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 司徒剑萍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概念来代表中国的人际关系格局。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

　　不少学者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信任格局也是延续着“差序格局”展开的。信任的差序格局最简单就是两分格局，即一部分人称为“自己人”，另一部分人称为“外人”。对“自己人”就如同自己，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不分彼此，各取所需，利益一体化、共同化。而对“外人”，则小心翼翼、不放心。对待这两种人之所以不同关键是一个“信”。所以“自己人”、“外人”的“差序格局”可以说是一种“信任格局”的现象。王绍光、刘欣的研究也证实时至今日，中国城市人口依然像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一样，维持着亲疏有序的关系格局。但他们认为，“差序格局”不仅存在于中国社会，也存在于西方社会，不同的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也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格局做了精辟的论断。他认为传统的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的伦理原则使得个人只信赖自己的血缘关系，只在自己的血缘团体中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新教则强调一种教内的信任与诚实，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分享，这些都有助于打断氏族的纽带，建立起一种优越的信仰共同体。

　　国外学者的大量研究已经基本证实了宗教信仰对于信任的积极作用。美国是一个具有普遍宗教信仰的社会，宗教信仰在美国扮演着培育公共参与行为、增强社会资本、社会信任的温床角色。但是这种作用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也存在着差异：2007年美国学者Michael R.Welch等利用2002年“宗教与公共活动”调查数据分析了宗教派别、宗教参与行为与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与主流的基督新教相比，一些较为保守的宗教组织，如天主教、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其成员的信任水平要显著低于前者。宗教参与行为越频繁的教徒倾向于具有更高的信任水平。在保守的宗教派别内，信任水平最低的人是那些只坚持纯粹教义而不在宗教组织内与他人交流互动的成员，对于更经常地参与教会活动的成员，其信任水平反而较高，可能是更频繁的宗教活动帮助个人更深刻地理解其宗教信仰以及更广泛的宗教价值观，从而减轻了只坚持教义对信任所造成肤浅**影响。然而，这种交互作用在后来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继续地支持。上述所有的研究都指明了宗教信仰对培育社会信任的重要作用及复杂性。

　　在当今中国社会，社会信任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种种公共不道德事件加强了人们对外人的戒备，甚至对公共机构如政府、大众媒体也产生怀疑。如何才能保持人们对他人和社会的高度信任呢?西方学者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宗教信仰能够有力地维持民众对他人、对社会的高度信任状态。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状况虽然较弱，但已有学者用定性研究证明了宗教信仰有助于个体建立起对他人和社会较高的信任。本文以当代中国的人际信任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试图探索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仰对人际信任的具体影响。

　　

　　一、数据、变量和分析方法

　　(一)数据和分析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为零点调查咨询公司2007年的居民文化生活调查数据(城市／小城镇)。该调查在全国进行多阶段抽样抽取7021个样本，受访者年龄为16岁及以上，并在其现居住地至少生活三个月，并且在过去6个月内没有接受过调查。本文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文将人际信任分为三类，“亲缘信任”、“熟人信任”和“外人信任”。问卷中A30题询问居民对他人和社会机构的信任程度，包括家人(父母、子女或配偶等)、亲戚或家族的人、朋友、同事、有生意来往的人、跟您信同一种教的人、世上的任何人、媒体、工作单位、政府，以及宗教团体。每道题有四个选项：“非常可靠”、“比较可靠”、“有一些可靠”、“完全不可靠”，分别赋4分、3分、2分、1分。亲缘信任包括对家人的信任和对亲戚或家族的人的信任两项，在编码处理中，由于选择“非常可靠”的比例占据绝大部分，因此将7分及以上视作高信任，编码为1；7分以下视为低信任，编码为0。熟人信任包括对朋友和同事的信任两项，在编码处理中，将5分及以上视作高信任，编码为1；5分以下视作低信任，编码为0。外人信任泛指对世上的任何人的信任，3分及以上为高信任，2分及以下为低信任。

　　2、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两类，第一类是个人背景信息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其中生活幸福感变量使用了李克特五分量表，鉴于选择“非常幸福”、“比较幸福”的比例占绝大多数，因此将这两项合并为“幸福”，编码为1；其他回答“一般”、“不太幸福”、“非常不幸福”的合并为“不幸福”，编码为0。在分析外人信任时，将熟人信任的汇总得分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来观察熟人信任对外群体的延伸作用。

　
   　第二类是宗教信仰变量，也是最重要的自变量。首先是个人的宗教归属。问卷A9a询问居民相信哪些宗教信仰。我们把选项分为五类：传统的中国宗教——儒教、道教、佛教(佛教在中国存在2000多年，已被本土化)，基督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无宗教信仰者，无宗教信仰者为参照组。关于其他有关宗教信仰的变量，按照斯达克、格洛克“宗教献身”的五个方面——献身的信仰、实践、体验、认知和结果的划分，我们使用“宗教信仰在您生活中的重要性如何”来反映个人的宗教信念是否虔诚，一般而言，越虔诚的信仰者在生活中越倾向于把信仰放在重要的位置。该问题有四个选项：“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不太重要”和“一点也不重要”，编码成虚拟变量时将“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分为“重要”的一组(编码为1)；“不太重要”和“一点也不重要”分为“不重要”的一组(编码为0)。在宗教实践方面，选择变量A12c“总的来说，您是经常还是偶尔进行这些宗教活动”来反映。对选项进行反向编码后，从1=偶尔，到5=基本上每天都进行。分析用到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二、分析结果

　　(一)中国社会中人际信任的差序格局

　　表2和图1是对问卷A30题的基本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的确遵循着“从亲缘到熟人再到外人信任量依次递减”的逻辑。

 

    

　　表2中因变量的编码比例已经概括地反映了这一问题。亲缘信任的高信任比例是97.5％，熟人信任的高信任比例是52.4％；而外人信任的高信任比例是7.6％。

　
   　从图1可以看出，亲缘信任的家人、亲戚信任在代表高度信任的“非常可靠”、“比较可靠”两个选项上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对朋友和同事的信任程度要低一些；而外人信任即对世上的任何人的信任，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不可靠，与亲缘信任和熟人信任相比，外人信任度非常低。

　

  　(二)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表3对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际信任情况进行了具体描述。概括地看，在亲缘信任方面，与其他宗教信仰和无信仰者相比，佛教、道教对亲人具有较低的信任程度；在熟人信任方面，佛、道教和基督宗教相对而言具有较低的熟人信任水平；在外人信任方面，与无宗教信仰者相比，有宗教信仰者都表现出较高的外人信任水平，其中佛、道教，基督宗教的信任水平要更高一些。

　　 

　

　

    表4分别针对亲缘信任、熟人信任和外人信任建立了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1和模型2是亲缘信任的Logistic回归结果，模型1只包括宗教信仰自变量，模型2在它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并且模型2比模型l具有更好的拟合度。结果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后，最终显著的宗教变量有两个：佛、道教和宗教活动参与频率。与无宗教信仰者相比，佛教信徒和道教信徒倾向于表现出较低的亲缘信任水平，只是前者亲人水平的74.4％，这个结果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是一致的。原因应该到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中去寻找。佛教和道教讲求出世，讲求清心寡欲，较不看重亲密的家庭关系，现实中一部分佛教徒和道教徒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甚至是不太和睦的，有诸多烦恼。这些均影响了对亲人的信任水平。另外是宗教活动参与频率的作用。结果显示，宗教活动频率越高，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家人和亲戚的信任。样本中有超过60％的人在进行宗教活动时是跟家人、认识的人一起进行的，宗教活动参与越频繁，与家人的互动和交流也越多，进而提高信任水平。但是中国人的宗教活动参与频率总体而言水平非常低，样本中能够每天、每周、每月固定进行宗教活动的个人比例不到5％。控制变量中的婚姻状况和生活幸福感对亲缘信任具有显著的影响。与未婚的人相比，丧偶者的亲缘信任水平比较低，是前者的50％。与生活不幸福的人相比，感到生活幸福的人的亲缘信任水平要高62.6％。

　

   　模型3和模型4是熟人信任的Logistic回归结果，模型3只包括宗教信仰自变量，模型4在它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并且模型4比模型3具有更好的拟合度。结果显示，宗教归属变量中仍然只有佛、道教显著，对熟人表现出了较低的信任水平，是无宗教信仰者熟人信任的80％。这里的熟人指朋友和同事，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平时又有交往的人。宗教信仰在个人生活中越重要，对熟人的信任水平越高。美国学者Welch曾发现，宗教归属和宗教信念具有交互作用，关于宗教认同的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保守教派的成员信任程度低，但是在具有更强宗教归属以及宗教行为更加频繁、信念更坚定的成员中，这种趋势又反过来了。原因是信念更坚定的成员倾向于深刻理解教义，具有更高的宗教精神，不会受到一些较狭隘的教义和偏见的影响。回到这里的研究，信仰佛、道教的虔诚信徒可能会深刻理解信仰的博爱精神，对周围的朋友和同事怀有慈悲心肠，不受狭隘的教义的束缚，对熟人抱有较高的信任水平。控制变量中，教育程度和生活幸福感对熟人信任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具有较高的熟人信任水平。自我感觉生活越幸福，熟人信任水平也越高。

　　模型5和模型6是外人信任的Logistic回归结果，模型5只包括宗教信仰自变量，模型6在它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并且模型6比模型5具有更好的拟合度。佛、道教和基督宗教对提高外人信任都有显著的作用。佛、道教信徒的外人信任水平是元宗教信仰者的2倍多，基督徒的外人信任水平是无宗教信仰者的3倍多。佛、道教提倡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基督宗教主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提倡对世人怀有博爱。基督教是在信仰的共同体上建立起普遍信任的宗教，像许多国外学者指出的那样，基督徒注重教会的团体生活，在定期的教会活动中人与人之间有充分的机会交流互动，增进了解，从而建立起组织内的信任，而宗教的辐射效应使得这种信任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在此处起到了正向的提高作用，越重视自己信仰的人越倾向于具有高的外人信任水平。控制变量中，性别的作用显著，男性比女性倾向于具有较高的外人信任。年龄对外人信任没有显著作用。美国学者MichaelR.Welch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得出年龄对外人信任具有提高的作用，而在中国社会中情况却非如此。最后纳入的熟人信任变量对外人信任有显著的提高作用(odds ratio=1.620)，越信赖熟人的个人也越倾向于信任外人，熟人信任对外人信任具有延伸作用。这印证了国外的研究结论，不过国外的研究同时指出在影响对陌生人信任的因素中对于熟人的信任是所有变量中作用最显著的一个，而在中国的社会中它却不是最显著的变量。

　　综合以上所有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的确是一种差序格局的模式，从亲缘、熟人再到外人的信任程度依次递减。中国人对家人和亲戚抱有普遍的高信任态度，对外人持有普遍的不信任态度，而对处于中间位置的熟人的信任度具有较大的伸缩性。Logistic回归分析的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这些变量对于亲缘信任和外人信任基本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说明中国人对亲缘和外人的信任态度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受到个人特征的影响；但是对于熟人信任而言，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非常明显，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熟人信任的水平也在提高。这说明与亲缘信任和外人信任比起来，熟人信任是具有很大的弹性的，受个人特征的影响比较大。第二，关于宗教归属对信任的影响，无论哪一种宗教信仰，都没有提高亲缘信任或者熟人信任的显著作用，与无宗教信仰者比较起来，这些宗教信仰者的亲缘信任和熟人信任的水平是比较低的。在这里并不能肯定宗教信仰者的亲缘信任和熟人信任水平比较低是因为信仰这些宗教的缘故，因为因果关系可能是完全反向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和亲人、朋友的关系相处不好才进而去寻求宗教上的慰藉。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宗教信仰对于外人信任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佛、道教信徒和基督宗教信徒的外人信任水平分别是无信仰者的2倍多和3倍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宗教信仰重要性和宗教活动参与频率的作用。分析结果显示，认为宗教信仰越重要的人、宗教活动参与频率越高的人，总体的信任水平也越高。可能的原因前面也讨论过，认为宗教信仰越重要的人越能超越狭隘教义的束缚而具有高水平的信任；宗教活动参与频率越高的人，与家人、亲戚和朋友或者是陌生人的交往互动也越多，有利于增进互相了解，提高信任。

　　(三)教内信任：佛、道教和基督宗教的比较

　　问卷中A30题询问到了对“跟您信同一种教的人”的信任水平。表5显示了回答的情况：

 

  　由表5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徒认为教友可靠的占一半以上，而信仰佛、道教的则只有22.8％的人认为教友可靠。Brehm和Rahn研究社会信任的机制时指出，参与社团活动有助于加强社会信任，而斯达克在对宗教组织的研究中也发现参与集体性的宗教活动，有助于教徒增加对其所在宗教组织的依恋，也有益于巩固教徒在教内的社会资本。而传统的中国宗教，如佛教、道教、儒教，都强调个人的修行；相反，基督教则更强调教徒之间的“分享”，强调每周固定的礼拜、聚会，特别是基督教的团契，“团契”一词在《圣经》中为“相交”的意思，即相互交往和建立关系，旨在上帝与人之间的相交和基督徒之间相交的亲密关系。通过基督教徒稳定的聚会，通过讲经、交流体会、团队活动，彼此间通过相互了解，达到感情的升华也增进了对教友的信任。一般说来，基督徒都会有团契生活，而相比较而言，信奉传统中国宗教的信徒则缺乏类似的组织生活。杨庆垄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特别指出，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主要分为分散性宗教与制度性宗教。制度性宗教如佛教、道教，无论在专职人员，还是在信徒上都缺乏组织性。各地的寺院各行其是，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核心组织，在信徒之间就更是如此。杨庆堃认为这样一种状态也显示了中国宗教“缺乏显著性结构”的特征。而这源自于中国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性作用。在中国，人们去拜神求佛很多都是希望佛祖能为自己或家人消灾解难。由此衍生了各种各样的功能神，如送子观音、地藏菩萨、关公等等。普通信徒大多数去寺庙也仅仅是去拜神求佛，很少去听讲经颂法的。因此在信徒的界定上来说，要比基督教徒宽泛得多。因为，一个人他拜观音很可能就认为自己是佛教信徒，而他可能对佛法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和其他信徒有交流。由此可见，在基督教中强调上帝、教友、自我这三角关系的稳定，为教徒增加了社会资本，而在中国宗教中则只是强调神与自我二重关系，教徒之间缺乏交流，教内的人际资本增加有限。这样也就降低了信奉中国宗教的教徒们对教友的信任度。

　　

      三、小结

　　很多以往的人际信任研究没有区分信任类型，更没有探讨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不同人际信任类型的影响。而这些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本文首先详细描述了中国社会中“差序格局”的人际信任模式，区分出了亲缘信任、熟人信任和外人信任三种信任类型，其中信任水平最高的是亲缘信任，其次是熟人信任，而普遍的外人信任的水平要显著地低很多。然后着重分析了宗教信仰变量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不同的宗教归属对于亲缘信任和熟人信任没有显著的提高作用，与无信仰者比起来，宗教信仰者的亲缘信任和熟人信任水平要稍低，比如佛、道教信徒的亲缘信任和熟人信任水平就显著低于无信仰者。对于外人信任而言，宗教信仰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宗教活动的参与频率也具有提高人际信任水平的作用。另外，佛教、道教与基督宗教的教内信任水平差别比较大，这与宗教间不同的组织形式、不同的交流程度不无关系，并且基于不同的教内信任水平教徒们也会积累不同的人际资本。

 

                       （本文转载自：学术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