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吉卓玛

 

 

    尼僧是藏传佛教的一个载体，她不仅有自己从事宗教活动的道场及其组织制度，而且有支撑其信仰的教法义理与法事仪轨，从而构成其有形的外部形式和无形的内在体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当代藏区尼众道场从不同层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本文拟从作为当代藏区尼僧宗教表现形式的尼众道场如何与藏族世俗社会交互作用，涉及宗教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宗教存在于世的根本前提之信仰层面，尝试着从不同视角并倚重个案调查来探讨当代藏区尼众道场的经营与变迁。

 

    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使藏传佛教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特别是党的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广大信徒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引发了藏族妇女步入佛门学习佛法的热情，尼僧的人数急剧上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从十几岁到二十多岁的来自广大农牧区的青年女子削发出家为尼，成为藏传佛教尼僧的主力军。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一座座尼寺或道场也从她们的双手中拔地而起，并伴随着这一社会变迁，尼众道场获得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存在空间。

 

     1. 个案调查：觉囊派尼众道场的兴起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中独具一格的一个宗派，该宗派形成于13世纪，由大成就者贡邦·特杰尊珠(1243-1313年)在今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平措林乡的觉摩囊(jo mo nang)地方建立觉囊寺而得名。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初，被称为《时轮》教法第四代传人的克什米尔大班智达·达哇贡布，译言月怙，于藏历“绕迥纪年”，即1027年来到西藏，将《时轮》教法分别授受予他的三个主要弟子卓译师西饶扎巴、拉杰贡巴贡却松**和卓敦·南拉孜**，并成为《时轮》教法第五代、第六代和第七代传人。由于觉囊派以“他空见”为主要学说，因而在教义方面别具一格，曾在藏传佛教诸宗派中引起过争议。五世**喇嘛时，觉囊派寺院全部被改宗为格鲁派寺院。17世纪末以后，觉囊派主要在边远藏区流传，在前后藏已经不复存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藏族地区得到全面贯彻，在西藏沉默了几个世纪的藏传佛教觉囊派也契合时代的脉搏，踏寻祖根，从边地靠向它的古地。开始修复祖寺，弘发祖风。譬如，1988年，来自四川阿坝州觉囊派僧伽在阿坝商人和施主的资助下，修复了觉囊派祖寺觉囊寺及觉囊白塔等，恢复了西藏地区的觉囊派道场与林夏尼寺，并收摄40余名比丘与尼僧(约10人)，传布觉囊派教法仪轨，使得在西藏一度冷寂的觉囊派重露端倪。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觉囊寺已被关闭。尼众道场林夏尼寺，则成为西藏自治区境内唯一的觉囊派寺院，现有11名尼僧，从而改变了西藏自治区境内没有觉囊派道场的历史，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此，1998年，阿坝县哇玛乡境内最大的觉囊派寺院——色邓寺(亦称赛寺，gser dgon pa)的金刚**赛仓·贡桑严佩(bswe-thsang-kun-bzang-gzhan-phel)活佛，在他的修行地创建隆居尼寺(lung-lcog-dgon)，现有30余名尼僧。与此同时，在壤塘县依附觉囊派曲嘎尔寺(vdzam-thang-chos-sgar)也形成了尼众僧团组织或尼僧群落。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宗教总是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正如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说：“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这些觉囊派尼众道场或僧团的兴起，与藏区社会的发展脉动同步，显然与藏区社会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契合当代社会宗教的良好存在空间，在藏区社会发展的脉络中找到了自己发展的空间和处所。因此，觉囊派尼众道场的兴起，打破了以往的格局，在当代藏区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个案调查：拉森达杰林尼寺的兴建

   
    拉森达杰林尼寺(bslab gsum dar rgyas ding)，意即“三学兴盛洲”，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久加乡萨益多地方，始建于1997年，历时五年建成。

    1979年，恢复了党的宗教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必须认真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开放少量寺庙，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为了管理好拉卜楞地区的尼众，1993年成立了拉卜楞尼寺管理委员会，由现世贡日卡卓玛女活佛任寺管会主任，1997年，在第六世嘉木样支持下，她把从1980年初开始聚居于拉卜楞寺后，宏仓俄尼寺废墟上的百余名藏族出家女性，即尼僧，按照她们各自所信奉的宗派分流，并于1997年起，与萨益多尼寺的寺管会副主任益西卓玛，在萨益多村沟口的一个山坡上，创建了宁玛派尼寺拉森达杰林，为尼僧营造了宗教活动场所和赖以生存的处所。

    拉森达杰林尼寺，现有尼僧约60名，大多数来自甘南州境内，年长者为现年71岁寺管会副主任益西卓玛，管理和主持着尼寺的所有事务，她认为该寺的尼僧不论从清规戒律、穿着威仪，还是从吃苦修学佛法方面，已成为拉卜楞地区尼众的楷模。在现世贡日卡卓玛女活佛和寺管会副主任益西卓玛的主持下，拉森达杰林尼寺的组织制度与法事仪轨悉皆已系统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并坚持独立自主办寺方针，顺应当代藏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要求，走适宜于自己的经营路子，利乐有情，为当代藏区社会服务。

    以上案例表明，觉囊派尼僧与尼众道场的兴起和拉森达杰林尼寺的兴建，契合了时代发展的脉络。改革开放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藏族地区的尼僧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消歇已久的觉囊派尼僧与尼众道场在藏文化的中心西藏得以恢复，以及诸如拉卜楞的拉森达杰林尼寺等过去没有的、新的尼众道场在藏族地区出现，悉皆表明，尼众道场作为藏传佛教外在形式和一种社会实体，它的兴起和发展都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发展和不同的存在形态。

    这些尼众道场的兴建，虽然都是以自身的传统作为依据，但是藏区社会的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为藏传佛教尼僧与尼众道场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正如江泽民深刻地指出：“综观我国和世界的宗教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宗教都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才能存在和延续，16世纪基督教发生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宗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各宗教自身存在的客观要求。”目前，藏区的尼僧与尼众道场以一种理性化、多样化、社会化的趋向力求适应藏族社会的发展和现实需要，与藏族社会和谐共处，在当代藏区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二、尼众道场的结构及运作组织化

 

    一个宗教组织及其制度的建立，总是有一个伴随历史、社会变迁而不断转变的过程，同时体现出社会变迁的历程与时代特征。当代藏区尼众道场的组织结构，以出家女性共同的信仰组成独特的社会实体，并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尼众道场僧团组织的基本构成及其制度等层面形成自己的特征。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她又区别于国家机构，以从事宗教活动为己任，从而在组织结构及运作模式方面，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

 

    阿琼南宗尼寺和所有藏传佛教尼寺一样其组织机构是按照藏传佛教尼众道场组织机构建立的，她以尼众道场为基础或外部形式，由寺主、**和尼僧这一特定的教职人员组成，是一个有意识地组织起来以从事宗教活动和达到宗教目的的女众宗教群体。它和一切社会组织一样，在具有共同特性的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具体而言，以大经堂和僧舍为主要建筑的活动场所，构成了阿琼南宗尼众僧团组织机构的外在形式，它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宁玛派尼僧教团组织机构，又把来自安多藏区青海省境内的十一个州县的女性教徒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宁玛派女众宗教团体，形成了一个具有统一宗教意识的社会群体，她们是尼寺中的主体，也是宁玛派教法实践的载体。

 

    寺院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是这个僧团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纳入政府管理体制之下的管理机构，她由三名尼僧组成，即正、副主任和会计，具体负责管理尼寺的全部事物。寺管会每届任期三年，民主选举，由品学兼优的尼僧担任，也可连任。其中会计主管尼寺的财产收入与资金开支等事务，并定期要在寺内做基金情况汇报，由精明能干的尼僧担任。

 

    尼寺中按照藏传佛教寺院的传统惯例设有僧职，诸如寺主(dgon bdag)、喇嘛(bla ma即**或活佛)、格贵(dge skos)、翁则(dbu mdza)、却本(mchod dpon)、却员(mchod gyog)、金刚持(rdo rje’dzin pa)和聂拉(gnyer ra)等，她们是这个女众僧团组织的最高主持者和管理者。

 

    当然，世界上没有一种不变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而同一种宗教组织制度又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所处地区的不同，每个尼众道场的组织制度彼此均有差异，各有自己的戒行清规，以及完整的教法体制和规章制度，是尼众道场必须遵奉的教规戒行。以阿琼南宗尼寺为例。不难看出尼众道场的组织机构形式，主要是通过藏传佛教系统的组织制度体现出来的。而藏传佛教组织制度，则是由僧职人员的组织制度和执行宗教教务的行政制度结合而成的。并由此把具有同一宗教意识的个体信徒有序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纽带的尼僧组织或社会群体。与此同时，又建立了适应于各自僧团组织教规戒行，并带有自己的地方或区域性的特点，从而体现出各自僧团组织不同的宗教的实体性文化特色。但是，每个尼众道场以一个独立的宗教实体和组织机构形式存在，与其他寺院之间，除了活佛派系有隶属关系以外，各自在僧团组织上是相互独立的，各自为政，各自修道，在组织机构上实行寺院制，从而构成了尼众道场组织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

 

 

    当代藏区，经济发展对宗教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传统的靠布施或供养赖以生存的寺院经营形式，在一部分尼寺逐渐得到改变，尼寺的经济与世俗经济逐渐契合，大多数尼寺都努力遵循党的“以寺养寺，农禅并重”的方针政策，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发展机遇，从事宗教和经济活动，在生产和经营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寻找自己的发展和经营之道，一些尼众道场直接介入现代经济生活，利用更多的机会办医疗门诊、小卖部和开创其他创收的路径，使尼众道场的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的模式。

 

    1. 个案调查：拉萨仓宫尼寺的经营模式

 

    仓宫尼寺(vtshams khang jo mo dgon pa)是格鲁派著名的尼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八廓街以南转经路边的居民区，历史非常悠久，最早为松赞干布的修行地，名“赞普仓宫”(srong btsan vtshams khang)。藏历第七绕迥，即15世纪，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大成就者果觉尔杜丹巴，在藏王修行洞修行并获得成就，并依此建成尼众道场，取名仓宫尼寺。旧时，仓宫尼寺为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寺庙，尼僧最多时达200余名，多为当地贵族名门闺秀。该寺的尼僧除住持本寺的香火外，还要住持大昭寺嘛呢转经堂的香火等。

 

    1982年，仓宫尼寺作为拉萨地区第一座批准开放的尼众道场，重新修复对外开放。目前，有103余名尼僧，主要来自西藏拉萨堆隆德钦、墨竹贡卡、当雄、彭域、昌都和后藏等地，其中，来自堆隆德钦、墨竹贡卡的尼僧人数占一半以上、大多为农牧民子女，也有少数中、小学毕业的拉萨居民的子女。这些尼僧由寺院管理委员会管理，它是仓宫尼寺的最高管理机构，由拉萨市统战部的两名行政人员和三名尼僧组成，负责管理尼寺的全部事务。

 

    仓宫尼寺的整体建筑为院落式，主体建筑为大经堂，居于院落中央，二层楼结构，面积为16柱。大经堂东侧的松赞干布修行洞，为仓宫尼寺及拉萨地区的著名圣迹。千百年来，来此顶礼膜拜或观光的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改革开放使仓宫尼寺经营模式大大改变，在管理层面上，尼寺在一种新的机制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下更加组织化、秩序化。在经济层面上，仓宫尼寺发挥自己的地理优势和与大昭寺悠久的密切关系，在寺院内建立了专门为大昭寺提供装藏经文的印刷室、主要缝制僧装的缝纫室，以及对外营业的医务室来拓宽寺院经济发展的空间。如印刷室共有12名尼僧，大昭寺每天付给每人10元，其中2元归尼寺，寺院年收入8千多元，缝纫室共有6名尼僧，年收入2万多元，医务室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医药费营业，其收入除了每月支付聘请的医生2千元工资外，尼寺每年可收入6万多元。再加上游客门票(每人10元)收入和信徒的供养，仓宫尼寺一年的收入就达十几万。仓宫尼寺的经济收入主要用于一年四季举行的各种法事仪轨的宗教性消费。除此，每位尼僧的日常生活也基本得到保障。可以说，仓宫尼寺积极响应党的“以寺养寺，农禅并重”的原则和方针，顺应当今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寻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率先成为藏族地区基本上能够自养的尼众僧团。

 

    社会学认为，在社会的各种基本活动领域中，社会经济结构对于社会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制约。藏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层次，是尼众道场存在的决定层次。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改变着尼僧与尼众道场的生存条件，旧的或以往尼僧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于父母、亲属、家人的关系，以及封建社会中的宗法性教阶制度，诸如《十三法典》中有关家庭承担僧尼基本生活等条款，在当今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受到冲击，尼僧与尼众道场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变迁中，构建了自己的生活和经营模式，从而减轻了家庭和民众的负担。可以说，这种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也就是一个适应社会的过程。诸如仓宫尼寺的印刷室、缝纫室、医务室等作为其经济来源，一方面增加了尼寺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服务于社会，扩大寺院的社会影响。尼众道场与社会、尼众道场与广大民众形成一种互补互利的关系，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个案调查：德仲尼寺的经营方式

 

    德仲尼寺(ti sgro jomo dgon pa)，位于拉萨市墨竹贡卡县仁多岗村境内，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圣地之一。公元8世纪，吐蕃藏王赤松德赞时期，由莲花生大师和卡钦萨益西措杰空行母在此修行开启了德仲圣地。德仲，意为“鹧鸪翎”(ti sgro)，即从德仲叠嶂壁陡的白色岩石，直插碧空而得名；又有“宝矿箧”(gter sgrom)之意。认为莲花生大师和空行母益西措杰在德仲修行期间，埋下了许多“伏藏”经典和“宝藏”而得名。

 

    德仲尼寺坐落在曲参卡(chu tshan kha)意即温泉口边的一个山坡上，山下有著名的德仲温泉。该寺现有尼僧107人，加上编制外尼僧，有130多人。空行母丹增曲珍女活佛是德仲尼寺的最高住持。改革开放以来，德仲尼寺以它奇山异水的著名圣迹和各种神奇的传说，吸引着各地的修行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参访者，特别是德仲的温泉以圣水闻名遐迩，成为当地民众驱病强身，调养身心的好去处。

 

    1982年，德仲尼寺在温泉旁边建了几间房子，在温泉上做文章，开办温泉旅店来增加尼寺的经济收入。但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处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与德仲尼寺争利等，温泉的经营权归社会利益集团，其中的5间房作德仲尼寺的温泉旅店和招待所，由尼僧经营，以使社会集团利益与寺院利益的和谐。可是，近年来，有的牧民或商人借各种名义在德仲尼寺建民宅，建仓库，建客房等，与德仲尼寺争地盘，看好因温泉与尼寺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民宅夹杂在尼众僧舍中，甚至挡堵了寺院小道，直接影响尼僧的日常生活和寺院正常的宗教生活。这一事实说明：市场经济的运转，既给德仲尼寺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给某些敏锐的社会利益集团或地方豪强势力提供了牟取经济利益的机会。

 

    2002年8月，德仲尼寺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又找到了一条新的经营路径，开通尼寺至拉萨的班车搞客运，为民众提供方便，也增加了寺院的收入。为此专门派康珠和西饶旺姆两名尼僧到拉萨从一名藏族老司机学驾车，尼僧驾车，这是藏传佛教尼僧历史上的先例，具有时代的意义。

    正如“功能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人有两种需要和两类行动的倾向。人为了生存，其行动与环境息息相关，他或是调适环境，或是驾驭控制它。人的存在组成社会极其文化，社会的存在需要其成员的不断更替。”德仲尼寺也是通过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建立了自己的经营方式，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模式和秩序，为尼众道场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由此可见，社会为当代藏区尼僧与尼众道场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环境和发展空间，尼僧的潜能只有在和其所处社会的密切联系中才能充分发展和展示。

 

    简言之，尼众道场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外在形式和社会实体，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藏传佛教表层文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又以新的姿态立足于社会，成为藏族地区的一种宗教文化资源，并以新的时代特色适应现代社会，适应当代人们的心理需求和愿望，在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作用。

 

    3. 个案调查：书松尼寺迎来四方游客

 

    书松尼寺，藏语称“书松觉姆日楚”，意为“书松尼僧修行地”；地处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乡境内一个半农半牧地区，是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最有名的尼寺，隶属格鲁派，在康区有一定的影响。

书松尼寺，最初坐落在东竹林寺西南面的山凹之中，为东竹林寺的属寺，今日的书松尼众寺是与该地区原有的著名尼众道场叶日尼寺合并后，在东竹林寺旧址上新建的。现名“塔白林”(thar bvigling)，意为“解脱洲”，由当地东竹林寺水边活佛所赐。书松尼寺的寺院主殿与僧舍围成一院，寺院内有部分保留完好的珍贵壁画，现有尼僧70多，分别来自德钦县和中甸县的五境尼、西维西塔城及四川德如等地。除了5位50岁至80岁的年长者以外，大多数都是新人寺的青年女性，年龄在15岁至30岁之间。

 

    受当地旅游业的影响，该寺的尼僧也擅长缝制一些工艺品等宗教用品和纪念品，作为以寺养寺的创收产品向游客出售，来增加尼寺的经济收入。据说，尼僧的这些手艺，是当地有名的噶达活佛亲自所传的。书松尼寺以一种宗教文化资源与当地的旅游经济相互联姻，表现出宗教文化与经济的一个层面的结合与渗透，不仅发挥着它在旅游观光中的经济功能，同时，它又成为世人认识和了解藏传佛教尼僧与尼众道场的一扇门窗，在社会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观光游客的大量涌入，一方面提高了书松尼寺的知名度，诸如得到香港中国探险学会等港澳台同胞的无私援助，改善了尼僧的居住环境，具有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在这些支援或结盟经济势力渗透下，来自世俗的文化不断冲击着尼寺。譬如，书松尼寺建筑形式，在东竹林寺旧址新建的主体建筑经堂，整个布局和形制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风格，而香港中国探险学会捐资修建的尼众僧舍，则都采用现代建筑材料和形制，与寺庙的整体建筑极不和谐，影响旅游中的视觉效果，破坏了尼寺建筑整体上的传统美感。说明社会各方在旅游资源意识方面尚未形成共识。

 

    由此可见，尼众道场作为当今藏族地区一种宗教文化资源和业已利用的旅游资源，与青藏高原的雪山、草原、山川、湖泊等自然旅游景观具有同样的功能。虽然尼众道场以其宗教的特殊性质，反映了藏族出家女性与尼众僧团的某种愿望，但是它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外在形式和藏族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一个实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以新的姿态立足于藏区社会，在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作用。因此，利用分布在广大藏族地区的这些尼众道场——出家女性宗教文化资源，来发展藏族地区的旅游业，服务地方经济，想必，也是藏族尼僧对人类社会和当代藏区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也是尼众道场适应当代藏区社会发展的一个层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尼僧与尼众道场在藏族社会中的影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尼众道场社会功能得到呈现，在有些地区尼僧与尼众僧团从次流到主流处于宗教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以往处于附属地位的格局，故而，不能再把她们仅仅被视为一个无知、无能的可怜形象与弱势的附属群体了。她们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在藏族社会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如果说藏族社会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尼僧便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如果说藏族社会是一个有机体，那么尼众僧团则是这个机体内的细胞。所以，她们同藏族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作为藏传佛教的载体或外在形式，尼僧与尼众僧团以自己客观实体的方式延伸到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为信教群众提供宗教服务。诸如举行法事仪轨、操持殡葬、超荐亡灵及俗家经忏等，她们承载着宗教的各种事务，在宗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有的地区，甚至超越了男众或比丘僧团，在藏区社会生活中树立了自己的良好形象和宗教权威。

 

     1. 个案调查：布拉尼寺在当地的宗教信威

    布拉尼寺，又名塔钦协珠林(teg chen bshad sgrub ghng)，意即“大乘法相洲”，是格鲁派的一座尼寺，位于拉萨市墨竹贡卡县甲玛乡布拉村后的一个山冈上，为院落式建筑，主体为大经堂，左右两边及正前方是僧舍，现有22名尼僧，其中3人组成寺院管理委员会。

    布拉尼寺所处的甲玛沟是吐蕃藏王松赞干布的故乡，松赞干布出生在甲玛沟赤康村，这里由此而闻名。在方圆几里的甲玛沟里，最大的寺院数布拉尼寺。在它的周围有松赞拉康、赤康拉康、仁钦岗拉康、普加日楚等佛殿和修行地。但是，每个道场只有一名管理佛殿和操持香火的僧人。布拉尼寺的尼僧则成为甲玛沟里布拉村、南达村、赤康村、仁钦岗村和菜木克村等村落各种宗教活动的操持者。历史上著名的仁钦岗拉康，1098年由格贡巴创建，僧人最多时达500名，曾隶属萨迦派、噶举派，现为格鲁派，从前是甲玛沟里的主要道场。而如今替代它的则是布拉尼寺，尼僧除了在寺院里举行各种法事仪轨外、还要为村民操持丧葬、超荐亡灵及俗家经忏等各种佛事活动，以满足村民的宗教需求，服务于广大民众。因此，布拉尼寺已构成甲玛沟村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机制，同整个村落融为一体，并以自己的行为角色在甲玛沟村落当中树立了宗教的主导地位和权威。

    从以上案例布拉尼寺在宗教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来看，尼众僧团已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次流趋于主流，并与当地的民众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如果没有诸如甲玛沟村落村庄村民的宗教需求和信仰，也就不能说有布拉尼寺为村民们举行的各种佛事活动。因为没有任何宗教活动的宗教信徒是不可成立的。与之相同，寺院中没有了宗教活动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可见，布拉尼寺的宗教活动，不只是尼僧一种内在心理的体验过程，更是这些尼寺涉及藏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外在客观过程。也就是说，尼僧与尼众僧团对藏族社会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随时随地以自己的方式密切地适应着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与当地的村庄和村民搭建了一种互动互利的社会关系。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当前一些尼众僧团在藏族地区处于宗教主导地位，亦是随着藏区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虽然布拉尼寺在当地村落社会的宗教权威和地位，与那里的比丘寺院为村民提供宗教服务的能力的弱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应该看到，尼众僧团的宗教权威不仅仅一种取代，而是在当代藏区社会中再造和重塑的过程。因为宗教的本质是上层建筑，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它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也是不同的。社会位置的变化和确定主要取决于社会对宗教的需求和宗教与其他上层建筑要素之间的相互竞争。所以，当尼僧与尼众僧团业已成为当地或藏族地区社会生活的一种现实需求，她们就有了占据一定社会位置的可能性，并从次流到主流，树立自己的宗教权威，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影响。可以说，布拉尼寺就是范例。

 

 

    随着改革开放和藏区社会的发展变迁，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尼众道场在当代藏区的兴起，显然与藏区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变化，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尼众道场找到发展的空间和新的活力，尼众道场也由此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组织制度与经营层面，尼众道场结构及其管理进入一个新的模式，僧团运作组织化，制度化，以突出自己的优势拓展尼众道场的经济，经营形式多样化，并作为旅游的核心资源，即宗教文化圣地在藏区旅游经济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宗教理念层面，作为宗教表现形式的尼众道场，以开放、积极地介入藏区社会生活，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宗教思想成为主流。尼众道场的社会影响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崭露头角，在藏区社会树立了自己的宗教权威。

 

    可以说，尼众道场的经营与变迁反映了在当代藏区宗教发展的客观大势，并可以通过多种层面体现出来。

 

            

                 （本文转载自：《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