷切,喜于除夕、元旦雨日连得瑞雪,省城约有五寸,陆续据各属报到,自一二寸至一尺不等……耆老、士民莫不欢忭,预占年丰,去冬以及新春米价平减,兵民安业,地方宁谧。”

 

二是“君臣”,乾隆帝通过各种方式昭示自己对臣子的恩遇,维护皇权的同时,维护与臣子的关系,其中,书写“福”字赐予大臣是较为常用的手段。典型的案例是乾隆年间臣子王际华的“二十四福堂”。“王文庄际华以乾隆乙丑一甲第三人及第,通籍三十一年中,蒙赐‘福’字二十四。乙未冬,重加装潢,悬之赐第,颜曰‘二十四福堂’,以昭恩宠。”王际华在科举及第之后,共做官31年,其中有24年都得到了乾隆皇帝所赐之“福”,他将这24张“福”字重新加以装裱并悬挂于屋中,取名“二十四福堂”,以表示皇帝对自己的恩宠。皇帝用了很小的成本,却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实现了君臣关系的相对融洽。

 

三是“国家”,乾隆帝的安全感一方面来自自身,另一方面则来自他所统治的国家。于是他在诗文中反复强调“国泰民安”的重要性,如“共球朝万国,垂拱御元辰”,“所期寰海内,熙皞戴鸿钧”;“万国共球奉大清”等。同时,他在朝贺仪式上也专门为协调清朝与蒙古王公、朝鲜贵族等的关系留有空间。常建华提到,清朝元旦朝贺活动明显区别于明朝的有一条,即增加了外藩蒙古朝贺。对于朝鲜等国,清廷也会在新年之际给予一定的物质恩赐:“朝鲜国遣使年贡,有例赏,由礼部具奏……赏国王物件:龙缎二匹、福字笺二百幅、雕漆器四件、大小绢笺四卷、墨四匣、笔四匣、砚二方、玻璃器四件。赏献诗使臣物件:大缎各一匹、笔各二匣、墨各二匣、笺线各二卷。紫光阁筵宴加赏物件:正使锦各三匹、漳绒各三匹、大卷八丝缎各四匹、大卷五丝缎各四匹、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四个。副使锦各二匹、漳绒各二匹、大卷八丝缎各三匹、大卷五丝缎各三匹、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四个。”

 

乾隆帝同样有着不安全感,同样需要借用节日中的特定习俗来祈求吉祥如意。一方面协调现实君臣关系,另一方面也沟通人神关系,祈求上天保佑。对安全感的索取,需要通过设计诸多具有祈福消灾功能的节俗活动来实现。

 

其三,归属和爱的需要。“民俗”实际上会形成群体规范,制约着每一个社会性的个体必须在特定时间进行相应的民俗实践,否则将难以产生归属感,以至于逐渐脱离社会群体,而无法融入其中。故而,民俗活动还有提升实践者在特定社群中归属感的功能。乾隆帝也依然需要遵行固有的民俗规范。乾隆帝每到十二月初一便主动御笔书福,到了腊月二十四之后便在宫内鸣放鞭炮,除夕即将到来之时便在宫内张灯结彩,努力营造节日氛围。与其他妃子、臣僚等在特定时间从事相似活动,能够释放其皇帝身份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疏离感。如腊月二十四日之后,乾隆皇帝从寝宫到乾清宫每经过一门,都要鸣爆竹一声,以象征辞旧迎新,烘托新年氛围。“高宗视朝,必以卯刻。每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后,自寝宫至乾清宫,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同时,乾隆帝也十分重视放爆竹所带来的吉祥意义,多次在御制诗中进行咏颂。如乾隆九年(1744)所写《咏爆竹》:“轧轧平原冻草萌,却教非夏以雷鸣。春从和朗声中报,人在吉祥烟里行。仙木骈罗增气色,飞霙借助散瑶琼。东皇鼓吹连宵发,百福昌昌入凤城。”将爆竹声声喻作雷鸣,将爆竹燃放形成的烟雾喻为“吉祥烟”,进而“歌咏”爆竹,感谢其所带来的全新气象。

 

其四,自尊需要。每个人都渴求被他人尊重,也希望得到社会认可,乾隆帝的特殊身份更使其需要这种“被尊重感”。普通民众的新年节俗,给亲友拜年、给儿童发“压岁钱”、积极参加亲族团聚、祭祖等活动,无不具有体现自己在家族关系网中的地位与价值的功能,能够使实践者获得“被尊重感”。乾隆皇帝在新年期间的诸多活动,无论是书“福”字赐大臣、与嫔妃吃团圆饭、举行复杂又隆重的祭祖仪式,还是在朝贺仪式、新年国宴之上笼络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臣,都能满足其“自尊”的需求。《国朝宫史》中有关于“赏赐福字仪”记载如下:“每岁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皇帝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贴各宫。”乾隆帝继承了雍正帝形成的制度,“高宗自乾隆甲辰以后,每岁遂为常例”。在己巳年(乾隆十四年,1749)所写《书福诗》中提到“岁暮书福,以赐廷臣,谨遵皇考成例”,其诗为“近始藩屏逮百僚,临轩书福庆恩昭。九畴箕子畴书演,一笔王家笔阵超。嘉与红笺迎介祉,相扶彩胜焕元朝。不徒弄翰钦敷锡,家法绳承仰圣尧”。其书“福”所用之笔,为“镌正书四字曰‘赐福苍生’,相传为圣祖御用留贻,管髹漆,色黝,字添以金。每开笔时,御用一次,即珍弆檀箧”。其书“福”所用之笺,“质以绢,傅以丹砂,绘以金云龙,宫廷所贴用者,及朱红对笺寿字笺,岁由江苏按照尺度制进,颁赐笺,则南省方物所陈也”。其书福之流程为“自乾隆丙寅建阐福寺,壬申以后,每岁腊月朔日,先诣寺拈香,回宫书福。开笔时,爇香致敬,用朱漆雕云龙盘一,中盛古铜八吉祥炉、古铜香盘二,握管薰于炉上,始濡染挥翰。其预颁赐者,皇子以及内廷行走宗藩并在廷诸臣工,则命分进名牌,简派亲书以赐,及分赏余福,宣传给领,其各省将军督抚,则令折使赍回,新疆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并付驿驰给”。这样一项新年活动,对于提高乾隆帝在周围臣僚环境中的自尊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五,自我实现需要。当我们可以满足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等基本需要之后,每个人都希望实现自己的价值。乾隆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前几项需求相对而言更容易得到满足,这意味着其对于“自我实现”需求的达成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在条件允许的范畴之内,如何能够真正实现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人生价值,乾隆帝也做了诸多的探索。比如,乾隆在新年时通过作«降旨加赈上下江及甘肃省偏灾各州县诗以志事»一诗,总结了上一年国家发生过的几场重大自然灾害,并以新年这个吉祥时间作为契机,来为百姓减负。其诗云:“上年各省沐天庥,旸雨应时率有收。豫省堤颓仍荐沴,歙疆波及亦灾秋。江苏偏涝应加赈,甘肃何年弗恤赒。调燮无能惟自恧,那更靳泽不教流。”诗中讲到,前一年好多地区都蒙天恩赏赐降下甘霖,但依然有河南、安徽、江苏、甘肃等省份出现洪涝灾害,给百姓带来苦难。乾隆帝将责任归到自己身上。新年刚刚到来,他便心系赈灾,虽然这里面不可避免有一定的“官样文章”的成分,但也可以看出乾隆帝对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尤为关注,以此完成“自我实现”。

 

综上可知,乾隆帝的诸多新年活动反映出弘历本身也是一个“平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他所实践的新年活动是为了满足其作为一个“平凡人”的人本心理需求,只不过其身份(或者说工作)要求他必须对民间的普通新年民俗进行一定的再创造。但其对于民间所建构的特殊时间场域及民间所赋予这个特殊时间的精神,则几乎完全继承了下来,并通过政府政策等官方行为予以确认、肯定并发扬。从这个角度考虑,芮德菲尔德所谓“小传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传统”,“小传统”所确立的文化模式甚至会被“大传统”作为一种重要资源无条件接受,并以“大传统”的政治效力为“小传统”的发展提供政治的保障和传播的动力。

 

所以,民俗很难依靠统治者的强制力去推行或禁止,而一定是出自信仰者、实践者的内心需求。作为“俗民个体”,统治者也会产生对民俗活动的精神需求,也需要实践这些民俗活动,让其颁布政策予以禁止或限制,本身就是矛盾的。在一定程度上,统治者也需要去吸收民俗中的合理成分,来及时调整政策,以便最大限度地管理民众。在维护国家尊严、运行法则的前提下,只有尊重民众本身的生活习惯,才能更好地治理社会。

 

二、建构者——对于“盛世明君”形象的标榜

 

作为“俗民个体”的乾隆帝呈现出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但作为“一国之君”的乾隆帝也体现出其政治身份所决定的心态,即其希望借节日之机,为后世留下自己“勤政爱民”的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其所撰写的御制诗中。

 

一方面,乾隆帝会大肆渲染部分主题,并反复记录、形成惯例,而这些内容则以孝亲敬老、团结臣僚、沟通中外、勤政爱民等话题为主。按照御制诗所记录的内容,乾隆帝无疑是一位盛世明君。如《元正太和殿赐宴纪事二律》类型的御制诗便多次出现,其本质并非表情达意,而是为了留下记录,形成后世对乾隆帝的“历史记忆”。同时,这些诗歌也“报喜不报忧”,集中展示的都是清王朝和乾隆帝本人的功绩。如《元正太和殿赐宴纪事二律》:

 

晨参午会庆元正,幸复浃旬一举行(庚午予年四旬,始于元正赐宴太和殿,以后每至十年,礼臣稽典,先期奏请。自庚子至今岁庚戌,又阅十年,庆登八帙,世际重熙,元正朝会依例举行,用洽群情,实昭景贶)。四十肇臻八成十,午庚旋值戌临庚。帝蒙天眷为独厚,夕惕朝乾所戒盈。和共百工承锡羡,难斯罢也矫予情。十五推年五十逢(予于二十五岁践阼,自后纪年逢五则为正寿,纪年遇十春秋,又恰逢五五与十皆成数,而今岁五十五年又值天地之数,自然会合,循环相生,未可思议。昊苍眷佑于予,若有独厚者然),钦膺天数惠偏钟。归诚适预正而贺(廓尔喀在西藏之西,万里归诚,适于岁内嘉平望间到京,元正亦随班末行礼,得瞻朝会典仪,自必倍加欣幸),祝寿兼呈贡以重(暹罗本年值例贡之期,专遣使臣并赍万寿贡品至;朝鲜岁有庆祝例贡,今岁因八旬万寿复增贡一分,非重其物,嘉其爱戴之忱,可谓明于大义)。玉爵屠苏百礼洽,金猊瑞霭万祥浓。抚时幸值承平会,泰九三思凛益恭。

 

在这首诗中,他首先记录了元旦太和殿赐宴的历史背景及其用以协调群臣关系的目的;其次表达他对于自然时间规律的尊重及上天眷佑的感谢;最后记录少数民族部落归顺清朝统治,暹罗、朝鲜等属国虔诚进贡的事实,表现他对实现天下安定、国力强盛的自豪。因诗歌体例及字数的限制,诸多无法直接写入诗歌本身的内容,也用“注释”的方式进行了补充。他人读来,乾隆帝的确是一位“盛世明君”。在其他诗歌中,乾隆帝也总是刻意强调自己“宵衣旰食”“以民为重”,并且几十年乐此不疲地以诗歌的形式重复其思想,以至于极其雷同。笔者以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情感,更是为了向他人进行宣告,从而形成“当代记忆”,以便流传后世。

 

另一方面,乾隆帝主要记录的是为国家稳定而协调各种关系的内容,却几乎不记录与自己有关的娱乐活动。通过翻检乾隆朝其他大臣所书写的乾隆帝新年活动,笔者发现他们对乾隆帝的节日实践的记载并非完全一致。清代大臣及朝鲜使臣所记录的笔记中钩稽了诸多乾隆帝在新年期间所进行的娱乐活动,如观赏戏剧、参与冰嬉、布置宫内环境等,这些内容在御制诗中却难觅踪迹。对于宴会的记录,也少见乾隆帝与妃嫔的共宴,而多见他与大臣、王公、外国使臣的宴会。笔者发现,乾隆帝留下的多是与国事相关的新年活动记录,如丙寅年(乾隆十一年,1746)元旦前后,乾隆帝写作的与新年相关的诗作有《岁除日作》《丙寅元旦》《新春试笔》《正月二日小宴廷臣》《丙寅正月十日召诸王大臣工集重华宫联句》《春正与诸王及内廷大学士翰林等小宴重华宫联句是日复得诗三首》《上元日宴外藩》等。其所展现出的“节日实践”皆与国事相关,尤其是展现君臣融洽关系的宴会、联句等活动,都一定是要“大书特书”的。而涉及乾隆帝个人的相关娱乐活动,则有意“避而不谈”。

 

综上所述,乾隆帝的御制诗并非“乾隆帝生活的真实反映”或“乾隆帝的编年史”,而是经过了乾隆帝主观裁汰过的“部分生活的反映”,成为其建构自身形象的有效资源。乾隆帝虽然是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在实践新年民俗,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但却在记录节日的过程中也成为一个“建构者”,标榜自己是一个“勤政爱民”“敬天法祖”的贤君,并希望以此形象传于后世。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十分在意自己的后世形象,并在各种场合努力经营,通过御制诗文不断建构。御制诗所呈现出的未必是乾隆帝生活的全貌,却是乾隆帝心态相对真实的写照。在此意义上,我们无须去考证这些诗歌究竟是乾隆帝本人亲作还是沈德潜等大臣代笔,只需要将其看作乾隆帝形象建构的工具,即可明了其属性。

 

三、信仰者——对于“神圣时间”的塑造

 

在位期间,乾隆帝孜孜不倦地实践各项新年节俗,究竟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还是出于内心尊重民俗、认可民俗、信仰这个“神圣时间”?笔者以为,他是一位坚定的“时间信仰者”,他相信新年是一个“神圣时间”,并严格实践民间形成的节俗,希望生活能够因此而更加顺利。

 

其一,乾隆帝十分重视各类节日,认可这些特殊时间存在的合理性。汉族的几个主要节日,如元旦、上元、清明、端午、中秋,乃至如夏至、冬至等“节气”,乾隆帝均会践行相关习俗,并留下大量御制诗作。以《御制诗初集》的前五卷为例,卷一有《冬至斋居偶阅旧稿志怀》,卷二有《新正二日召集群臣于乾清宫赋柏梁体诗朕既首倡又成七言一章》《冬至有事于南郊敬成八章章八句》《冬至次日慈宁宫行礼》,卷三有《七夕》《乞巧吟》《中元观河灯》《中秋日恭侍皇太后万善殿瞻礼随游瀛台诸胜敬成一律》《中秋日有菊》,卷四有《重阳》《冬至斋居》,卷五有《辛酉元旦》《上元节侍皇太后宴恭纪》《清明日》等。在这些诗歌中,有一些与节日本身有关,是对当时节俗的记录,却也有一些活动与节日本身无关,但乾隆帝依然以节日作为时间节点来进行记录。如《冬至斋居偶阅旧稿志怀》一诗,翻阅旧稿本与冬至节无关,但乾隆帝依然用冬至日作为时间象征予以记录,可见其对节日时间之重视与尊奉。徐珂《清稗类钞》中第一个专题即为“时令类”,也总结了宫中除夕、元旦、立春、上元、二月二、浴佛、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节日(或节气)的活动习俗,可见这些节日在宫廷之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力。

 

其二,乾隆帝躬亲实践节日中的诸多习俗,且乐在其中,既享受繁忙的节日生活,还主动创造诸多节俗活动,对现有的节俗活动予以补充,对节日的功能表示出充分的认可。虽说乾隆帝也在节日期间开展了诸多娱乐性活动,但皇帝的新年生活更多的是劳累、烦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以元旦当天为例,乾隆帝从新年到来之际开笔,到抄写心经、奉先殿祭祀、堂子祭祀、给皇太后行礼、太和殿举行朝会仪式、接受妃嫔跪拜、寿皇殿祭祖、乾清宫大宴等诸多活动完成,已是当日傍晚,尤其是对于后来上了年纪的乾隆帝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不仅元旦当天乾隆帝十分忙碌,腊月二十三日直到上元结束,几乎每一天都有重要的仪式活动需要乾隆帝参加。乾隆帝对如此繁忙的节俗活动不仅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反而十分认可,积极参加,并专门进行记录,充分认可节日的功能。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所写《己酉元旦》:“喜爆声中昕曙晖,太和元会聚冠衣。东瀛北漠联西旅,三百八旬始万几(今年闰五月得三百八十四日举成数也)。所幸一身七叶见(予上事皇祖,下得元孙,是一身已见七世),讵惟今鲜古来稀。何修遇弗忍言矣,益慎益钦昊贶巍。”这一年乾隆帝已经是79岁高龄,却没有丝毫对于新年习俗的倦怠,反而认为爆竹声是“喜爆声”,并十分期待太和殿朝贺的到来。又如嘉庆四年(1799)时,乾隆帝虽已经身染重病,握笔十分困难,却坚持书写了一张“元旦开笔”。这项活动在他在位期间以及做太上皇的几年间从无中断,开笔三天之后,即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四日,乾隆帝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其三,乾隆帝相信节俗活动的力量,认为实践民俗活动可以使生活更为顺利,以至于其不断为节日时间加构“神圣性”。乾隆帝如此忠实于节俗活动,必然有现实性功能的考量,这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笔者以为,乾隆帝还对时间本身有一种强烈的崇拜,对于新年这个特殊的“神圣时间”则更为看重,他相信节俗活动能够给自己带来现实回馈。一方面,在新年期间诸多活动是乾隆帝独自完成的,如书写«心经»等,这些由自己独立完成的活动很难产生社会交流与社会功用,在忙碌又劳累的新年生活中,他仍然坚持这些活动,应与其精神层面的信仰有关。另一方面,实际功能较为类似的活动,乾隆帝会不断重复实践,显然不是出于现实功能的考量。以祭祖活动为例,太庙祭祖、奉先殿祭祖、寿皇殿祭祖的实际功能极其类似,所起到的社会沟通功能也彼此重叠,但乾隆皇帝却坚持亲自完成这些功能相似的仪式活动,可见其对这些节俗活动的认同。

 

新年的到来,标志着一个时间周期的结束和另一个全新周期的开始,这对于鼓舞生活心态、调节生活节奏、增强生活动力都有一定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新年这个特殊时间被不断加构“神圣性”。翻检乾隆帝《御制诗文集》,笔者发现,其分卷的原则一方面兼顾了数量,另一方面也着重考虑到了新年的特殊性质,以至于每次写到“除夕诗”时,都要终结本卷,而另起一卷撰写新年的“元旦诗”。所以目前可见的抄本《御制诗文集》中,每一首“除夕诗”都位于某卷最后,而每一首“元旦诗”都位于某卷最开始的位置。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对于“辞旧迎新”的期待与重视。同时,从政治活动角度来说,乾隆帝选择在嘉庆元年(1796)的元旦这个“神圣时间”到来之际退位,这种时间的设计,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管理的便利,而另一方面也反映着设计者对“新时间”能够带来“新气象”的信仰与追求。“时间”已经被节俗活动的实践者赋予了“神圣性”。

 

四、结语

 

乾隆帝实施诸多新年节俗的驱动力何在,他究竟是真心信仰节日活动,还是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笔者认为:其一,乾隆帝亦是平凡人,在生物属性上,他与我们普通人无异。在物质生活较为优渥的情况下,他也需要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来实现生活的协调与平衡。其二,他又是一个“建构者”,他的诗歌极少提及关于个人娱乐的方面,而主要记载关于治国理政、国家安定、民众祥和的内容,可见其诗歌并非客观的“编年史”,而是建构自己后世形象的舞台,通过有选择地裁汰,其诗歌建构了他“盛世明君”的形象,我们必须与其他史料对比,方可呈现更为真实、全面的乾隆帝新年活动。其三,他是一位坚定的“信仰者”,他重视各类节日,认可这些“特殊时间”存在的合理性。在实践诸多节俗活动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他的抱怨,反而感受到他乐在其中,享受着节日的功能;同时,他在本就十分忙碌的新年中又设置了诸多节日活动,体现出他真心相信节俗活动的力量,以至于不断为节日时间的“神圣性”进行加构。

 

《节日研究》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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