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文杰

      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待了两年，在法学院读了一年，在公共管理事务学院呆了一年。在美国学习的两年期间，我对宗教问题特别留意。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专门选宪法学课，其中就涉及政教关系。我今天把美国政教分离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它的一些司法保障，给大家介绍交流一下。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当我们讲到政教分离的时候，不应该忘了美国人把政教分离作为一项宪法的原则固定下来，是有美国特殊的历史背景的。美国这个国家完全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在这方面我有深切的体会。不知道大家平时注意不注意，美国的各级政府，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和县、市一级政府，每年都搞一个祈祷早餐，宗教搭台政治唱戏。说是祈祷早餐，但是基本的程序都是政治性的，然后有些人做一些演讲，政治界的什么州长议员都参加，举行升旗仪式等等。当我们讲到政教分离的时候，我为什么讲美国的背景，因为我们把政教分离作为一项原则，觉得很不错的这个原则，把它移植到我们国家制度里面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我们国家的土壤，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壤。那个政教分离，举一个比较形象的比方，就像长城一样，在政治和宗教之间建立这种墙，防的是什么？在美国，建立这墙是防止政治干涉宗教事务，因为整个国家的背景、文化完全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化，以宗教利益为至上的。美国领导人都是基督徒，而且在美国国会里面，有一项制度，国会议员里面专门有一个国会的祈祷牧师。把美国的政教分离在中国本土化，要把它的历史考虑清楚了。这是第一点体会。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里面说，政府、国会不能立法来倡导或者鼓励设立宗教。这在美国，通俗来讲叫“设立条款”。政府、国会也不能够立法禁止宗教自由活动。这个“设立条款”不仅仅局限于国会的立法，它一直深入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管哪一级政府，你政府的行为，你政府设立的学校，你政府的医院、公司都不能有宗教倾向。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一个公立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学校老师安排了一个宗教仪式，请了一个牧师过来说话。如果这个学生说我是不信教的，你让我搞这种基督教的仪式，他就会到法院去起诉。法院会判这个学校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因为你是公立的学校，不能设立、倡导鼓励宗教信仰的行为。这就是它的“设立条款”。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各级宗教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美国，有司法制度，有详细的保障，有很成熟的一套功能体系，把政教关系在技术上做得那么扎实。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一下。这是它的“设立条款”。

      这是第一修正案的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二部分内容，就是政府、国会不能立法，禁止宗教自由。那就是说，在宗教和政治之间划了一条线。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条线，但是这个线到底是什么情况? 谁说了算？在美国不是政府说了算，也不是它的行政机关说了算，也不是国会说了算，是法院说了算。讲到这条线的时候，就是说它的宗教自由。法院在美国的很多判例中形成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内容是政府在宗教自由方面必须得做出让步。比如说，最近美国有一个工人，他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他就是要休假，休假干什么? 因为他信一种弄不清楚是什么的教，说要去参加这个教的礼拜，公司不给他钱，他去告，法院就判你应该支付他的工资。这种宗教自由，是政府必须得做出的让步。还有一种让步是政府可以做出的让步。这方面也有好多的案例，分成两种情况。在美国政教之间的这个墙到什么程度？有的同志说，这个距离，不能大，不能小，到底应该在哪儿？现实中不管是谁立法，不可能把这个墙写清楚，即便今年写清楚了，明年可能就变了。这个墙随着时间的变化在变化。在美国是司法机关说了算。光靠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法构成一个制度，美国政教分离的制度构建还不行，要靠各级各类法院来贯彻这个原则，把它贯彻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我联想到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各级宗教部门、各级行政部门，还有我们各级司法审判机关，在这方面能够制定具体的行政法规，然后把我们的宪法的第36条细化了，具体实施了。宗教在我们国家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渊源，佛教已经本土化，伊斯兰教也已经本土化。如何使基督教跟我们国家本土资源相结合，在宗教和政治的关系方面，在我们国家宗教自身发展方面，拿出一套使我们更加主动的办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提问：行政机关在美国的宗教活动中的角色是什么？美国的政教关系究竟如何？

      回答：行政机关在美国的宗教活动中的角色，实际就是美国宗教组织管理者。大家都知道非营利组织在美国社会发展迅速，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一个全国性或者地区性的这类组织。这种组织，在美国法律框架里面，把它作为非营利组织中一个特殊的部分来进行管理，分得很清楚。政府对这些宗教组织唯一有一个说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免税。这些宗教组织是商业化的、现代的经营管理，就像管理公司，管理医院那样来管理。政府给予的支持就是，基督教徒如果给教堂捐款，那么政府所得税法里面就有规定，个人所得税法给予相应额度的免税，这样的话，好多美国基督教徒愿意给教会捐款。

                    

                                          （本文为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