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英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满足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在接下来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年仅58岁的勃列日涅夫当选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开始了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宗教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能听取专家的意见,只是他本人对宗教问题不是很有兴趣。在政治局中,苏斯洛夫仍然持反宗教观点,但试图避免出现赫鲁晓夫时期的大风暴。显然,宗教已不是政治家们讨论的主要问题。

 

    1965年,赫鲁晓夫反宗教运动终于停止了,国家不再关闭教堂,逮捕行动不再进行,信仰者从集中营中被释放出来,反宗教的文章也从新闻中消失了,国家还展开一场对赫鲁晓夫宗教政策的大讨论。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国家释放了许多被拘禁、流放的宗教各派领导人。许多原来被用作博物馆、车棚、仓库的教堂重新开放,前来祷告的人们又开始多起来,人们还可以看见到教堂举行婚礼的对对新人,政府对申请入神学院的年轻人也不再设置重重障碍。

 

 

    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教关系比赫鲁晓夫时期缓和得多,不再发动大规模的群众反宗教运动,更多地依靠法律来处理宗教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有：

 

    首先,曾经的反宗教热情不复存在。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大部分教育和宣传都植根于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反宗教仍以其惯性在继续。但人们对政府宣传的无神论反应冷淡,逐渐对宗教产生兴趣。再加上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人们的思维比以前更活跃了,社会上开始散发宗教传单,组织秘密的宗教集会等等。70年代中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开始复苏,几乎存在于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争取社会民主,要求信仰自由等,在国内积极宣传宗教神学思想。所以,苏联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不得不考虑这方面的因素。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经常号召把无神论放在更科学的基础上。70年代中期,苏联的人种史研究者对民族自我意识的复杂性很敏感,政治领导者们对民族与宗教的联系也很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专家致力于宗教问题研究,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宗教历史,把宗教看成是国家防御的一种手段。

 

    其次,从苏维埃政权出现的那天起,外国和某些公众组织就开始谴责苏联对宗教的手段和态度。东西方的关系也影响到宗教信仰者的活动,很多西方的支持者不断涌入苏联,给苏联宗教活动带来了物质、精神上的帮助,也给部分信仰者带来了日益膨胀的希望——寻求西方政府给他们更多的帮助。60年代,很多记者进入苏联关注人权问题, 70年代中期,西方对苏联人权状况发动攻击,这些确实使苏联付出了一些代价,外国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的政策制定。

 

    再次,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原因。原苏联著名的政论家和学者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曾写过：“勃列日涅夫执政头几个月,就显露出他作为政治领袖的主要特点。他是个极其谨慎的人,在其政治生涯中从不采取冒失的举动,人们都称他是‘见风使舵的领袖’,他从执政开始就采取中间立场。他没有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既没有接受具有二十大精神的改革纲领,也没有接受新斯大林主义。”

 

    最后,东正教会的态度和作用有所改变。教会中部分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倾向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基督教观点。他们认为基督教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地上的幸福生活,共产党从事的也是这样的事业。教会的这一导向影响了教徒群众,部分人开始把信仰与社会主义思维方式联系起来,把为教会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统一在一起。

 

 

    从表面上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政权对东正教的限制放松了,但实际上国家是采用了另外的隐秘的方式来控制宗教。或者说,在对待东正教会的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高明些。宗教组织的政治待遇如何也能看出国家的政教关系。随着勃列日涅夫团体的形成,他们对宗教加强了管理,表现之一就是任命苏斯洛夫、库罗耶夫领导宗教事务委员会。本来,宗教事务委员会是为改善国家与东正教会的关系而建立的,当时的作用是负责把教会的要求转告给国家,再把政府的规定传达给教会。1965年,政府将“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礼仪事务委员会”合并为“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能有：监督宗教法的执行；检查宗教组织的活动并及时上报国家最高机关；批准宗教组织的登记注册；撤销某些不合法的宗教组织；关闭或开放某些教堂和礼拜堂；决定或批准宗教组织领导机构的人选；贯彻执行国家的宗教政策等等。可见,宗教委员会的权力比以前加强了,而且在全国都设有全权代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控制教会的重要方法就是控制教会的领导人。1970年大牧首阿列克塞死后,第二年5 月,党的秘书处允许选举新牧首。根据库罗耶夫的陈述,宗教事务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局各自提出了竞选人：皮缅和尼科狄姆,这就需要政治局作出最后选择。尼科狄姆被当局认为是很不安分的人。至于皮缅,社会上流传着很多矛盾的说法。有人认为他很惧怕当局,对当局俯首帖耳,还组建了家庭。也有人认为他是个虔诚的宗教徒,不会听命于政府。最后,苏联当局还是选择了皮缅,对外宣称看中的是他对宗教的虔诚以及他的真诚待人。

 

    1971年5月,苏联召开了全俄宗教会议预备会议,大会并没有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候选人,而采用了公开表决的办法。30日,全俄宗教会议正式举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库罗耶夫在大会上讲话,皮缅也对此做出了令当局满意的回应。很快,大会选举了唯一的候选人皮缅为东正教新的大牧首,并于6月3日举行了登位仪式。在皮缅时代,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是良好的,修道院得到了大规模的修复,教会机构也得到了完善。

    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赋予宗教团体法人权利。宗教团体可以在教堂内设置宗教祭祀物品,可以建造、租借或者购买所需房屋。不过,在大街上搞宗教活动如布道、讲演、出售圣经等等还是违法的,除非经过当局的特别批准。法律对向青少年进行宗教传播做出了严厉规定,对新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的规定也比以前严格。

 

    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宗教的命运同样被认为是要消亡,政府官员们仍然在打击、限制宗教的发展。虽然勃列日涅夫不再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利用法律等国家机器加强对宗教的控制,但是,表面看起来政教关系缓和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正教的生存状况甚至还不及反宗教运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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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前苏联)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M].梅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2] (俄)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M].徐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 (前苏联)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M].徐锦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5] (俄)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M].焦东建、董茉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 (俄)米·伊·科金.风雨兼程,俄罗斯转型启示录[M].刘燕明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 (俄)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M].丁士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M].安启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本文转载自：《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2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