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丽平

 

 

 

    苏联解体以后,“东正教热”在俄罗斯已有势不可挡的发展势头,这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从文化角度看, “东正教热”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回归。因为东正教在传入俄罗斯的一千年中,早已同俄罗斯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俄罗斯民族文化就是东正教文化。当然,在今天的世界,俄罗斯“东正教热”的出现,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趋向,更是一种人民心态的政治趋向、一种政治思潮。苏联解体、苏共被解散、东正教思想回归以及西方经济和西方思想渗透,等等,这些都是同一政治趋向的不同表现形式。

 

 

    凡是到过俄罗斯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东正教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巨大影响。笔者于2007年10月到莫斯科大学作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感观极其深刻。在莫斯科,无论你走到哪里,都逃脱不掉宗教“光圈”的笼罩。那到处可见的宏伟的教堂和金光夺目的教堂尖顶就是这座古老城市的象征。而出入教堂熙熙攘攘的人群,表现出一种宗教的力量。在大街、广场、地铁站和商店,到处都是出售宗教书籍、宗教艺术品的摊床,使你感到这就是俄罗斯民族文化艺术源泉所在。在大街上和地下道,经常可以听见布道之声,就连人们说话,口中也经常出现“上帝”的感叹。它总是使人感到“上帝”的确与这个国家的广大人民“同在”。

 

    东正教在沙俄时期作为国教,曾有令人惊叹的“昔日辉煌”,但在十月革命后却步入了“艰难的岁月”。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东正教的地下潜流开始冒出地表,并逐渐由民间的东正教复兴转为“东正教热”。

 

    东正教复兴开始于一个偶然的事件。1967年十月革命节,苏联发表了宗教学者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从而揭开东正教复兴的序幕,小说被搬上舞台后场场爆满。此事不仅打破了文学不准描写宗教的禁令,也激起了宗教复兴的潮流。《哲学问题》杂志陆续发表20世纪初俄国宗教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梅列日涅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杂志一出刊,立刻被抢购一空[1]。此后,其他杂志相继效仿,加上广播、电视推波助澜,在苏联大地开始了“东正教复兴运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由于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及改革的需要,苏联对宗教限制放宽, 宗教复兴潮流更加汹涌地向前发展。1988年是基督教传入俄罗斯一千周年,苏联东正教会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庆祝活动空前的热烈,教徒的庆祝活动和游行达三天三夜,电视台、电台整天整夜地跟踪报道,宗教节目也受到广大人民热烈欢迎。苏联官方同意东正教会印刷10万本《圣经》,并允许进口100万册《圣经》,其中包括三卷本的《圣经》研究15万套和15卷本的《圣经评论》5000套。这次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被国外评论为“东正教会的历史新纪元”。戈尔巴乔夫为此发表了重要讲话,既表明过去苏联宗教政策犯有严重错误,又肯定了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并表示对庆祝活动官方将给予大力支持。戈尔巴乔夫还接见了东正教大牧首皮缅及另外五位大主教[2]64 。这次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被国外评论为“东正教会的历史新纪元”。

 

    1990年10月,苏联颁布建国以来最宽松的新宗教法,即《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此法全面取消了苏联过去对宗教的限制。第一,它结束了国家支持的无神论宣传。第二,对宗教组织登记的条件大大放宽,恢复了国家对教会所办企业税收的最大优惠。第三,更改了教会不准办学和教会在学校中不准“讲授任何宗教教义”的禁令。新法规定教会不仅可以办各种类型的学校,还可以建立其他学术研究组织。第四,规定现役军人可以在业余时间做礼拜和履行宗教仪式。第五,撤销了国家对宗教进行控制的部长会议所属的宗教事务委员会,代之以国家宗教事务中心,它只起联络和咨询作用。在1991年7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又通过了党员可以成为教徒的决议。

    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宣称, “戈尔巴乔夫是调节政教关系和修改宗教政策的建筑师”。他预言,苏联“正在经历一个信仰复苏时期”,“21世纪将是一个宗教的世纪”[3]。

    (一) 东正教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信教

    俄罗斯学者估计,目前俄罗斯已有东正教徒8 000万人,有人认为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东正教的日常宗教活动主要是:做礼拜、施洗礼(成人入教和出生婴儿都要洗礼) 、举行结婚仪式、安魂祈祷、出售圣物、举行节日东正教庆典、召开各种东正教会议等。一般在教堂外还有牧师布道、讲演、举行东正教游行、东正教集会等。据统计, 仅1992年不到一年时间内,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就主持礼拜仪式238次。做加手仪式99次(几乎平均每天一次) [4]。他还多次访问兄弟教会,参观各教区、寺院和修道院。与他同样忙碌的还有各教区总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们。这时期“东正教热”的特点之一是青年人、知识分子信徒的增多。好多青年人把上教堂视为一种时尚、一种高层次追求。大部分青年人在教堂举行婚礼,并且还要提前预约。在大街上,常常看到穿黑袍的神学院学生布道讲演。这些现代人讲的全是现代内容,包括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上天与上帝；社会上的离婚、酗酒、吸毒现象与宗教道德,等等,大有上帝才可以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味道。知识界人士进入教堂大门,多数不是出自虔诚信仰上帝,而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出自对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失望,出自内心的困惑。

    教会还把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当成扩大教会影响的方式。教会人员常常到社会底层去访贫问苦,到医院、孤儿院和监狱慰问病人、犯人和儿童,也为急需帮助的人服务,成立社会服务网；还通过募捐救济穷人,帮助困难家庭、孤儿和幼儿园的孩子[4]。

    此外,东正教还以其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多年的根基,不断加强宗教思想的宣传,出版各种刊物,占领舆论阵地,如影响很大的《莫斯科牧首公署杂志》和其他许多宗教杂志、装潢精美的宗教书籍。另一方面,不断在电台、电视台播放宗教节目,电视台每周定时邀请主教、牧师讲道。

    (二) 东正教会占领文化教育阵地

    东正教会一直把办教育、占领教育阵地当成自己的义务,认为争取和教育青少年是自己的根本任务之一。教会宣称“拯救孩子就是拯救自己”,号召把每个家庭办成“家庭教会”。在家庭教会中,家长有义务教孩子熟读《圣经》、念祈祷文、唱宗教歌曲、收听宗教电视节目等。家长带孩子进入教堂也被认为是献身上帝的行为。

    苏联解体之前,宗教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宗教活动吸引更多的人,增强宗教感染力,利用越来越多的教徒群众向当局施加压力,夺取一个又一个思想阵地,最后摧垮无神论者的政权。

    苏联解体以后,教会的战略是全面占领从意识形态到政治上的各个阵地。首先是恢复它失去的世袭领地——教育。戈氏的新宗教法已从法律上允许教会办学校和在各类学校课堂上讲神学课。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不仅承认这些法令,甚至对教会作出更大的让步。现在,除在已办的神学院、神学研究院和各类宗教学校大讲神学课外,当局还决定在全俄16万所学校全部恢复神学课程。教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斯莫洛夫为向学生提供“精神文化历史”,允许由美国60个传教、教育团体联合组成的12000人的“基督教和平队”开进俄罗斯。联合使团先为8000名俄国教育工作者开办了为期四天的学习班。它还在各地放映电影《耶稣》,约有111亿人观看了这一宣传性宗教影片。1992年10月,美国葛培里牧师在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场举行了三天的福音布道大会。这个有315万座位的运动场,每晚都座无虚席,还要加3000把椅子。站在过道和在场外观看大屏幕电视的群众则无以计数,参与的人中很多是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来的。美国牧师的布道内容广泛,大受俄罗斯人欢迎[2]68。外国报刊评论说,看来,阿斯莫洛夫似乎不担心美国传教团体会扰乱俄罗斯政教分离政策的实行。

    由于新宗教法的开禁,各类宗教学校纷纷建立,其中最著名的是俄罗斯东正教大学, 它于1993年2月24日建立。俄罗斯副总理萨尔科夫前来参加开学典礼,并表示希望这所大学培养出来的青年人能以先辈为榜样,找到一条正确的生活之路。到1997年底,俄罗斯有2400人能在公立学校、大学和青年团体中讲授《圣经》[2]68 。

    据1997—1999年俄罗斯一些州行政管理人员统计,有一些中学开设了俄罗斯东正教信仰教育课。其中,库尔斯克州的800所中学中有300所讲授东正教文化原理课[2]67 。根据主教们的报告,有35 个地区的地方政府机关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签订了教育领域的合作协定。

    在国家支持下,东正教占领了俄罗斯的教育领域。目前,有近一百所东正教中学和几十所东正教幼儿园在根据国家教学大纲教学[2]66 。俄联邦教育部和莫斯科大牧首的俄东正教会协调委员会委托А.巴拉基诺夫编写的教科书《东正教文化原理》,于2002年开始在全俄国立和非国立院校普遍发行。东正教教义的讲授者向学生阐述两种观点:一是学校的宗教课在祈祷中开始和结束。在祈祷中讲述信仰的原理,学习基本论点,教学生东正教日常生活方式。二是讲述东正教文化原理,即东正教的文化道德理念[5]354。该课的主要任务是使孩子们养成信仰的行为,宗教行为将在这些课的熏陶中形成[5]362。除专门的宗教学校外,一些世俗高等院校也纷纷开设宗教课程,请神职人员讲解东正教文化。笔者曾在莫斯科大学社会系听了一学期神父讲的东正教文化课。东正教协调委员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声称, “为了教育人民复兴民族自觉意识,东正教价值观必须进入学校大纲。”而时论家、修士司祭安德烈·库拉耶夫不止一次地声称,在教科书《东正教文化原理》的帮助下,来解脱“俄罗斯的痛苦”[5]369。

    (三) 东正教会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

    积极参与政治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大特点。1991年6月,叶利钦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在宣誓就职大会上,接受了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祝福。大牧首还在会上发表了支持演说。在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中,叶利钦呼吁总罢工,大牧首则发表声明支持他。8月21日政变失败,一些报刊站在教会立场欢呼“无神论国家破灭了”。8月24日,叶利钦发布命令解散共产党。东正教会不仅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者,而且成为成员最多的全国最大的政治力量。叶利钦总统与大牧首个人关系密切,频频友好往来。教会公开支持叶利钦竞选总统,号召教徒投他的票。而叶利钦则“报之以李”,当选总统后于1992年11月将红场上最负盛名的瓦西里大教堂及克里姆林宫内的七座教堂交给东正教会,决定将36件在上世纪30年代没收的宗教圣物归还教会,包括19世纪的圣像、十字架、圣像灯和圣餐杯[2]65。1993年9—10月间,叶利钦与议会发生冲突,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又以中间人身份进行调停。由宗教领袖调节政治纠纷,这是自1917年以来的第一次。这些事件明显地证明:东正教会在俄政坛上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普京上台后,为了稳定社会,他加强了与东正教会的关系,充分肯定东正教在培养人的道德与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如俄政治学者所言,目前俄政治与宗教是同盟关系,东正教要靠普京支持建立其在民间的影响力,而普京需要增加其权力的正义性。普京及其全家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普京不仅常去教堂,还经常就重大决策征求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意见[6]。普京经常参加东正教举行的各种活动[7]。2003年7月31日,他在高尔基全程参加了由东正教大牧首主持的索洛夫圣人成道一百周年纪念大典,在10万名东正教徒面前亲吻索洛夫圣者的木乃伊肉身脸颊,以表达他虔诚的信仰。他还为主办这次活动的两位主教颁发了国家勋章,并以国家元首身份向重新整修的索洛夫教堂赠送圣钟[7]。

    俄罗斯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大型活动中,东正教会在各教堂举行了一系列活动,为战争期间牺牲的所有人举行圣餐仪式和祈祷[8]。俄媒体指出,普京以其政治影响力加强与东正教的关系,这对于国家社会安定具有特殊意义。普京这位在国家艰难时刻接手克里姆林宫的国家领导人,注重发挥俄本土宗教的作用,希望借宗教力量及信仰来规范人民思想,这也是其大力推崇东正教的主要原因[7]。这些现象标志着东正教早已走出教堂,走进学校,进入社会,深入俄罗斯人的心灵。

 

 

    为什么有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基业的苏联,在转瞬之间却房倒厦倾? 为什么进行了七十多年唯物主义教育和无神论宣传的苏联,人民反而选择了回归东正教? 这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反思的问题。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可以肯定的是,在“东正教热”的洪流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并非是坚定的“有神论者”,为什么他们也投身这洪流之中呢? 这个原因只能从政治方面去找。人们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对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失望,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希望的破灭等,是形成“东正教热”的根本原因。人们选择东正教,表明他们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已丧失信任感。对国家失去信心,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失去信念,这些无疑是今天“东正教热”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俄罗斯日益发展的“东正教热”,起码有两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第一,俄共在革命和战争中形成的“左”的路线,在斯大林时期“愈演愈烈”,其中在对宗教的政策上表现尤为突出。可以说,苏联的失败就败在一个“左”字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宗教方面的论述是丰富的、多方面的,但苏联领导人却只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简单的论断[9]。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有其特定条件。这一条件就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宗教只能使工人阶级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而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来世。从而要求工人阶级“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10]。

 

    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的统一体,就是由早期出现的宗教统一体发展而来。在俄国历史上,在莫斯科公国统一东北罗斯的过程中,东正教会多次出面说服其他公国臣服莫斯科,帮助莫斯科公国完成统一大业。而且,是东正教使俄罗斯保持着一个统一的思想,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也是东正教思想发展的结果[11]。俄罗斯今天使用的文字(西里尔文),就是由东正教传教士发明的。在10—17世纪,东正教修道院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为后来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2]。即使在苏联时期,东正教会在卫国战争中所建立的功勋,也曾得到斯大林的高度评价。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说它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 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13]。应该说,宗教有很大的消极面,如唯心主义世界观、宿命论和迷信等,但这不是宗教的全部内容。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一直认为把宗教解释为愚昧是一种简单化和无知。宗教不仅仅是欺骗,而且是哲学……了解宗教就不能有真正的无神论。”[14]

 

    宗教就世界观而论,与马克思主义有严重的分歧,因此不排除从科学立场上对宗教进行批判的正确做法,但“这种科学立场要求进行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应理解为不同精神理想和价值之间进行的较量,可斗争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臆断地自认为独占真理”[9]。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教关系问题和宗教政策制定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新的、急需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做法是失败的,这也是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在这方面解决得比较好。中国首先解决的是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长期性问题,即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将长期与国家共存、共处。共处的含义就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而合作是主流,是基础。中国的经验是坚持“五性”: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国际性、复杂性[15]。而苏联领导人认为,宗教偏见要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落后中寻找,要到国外的思想渗透、教会神职人员的反面活动中去寻找。对教会神职人员,主观认定他们是异己力量,甚至是敌对力量,从而促成苏联对宗教界人士的大规模镇压,大大伤害了教徒的宗教情感,加剧了他们的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主义。实践证明,那种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宗教很快会消亡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和极其错误的[16]。这不仅从理论上违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实践上也违背了列宁的教导[17]。

 

    第二,在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中,有六十多年处于反宗教的运动中,但其结果却不是宗教的消亡或削弱,反而出现了“东正教热”。这难道不值得研究和反思吗?

 

    为同宗教做斗争,苏联当局宣传无神论的方式简单生硬,完全不是以理服人。这不仅给苏维埃国家抹黑,给党的威信造成损害,也大大伤害了广大教徒的宗教感情。因此,这种宣传运动出现了与当局希望相反的效果,从反面促进了广大人民向宗教的靠拢[18]。

 

    在苏联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是用行政手段、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去消灭宗教,以图从组织上先消灭宗教；二是通过无神论宣传,企图从思想上消灭宗教。从组织上对宗教的打击,表面看获得了巨大效果,但教堂、修道院数量的减少并不等于宗教的削弱,因为宗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精神文化,是人们头脑中的东西,靠消灭宗教组织不能消灭宗教,反倒使人们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可以说,是苏联当局的错误政策驱使一些人投入宗教的怀抱。

 

    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从苏联的做法中,我们应汲取教训,把宗教问题上升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我们一定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一定要遵循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不能干违背规律的事。同时,一定要严防、严打企图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的不法分子,更要警惕国外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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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浩,等.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庆典[EB/OL].(2005-04-13).http://gb.cr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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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ergei Pushkarev. Christinity and Government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inion Refections on the Millennium[M] . Westview Press Boulder, San Francisco, D. London. 198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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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6月第36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