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消散,冷战的阴云已经漫上欧洲的上空。苏联与英美等国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并不牢固,回忆一下大战开始前的状况,我们就可以看出,苏联和英美双方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把对方视作结盟对象,相反他们首先选择的恰恰是他们日后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德国,而他们之所以或者对德国人采取绥靖政策,或者与强盗共舞,要对付的恰恰又是日后的盟友。现在法西斯德国被打败了,苏联与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同盟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因此这种同盟关系只可能面临瓦解。但是大战刚过,各国都需要从战争的阴霾中得到恢复和休养,各国都无法承受再一次的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 惟有通过划分势力范围,保持各方的均势,才是最能满足各方利益的途径, 因此“铁幕”落下,冷战的格局就此形成,纵观整个冷战的历史,可以确定冷战是以美苏的对立为标志的,但是就冷战的起源来看,其始作俑者则是英国,正是丘吉尔著名的“铁幕”讲话, 将美国拉进了冷战的圈子,从而将冷战由英苏在欧洲的矛盾转化为美苏争夺世界的全球性对抗。因此我们要探求冷战格局形成的原因,我们就不能不分析英苏矛盾的渊源,我们也不能不分析英苏之间局限于欧洲内部的矛盾何以能够转化为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

    长期以来,对于冷战的形成一般都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否认,在冷战格局形成的原因中,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不是二战胜利后才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不是不存在,但是这种对立并没有妨碍两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并肩作战(尽管其间龌龊不断),这充分说明,意识形态是会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并非是根本的,不可改变的影响。引起英苏矛盾的焦点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还不如说是利益上的矛盾。通过对战后欧洲形势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英国的国力较之在二战中壮大的苏联国力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欧洲其他国家经历了大战,根本没有能力与苏联分庭抗礼,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欧洲势必形成苏联一国独大的局面,而英国的欧洲战略一向都是保持均势,除非由英国控制欧洲,否则保持均势对英国最为有利。这才是英国积极游说美国与苏联对抗的真正原因。

    而表面上在英苏矛盾中起着调停作用的美国也并不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与苏联对抗的,美国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由于在战争中受到的损伤最少,二战后的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当然也要对世界事务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而苏联则是妨碍它得到这种权利的最大障碍。因此出于称霸世界的战略考虑,美国别无选择地要走上与苏联对抗的道路,只有遏制苏联,美国才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因此联合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大洋州国家形成反抗苏联集团的西方阵营是美国的必然选择。

    苏联呢? 苏联如何成为冷战格局中的一极呢?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苏联赢得了极大的世界声誉,苏联红军的军旗插上柏林的国会大厦,使得苏联成为大半个欧洲的解放者和拯救者。但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苏联在战争中的消耗也是十分惊人的,光是人的消耗就达到1200多万。这使得此刻的苏联实在无力再次开动战争机器,夺取全欧洲的政权(这是苏联的真实愿望),好在大战中苏联解放的大部欧洲领土还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更好在大战结束后不久苏联就掌握了原子弹技术,使得苏联有了与美英集团叫板的筹码。因此苏联的算盘首先是保住在欧洲战场上争取到的地盘, 使得苏联的实际势力范围不小于开战前与德国人合作所期望得到的势力范围。英美与苏联的这种各自的利益诉求才是导致冷战格局最终形成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意识形态表面上似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它是一种类似舆论的工具和手段,掩盖不了争夺国家利益的实质”[1]。所以,虽然冷战的双方格外突出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实际上这是双方为掩盖利益争夺而释放的烟雾弹,在这个问题上,对立的双方所采取的是相同的策略。

 

 

    如果我们认识到冷战格局的这样一种成因,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战后继续保持对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政权截然对立的东正教会的宽容政策,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苏联政教关系调整的宗旨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1945年苏联和同盟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苏联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但是对于为战争胜利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而言,则是喜忧参半。祖国领土能从被法西斯德国的占领下被解放出来,祖国的军队能够直捣侵略者的老巢,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对于具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并亲身参与过卫国战争的东正教会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可能不想到,教会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与对德战争有着紧密的关系,教会的领袖们不能不回忆起在战争开始前教会的悲惨命运,他们也不可能不意识到,在战争年代教会所得到的优厚待遇并没有在法律上被给予充分的保证,这种优厚待遇会不会是一种战时安排呢,这无疑会让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东正教会充满忧郁。而事实上,在大战后期和胜利之初,苏联联共(布)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组织科学教育宣传》的决定,号召要对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并且出版了大量的无神论宣传品[2],这些行为无疑会被缺乏法律保护的教会认为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宗教运动,回想到战争爆发前反宗教运动中教会的遭遇, 东正教会是有理由感到害怕和担忧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向更遭的方向发展。在胜利曙光初现的1945年4月10日,斯大林和国家领导人莫洛托夫再次会见了东正教新任大牧首阿列克谢等教会领袖,对教会提出的各项要求都给予了比较满意的答复。在这样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教会的事业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在神职人员培养、教堂开放数量、教徒的数量和教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战争的创伤, 战后有很多苏联人开始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宗教中找到了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安慰和寄托,这也为教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到五十年代中期,东正教会迎来了苏联历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此时,在校神学生的数量达到2000人,此外还有大批的函授学生,这些人都是教会的新生力量,能够为教会的后续发展能够能量。

 

    那么,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允许,甚至是支持教会如此迅速的发展呢,教会的发展究竟如何有利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呢?

 

    当然,从国内的情况看,如上所述,宗教在战后的发展能够为人民提供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抚慰,能够医治人民心灵上的战争创伤,能够更好地团结和凝聚人民,为国家带来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除此之外,听从于政府安排的东正教会还能够分化宗教纠纷,缓和地区冲突,稳定苏联的政局,1946年,苏联就利用东正教会对西乌克兰境内的属于罗马的东仪天主教进行分化和瓦解,使得这个教派的一部分最终不得不与苏联东正教合并,而不承认这种合并的另一部分只好转入地下。但是,在战后的苏联,宗教存在并具有一定的地位,其主要作用还是在外交方面：

 

    (一)东正教会对于强化苏联在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地位,提高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力起着特殊的作用。苏联战后的世界战略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新占领土地上的完全主权,其次是在东欧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力扩大在这个范围内的影响和控制权,最后是推进世界革命,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3]。在1944年丘吉尔访问苏联的时候,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英国无视相关国家的主权,就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达成了“君子协定”。战争后期,苏联经过与英美的谈判,最终划定了双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苏联承诺在划定的东欧区域内维持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定影响和利益,但是后来,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苏联建立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政府,斯大林认为,只有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政权,才能保证这些国家对苏联友好,这就是后来以苏联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处于这个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历史上大都是以东正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这就为苏联强化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苏联已经占有了这些地区,但是军事的占领并不一定带来人民的心悦臣服,而宗教,特别是世界宗教本来就有超越国界的属性,东正教作为基督宗教的一个重要支派,它本身就具有一个超越国家的体系, 俄罗斯东正教会早在沙俄时期除了本身具有独立教会的地位之外,还对许多国家的东正教会具有领导权,原属于莫斯科东正教会所辖的许多教会都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以内,那么利用东正教重新将这些国家的教会纳入到苏联教会的旗帜之下,岂不是更容易征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吗?而苏联东正教会能够有机会效力于国家,又借国家之力,扩充了自己的势力,教会也是受益者,它何乐而不为呢? 俄罗斯东正教的领导人在战后频频出访,将很多在二三十年代脱离莫斯科牧首区而划归其他独立教会的教区又重新拉入莫斯科牧首区,或者鼓励归属于别的独立教会的东欧国家教会脱离原牧首区的管辖,独立出来,这也为莫斯科牧首区进一步控制这些教会带来了方便,例如,在战后,苏联东正教会成功地使得波罗地海三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东正教会重新归于莫斯科牧首区的领导,使得芬兰、波兰的教会脱离君士坦丁牧首区的领导,通过苏联东正教会的努力,莫斯科牧首区成为世界上拥有教徒最多,实力最为强大的东正教教区,这无疑为苏联势力在东欧的渗透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东正教会成为苏联实现外交目标,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工具。

 

    (二)东正教的发展有助于苏联提高自身的世界声誉, 扩大苏联的世界影响。

 

    战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因为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而在世界上提高了其声誉,但是,由于苏联自持军事上的优势,追求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成为掌握别国命运的国家,因此它奉行了一条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道路,它更加坚定地认为,要推进世界革命,就必须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和利益。因此,在东欧,苏联违背了战后与英国达成的“君子协定”,进行帝国式的扩张；在亚洲,苏联除了利用对日作战在远东中国东北搞扩张外,还将手伸到了伊朗和土耳其,苏联提出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拒绝按照计划从伊朗撤军[3],最终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爆发利益冲突,使得美英联合共同对付苏联,从而形成了东西方的“铁幕”。在西方世界,美国的杜鲁门、英国的丘吉尔等资产阶级政治家纷纷指责苏联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并对它的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都给予了强烈抨击。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认识到,要改变世界对苏联的看法,要对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攻击予以回击,并且树立苏联先进国家的形象,就必须要在进行军事进攻、外交争夺、经济制约的同时,进行对外宣传和文化扩张方面的努力,这样一来,苏联东正教会就可以有所作为了。

 

    众所周知,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不同,具有多中心性,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世界统一的中心,尽管世界上的所有东正教会都尊奉最古老的东方教会——君士坦丁堡教会为精神上的领袖,但是各独立的教会之间并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4]。传统上,君士坦丁堡教会也是东方教会中最有实力和影响的教会,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独立的教会都有权通过对外传教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地盘,谁有力量在某地建立管辖的教会,这个地方的教会就归属于谁, 因此最强大的教会并不一定就是最古老或者最受尊敬的教会。本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并不是东正教最古老的教会, 公元十世纪,罗斯受洗后,俄罗斯东正教会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强大而逐渐扩张自己的实力,使得莫斯科及全俄牧首区成为享有独立地位的自主教会,并在俄罗斯帝国势力延伸到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教会组织,扩张教会的势力。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帝国的对外侵略战略捆绑在一起,东正教莫斯科及全俄牧首区已经在沙皇俄国侵占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传教区,无论是从信徒数量还是从地域上,都超过了其他东正教会。诚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5]。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反宗教政策和对宗教的剿灭对俄罗斯东正教的世界影响和实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这种性质并没有改变,地位依然存在,它还具有与东正教其他教会争夺势力范围的资本,当然东正教会与西方天主教会和新教团体的在信仰上和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被苏联政府利用来加强自己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实力。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争夺世界东正教领导权的斗争由来已久,但是二战后两个教区的斗争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性。美苏两国都希望保持和发展自己在土耳其的权益和势力,因此在土耳其的争夺十分激烈,苏联政府支持苏联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争夺世界东正教的领导权,希望莫斯科能够成为世界东正教会的中心,进而成为世界基督教的中心,这符合苏联要成为世界中心的外交目标。大牧首阿列克谢上任不久,就出访中东朝圣,希望就东正教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与君士坦丁堡方面进行交流和谈判,但是由于苏联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的恶化,大牧首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之行并没有成功,但是“苏联东正教会的影响因这次的朝圣而得到扩大”[2]。

 

    1948年,是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区成立500周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举办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这个庆祝活动邀请到了东正教四大牧首区中的两个到莫斯科,显示了苏联东正教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表明苏联希望成为世界东正教中心的意愿和决心,为这次庆祝活动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反对天主教的意味很浓,这显然是出自于或者至少是迎合苏联政府与西方对抗的意志。这样的庆祝活动能够在因人权问题、宗教自由问题而饱受资本主义国家诟病的苏联召开,本身就为苏联赢得了不少的形象分数,而活动的基调又如此符合苏联的对外战略,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在外交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的相对宽松、苏联政府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作和配合,主要是因为苏联政府看到,东正教会在应付国家内政外交困局的过程中具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对宗教的彻底改观,也不意味着苏联党和政府放弃了与宗教作斗争的立场,苏联党和政府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从而也没有完全理解和正确估计宗教在苏联历史文化和传统中地位和作用,整个宗教政策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功利性和暂时性,而整个苏联时期苏联党的宗教政策反复多变,没有长远的目标和方向,造成苏联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和谐,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余年的一个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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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 傅树政.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剖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6)：52-57.

[3] 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4] 乐峰.东正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本文转载自:《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第5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