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岗

 

    北京守望教会事件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一个事件。简要地说，这个事件是守望教会在失去了租用的聚会场所之后，从2011年4月10日开始，连续在几个星期日试图在中关村一个广场举行户外礼拜，而警方对此进行了封堵。守望教会成员以户外礼拜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即允许他们进入自己购置的或租借的场所进行集体礼拜。警方采取的措施至今（5月5日）为止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对于牧师长老和成员由居委会和片警予以劝说和拦阻，对于在星期日进入或接近预定广场进行礼拜的人进行羁押和审讯，羁押最长没超过48小时。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持续报道，包括国内的《环球时报》，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加拿大的《环球邮报》，BBC、CNN等电台和电视台，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等通讯社，等等。

 

    显然，中国政府对于这样一个高度公开的“家庭教会”的处理方式，已经成为国内外很多人士关注的焦点，这个事件已经成为考验执政者智慧的一道政教关系难题，假如处理失当，有可能引发更多、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本文试图从宗教社会科学的角度回答这样的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具体一点说：这个难题的症结何在？这个难题的正解是什么？

 

 

   

    首先，北京守望教会被称为“家庭教会”，这个名称引起了误解。其实，它已不再是在一家一户中的小组聚会，而是已经发展成为堂会型的正规教会。1993年，清华大学毕业的金天明先生在自己的公寓中开始了一个学习《圣经》小组，最初不足10人。与众多《圣经》学习和团契小组一样，当小组的人数增加到30人左右时，由于公寓单元空间有限，小组就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在人数继续增加之后，会继续分出新的小组。犹如有机体的细胞分裂，这样的裂变使得城市基督徒人数迅速增加，因此形成城市小组型“家庭教会”现象。

       

    这样的小组型“家庭教会”在1990年代的中国城市中涌现，有其历史原因。为了远离政治，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很多人跳进“商海”从此不问其他世事，但是也有很多大学师生、知识分子从此走上了精神探索之路。这其中有人出家当了和尚[1]，有人躲进深山成了隐士[2]，也有人到儒家经典中去寻求出路，但有更多的人开始追求基督教信仰，出现了“基督教热”。在追求基督教的过程中，有些人走进了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导下的政府批准的教堂（简称“三自”或“三自教会”），但是其中不少人去过之后又离开了，因为他们听到和看到（1）讲道内容时常让他们觉得有太多的政治色彩；（2）缺少成员间的密切关系；（3）在行政上不断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扰。与此不同的“家庭教会”则是疏离政治而又关系密切的独立群体，颇具吸引力。守望教会的牧师当中就有人曾经是“三自”缸瓦市教堂青年聚会的活跃分子。但是， 1994年12月缸瓦市教堂主任牧师杨毓东在宗教局和警察的压力下被迫走下讲台，离开“三自教会[3]。当时那一批缸瓦市教堂的年轻基督徒也随之离开，随即组成了几十个“家庭教会”分别活动，掀起了北京“家庭教会”发展的一次高潮。总之，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在1990年代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批想远离政治的年轻人，在小组型“家庭教会”这种形式的基督教生活中找到了精神家园。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家庭中的小组聚会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宗教生活的各项需求，包括信众参加集体礼拜庄严仪式的需求、子女的主日学宗教教育的需求、牧师长老讲道和牧养信众的需求等等，因此出现了小组型“家庭教会”走向联合、组成堂会型教会的现象。堂会型教会一般有几十人到几百人，其集体礼拜的庄严气氛和各项服务是小组型“家庭教会”所不能具有的。这样规模的教会自然需要比较固定的场所进行聚会礼拜，也必然需要走向对外公开。教会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这种建立和成长方式，是基督教两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教会发展模式，在美国和港台以及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现象。

 

    守望教会仅仅是北京众多的堂会型“家庭教会”之一，自从2005年由十几个小组型“家庭教会”组合而成以来，开始租借写字楼中的场地进行礼拜聚会，制定了教会规章制度，其财政和行政非常民主和公开。2006年，守望教会以独立教会的名义向政府部门申请登记。在几经周折之后，宗教局拒绝了这个申请。宗教局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要求守望教会及其牧师得到北京市“三自” 的认证。这样的要求在已有的政策框架中看似合理合法，但是实际上就像强令人们穿戴清一色的解放帽解放服（国外称“毛服”），可是，今日中国的现实生活早已是丰富多彩了。这个前提条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宗教政策的落伍，宗教政策已经与现实生活发生了严重脱节。

 

    从宗教社会科学的客观角度说，守望教会拒绝参加“三自”，这是由于他们的福音派神学立场所决定的。基督教福音派神学的特点是重视传播福音和拯救灵魂，对于政治问题则一向比较淡薄、疏离、被动，因为他们认为社会问题不能依靠政治行动获得根本解决，只有心灵深处的悔改和拯救才是终极性的解决，比如，诚信的缺乏无法依靠政治措施解决，而是需要在人心深处建立信仰的根基。在美国，福音派基督徒除了作为公民参加选举投票以外，很少参加其他政治活动。这种政治态度与自由开放主义神学和基要主义（又译为原教旨主义）神学都有所不同。自由开放主义神学试图借助政治力量改造社会，基要主义神学在逃避政治和控制政治之间摇摆不定。前者是政治的(political)，后者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而福音派基督徒的政治立场则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对于基督教中不同的神学取向及其相应的政治态度，人们需要有更客观和更全面的宗教社会科学了解。对此缺乏了解，也就很难避免犯“一刀切”的错误，胡子眉毛一把抓，把所有的“家庭教会”都当成基要主义，这样的误判将会造成付出不必要的政治代价。

 

    往远一点说，“家庭教会”之所以出现，恰恰是1950年代后期宗教政策向左急转的后果。“基督教三自爱运动委员会”是1950年代的产物，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政治运动充斥社会每个角落的年代，泛政治化的思维把单纯的信仰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在1954年建立了全国性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前后，因着神学立场的单纯信仰的原因而拒绝参加“三自”的基督徒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打击，有些人为此坐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监牢。1958年进一步解散了所有的基督教宗派，强力推行在“三自”统一领导下的联合礼拜。不允许基督教内部宗派存在，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个不可思议的政策。强制性的联合礼拜导致很多基督徒停止去教堂礼拜，却由此开始了在自己家里的礼拜。根据各地的口述史资料来看，中国的“家庭教会”现象正是肇始于1958年前后。

 

    “家庭教会”形成以后，表现出了极大的生命力，因为其形式灵活而又隐秘。随后几十年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家庭教会”历久不衰。在“文革”期间，当所有宗教场所都遭到关闭之后，基督徒人数却成倍增长[4]。回头看来，正是由1950年代极左的宗教政策所导致的“家庭教会”在中国延续并扩展了基督教信仰。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从 1979年开始逐渐恢复开放了一些“三自”教堂，但是，为了尽可能地远离政治，很多“文革”前的基督徒和“文革”期间皈信的基督徒拒绝参加“三自”。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方面“三自”属下的教会逐渐恢复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教会”在广大农村也如火如荼地增长[5]。在城市中，家庭教会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稳定存在，比如，广州的林献羔和北京的袁相忱曾经因为拒不参加“三自教会”而坐了多年监狱，但在出狱后在自己家中举行基督教礼拜，常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参加那里的礼拜聚会。在1990年代涌现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无论是由老的“家庭教会”发展而来，还是“三自教会”中游离出来的基督徒组成，大多自觉认同1950年代以来的这个“家庭教会”传统，秉承其疏离政治的信仰立场，认定“三自教会”中有太多的政治，缺少信仰的纯洁性，因此拒绝参加“三自”，甚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6]。

 

 

 

    守望教会与政府有关部门从2011年4月10日以来的僵持对峙，意味着这个政教关系难题已经破题，就是说，这次事件已令这个难题到了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而且，已有的处理方式均告失效，必须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此前，政府方面已经多次尝试在现有政策框架下解决问题。例如，在北京奥运之前的 2008年5月11日，守望教会在华杰大厦内正在举行星期天礼拜聚会，北京市警方和宗教局官员突然袭击，以“非法聚会”为由勒令立即停止聚会，并且对于参与聚会的每个人进行录像，拍照，登记身份证、工作单位、住址和电话号码，事后通知参与聚会人员所属单位和学校，责令对于这些基督徒进行教育和施压，让他们停止参加守望教会的礼拜聚会。但是，在之后的数个星期日，守望教会在华杰大厦的礼拜聚会人数没有减少，而是稳步增加。对于信徒个体的压力失效之后，政府方面改为对于出租场地的房东施压，迫使房东在2009年10月底与守望教会提前解除租借合约。在四处寻找却无法租到新的聚会场所的情况下，守望教会于2009年11月1日在海淀公园东门外的空地上举行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主日崇拜”聚会，此后又于11月8日在此举行了规模更大的聚会。迫于国内外的关注和压力，政府有关部门最后默许守望教会重新租借场地，回到室内聚会。但是，此后每次租借场地都不能长期使用，房东在政府部门的种种压力之下，总是要求终止租借合约。鉴于这种动荡不安对于教会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守望教会克服重重困难，在短期内筹集了2700万元人民币捐款，于2009年底付清现款购买了写字楼中的楼层。但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之下，业主一直拒不交付楼层的钥匙。显然，政府的策略是希望在守望教会无法得到聚会场所之后，教会自行解散。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守望教会拒绝分散聚会，坚持集体礼拜。在失去室内聚会场所之后，意志坚定地尝试进行户外礼拜聚会，不惜遭受软禁、羁押和坐牢。对于守望教会的这种选择和坚持，无论是在政府官员和学者当中，还是在国内外的基督徒当中，都有人表示难以理解。其实，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了。这就像已经发育成熟的青年不可能再拾起儿时的衣裳穿在身上一样，童装无论多么可爱，已经无法遮盖发育成熟的身躯。同样，小组型“家庭教会”无论多么可爱，都已经无法满足已经发育成熟的堂会型“家庭教会”的各样宗教需求。守望教会事件表明，堂会型“家庭教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现实要求宗教政策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不然就是迫使成年人穿童装，或者迫使大家一律穿戴过时的解放服解放帽。

 

    这次守望教会事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政府在现行宗教政策框架下，过去几年来持续举措的组成部分。2009年11月，在北京守望教会被迫搬离华杰大厦的同时，具有两千多会众的堂会型“家庭教会”“上海万邦宣教教会”遭到正式公文取缔，警方和宗教局官员强力驱赶教会牧师和信徒去 “三自”教堂进行礼拜聚会。广州的“良人教会”，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也都先后受到类似的驱赶和压力。国家宗教事务局在2011年1月24日公布“国家宗教事务局2011年工作要点”[7]，其中的“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一项就包括这一条：“加强对基督教活动的规范管理，把参加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教群众引导到经登记开放的堂点里来活动，促进基督教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似乎是为了避免有人觉得这是含糊其辞，新华社在同一天用英文发布了专题消息：“China to lead Protestants worshipping at unregistered churches to official ones[8]。这是用官方惯用语言宣示政府的决心，就是要把不被政府承认的“家庭教会”引入、赶入“三自教会”之中去，不然就将其压散、打散。因此，在2011年4月份发生守望教会事件，不足为奇。

 

    应当说，这项政策举措保持了宗教政策的连贯性，但是，却与社会现实发生了严重脱节。这个政策举措的基础是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颁发的重要文件在当时发挥了“拨乱反正”的积极作用，扭转了“文革”期间对于宗教的极左认识和消灭政策，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基础性文件几乎都已更新多次，惟有对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三十年不变。在经济方面，由当时的“计划经济”，经过“在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进一步转变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的调整相适应，上层建筑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包括吸收企业家和商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与计划经济配套的宗教政策却完全停滞不前。

 

    更远一点说，1982年19号文件是在“文革”之后重新接续1958年前后形成的观点和政策。在那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领导下，在农村的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即将全面实施计划经济之时，提出了这套有关宗教的观点和政策。在随后的“反右运动”等一系列左倾路线主导下，李维汉及其观点受到批判。“拨乱反正”时回到李维汉的主张，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不过，即使这套观点和政策适应了1950年代当时的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新时期，它已不可避免地与现实脱节了。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此时却仍要坚持1958年前后形成的向计划经济过渡的那这套观点和政策，这犹如反向开去的火车，必然会脱节甚至脱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政策失效的深刻根源所在。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的举措没有效果。

 

    为什么2008年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守望教会信徒个体的压力没有起到作用？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作单位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至于职工的个人信仰是什么，工作单位少有兴趣去管，也无动力去管。2009年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房东和业主施压，不出租或出售场地给守望教会，这些又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则的举措，因此难以拿到台面上来执行。2011年4月以来双管齐下，一方面迫使房东和业主不租不售，一方面对于参加户外礼拜的守望教会信徒施压，并且迫使房东和工作单位对信徒施压。这双重压力虽然不能说毫无效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极个别的人被迫搬家或丢掉工作。为什么？因为租房和工作更主要地是在遵行市场经济中的规则。再加上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大学师生和知识分子，认同宗教信仰自由这个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因此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和同事基本采取宽容相待的态度。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宗教信仰对于信徒个人、家庭和社会未必是坏事，反而是好事。

 

    当然，如果政府下定决心，不惜代价，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打散堂会型“家庭教会”。但是，如果打击力度过大，则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反弹。值得指出的是，“文革”期间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结果却是基督徒人数的成倍增长。现在的打击力度，还能超过“文革”时期吗？恐怕不能。因此可以说，除非放弃市场经济制度，并且完全不理国内外的压力和反弹，否则，试图把堂会型“家庭教会”拆散、压散、打散，把“家庭教会”信众驱赶进入“三自教会”的政策举措，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难题已经摆在面前，如果要找到这道难题的正解，既需要更新认识，又需要调整政策。更新对于各类宗教现象的客观认识，可以说是必要和首要的。这里仅撮要提及关键几点。

 

    第一，基督教自从产生开始就确定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个政教分离原则。虽然历史的发展非常曲折，皇权与教权在欧洲争执长达一千五百年，皇权对于教会的掌控带来战争灾难，教会对于皇权的利用制造了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惨案，但是，现代国家用宪法的形式明确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之内，从此政教之争趋于平缓，既不再有宗教战争，也不再有宗教迫害。因此，为了国泰民安，社会和谐，需要打破“政主教从”等陈腐观念，认真实行《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把政治的归政治，把宗教的归宗教。

 

    第二，基督教从初期开始就有不同的神学思想和教会体系，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更形成了很多自成体系的基督教宗派，包括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等等。因此，把全国的基督教都统一到一个组织之下，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英国曾经尝试用圣公会统一全国教会，结果是清教徒被迫出走，移民美洲，最终不惜与英国一战，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国家。因此，需要破除大一统思维，接受宗教多元现实，平等对待不同宗教，允许同一宗教中不同宗派的存在。这是宗教的内部之争，让宗教的归宗教。对于这种宗教内部事务的政治干扰，只能徒增政府管理成本，既劳民伤财，又不会取得成效，反而会增加社会政治风险。

 

    第三，在美国，基督教的有些大宗派自发联合，组成了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后来发展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美国的另外一些宗派自发联合，组成了全国福音派联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后来发展出世界福音派联盟（World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基督教协进会成员一般是历史悠久的宗派，在神学上比较开放，政治参与较多，与社会主流文化张力较低。与此不同，福音派联盟的成员则在神学上和伦理上比较保守，与社会主流文化张力较高，强调基督徒要专心于福音传播使命，注重拯救一个一个的灵魂，除了公民选举等一般性参政方式之外，对于政治活动比较淡泊，大多采纳被动顺服但疏离政治的态度。在这两个主要的基督教团体之外，还有更为保守的基要派或称原教旨主义的教会及其组织，他们总是在逃避政治和接管政治的两极之间摇摆，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也很难持久，因此其规模很小，社会影响也有限。比照美国的情形来看，中国的基督教“两会”（“三自”和基督教协会）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成员，从其政治态度和张力程度等方面来说，颇为符合基督教协进会的原则和精神。中国目前没有对应福音派联盟的教会团体。客观地说，以守望教会为代表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在神学上、伦理上、疏离淡泊的政治态度上，都是与福音派联盟非常契合的。未来发展，应该在基督教“两会”之外组成一个新的教会团体，加入世界福音派联盟。其实，在2010年第二届“洛桑会议”的筹备参会过程中，这种类型的福音派的“家庭教会”进行了联络沟通，一个新的福音派基督教联盟已经是呼之欲出。如果政府的政策调整，很可能会水到渠成。一旦公开化地组织和活动，不仅更有利于政府和社会外界的监督管理，而且他们的组织内部也会自觉遴选、排出、抵挡极端的基要派的教会。基督教协进会和福音派联盟都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教会团体，信徒总人数旗鼓相当，但是他们彼此独立、互不干扰、和平相处、各司其职。我相信，当中国的两类基督教会各从其类、各就各位之后，必定形成一个新的、更好的宗教秩序，也会更加有利于各类教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总之，在对于宗教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政策上，需要跟上时代，打破框框，各归其类，允许在“三自”之外登记而成为公开的教会。只有这样，才能开创新局面，建立新秩序，更好地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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