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荷婷

 

 

    苏联解体后的十几年中,学者们从各个角度深入探索和研究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经济滞后论、“苏共的上层精英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的上层自决论、苏共政策逐渐失去民众基础的民众抛弃论、因苏共没有解决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问题的政党转型论、苏共领导人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机会导致的改革失败论等。[1]但是,对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还有一个方面很少人涉及,那就是宗教因素。因此,笔者将尝试对苏联解体中的宗教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苏联剧变的理论研究增加新的思考和视角。

 

    一、历史回顾

    从文化角度看,“宗教是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深层生活的基础。”[2](P.82)宗教可以使一个国家形成信仰的共同体,并因共同的信仰而形成共同的文化,而共同的文化则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可以持久存在的核心凝聚力。俄国是一个东正教国家,东正教与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文化和俄罗斯民族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俄罗斯民族整个发展过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公元988年的“罗斯受洗”(8～12世纪的俄罗斯还叫罗斯)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俄罗斯人确定了自己一千余年的思想根基,并开启了自己的文明历程,最终逐渐融入欧洲。信仰的统一促进了东斯拉夫各部落的团结,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民族性”和“国家性”的意识开始萌芽,这大大促进了罗斯文化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基督教化在罗斯社会的深入发展,基督教精神与古代罗斯的传统道德相融合,沉淀在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彻底改变了俄罗斯人的生活,使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罗斯受洗把古罗斯纳入到世界历史潮流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从罗斯受洗这一刻起,俄罗斯文化开始了自己的轴心时期。”[3](P.79)

    基督教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拜占庭基督教进入罗斯后,经历了由统治阶级上层基督化到下层民众基督化的发展,并同在下层居民中长期存在的多神教文化相融合,形成以东正教文化为主导的俄罗斯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成为莫斯科公国建立后国家的文化思想基础,也就是俄罗斯国家民族文化的基础。基督教与俄罗斯共同携手走过的历史,经历了基辅罗斯时期(9～12世纪)、蒙古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时期、彼得一世以后的帝国时期、苏维埃时期和后苏维埃时期。在基督教与俄罗斯共同走过的这一千年历史中,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家的形成、俄罗斯统一民族的形成、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以及俄罗斯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社会伦理等的形成过程中,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及政教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具有唯心论的本质特征,它是一种非实证的虚幻的幻想,“即颠倒了的世界观”。[4](P.1) 宗教作为一种历史社会现象,有其自身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左”的错误倾向影响,原苏联党和政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宗教理应迅速消亡,没有看到宗教消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急于用行政手段铲除群众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苏联共产党在全苏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宗教宣传运动,以群众政治运动形式来进行反对宗教的斗争,力求在较短时间内把宗教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清除掉。为尽快达到党的宗教工作的最终目标,不惜采取将宗教问题政治化、用强制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宗教和教会等特殊方法。

    这个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至1941年卫国战争前；第二阶段：从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至20世纪80年代。[5]

    在第一阶段的运动中,斯大林时期采取了各种斗争形式,如组织群众性的反宗教游行,设立反宗教日和反宗教周,组织无神论者同神职人员辩论、批判、斗争等。这场运动的结果,表面上苏联的宗教势力和影响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实际上到卫国战争时期,宗教活动又迅速发展起来。于是苏共继续开展了第二阶段的反宗教运动,在这一阶段中,苏共继续进行各种不符合宪法和政策的进攻,其中包括用行政的或专政的手段大批关闭教堂,逮捕和流放神职人员,以及发动的各种以消灭宗教为目的的反宗教“战役”。

    第二阶段中, 赫鲁晓夫时期的反宗教战争(1958～1964年),可以作为苏联宗教历史中“最悲惨时期”载入苏联史册。赫鲁晓夫党政集权后,为尽快实现他提出的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决定拒斥一切自由化浪潮和公众宗教意识的回归。他要求“动员群众,大胆和坚决地摧毁一切阻碍前进和守旧的东西”及“不符合社会主义准则的东西”。[6](P.141)这场战役从经济制裁开始,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经济制裁、行政强制、警察镇压、宣传战役及组织手段等等。在这场极端的反宗教运动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们人身或公民权利的行为也屡屡发生,以至激起一些民众的强烈愤慨,对政府产生“厌恶感”；另一方面,更加增强了广大受宗教影响的群众对苏联党和政权的离心倾向,使党和政府脱离了群众,丧失了民众基础。[7]勃列日涅夫时期,教会的财产仍未归还,宗教权利未能得以恢复,对待宗教的方法也过于简单粗暴。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在其“新思维”理论的指导下,苏联政府对宗教的政策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1987年邀请外国布道家在苏联进行布道或在苏联电视台举办宗教专题节目, 1988年苏联政府资助举办大规模庆典活动,纪念基督教传俄1000年,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梵蒂冈,达成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等。

    后来的结果表明,苏联前中期一而贯之的反宗教政策以及后期戈尔巴乔夫宗教政策的大逆转带来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对苏联解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宗教因素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首先,苏联前中期的反宗教斗争的策略违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长期的宗教迫害反而加强了民众对苏联党和政权的离心倾向。

    苏共要群众用科学的世界观取代宗教信仰,这是一个漫长的思想建设和教育过程,而且实现其转化还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条件,苏共却看不到宗教消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急于用行政手段铲除群众的宗教信仰。事实证明,宗教是不能靠政治运动和政权强力来消灭的,宗教意识形态受到了批判,但人们的宗教信仰远远没有改变和消除。对宗教所施行的极端做法既引起了教徒的强烈不满,大大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加剧了他们的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主义,又使教徒和宗教同情者产生了对苏维埃制度的抵触情绪,强化了民众对苏联党和政权的离心倾向。

    苏联前中期推行反宗教政策和活动的结果,虽然在表面上使宗教公开活动受到了限制,但其并未停止,只是转到地下和家庭内,宗教活动仍继续发展,在一些地区还与民族感情紧密结合,形成牢固的内聚力和抗压力,这就为日后政治上的对立和民族间的分裂准备了条件。

    所以,当苏联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由于高层领导的各种错误导致社会经济政治矛盾严重激化时,人们的信仰跌入深渊,被长期压抑的宗教感情和宗教信仰一下子爆发出来,“宗教热”在苏联大地上迅速泛滥。而在苏联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危机发展起来之后,宗教组织就把另一种社会目标神圣化,把宗教热推向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使思想信仰危机深化；同时,宗教组织又成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分裂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活动中最有影响的一支社会力量。[5]“宗教热”和以宗教形式出现的运动成为苏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危机的综合反映。

    其次,苏联前中期的宗教迫害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号召力,为国际上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联社会渗透制造了条件；苏联后期在“新思维”指导下大逆转的宗教政策,又使苏联逐步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觉。

    在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反宗教运动中,大的宗教组织,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会采取了同以往有实质性差别的做法,打破自我孤立政策,努力弥合与其他基督教组织、派别的分歧,尽可能多地与外界建立关系或接触,积极扩大影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使“东正教最终赢得充满俄罗斯生活的机遇”。[8]部分高级神职人员则通过各种途径将其所处的“困境”传达给驻莫斯科的外国通讯机构一些宗教组织及信徒,还不断向国外世俗政权及宗教组织发出所谓“呼吁”,指责苏联政府的宗教政策, 谋求外界支持。[8]其结果是,一方面使西方得到了许多据以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的“阴暗面”素材,另一方面使西方通过宗教渠道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机可乘。

   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新思维”理论指导下,苏联的宗教政策发生大逆转,如邀请外国神职人员来苏进行布道,在媒体上举办宗教专题节目,政府资助举办宗教庆典活动,与教皇国建立外交关系等。由此,苏联为外国宗教势力渗透敞开了大门,也逐步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并最终达到和平演变目的的警觉。

    事实上,国外敌对势力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方议会民主思想渗透的颠覆活动。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他强调要利用共产党国家“幸存下来”的教会组织,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

    再次,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复杂交织,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前苏联东欧各国基本都属于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宗教对一些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如东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等。有些民族还是全民信教,使宗教信仰带有一定的群众性和民族性。“民族之间在交往联系中,由于各民族在其特征、特点等自然特性上的区别而呈现出民族之间的差别。这种民族之间的差别,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出民族之间的矛盾。”[9](P.165)在历史上,不同民族的国家之间发生过宗教歧视和宗教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苏联,以东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俄罗斯大多信仰东正教；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在宗教上全部信奉伊斯兰教；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信奉东正教、亚美尼亚信奉基督教、阿塞拜疆信奉伊斯兰教。20世纪70年代末期,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占苏联总人口的16.6%, 8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1817% ,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中亚地区。90年代初苏联解体前,中亚地区大约有伊斯兰教徒3850万人,占原苏联伊斯兰教徒总数的70%。[10](P.166)这些地区东正教同伊斯兰教问题、宗教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加之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宗教政策“新思维”推行过程中,伊斯兰教日益活跃并与地方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很大的政治势力。在外高加索,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和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历史积怨很深。1988～1994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为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归属而爆发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矛盾也表现突出,频繁爆发民族抗议事件。1986～1989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新乌津市,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州以及塔吉克斯坦的伊斯法拉区都先后发生过流血事件和民族冲突。[10](P.154)宗教狂热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相结合,成为苏联解体的又一原因。

    另一方面,苏联是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深受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传统的影响。历史上,沙俄的反动政策造成了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十月革命胜利后,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并未消除,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分离倾向。[11]斯大林时期,制定了错误的民族宗教政策,以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仍缺乏正确的认识。苏联民族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民族主义问题,正是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苏联领导人和苏联当局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给民族关系造成了极大损害,从而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的泛滥,使苏联最终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总之,在东正教传入罗斯后的千年历史中,宗教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宗教政策与宗教政策的逆转、政教关系、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复杂交织,使得宗教因素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了积劳成疾、推波助澜的作用；宗教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可能更多是隐性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诱因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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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胡珺.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4).

[2] 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 朱达秋,周力.俄罗斯文化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徐方治.原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一些重大错误[J].东欧中亚研究,1995(4).

[6]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若莱斯·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执政时代[M].邹子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7] 李渤,王建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政教关系[J].俄罗斯研究,2007(1).

[8] The Russian Church Under The Soviet Regime (1917-1982) [DB/OL]. http：//catalogue1nla1gov1au/Record/1964535.

[9]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0] 赵常庆.中亚五国概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11] 詹真容.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处理国内宗教问题的教训[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3).

 

 

                     （本文转载自：《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