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

    我接触一些基督徒，包括部分教会同工，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我们谈圣经经文的时候，他们让我非常尊敬，他们对圣经很熟悉，也清楚基本的要道，也有活出来的生命。可当我们谈世界上其它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的真道，在他里面没有变成一个好像会随时更新的windows软件。我每次上网，发现微软的操作平台每天都在更新。我就着急得不得了，心想我们在基督里的更新速度，怎么就没有这么快呢。

     我们因着信仰，就当对世界有一个完整的、分别为圣的看法。我不知道前些日子，民众围攻家乐福有没有基督徒参加；反美游行、西藏骚乱、台湾局势、腐败、人权问题、奥运会、毒奶粉等等，没有人可以离开上帝所许可和给定的这些历史处境，而去信仰上帝。CS路易斯说，我们要有两重倾听，一重是倾听圣经中神的话语，一重是倾听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处境中，去应用、持守和回应上帝不变的道。不是说一定要关心和处理这些问题，而是说，任何人对这些问题都一定有自己的观点，既然有观点，这观点要么是基督化的，要么不是。

    当信徒缺乏一个整全的信仰，缺乏对圣经话语有一套全备教导的信心时，信仰就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它不能来每日更新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套根深蒂固的看法。你的看法，就是你的世界观，仍然是受制于你没有在基督里的时候，对这个世界的观念影响。

    这次赈灾当中，也确实看见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整体局面，就是民间社会的参与面非常大，志愿者里也出现基督徒的身影。我个人估计，在四川的基督徒志愿者，最高峰可能达到十万人次。但有一个重要的分享，就是当基督徒投身社会参与时，需要一个专业性的、社会化的和非营利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机构。新教跟天主教在慈善和社会福利上，有一个区别，就是天主教会和他的圣职人员，通常会自己去做，结果教会或修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慈善系统。但新教很少是教会自己来做的。家庭教会的途径，也是如此，是透过大量的基督徒机构，去做光做盐。教会呢，用奉献去支持机构，用神的话语去喂养和鼓励信徒的参与。但是教会本身，我的意思是教会里做神话语执事的同工，不要越过圣言托付者的角色。

    在这次基督徒赈灾过程中，教会其实是在后台，各种正式的或临时的基督徒机构，是志愿者团队的主要平台。比如台湾的“基督徒救助协会”，本地的像“圣爱基金会”；然后新兴的是 “香柏领导力机构” 、“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等机构。我认为城市的教会，可以支持基督徒机构的存在，用奉献去支持非营利的机构。这是中国家庭教会“借壳上市”、在城市中拓展基督徒社会参与和合法存在的主要途径。

    对城市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目前在大城市，已有一些基督徒机构。但目前，第一，这些机构大多是基督徒个人的集合，教会的背景很淡，甚至是反教会的。意思就是一些没有委身教会的或缺乏教会观的，就聚在一起搞个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团契。第二，因为和教会的关系没有成型，差不多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营利性的。虽然说我做这个是为主做工，不为赚钱，但始终要收费，赚钱，才能维持。这就不是NPO和NGO。一种是得到海外教会和机构支持的，可以非营利。第三种是基督徒企业家或专业人士（如律师）团契，有自我支持的资源，虽然非营利，却处在营利背景的试探之中。后两者都不依靠信徒们在教会中的奉献，换言之，就是不依靠中国家庭教会的生命成长。一个人拿10万元出来，这和几百个弟兄姊妹的奉献汇聚，在生命的沉淀上，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在机构与基督徒社会参与、或机构与赈灾的议题上，我们的看见是：第一，是我们需要机构，成为福音能够渗透和祝福社会的管道；同时也使教会及其同工在一个大时代中免于更深的试探。第二，就是在家庭教会的公开存在尚且艰难的时候，如何避免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基督徒在机构发展上，走上一条分离的、与“教会国度化”的异象相反的道路。

    另一方面，教会要以奉献支持机构事工，而不是自己举办社会事工，这种观念也几乎还未成型。有评论说，2008年是中国的NPO（非政府组织）元年。而我渴望分享的异象，渴望在更多圣徒和教会同工中得到印证的，就是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NPO（非政府组织）元年”。

    最后谈谈当前政教关系的走向。从94年至97年，中国政府大概有第一轮的宗教立法调整，在此以前则根本说不上法律，只有党的政策。到了04年至07年，我称为第二轮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立法调整。04年的宗教事务条例刚出来的时候，各地方的执法部门，实在还不太清楚中央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到底是想更松呢，还是更严呢？所以地方的执法尺度出现很大的差别，有些地方比以前宽松得多，有些地方却刚好相反。那么到了07年底，这一轮立法调整基本上就结束了。

    结束的标志有两个。一是中国共产党的17大，在党章里把宗教工作写进了党的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政史上的第一次，以前党章中从来没有“宗教”二字。不是说它以前不管宗教，而是说，它反而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公开宣扬管理宗教是自己的任务之一。另一个是去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宗教问题学习，之后胡锦涛作了宗教问题的讲话。这也是他当政后的第一次，党中央的总书记为宗教政策发表定调子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为04年以来的一些混乱和暧昧，在内部统一了思想。也就意味着这一轮调整的结束。

    我对这一轮调整尘埃落定的看法，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就是法律上开始被迫和适当地承认家庭（住宅）内信徒聚会的合法性。05年后，政府的抑制重点已不再是家庭住宅里的聚会，他即使找你麻烦，也是说你扰民了，声音太大了。但他抑制的重点是教会的拓展和社会性的存在。商业场所的聚会、外出的培灵、神学教育、教会间的会议、联络，跟海外机构、教会和牧者的联系，以及教会领袖等，以及从住宅向着非住宅的场所拓展的趋势——就是城市教会逐渐从住宅走向写字楼的变化局面。

    所以胡锦涛的讲话，一个方面是坚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是共产党1990年代中期以后一贯的提法，也是“三自教会”最近10年来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核心口号。第二是很微妙的提了“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所以在5月初成都宗教局一个副局长来到我们教会，我跟他交流的几个问题之一，就是家庭教会的信徒是否属于你们要团结的“广大信教群众”？他说，当然是。我再说，今天在场的基督徒，是不是胡锦涛讲话里面提到的“信教群众”。他说，当然是要团结的信教群众。所以你会看到，这就是软硬两个方面的结合。最近几年，政府在海外对三自会和圣经事工的大肆宣传，效果上很成功；兴办三自主控的形象开明的基督教资讯网站；在各地兴建大教堂；在一些三自的著名堂点作“改革开放的特区”，广邀海内外知名讲员来，这些都是软硬结合的一面。

    这些对家庭教会的成长是好还是坏呢？对教会在灾后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是利是弊呢。上帝的心意一定是好的，只是我们的看见不够完全。但至少有三点简单的看法：

 

    第一，是2008年的共产党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宗教问题，政府从来没有把宗教的影响力看得像今天这么显赫过。所以感谢神，1949年以后，经过50年的冲突，中国的家庭教会至少在一件事上已经与中国政府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宗教真的很重要。

    第二，是政府对宗教的重新调整，帮助了宗教局从政府的边缘地带向着中间地带移动，经费也会增加。譬如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的出镜率最近几年明显增加了。这对整个宗教部门的影响是很微妙的，地位的提升带来专业性的变化，然后带来观念的更新。其实在一些大城市，这个变化更新已经很明显了。

    第三，是目前软硬结合的统战局面，带来一个效果，就是对当前宗教政策局面的凝固化作用。换言之，随着回归统战局面和三自内宗教特区（如北京海淀堂、杭州崇一堂）的形成，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既不可能突然更加开明，但也不可能全面倒退。因为这些年间，大把的钱、大把的资源已经花进去了，甚至较成功地改变了海外某些教会、机构和舆论对中国宗教问题、对三自与家庭问题的看法。因此任何倒退都意味着前功尽弃，在宗教和统战部门内也会引起极大分歧。

    所以家庭教会的成长面临新的挑战，就是当你必然慢慢走向社会、参与社会，慢慢浮出水面的时候，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在以前，逼迫是很大的试探，今天已进入了尾声。而开放，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要面对的更大试探。之前的几十年，家庭教会的圣徒们所面对的挑战，是怎么为主去死。但到今天，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这一代的教会面对的挑战，是从此怎样为主去活。而且真正活在天使跟世人的面前，成为一台戏，把这台戏，更深地扎根在中国这个族群的文化、社会、政治和一切的灵魂之中。当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一一在地上倒毙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子孙的子孙，成为耶和华的儿女，中华归主，进入迦南美地。

     求主成全，求主为此使用我们。

 

   （本文转载自：《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研究》（刘澎主编），普世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