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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经济学
发布时间: 2008/10/23日    【字体:
作者: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
关键词:  宗教 经济  
 
                                      

                                   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

 
 
    两个世纪以前,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就宗教问题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国立的教会总是懒散、懈怠的命题以及这样一种认识,即解决宗教冲突的方法不是减少教派,而是增加教派(Smith [1776] 1981)。然而,经济学家对宗教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这方面的工作都是由社会学家完成的(参见Young 1997)。而且,由于仅仅狭隘地关注“商业”,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觉得斯密对宗教的论述是这样不合时宜,以致于除了一个版本之外,所有出版斯密著作的书籍都删掉了他论述宗教的章节。

    直到现在,职业经济学家们关于宗教所做的那点研究,还集中于研究这些陈腐的话题,如闲暇时间对教堂出席率的影响,以及高收入群体倾向于通过购买付费服务而不是通过做志愿者来用金钱来替代时间。幸运地是,这种狭隘的观点似乎正在改变:一批青年经济学家正像那些社会学家一样,致力于用经济学进路来研究宗教,在2004年,热衷于研究宗教的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组织(我是奠基人之一)。

    同时,当我和William Sims Bainbridge在1980年发起了所谓的宗教的经济进路(economic approach of religion)时,我们对斯密的作品还一无所知——他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我们《宗教的未来》一书的文献索引中。两年后,当我们出版《一个关于宗教的理论》一书时,我们试图填加一个副标题:无形的经济学,但出版商没有同意。即使那时,我们所提到的斯密也只是一个演绎理论家,我们仍然不知道他的宗教论说。只有几年以前,在通过独立研究得出某些共同的结论后,我才意识到斯密的贡献。

    无论如何,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一样,宗教的经济进路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价格,甚至不是作为为了在天堂的收益而投资的行善。相反,它只所以作为经济研究,是因为当它在个人层面上分析宗教时,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和超自然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在集体层面上,宗教的经济进路则依赖于供应和需求这两个基本概念。

    当然,其他学科对宗教的研究也强调需求(demand),它们通常称作“需要”(need),并且主张,人们之所以需要信仰,是受到社会剥夺、愿望受挫、神经机能症、愚昧、恐惧、俄底浦斯情节、假性意识或其他人类缺陷的驱动。相反,经济进路对需求采取了“常规”观点,即假定宗教行为与任何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一样合情合理。经济进路与其他进路之间一个更重要的区别是,经济进路强调供应,它的基本观点是,显性宗教需求的大多数变化都是宗教供应者的效果和样式变化的结果。反之,这些变化是总体的宗教形势的结果:是众多教派为争夺信徒而相互紧张,还是政府与某一教派勾结以垄断宗教市场?

    为了说明从需求向供应的转移是如何重要,试想一下当人们面临着社会宗教结构的重大变迁时——正如循道宗教徒在英国快速增长——其他进路的支持者通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的宗教偏好为什么会改变?这似乎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当这样思考时,我们试图从可变性需求上寻求答案,进而会得出结论说,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突然发展出了新的、未满足的宗教需求,并求助于或形成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新的宗教组织。按照同样的逻辑,瑞典宗教参与的低水平可归因于需求的下降——也许是因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府对人们的需要提供了足够的供应,那里的人们已经丧失了宗教需求。

    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错误的答案,而且他们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虽然这些证据通常是隐性的,随时间的变化,宗教需求是非常稳定的,宗教变化主要是供应方变迁的结果(参见Stark and Finke 2000; Stark 2003)。实际上,宗教需求是相对保持不变的,而供应方则是起伏波动的,而且宗教参与的总体水平是供应方的差异性和能力的函数。因此,我和同仁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的:为什么宗教组织会变化从而失去大众感染力呢?举个特例,英国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为什么瑞典的国立教会不努力吸引并维持活跃的成员呢?我们将看到,对类似问题的“经济学”答案并不仅限于实际的或纯粹组织性的事务。相反,由于它们所关注的是宗教组织,他们将大量注意力投向了宗教的具体内容——如教义、人们所信仰的东西和宗教组织所灌输的东西!

     出于那些我永远也不了解的原因,一些批评家将经济思想和术语在宗教上的应用歪曲为向庸俗唯物论的堕落(见Bruce 1999)。在对《美国教会,1776-1990》一书的评论中,Martin E. Marty声称,我和罗杰·芬克将宗教生活贬低到“赢利和亏损”的水平,描绘了一个“没有上帝、宗教、灵性、真理、美和善……的世界”(见Marty 1993, p. 88)。假如他已经阅读了护封上的摘要,Marty竟然没能抓住该书的要点,即教义是组织健康的关键,这是不可思议的。在那本书的第一页上,我们写道:“由于某些教派拒绝传统教义并停止满足信奉者的重要需求,它们就繁荣不再。美国的教会活动是由那些奉献于生动的来世的有进取心的教会来完成的”(见Finke and Stark 1992, p.1)。和第一页一样,从中间各页直到最后一页,我们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正是那些含混不清和颇费斟酌的教义导致某些教派成为“输家”。根据我的判断,正是醉心于信仰(教义),而不是应用经济理论,击败了那些极端自由主义和反宗教的对手,并促成了他们误导性的主张和诡异的言辞,如Steve Bruce对“一小撮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的恶劣影响”的攻击及其只有他能够胜任“将尖桩打入吸血鬼的胸膛”的任务的想法(见Bruce 1999. pp.1-2)。

    本章我将描述从宗教的经济进路所获得的某些基本洞见。更完全的讨论参见我近来的著作(Stark and Finke 2000; Stark 1996, 2001, 2003, 2005)。
 
    宗教的经济进路立基于九个基本原理之上:1)所有宗教的核心都是信念(教义);2)所有宗教习俗的基础都涉及与超自然的交换;3)个体的宗教兴味沿一个张力谱系而变化;4)人们所做的宗教选择和做世俗决策一样有理性;5)宗教教义在激发人们的委身(commitment)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异;6)宗教是一个社会性或集体性的事业;7)吸收成员最多的宗教团体能够给予成员最多,因而能够使普通教众的委身维持在最高水平;8)大多数新生的宗教团体都以高张力的信仰起步,比较成功的宗教团体将逐渐降低其信仰张力;9)任何社会宗教组织之间的竞争都会刺激努力水平,从而增加宗教委身的总体水平,并导致缺乏足够市场吸引力的信仰消亡。在讨论上述每一个原理时,我都将简述一下从这些简单的假定中所推演出的令人吃惊的大量结论,我还将从大量证据中引用部分证据来支持每一个结论。这些研究非常倚重于美国,这不是因为我对其他地方所做的研究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不幸的是,对宗教所做的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是社会科学)十有其九是美国人做的,而且通常都应用美国的资料。

    为清晰起见,下面的讨论将按上述问题的次序。

    1. 宗教是由对存在的解释构成的,其基础是超自然假定,包括对超自然性质以及终极意义的说明(见Stark 2004)。
 
    所有宗教的核心都在于,它们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超自然(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子。“超自然”这一术语要比“上帝”宽泛得多。我将“超自然”定义为超乎自然之外的、能够中止、改变、忽略物理力量的一种存在或力量(不管是否有意识)。神是有意识的超自然存在。宗教的这一定义为“不信神”的宗教留下了一席之地,例如以精英形式存在的儒教和道教,它们将超自然设想为没有意识或忧虑的神圣的“本体”。但需要注意的是,不信神的宗教无法吸引普通民众,儒教和道教常见的形式也包含了大量的神殿——其中大多数范围狭小、形象可疑。该定义将魔法排除在外,因为它并不以终极意义来关注自身,特别是它即使对自己的机理也不作解释,更不用说更深奥的事物了。

    显然,宗教比信仰含义更多。但只有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宗教,然后才能甄别那些宗教性的行动和情感。天主教大弥撒和纳粹党集会都符合仪式,都能够激发参与者的激情。只有注意到哪些立基于超自然假定而哪些不是,才能够有效地对其进行区分。当我提到宗教仪式时,我指的是因宗教原因而举行的仪式。将“宗教”用作修饰语,可以不必采用复杂的定义,就能够使它包括宗教和宗教生活的所有方面。

    2.宗教习俗的核心涉及人类与超自然的交换关系。

    如果超自然仅仅被看作一个无意识的本体,宗教习俗将缺乏张力(intensity)和中心(focus)。由于没有一个可以祈祷的有意识的存在,人们就可能盲目地祈求好运,比如求助于道,这和运用机械祈祷轮祈求好运或将所祈求的好运写在纸条上、然后系在电线上在风中吹一样。这些行为能否称为祈祷是令人生疑的,它们和一个赌徒往骰子上吹一口气,然后说“快,快,给我一个8”没什么两样。

    结果是,不信神的宗教仅限于少数上层人物,即使在亚洲,大多数人的宗教习惯也倾向于上帝。在有神的宗教中,有两个问题主宰着宗教生活。上帝需要什么?上帝能够提供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限定和主导着全部的宗教文化和宗教行为。从本质上说,有神的宗教是由与上帝的交换关系构成的,诸如“为什么人们会举行既定的奉神行为”这样的问题,都可以这样回答:“因为它能够取悦上帝。”为什么人们要取悦上帝?是为了趋利避害。假定人们通常会生发出对上帝的强烈情感联系,且没有一点利害之心而心甘情愿地崇拜上帝。即使如此,交换关系仍然存在,宗教信奉者们也会承认,交换关系是大多数赞美诗和祈祷仪式的要旨。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宗教激发委身的能力取决于其所崇拜的神的可预见的可靠性和能力范围——亦即神所能够合理提供的宗教奖赏的可预见价值。

    与人类学研究和经验性研究所显示的仪式相比,对超自然性质的信仰是宗教的一个更加基本的特性,那些研究主张,在与超自然的交换中,着重于完美举行的宗教仪式起着将力量赋予超自然的代理者的作用,这正是举行这些仪式的目的(见Lawson and McCauley 1990)。一个极端是仪式巫术(ritual magic),其目标在于没有意识的超自然存在或能力非常有限的超自然存在,如小魔鬼(imps)或恶鬼(demons)。这里需要假定每一个仪式都必须无比精确地举行,因为超自然的代理者无法知晓这些举行仪式的人的意图,也无法看到过去所举行仪式时的错误。另一个极端是大一神教中的全能上帝,由于它完全知晓祈求者的意图,所以即使那些毫无仪式特征的即兴祈祷也会从它那里得到恩典。所以即使举行正式的针对这些神的仪式,也相对不需要看重其精确性,在弥撒中即使牧师说错了话,也没有人认为圣餐变体不会出现。

    3. 在每个社会,人们的宗教兴味都不相同。

    如果我们按照宗教偏好的强度将所有的人进行排序,其结果将接近于一个铃形的曲线:有些人需要高张力的宗教,有些则要求与宗教毫无瓜葛,大多数人都需要这样一个宗教,即在他们遵守某些规定后,该宗教能够向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报偿,但这些规定无论在数量还是花费上都应当适度。

    宗教兴味多样化的重要性在于,在一切社会都包含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市场区位(niche),即一组组具有不同宗教兴味——需要、兴味、期望——的人。这些区位的存在对于宗教供应着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任何单个的供应着都不能够满足这一系列的区位,因为没有一个组织是既紧张又松弛、既是现世的又是来世的。因此,任何社会宗教的自然状态都是多元化的——既存在着一系列的供应者,每一个供应者都只能吸引有限的一组宗教区位。这样以来,可以将宗教组织在一个宗教张力轴上定位,小宗派是高张力的团体,而大教会则是低张力的团体。正如将要看到的,市场力量趋于将新生教派限制在小宗派上,并诱使新生小宗派降低它们起初的张力,从而吸引更多区位的人。我认为多元化是社会中宗教的自然状态,而非常见状态。有时候,多元化会受到压制以利于宗教垄断。

    宗教垄断是人为的,只有当动用威力来压制竞争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威力不一定是纯粹的强制力;当前很多欧洲政府都采用不太粗暴的手段来处置所有宗教团体,以避免“国立教会”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但这并不是多元化受到阻碍的情况,其结果将是宗教上的不满、冷漠和敌视,因为大多数市场区位的宗教偏好都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将看到,尽管欧洲的信仰程度很高,正是因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导致欧洲很多地方宗教参与程度比较低(见Davie 1994)。由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导致的那些相同的力量,刺激了异教的产生和宗教战争(Stark  2003)。

    4.人们所做的宗教选择和做世俗决策一样有理性

    宗教产生于愚昧和非理性的说法所暴露的更多的是制造这些说法的人,而不是人类行为。这里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所谓的“理性选择”假设,即人类倾向于趋利避害。虽然某些社会科学家暗示,做出这样的假定无异于与魔鬼签协议,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一个明显的限度内,人类是理智的生物并理智地行动。当然,每个人都承认,人类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有时也会有错误和冲动。但最好的起始假定是,由于人们总是试图寻求最优选择实现其目标——这些目标不一定是自私的,也不一定是令人称赏的——故其行为是理性的。在适当限定条件下,理性选择假定可以这样理解:在信息、可能的选择方案以及他们对相关事务的理解等限定条件下,为了获得收益(他们认为合意的或有价值的东西),人们试图进行理性(有效且高效的)选择。人们所认可的收益是不同的,这受到文化和社会化的影响。这里还需要考虑人们的性格。懒惰常

    常影响到选择,冲动和激情可能会导致短视,道德顾虑可能会排除很多选择。

    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反对者耿耿于怀,人类行为一般是有意义的而且相对可预料的这一假定并不过分或新奇。从我们最早的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