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禹
我的这个发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题目,是关于中国道教在明初阶段跟政治的关系的,实际上就是明太祖和明成祖两代。明朝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明朝的皇帝在处理宗教问题上,一个方面,是奠立整个明朝宗教的方略、或者是策略。但是他的策略应该说更多的还是沿袭唐宋的传统,在这样一个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来确定宗教的政策;第二个来讲,那个时候的宗教政策,应该说针对更多是佛教和道教。对于佛、道教来讲,一方面肯定、扶持,并且加强严肃管理的措施,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宗教稳定社会人心的作用。即一方面发挥其稳定社会的作用,一方面杜绝其泛滥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明朝相对于唐宋来讲,在管理方面更要严厉一些。我从几方面来讲。
第一,是对道教采取的肯定、扶持、管理与管束的政策。朱元璋在他还没有得到天下,在南方做吴国公的时候,就跟当时的天师张正常有接触,接触非常频繁。在他攻取了信州府,即现在的上饶之后,他就发榜,叫下面的官员去寻访天师,告诉他你要回来。那个时候由于战乱,天师去游访了。朱元璋发榜文让他回龙虎山,和以前一样主持道教,保护你所有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去破坏。如果有事,就要加以治罪。这是他当皇帝之前。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就是洪武元年,张振常就去祝贺他登基继位当皇帝了,当时明太祖给了他一个很高的礼仪,专门赐宴。然后封他做“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要他统领天下道教士,给与二品官的待遇。并特别说,你天师有功于国,所以你的家世与孔子并传。这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到了洪武十三年,43代天师张宇初即位做天师,他同样得到了明太祖的封赏,封他做大真人,领天下道教士,拨钱修龙虎山的上清宫,包括修大真人府。到了永乐四年明成祖的时候,还要张天师主持编修道教的道典。除了这个张天师之外,当时受到皇帝的褒奖的还有一些道士,比如说刘渊然,他在南京朝天宫当道士。朝廷道纪司,是管理天下道教的最高的官了。另外就是明成祖大修武当山,用了30多万民工,花了数百万计的银两。现在的武当山的观都是那个时候修建的。所有这些皇帝做这些事情,是有利于宗教积极性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政权的统治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根本的意思。这是对于道教肯定扶持的方面。当然这里主要说的是天师。
第二,就是明初的两个皇帝对于道教肯定扶持的同时,对道教的事务进行了管理。比如说叫天师主领天下道教士。天师府设有法官、掌教、掌苏,这个都是带官衔的,有品位的。他们分管道教的符箓,以及道士的受箓程度和宗教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在洪武初年的时候,设立了玄教院管理天下的道士。洪武四年的时候,把这个搁起了。在洪武十五年的时候,重新设立了道录司,它隶属于礼部。它有自己教务管理的一套组织,还算是一个教会组织,但是从属于礼部之下,它设立官员,官员由道士来做,下面设立辅助的官员。同时在各州县又设立了道教的道纪司、道会司,有这样一个直接管理的体制。这个所有的官员都要写精通道教的经典,这样的道士做领导。他主要管理实际上应该说是,包括了道教所有的事务。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在教科方面,在明太祖专门有《大明玄教》这样一本书,论述道教科仪。当然最重要的是,这套科仪你要精简,使它适应当时的社会或者老百姓承受的能力。比如说度王的法事不能超过三天,它有一个科目。一般的斋醮是一天一夜,还有一天的。第二个方面是严格道士的度牒制度,严格控制出家的人数。规定每一个府是多少人。比如说,府这一级40人,留一个大庙;州一级是30人;县一级是20人。而且还要进行考试,看你是不是精通典籍。同时对一些游荡行为进行严格的管理,甚至是处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想是在明初的时候,朱元璋注了一个《道德经》。在明初那样一个刚刚建立政权,要恢复要发展的状况下,他觉得《道德经》的思想对明初的恢复和发展有利,想用无为清静之治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所以在他注的《道德经》里,讲了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当皇帝,圣人要讲绝圣弃知,另一方面,要让老百姓自己得到休息,得到发展,减少老百姓的负担。对于明太祖这样一个政策,道教士是非常支持的。四十三代天师做了一个道门十规,有关政府管理的事务都有一个回应。回应都是表示赞同的。另外,从十个方面讲了怎么做道士,怎么样做法事。对我们今天来讲,都还是非常有价值的道门的规章。
最后,我想说,明初对于道教的管理、扶持,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在第42代天师张正常的诰书里面说的两句话。他说:“予欲通诚于九天,汝则以精神而运用。予欲敷治于四海,汝则以清静而辅毗”。第一句话是说,我要做这个皇帝,我做了皇帝是所谓天命,我要把我的意思通达到天上去,怎么办?你就以你的宗教的形式,给我告诉天上,我现在做皇帝了;也告诉老百姓,现在是上天命我做皇帝的,是天命。从宗教方面来讲,是精神的作用,实际上是皇帝也需要,老百姓也需要。第二个方面,你用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帮助我治理国家,把这个文化的思想,文化的精神弘扬起来。我想这是明初所谓宗教跟政治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归结。当然从道教来讲,所谓的文化宗教是一体的,我们不能把它割裂开来。这是一个整体,朱元璋正是看到这样一个整体。
(本文为作者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