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赤峰

 

    东正教是基督教的重要教派之一,与天主教和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系, 10世纪末传人俄罗斯,并被立为国教。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有着特殊地位,实际上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1991年苏联解体后,东正教迅速摆脱长期处于无神论思想体系压制下的萧条状态,开始渗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国家政权构成了特殊的组合关系,并在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正教在历史上就有干预政治的传统。在俄罗斯的统治者对东正教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改革,即伊凡四世时期的“百章会议”、“尼康改革”、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之后,东正教成了俄罗斯统治集团中的一个职能部门。在俄罗斯世俗政治体制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东正教可以利用王公贵族争权夺利发挥自身优势, 壮大自身的力量,并且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当沙皇政权稳固、“君权神授” 观念深人人心时,为了体现其存在的价值,东正教会通过在新占领区传授东正教,鼓吹沙皇统治合法性,以赢得新占领区居民对沙皇政府的驯服。而对内则按照沙皇的要求,仅限于在精神领域开展活动,避免参政、议政。因此,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东正教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不参政,而是“不参内政”。在沙俄世俗政权用强大的军事力量获得的新领土边疆的地区,东正教积极维护沙皇的统治,甚至将触角伸至世俗政权控制的边界之外。尽管在这之后,俄罗斯东正教也曾试图趁俄罗斯政局不稳,重新恢复牧首参政,但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迫使欧洲政教分离的大气候,以及东正教在俄国内政治地位下降的趋势,使这种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1917年,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开始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历史新阶段。由于这个时期东正教大部分时间都受到政府的限制,它对俄罗斯社会政治的影响很小。相对而言,东正教在苏联历史上发挥较大影响的有两个时期：一是1917-1923年苏维埃政权巩固时期；二是1941-1945年抗德卫国战争时期。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东正教会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与反对革命政权的各种势力勾结在一起同苏维埃政权对抗。东正教会号召教徒反对新政权的各项措施,并且组织“耶稣军”、“圣母军”、“大天使加百利军”等宗教队伍,配合国内白卫军和外国干涉军反对苏维埃政权。但随着苏维埃政权逐渐稳固,国内外各种反对势力试图武力干涉俄国政治的企图失败,东正教会及其神职人员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新政权的态度。1923年,大牧首吉洪发表声明,代表东正教会向革命表示悔悟,放弃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立场。1927年,谢尔盖主教发表了“致神职人员及教徒的信”,号召东正教信徒忠诚于苏维埃政权。经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苏联东正教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在政治上拥护苏联政府,支持政府的内外政策,许多神职人员和广大信徒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东正教由一开始的反政府力量,变为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加大了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无神论教育,导致大批东正教信徒脱离教会,使东正教的社会影响力大大削弱。

 

    卫国战争时期,东正教成为苏联同化西部新占领地区居民的文化武器和爱国统一战线的生力军。1939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约,把波罗的海3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等地区划归苏联,使苏联国界向西推进了几百公里。由于新占领区居民大多数是东正教徒,苏联政府开始利用东正教会的力量,建立这些地区居民与苏联主体民族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语言。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苏联政府采取了以教会统一教会的作法,使当地东正教徒与东部同胞及苏联大多数公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宗教整体。在波罗的海3国和其他地区,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俄罗斯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结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文化共同体,这是苏联政府其他行政措施所达不到的。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后,东正教会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号召教徒积极投身到反纳粹侵略的斗争中,为苏联取得战争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大牧首谢尔盖在战争爆发后连续4次向全俄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发出公开信,号召广大信徒放下历史包袱,积极投身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去。他在第三封公开信中说：“进步的人们将以基督文明的名义,为人类良心和宗教自由宣布对希特勒进行圣战。”全国的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纷纷响应号召,投身到反法西斯爱国主义的自卫战中,或拿起武器奔赴前线,或在后方支援战争。东正教会积极捐钱捐物,组建了著名的飞行大队和坦克纵队。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又恢复到以控制和压制为主的政策, 但在不同时期根据需要而“紧松”交替。苏联政府的强大控制力和东正教会社会凝聚力的相对弱小,使东正教几乎无法对苏联政治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推行经济、政治改革计划,并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对东正教改变了做法,开始实行宽容、开放的政策,这为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恢复影响和发展提供了机遇。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国家将致力于改善同教会的关系”,“使教会的合法地位得到改善”。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接见东正教牧首及东正教会领导人时表示,政府将支持举行基督教传人俄罗斯1000年的庆祝活动；承认苏共和政府过去在宗教政策上犯了错误；改革、公开性、民主化对一切人都适用,包括东正教徒在内；在制定新的宗教信仰法时将考虑宗教团体的利益。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梵蒂冈,与罗马教皇举行会晤,并就乌克兰地区罗马天主教会的合法化和苏联与梵蒂冈    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1990年10月,地处乌拉尔地区的末代沙皇被处决地移交给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纪念性圣地。1990年10月,苏联颁布了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这一法律文件赋予教会以法人地位,取消了对宗教团体的种种限制,扩大了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范围,而且规定教会人员和信徒与其他公民享有平等权利, 并允许军人参加宗教仪式。这项法律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在宗教问题上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为东正教社会地位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政教关系的改善,为东正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东正教在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迅速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教徒大幅增加。据统计,这一时期东正教人数超过7000万,约占全苏人口的1/4；2、宗教活动场所猛增,80年代初在全苏联的场所达7000多处,到1990年增加到2万多处；3、宗教学校显著增加。80年代前期全苏只有16所宗教院校,到1990年初已增加到52所,在校学生由原来的2000多人增加到5000多人。此外,东正教的传教活动范围扩大,方式多种多样,宗教读物大量印刷,电视台也开始播放宗教节目。

 

    随着苏联进行改革以及政府对东正教政策的宽松,信徒大幅增加,东正教会组织开始进一步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1988年4月,有4位东正教会领袖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0年3月,有192个教士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1990年7月,有一位东正教领导人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宗教信仰自由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政府官员和军人进出教堂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数也显著增加,这为东正教后来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奠定了重要基础。东正教参与政治的突出举动还表现在宗教政党的出现。全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公开说：“没有基督教成员的参与,我们社会的复兴是不可能的。”苏联政府实行多党制后,东正教会建立了一些宗教政党。如1989年组建的“教会与改革运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 , 1990年建立的“人民东正教运动”、“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等等。它们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呼吁进行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成为推动苏联社会转型的动力之一。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继续奉行鼓励东正教发展的政策。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政治头面人物纷纷参与宗教活动,相关的宗教保护法律也纷纷出台。

 

    首先,俄罗斯各级政治领导人纷纷发表演讲或采取实际行动支持东正教。1991年4月,叶利钦率领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复活节礼拜活动。1992年1月7日是东正教的重要节日——主降生日,俄罗斯政府不仅破天荒宣布全国放假两天,而且叶利钦本人还前往莫斯科东正教大教堂参加祈祷仪式。叶利钦说：“我对东正教会及其历史、道德、仁慈的传统,以及它对俄罗斯精神生活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过去我们对东正教的批评、指责是严重错误和不公正的,我们有责任使教会恢复其权利。”1997年,“东正教俄罗斯”运动成立时, 叶利钦发了贺电,认为该运动的成立将“有助于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公民和睦、民间和谐及宗教间和睦相处的传统,为国家的复兴做出重大贡献” 。前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认为,“俄罗斯运动将造福整个俄罗斯社会。”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也表示,俄共掌权后不实行原苏联的无神论政策, 并表示俄共将积极支持东正教的复兴。

 

    其次,俄罗斯政府出台相关法律确保东正教的合法地位。1993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虽明文规定俄罗斯是世俗国家,奉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任何宗教均不得被视为国家的或必须信仰的宗教,各宗教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实际上俄罗斯当局对东正教采取了倾斜政策。1997年国家杜马通过了“信仰自由法” , 对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给予了特别的肯定。该法案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宗教组织的正常活动,“为宗教组织提供税收和其他优惠政策,向宗教组织提供财政、物质和其他帮助”。

    由于政府的扶持和鼓励,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取得了迅速发展,在整个叶利钦时期的信教人数呈现先爆发性增长、后平缓增长的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东正教人数由4000多万迅速增加到7000多万左右,占俄罗斯人口的1/2。宗教团体由1990年的3450个,增加到1996年高峰时的7195个。【1】教区增加了3倍,达到16000个,330个修道院重新开放。【2】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更是增加了20倍,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达到了43所,建立了培养普通人神学知识的吉洪神学院和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全国共建立了100多所东正教图书馆【3】。

 

    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东正教迅速发展壮大, 其社会影响力也随之增加。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投桃报李”,积极支持政府的各项措施,支持总统叶利钦。叶利钦1991年竞选总统时,东正教会公开号召教徒投票支持。在叶利钦当选为总统后,全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对他表示祝贺。作为回报,叶利钦当选为总统后,将莫斯科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及克林姆林宫内的其他7座教堂归还给教会。东正教会积极参政议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1993年和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当选为议员,许多神职人员进人议会,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2、教会把维护国家稳定、纯洁社会风气视为己任,以宗教精神占领道德阵地。1993年10月,叶利钦与议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为避免俄罗斯陷人内战和出现大规模流血冲突,全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积极从中斡旋,主动会见叶利钦总统,提出缓和双方矛盾的方案,调解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冲突。尽管调解没有成功,但这一行动本身向俄罗斯社会表明了东正教及其领导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94年,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参加了叶利钦主持的《社会和睦条约》签字仪式,要求教徒支持国家的和睦进程。1999年,在车臣恐怖分子实施一系列爆炸案后,东正教领袖强烈谴责这些恐怖活动,支持政府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同时派神职人员从军作战,与俄军配合,共同清剿车臣恐怖分子,维护国家统一。3、东正教会加大与军队强力部门的合作力度,拓展教会在武装力量中的影响。1991年,叶利钦总统下令禁止所有党派和政治组织在军队中活动,唯独东正教例外,可以继续在军队中从事宗教活动。1994年3月,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与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签署了联合声明：“俄罗斯军队将与东正教会携手合作, 共同致力于对军人的精神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对军人的社会保护工作。”这样,俄罗斯东正教获得了军人教育者和指导者的合法地位。1996年,教会与强力部门签署合作意向,共同关注军人的思想动向。4、东正教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俄罗斯东正教在自己存续的千年历史中,从未让自身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相分离,这也包括在对外政策领域。在对外政策方面,东正教会始终与政府保持一致立场,协助俄罗斯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俄罗斯东正教圣主教公会设立莫斯科大牧首对外关系处,其活动章程中规定：“对外关系处负责协调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地方教会、外国教会、基督教团体和非基督教团体、政府、议会、民间组织及政府间、社会、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对外关系处下设3个秘书处,与国家的对外政策部门保持着固定联系。东正教的一些高级教会人士经常同外交官一起出访,东正教代表团访问归来,还主动向外交部门提供“简报” 。

 

 

    进人21世纪后,俄罗斯东正教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期。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不仅与历代领导人一样重视东正教的作用, 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由衷地希望这一传统宗教能够在新世纪的俄罗斯得以复兴。普京曾多次会见圣主教公会的成员,并在他的总统就职仪式及其他重大国事活动时,均邀请东正教大牧首出席。普京总统还亲自颁布命令, 将阿列克谢大牧首的警卫由莫斯科市级提升为国家级。俄罗斯政府积极为东正教的传播和宣传活动提供方便渠道, 广播电台和奥斯坦金诺电视台每周分别播出5种和12种教会节目。1999年底,普京发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倡导形成“统一的俄罗斯思想”,希望宗教能够起到团结全社会的积极作用。他强调：“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即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2000年1月6日, 在庆祝耶稣诞生2000年之际,普京向俄罗斯东正教会发出贺信,称东正教在新世纪将“有助于俄社会稳定与和谐, 有助于国家精神道德的复苏”。普京总统还认为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及现实生活中起着“独特作用”,并且应当成为“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俄罗斯联邦政府对东正教作为国民整体价值观体系的认可,为东正教在新世纪的俄罗斯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00年8月13—16日,为纪念耶稣诞辰2000年,在莫斯科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了高级僧侣大会,共有147名高级僧侣参加。他们共同探讨了东正教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教会与社会、国家以及其他基督教组织的关系等。在此次会议上,作为会议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高级僧侣们制定了《俄罗斯东正教社会概念框架》文件（以下简称《框架》）。《框架》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由东正教会发布的关于宗教与现代社会正式观点的文件, 它包含了从政治、经济到生物伦理、全球化、教会财产国有化等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

 

   《框架》在规定有关教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关系问题时指出：对于人们政治上的分歧、矛盾和斗争,教会主张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实现和解与共同治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教会允许其高级神职人员、全体教士和普通信教群众拥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只要他们不采取明显反对东正教信仰和教会道德传统的行为。2. 教会及其神职人员不能参加任何政治组织的活动, 不得参与竞选活动, 以及发表文章支持参加选举的政治组织或独立候选人, 不允许神职人员参与竞选任何一级政权代表的活动。3. 教会不参与政治斗争、党派活动以及竞选前一系列活动,并不表示教会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表自己观点以及将这些观点和立场向国家的任何一级政府机构表达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国家机关、政治或其他世俗机构不能剥夺东正教会这种表达立场的权利。同样,任何事务也不能阻止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和教民同其他公民一样通过投票来表达人民的意愿。4. 东正教徒在从事国家政治活动时,不能将这种活动用于服务私人目的。【4】

    尽管《框架》规定东正教会应具有超国家的特点, 但同时也号召信徒热爱自己所在的国家,主张教会采取不倾向任何国家制度及现有任何政治学说的立场, 并要教会督促教民在批评国家政权时,不应带有任何宗教信仰色彩,明确教会和国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相互不干涉各自事务基础上的。

 

    《框架》认为,信仰自由是20世纪人类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今天这一原则已成为教会在非宗教世界存在的基础,它赋予教会在世俗国家的合法地位。

 

    关于教会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张,《框架》进行了如下的阐述：教会欢迎各国和各民族特别是有着相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在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下进行联合。不久前的事实表明,欧亚大陆上的一些国家的一系列分裂活动, 人为地割断了该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试图分裂多民族国家的作法是导致地区流血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使东欧地区动荡不安。教会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利用国际组织解决地区争端时,要做到各国平等, 签署的相关协议要争得当事国的同意和谅解, 这样才可以避免国际上的侵略行径和国内的种族屠杀。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 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保障公民利益的基础, 也是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基石。

 

    对于全球化的问题,《框架》指出：全球化不仅具有政治的、法律的, 而且还有经济和文化信息的意义。东正教在承认全球化促进人们的交流、信息扩散和生产经营活动这些方面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的同时,对这一过程可能带来的冲突和危险也极为关注。

 

    俄罗斯宗教界、政府有些部门以及媒体普遍认为,《框架》是教会神职人员、普通信教群众、教会机构在处理与国家、世俗社会团体、大众传媒关系时的指导性文件,是2000年高级僧侣大会为俄罗斯东正教历史树立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未来发展的重要行动指南。

 

    随着俄罗斯在新世纪中国内社会改革和国际地位的变化, 东正教会将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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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罗坚巴乌姆：“被解放了的良知——得与失”,《独立报》,1996年4月6日。

【2】科拉斯科夫：“宗教、教会、国家处于跨世纪的俄罗斯”,《俄罗斯新闻报》，1995年11月24日。

【3】巴施洛夫：《俄罗斯宗教史》,莫斯科,2002年,第214页。

【4】加伏里洛夫：《关于俄罗斯东正教的社会观念》, 莫斯科,2002年,第292页。

 

 

                    （本文转载自：《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