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桦

                          

 

 

 

 

    近年来，中国信仰西方宗教的人数增多。1982—2001年，我国可统计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教人数从1000多万增加到6000多万，不能准确统计的佛教、道教信教人数增加也在1000多万以上。^[1]据调查，我国宗教信徒中，70%—80%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入教的，其中青年信徒占到30%左右。^[2]在新增青年教徒中，文化层次较高者有明显上升趋势。有研究发现，中国目前正在崛起的信教群体正是以大学生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群体。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发展的总体态势相一致，在大学生中基督教的发展势头最快，业已超过其他宗教，成为信徒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

    大学生为何信仰基督教？他们皈依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普通基督徒群体相比，大学生基督徒群体是否具有独特性？大学教育应当如何应对这一现象？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研究者对上海市部分高校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状况展开调查。

 

    本次大学生基督教信仰状况问卷调查采取判断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组合的方法。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水产大学学生中发放《青年与基督宗教》调查问卷（以下称问卷1）320份，其中本科生160份，研究生160份。共回收301份，有效回收率达94%。其中男生142人，占47%，女生159人，占53%。本科159人，占52.8%，硕士124人，占41.2%，博士18人，占6%。同时在上述高校大学生基督徒中发放《基督徒宗教认同》问卷（以下称问卷2）40份，回收34份，回收率为85%。其中男生10人，占29.4% ，女生24人，占80.6%。本科20人，占58.8%，硕士12人，占35.3%，博士2人，占2.9%。并对其中25名大学生基督徒进行了深度访谈。

    与普通基督徒群体相比，大学生基督徒不仅具有较高的学历背景和认知水平，还具有如下群体特征。

    1. 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接近百分之五，远高于普通民众信教比例

 

     一般而言，官方对基督教徒人数统计是通过教堂等宗教场所的人数登记情况得出的。但由于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家庭教会，使得人数统计游离于官方统计之外。问卷1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为4.7%，远远高于上海基督徒1.07%的比例。^[3]

    2. 大学生基督徒的信教时间多数发生在进入大学后

    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教授罗纳德·约翰斯通（Ronald L. Johnstone）在研究社会个体宗教信仰成长的过程中，具体地指出有必要区分两种人：一种是一生下来就能使宗教观念和宗教群体的实践内在化；另一种人是要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期经受一种皈依的过程才能实现宗教信仰的内在化。^[4]把这两种区分运用于我国的具体情况，前者可以指具有家庭信仰，从小受洗的基督徒，后者则是后天信教的基督徒。社会学中分别称其为“先赋的基督徒”和“自致的基督徒”。问卷2的调查结果显示，有11.8%的大学生基督徒的信教时间为“1年”、41.2%的人信教时间为“2年”，两项之和为53%。这表明大学生基督徒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后天信教，并且信教时间发生在大学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那些从小生长在基督教家庭、幼年时期已经接受洗礼的大学生基督徒在访谈中也频频提到，他们是到大学期间才“真正信仰”。可见，无论是先赋的还是自致的基督徒，大学阶段都是信教的关键期，因此对于其大学阶段信教历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3. 大学生基督徒并非弱势群体

    在传统观念中，宗教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避难所”。对大学生基督徒的调查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从大学生基督徒填写的基本信息表明：“家庭关系和睦”占70.6%，“家庭关系一般”占29.4%；家庭经济状况“非常富有”和“富有”的共占29.4%，中等水平占17.6%，一般占52.9%；从身体状况看，“健康”者占70.6%，“一般”者占23.5%，“病弱”仅占5.9%。（如表1所示）总体而言，大学生基督徒无论是在家庭关系、经济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都没有显露出特别的弱势。对他们的深度访谈也进一步表明，大学生基督徒的学习态度和人际关系都较好，其中更有不少人担任班干部职务，并非处于群体“边缘”地位。

表1 大学生基督徒基本状况（%）

家庭关系状况	和睦	一般	不和睦
	70.6	29.4	0
家庭经济状况	非常富	富	中等水平	一般	贫困
	5.9	23.5	17.6	52.9	0
健康状况	健康	一般	病弱
	70.6	23.5	5.9

 

    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宗教立国的国家，大学生和基督徒是相去甚远的两个身份，大学生是通过什么途径接触基督教的呢？本研究显示：人际网络、家庭影响和书籍阅读是大学生接触基督教的三个主要途径。

    1. 人际网络

 

    问卷2的调查结果表明，52%的大学生基督徒在回答“接触基督教的途径”时选择了“朋友”，如图一所示。大学生基督徒的客观存在为大学生接触和了解基督教提供了前提。正是身边的“基督徒朋友”，架起了大学生接触基督教的重要桥梁。来自于同辈群体的基督教

    影响力对受影响者带来心理上的真实感和可靠性，并具有日常渗透的优势。只要有人际关系的存在，这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基督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之间的交流网络就必然存在。

    2. 家庭信仰

    有20%的大学生基督徒通过家庭接触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大学生中，“父母信仰基督教的”占25.3%，而不信仰基督教的大学生中，“父母信仰基督教的”仅占7.7%。卡方检验表明，信教和不信教的大学生在家庭信仰背景上有显著性差异。（X²＝22.909，P<0.01）出生于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从小受基督教的影响和熏陶，对基督教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较高，到了一定的年龄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3. 书籍阅读

    进入大学校园，大学生面临更加自由宽广的知识海洋。在对西学文化的探究中，大学生和基督教发生了文化层面上的接触，从而开启了解基督教的窗口。如图一所示，有11%的大学生基督徒是通过“书籍阅读”接触了基督教。“书籍阅读”这一途径不仅方便快捷，而且这种建基于文化探求基础上的了解途径容易从认知层面上消除部分大学生对基督教的误解，在理性上更易于被大学生所接受。

    通过各种途径接触了基督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就成为了基督徒，从他们接触基督教到最终皈依基督教，实际上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基督徒体现出如下信仰特征。

    1. 偶发性的困境是接触基督教的最初动因

    人们常常以“追求信仰”来描述对某种信仰的主动企及过程。然而这种主动追求的过程却不适用于大学生对基督教的皈依。有64.6%的大学生基督徒不认同“我是通过自己积极主动地寻求而皈依基督教”。

    深度访谈显示，大学生与基督教的接触通常出于偶然因素，例如遭遇某种困境和挫折。

    博士研究生A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大一的时候我们寝室里全是用功学习的。大家竞争很激烈，一开始跟仇敌一样。当时我心里特别郁闷，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甚至觉得自己心理不正常。我从小到大不嫉妒人，但这时有了嫉妒心。我怀疑自己怎么会成了这个样。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基督徒朋友，他一个劲儿告诉我真的有神，神创造了世界。我听了觉得非常可笑，但是因为当时面临的环境的缘故，我并没有完全的排斥。

    在大学生基督徒的自述中，不少人和基督教的第一次接触都有着类似的背景。在人际关系不良、精神空虚、学业或情感挫折等作用下才导致大学生萌生了接触基督教的愿望。传统的宗教心理学强调“心理紧张”与宗教信仰的关联性。例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nes）认为皈依主要是由于心理上的剧烈痛苦、混乱、绝望、冲突、罪恶感和其他类似的心理困扰而引起的。^[5]本研究发现，偶然的不利境遇成为大学生接触基督教的导火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皈依，随之而来的是渐进式的信教历程。

    2. 大学生基督徒的信教过程伴随内心的激烈斗争

    大学生皈依基督教的历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踌躇和反复。64.7%的大学生基督徒认为“我是在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与斗争之后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这种内心的挣扎和犹豫是由多种原因产生的，认为主要来自于“信仰是否与心灵吻合”、“周围环境的排斥”、“家人的反对”、“是否能接受束缚”、“文化传统相冲突”的人数比例分别为24.5%、23.4%、13.8%、11.8%和11.8%。可见对信仰认识上的游移不定和现实环境的压力是信教过程中内心犹豫的主要来源。

    林语堂指出，从宗教信仰内涵来说，被动皈依者是“先信仰后理解”，而主动皈依者则是“先理解后信仰”。对前者来说，信仰之路是平坦的、容易的、舒适的，因为信仰已经解决了一切，从而不会再产生什么困惑或问题。事实上，这种信仰的基础是单薄的，容易受外界的干扰而产生波动。“先理解而后信仰”的信徒则不满足于知其“当然”，而且更要探索其“所以然”，在知其“所以然”之后才接受它。这种信仰一旦形成，其基础是稳固的，不易受外界干扰。^[6]大学生基督徒属于“先理解后信仰”，尽管有不少大学生都是在危机刺激下接触了基督教，但他们其后必将经历不断了解认识的过程方能信仰。他们多是在对基督教产生个人的、内在的心理体悟之后才做出皈依抉择的。其宗教认同的过程或多或少更接近一个自我指导与自我建构的过程，即不断地通过自己对教义的感知，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宗教经验和宗教体验来融化宗教的信仰体系。

    3. 大多数大学生基督徒能恪守教义，具有虔敬的宗教信仰

    对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现象，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追求时髦”的行为。换言之，大学生基督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恪守基督教教义，以教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少人对此表示质疑。

    在本调查中，有88.3%的大学生基督徒认为自己是虔敬的基督徒。如何考量基督徒是否虔敬？本研究认为对教义的理解是必要的衡量指标。如表2所示，在 “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其更深的意义在于什么”一题中，大学生选择率最高的是“荣耀神”，占76.5%。“爱上帝及爱人如己”次之，占70.6%。其他选项则为零。对于新教徒而言，判断真正信仰的唯一答案就是“有一种足以增加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7]基督徒行事不以功利为目的，而以荣耀神为终极指向，基督徒爱他人，爱自己，但都以爱上帝为唯一前提。

表2大学生基督徒对基督徒意义的判断（%）

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其更深的意义在于
敬拜上帝 获得福报	做礼拜救灵魂入天堂	祈祷忏悔 独善其身	发挥爱心 服务人群	爱上帝及 爱人如己	荣耀神
0	0	0	0	70.6	76.5

    其次，虔敬的基督徒更需要在行为上恪守教义。这包括身为基督徒必须履行的仪式行为，例如阅读圣经，祷告，聚会等。如表3所示，有88.2%的大学生基督徒每周参加基督教团体活动；82.3%的人“每天”或“时常”阅读《圣经》；100%的人“每天”或“时常”祈祷。这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基督徒都能遵照基督教的仪式要求。

    除此以外，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现也是衡量基督徒虔敬与否的重要标准。从下表可以看出，94.1%的人认可自己“努力在日常实践中实现我的基督教信仰”，100%的人认为“当我的所作所为违背我的基督教信仰时，我会感到很内疚”；只有11.8%的人承认“有时，为了保护自身的社会或经济利益，我的宗教信念会向现实妥协”。这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基督徒在实践中能够恪守教义、以信仰指导生活。

    当然，更能验证大学生基督徒信仰虔敬与否的事实是当他们面对切身利益与具体信念发生冲突时，所做出的抉择。究竟选择信仰还是现世生活的幸福安康？这是胶着于每一个信徒内心的必然冲突，意味着真正考验信仰的时刻到来了。例如按照教义，基督徒要找基督徒为伴侣。然而在世界范围内，男基督徒人数都少于女基督徒。这就造成了基督徒婚配的困难。尽管如此，仍有70.6%的大学生基督徒认为伴侣双方必须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只有29.4%的基督徒认为可以选择非基督徒为伴侣，然后引导其信仰。

    不仅如此，基督徒身份还会限制他们事业选择的范围。例如，最近几年很多研究生就业都选择考取公务员或者到高校担任辅导员，但是，获得这份稳定工作的机会往往由于基督徒身份而失去。但即便如此，仍有94.1%的大学生基督徒乐意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4. 信教之后的最大变化来源于精神上的改变

    对中国民众信仰基督教的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不存在纯粹的基督徒，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出于功利性目的。本调查表明，大学生基督徒中的确有部分人出于功利性、实用性的动机接触基督教，例如希望能改善困境、得偿所愿等。但是，这些实用的考虑并非是决定其信教与否的核心动因，亦不是维持其信仰的主要原因。从大学生皈依基督教前后的改变可以更为具体地说明这一点。如表3所示，“皈依基督教后带来您个人的改变”中，选择比例最高的两项是“观念转变（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和 “性格转变，心灵升华了” ，分别占76.5%和41.2%。

表3  皈依基督教后大学生基督徒的改变情况（%）

皈依基督教后带来您个人的改变是
身体健康 心情舒畅	家庭更和睦，与周围人的关系更融洽了	各方面的运气更好了	关心社会公益事业，更乐于助人了	性格转变，心灵升华了	观念转变（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
5.9	23.5	0	23.5	41.2	76.5

 

    一位大学生基督徒B这样描述了自己的改变：信仰让我的心灵变得干净，心胸宽阔。乐观、幸福，发自内心的平和快乐、温馨，这些成为生活的一种动力。遇到困难的时候，考虑的角度不一样，不把他看成困难，相反，生活的每一点滴都是神的恩赐，无论事情对错正负消极积极与否，都能从中得到很好的教训。

    透过长时段的视野，我们会发现，大学生基督徒的喜乐和内心的平静并非来自世俗利益，而是来自对于精神世界的信仰。在大学生基督徒的信教历程中，不难发现一种从“外在宗教取向”向“内在宗教取向”的转变。^[8]每个人的思想都具有一种成长的能力，一个人总是训练自己去选择更大的价值而不是更小的价值。基督教作为人类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它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为他们身处困境时提供一种领悟生命意义的超然方式，而且还在于它们也具体地指明了人们要舍弃那个狭隘的自我，实践仁爱、慈悲与宽恕，活出生命本身的善。^[9]

    尽管和大学生总体人数相比，大学生基督徒在高校中还只是极少数，但他们的存在必然对不信教大学生产生认知和情感的影响。那么其他不信教的大学生究竟对大学生信教现象持怎样的态度？

    1. 了解基督教的兴趣较高

    问卷1的结果显示，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大学生占36%，仅次于佛教的42.5%,远远超过“天主教”的13.6%，“道教”的16.6%和“伊斯兰教”的8.3%。（如表4所示）

表4 大学生对各种宗教感兴趣的人数比例（多项选择，%）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伊斯兰教	道教	都不
13.6	36	42.5	8.3	16.6	20.9

 

    2. 对基督教的本质持理性态度

    由于基督教从未经历过类似佛教在我国曾经出现过的兴盛，不信教民众对基督教的认识往往带有片面性，而部分信教民众则对基督教本身赋予了较多的神秘化色彩。本研究表明，大学生对基督教的看法相对理性。在回答“你认为信仰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时，58.5%的人选择“心灵归属”、37.9%的人选择“西方文明的源泉”、17.6%的人选择“唯心主义”、14.3%的人选择“高尚的精神活动”、8%的人选择“真理”、6.6%的人选择“愚昧迷信”、5.6%的人选择“麻醉人民的鸦片烟”。大学生对基督教的评价带有强烈的文化倾向和人文意识，是在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之上做出的判断，与宗教本身特有的功能较为吻合。

   

    3. 对基督教的认知度较高

    本调查显示，大学生对基督教的了解程度相对较高。有24.2%的大学生知道基督宗教崇拜的本体是“圣父圣子圣灵”。大部分学生至少知道基督宗教的一种仪式，能全部正确选出“受洗、忏悔、圣餐礼和弥撒”四种仪式中三种以上的占50.9%。对于基督宗教的“原罪说、救赎说、天堂地狱说、末日审判说”四项教义内容，能全部正确选出三项以上的大学生有53.4%。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百分比包括多选其它项的比率。这虽然影响到大学生选择的精确度，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大学生对这些基督宗教的内容具有很高的“认知度”。

 

    4. 对大学生基督徒给予正面评价

    对于身边的基督徒，大学生给予了正面评价。在“对基督徒的印象”一题中，选择率最高的五个选项分别是“平和”，占53.8%，“善良”占42.9%，“宽容”占41.2%，“博爱”占41.2%，“真诚”占32.2%。 

 

 

            

 

 

     大学生为何信仰基督教？我们可以从文化、心理、家庭等各种因素中寻找解释。但诚如上文所言，大学生活时光在大学生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是对那些从小皈依基督教的大学生而言也同样如此。因此从研究的针对性出发，笔者认为把对大学生信教原因的探讨集中在 “为什么在大学期间信教？” 或者“为什么大学阶段是信教的关键期？”这样的问题上更有意义。

    1.  应对青年过渡带来的身份危机

    如前所言，危机和困境是大学生接触基督教的最初动因。这些危机和困境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与青年过渡所带来的身份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对大学生而言，青年过渡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人生阶段。在从青春期迈向成人期的过程中，由于前后新旧角色不相同，其规范内容及其性质也会有所差异，很可能存在前后两种规范抵触、矛盾，从而引发身份危机。在大学里，青年们第一次感受到作为独立个体所要承担的责任和面临的问题。但是，并非所有青年都已做好应对新身份和角色的准备。一方面，如何与人交往、解决矛盾、履行责任、规划未来等问题为青年的成长带来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随着思想逐渐成熟，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日益增强，面对全新的充满选择性的环境，他们也在努力寻求自身的角色定位和价值。基督教信仰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身份解释，他们是“神的孩子”、是“上帝的选民”。当大学生在身份过渡的漩涡中挣扎时，信仰基督教显然带给他们稳定的角色意义。正如大学生基督徒C所描述的：

    上帝按照他的样子造了我，让我知道我有哪些本性，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人，我被肯定，我可以接纳我自己，从而接纳这个世界。

     宗教使个人在社会中的脆弱身份与角色获得了稳靠的基础。通过信仰基督教，大学生基督徒建立了与神之间的某种联系，将自己重新整合起来，实现了对角色分配的内在化，同时也是对角色所承担的责任的内在化。正如一条阿拉伯谚语所说的：“人忘了的，神还记得”。于是对基督徒而言，上帝成了最可信赖而又最有意义的他人。这种来自超验意义上的身份也具有了更为稳定化的特质。

    2. 弥合地域共同体解体带来的归属感缺失

    就中国社会而言，历来存在一种“情境中心”^[10]抑或是“差序格局”^[11]的人际关系，所强调的是中国人传统生活的以宗族为纽带的地域共同体。而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社会迁移的频繁，这种以亲缘关系为中心的地域共同体解体了，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不安全、不信任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归属感缺失。大多数大学生远离家庭外出求学，家庭意义上的地域共同体联结逐渐退出了他们的生活舞台。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以学业、兴趣爱好所结成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大学生群体由于异质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些人际关系所提供的情感和归属意义相当不牢固。换言之，它无法弥合由于地域共同体消解所带来的归属感和信任感的缺失。据问卷1显示，大学生在回答“谁是未来最能依靠的人？”时，有52.9%的人选择了“自己”。

    得不到满足的归属感使得大学生对“家”的渴求更为迫切。宗教的功能正是给予信仰者以共同体感觉。这种群体感被认为是对信仰者最有魅力的要素。在欧洲语言中，religion一词的意思就是“再一次联结”。在共同的宗教信仰里，基督徒构筑了同类的亲密感、“在家感”，这种情感的维系对于离开家庭、步入独立生活的大学生们而言，是依靠的力量，也是停泊的港湾。

    3. 填补传统信仰断裂带来的信仰真空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在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精神沦丧。传统信仰无法适应现代生活，显得滞后无力，造成信仰真空。贝尔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12]青年人作为时代中最具敏锐性的群体，精神生活的缺乏所带来得不安宁迫使中国大学生一直在发出寻求信仰的声音。“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始终是青年大学生不断思索的问题。

    现代社会以科学和技术手段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而信仰问题恰恰是这种手段无法解决的，因此给各种信仰的产生和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追求成为寻求解决信仰危机的某种方式。因为，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正是压迫人的外在的“异己力量”。^[13]基督教的复兴吸引了大学生，尤其是基督教教义中所蕴涵的真善美等伦理价值获得大学生基督徒的认同，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正是信仰追求的选择之一。

    4. 面对大学教育功能弱化的替代选择

    按照宗教社会学家约翰·罗弗兰德（Lofland,John）的观点，生命中的紧张与危机事件是个人成为“宗教追寻者”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当这些紧张与危机如果在既有的架构与方案中不能有效解决，当事人便可能寻求宗教上的替代方案，从而成为一个潜在的信仰皈依者。^[14]对大学生而言，这种解决问题的既有框架与方案首先应该由大学教育来承担。但是，当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遭遇种种危机和挫折时，大学教育却表现出教育功能的弱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在“智力至上”价值观的指导下，过多的侧重功利性价值，忽视对大学生的精神陶冶和信仰塑造，导致个体的存在意义丧失。随着大学生自由、独立思考的空间扩大，汲取知识的视野拓展，他们必然会萌发对人生价值的进一步思考和追求。大学教育所不能提供的，他们必然从其他地方寻求获得。对宗教信仰的追求，成为他们寻求的途径之一。因为教育的中心有意识、有价值、有趣味、有尊严、有烦恼、有问题也有希望的人。他们不仅关心自己未来的职业，而且时刻感受着自己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仅追求着卓越，也追求着意义，而且后一点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被我们的社会和教育家们忽视了。

    重竞争轻合作的学习过程导致大学生难以获得归属和互助的体验。由于大学实行学分制，加上大学生以自我学习的方式为主，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学生在固定群体中学习的时间很少，群体互助学习的机会非常缺乏。相反，在奖学金等利益的吸引下，同学之间的竞争激烈甚至白热化，缺乏对他人的怜悯之心、呵护之情、帮助之意。大学生之间交往合作的受限，人际关系的淡漠，使得他们容易为基督徒群体内强烈的平等性和强大的互助网络所吸引。对于基督徒而言，彼此关心和支持是不容推辞的责任。在问卷2“维持和鼓励您在基督教信仰的道路上一路走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一题的回答中，有41.2%的大学生基督徒选择了“基督教群体团结友爱的关系与氛围”。

    一方面是大学教育的功能弱化，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寻求价值意义和群体支持的迫切愿望，在这种“供需的不平衡之间”，基督教对大学生的吸引“趁需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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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今源、胡安：“对新形势下我国宗教问题的理论思考”[J]，《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

[2]李素菊、刘绮菲：《青年与“宗教热”》[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3] 2005年上海民宗委对教堂登记人数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共有基督教信徒18.26万人，以上海总人口1700万计算，基督徒比例为1.07%。

[4]<美>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尹今黎等译：《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M]，第7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6]林语堂著，胡簪云译：《信仰之旅》[M]，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代序第2页。

[7]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8]Allport，G.W.，The religious content of prejudice，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1966，5:447-457.

[5] [9] [14]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237页，21页。

[10]<美>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M]，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11]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12]<美>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4页。

[13]卓新平主编：《基督宗教与当代社会》[C]，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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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桦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青少年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博

士） 邮箱：huahua@sass.org.cn 13524603390

 

 

 

 

作者简介：华桦，女，出生于1979年12月，籍贯重庆，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所

通讯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大楼235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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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作者在2008年北大宗教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感谢作者和会议主办者授权本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