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木 周娜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在当地群众第一时间开展自救的同时，藏传佛教的僧侣们也对灾民展开了救援工作，他们依靠简单的工具实施救援，用手刨，用铁锹挖。之后他们开始赈灾布施，并为亡灵诵经祈福。由于僧侣身着绛红色袈裟，“那一抹绛红色的身影”抚慰了地震中无数的受伤心灵。根据《中国宗教》2010年4月份特刊报道，不只是现场救援，宗教界在随后的灾区支援工作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组织救援队赴灾区开展救援、积极捐款捐物奉献爱心、以及举行诵经祈祷法会超度亡灵。

    上述案例不过是宗教界实施慈善活动的一个剪影。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宗教组织一直是修桥筑路、赈灾济困、施米施粥的重要社会力量；在全球化的今天，宗教与慈善也密不可分。在当代中国，宗教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国内尽管有较多关于宗教组织和团体的社会性表达、影响和作用的研究，但运用定量的方法探讨宗教性及其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此次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对相关课题的后续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意义。

 

    初探此话题，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宗教与个体参与公益活动是具有正向关系的。其一，在宗教教义对于道德伦理的阐述中，“爱”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成为宗教中的核心概念，它是大部分宗教的共同特征以及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例如基督教中教导信徒“爱邻人”，要“爱邻如己”。其二，各大宗教对人们的行为多有约束，教义中有着各种具有警示意义的故事和明确的戒令，例如不伤人、不偷盗、不说谎、不奸淫等等。其教义内化于个体之中，提供了一种控制人们因为自恋和性冲动而引起破坏性活动的机制[②]。“神”以父亲的形象出现，不时提醒着人们禁止乱伦和杀戮[③]。另外，宗教故事里对那些违背教义的人惩罚的描述，巩固了社会道德标准[④]。其三，绝大多数宗教都鼓励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和行为。大多宗教歌颂关爱、赞美善行，这也潜在地塑造了人们对于爱心的个人解读。例如佛教主张的“诸善奉行，诸恶莫作”；基督教所传播的圣徒的故事，以及生动地描绘的神圣图景，都是慈善行为以及利他主义的完美榜样[⑤]。这些宗教的优美故事也许是连接宗教传统与慈善行为最为显著的纽带。例如“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融入到文化之中，不断被重复、引用、报道，散播并强化着“关爱”“善行”的观念[⑥]。

    后续研究的数据表明，二者是存在着关系的。西方学者通过数据分析做了相当多宗教与公益、慈善等亲社会行为和态度的相关研究。根据分析美国的调查数据显示，52%的美国人曾经参与过志愿服务；那些参与到非宗教的志愿活动的人当中，近30%把他们的服务归因于信仰的影响[⑦]。在所有捐赠的家庭之中，教堂成员捐赠比例均高出非教堂成员，尤其是在教育、健康等议题方面，教堂成员高出非教堂成员45%左右[⑧]。这一发现不仅仅出现在某个国家中，在整个欧洲所作的调查研究发现，宗教信仰者更乐于捐赠[⑨]。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禁会想到这一问题：若二者之间存在着确实的相关关系，那么究竟是宗教的哪一维度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探讨。社会心理学家沿着Allport的方式将宗教信仰类型的划分作为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因素。Allport将宗教信仰分为本质的（Intrinsic）和非本质（Extrinsic）的，前者因为自身的信念而参与宗教，后者因为希望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慰藉、社交和消遣等利益而参与宗教活动[⑩]。其后的大多研究都发现本质型的宗教信仰有着更强的同理心，并与利他主义的态度成正相关关系，外部的（或者工具性的）宗教趋向反之；除此之外，在行为上，本质类型的信仰者更倾向于参与到公益活动中[11]。Trimble使用元分析的方法也证明了类似的观点[12]。Batson在前两种信仰类型之外，加入了第三种信仰类型——“追寻型”（Quest）。该类型的信仰者认为宗教是探索、质问个体与社会的困境、矛盾和悲剧的无尽的旅程。他的研究发现，追寻类型的信仰者提供帮助的意愿高于本质类型的信仰者，并且能按照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进行回应；相比之下，只有当信徒完全沉醉于对自身积极的自我认知时，本质类型的信徒才会表现出亲社会的态度，而不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而且信仰者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提供帮助[13]。

    除了宗教信仰类型这一变量，后续的研究也加入了教义这一变量。Hunsberger和Fullerton采用单维编码的方式建立了一套测量基督教正统教义的量表[14]。通过量表研究发现，相信正统教义的人对帮助他人持有更积极地态度，当帮助是在与宗教相关的语境下进行时尤甚。同时，宗教中的观念也发挥着作用，例如“爱邻人”（love-of-neighbor）的观念强有力地预示了利他主义，“爱上帝”（love-of-god）则不能预示这一点[15]。然而，Saroglou等人却持有另一种观点，通过四个研究，他们认为宗教对亲社会的态度或行为有着非常有限的正面影响[16]。

    除上述研究外，学者们也从宗教的社会属性来探讨这一问题。例如，成长在具有宗教背景家庭中的成员以及在教会中比较活跃的成员更多的选择了参与公益活动[17]。同时，宗教的参与度也会影响其慈善行为，观看宗教电视、加入教堂组织也会增加助人行为，但仅仅是教堂出席率这一变量并没有这个效果[18]。

    除了宗教系列变量，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也是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方向。Reitsma等人在欧洲做了一系列跨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来寻找宗教性与人们向贫穷国家捐赠钱财的意愿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不同社会制度、福利政策以及国家形态下，经常到访教堂的人群、对教义深信不疑的人群以及那些非常在乎日常生活中宗教性因果关系的人群都更有可能捐赠钱财[19]。即使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种族也会表现出差异性。黑人的志愿活动更多地受教堂出席率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很小。在参加世俗活动的志愿者中，教堂出席率对白人来说会产生负面影响[20]。    

 

    此研究旨在初探宗教与公益活动参与之间的相关关系。上述的大量的研究表明，研究者不仅通过样本所宣称的信仰归属来代表宗教这一概念，宗教实践、教义等因素也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在当今的华人社会，宗教信仰的状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在那些成熟的组织化的宗教中，“信而不属”，“属而不信”的状况常常发生；另一方面，自称无信仰的人或多或少的仍然具有传统宗教信仰的因素，例如民间信仰、鬼神传说、世俗化的因果命运理论等，这些也许都会对我们的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因此在此次研究中，本文更愿意将对宗教的测量扩大为对宗教性（Religiosity）的测量。齐美尔在《现代人与宗教》一书中指出宗教性是人际互动中个体的“精神结构”，是如同情欲一般自然又深刻的存在[21]。上世纪60至80年代，Glock & Stark运用实证的方法测量美国人的宗教性结构，将测量维度扩展到了5个方面——宗教信仰（religion beliefs）、宗教实践（religion practice）、宗教体验（religion experience）、宗教知识（religion knowledge）以及宗教影响(consequence)[22]。多维度的测量方法，对后来宗教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推动较大，也被研究者广泛接受。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彩斑斓的宗教图景的国度中，多维度的测量互相补充，不仅能够观察人们外部的宗教活动，亦能反映内化在人群之中的虔信程度；同时，在探讨宗教与各社会议题之间的关系的同时，还能勘察到底是哪一部分宗教因素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原则，结合数据，此次研究截取宗教信仰、宗教实践与宗教观念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基于以往研究，同时考虑到中国独特的信仰状况，本文针对参与公益活动与宗教性之间的关系做如下假设。

    假设一：个体所宣称的宗教信仰类型（包含不信任何宗教），在参与公益活动上存在差异。总体上说，相信宗教的个体参与公益活动的水平更高。

    假设二：个体是否参加宗教实践，包括不同的宗教实践类型以及未参与任何宗教实践，在参与公益活动的水平上有差异。总体上说，参加的宗教实践的个体参与公益活动水平更高。

    假设三：相信宗教观念的个体参与公益活动的可能性高于什么也不相信的个体。

 

 

 

    数据来源于零点调查公司于2007 年所进行的关于“中国居民的精神生活”的调查结果。其调查范围涵盖全国，共随机抽取了7021个样本。抽取的样本年龄均在16 岁以上，并在在现在所居地已经居住3 个月及以上；同时，在过去的6 个月中没有被调查过。随机抽取地区包括3 个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 、6 个省会城市(广州、南京、武汉、合肥、西安和成都) 、11 个县级城市、16 个小城镇以及20 个村庄。此次调查采用面对面的访谈方式，针对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的多个方面，搜集到了大量翔实的数据。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信仰的国家，除了官方所认可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有众多民间信仰。此外，大陆地区的宗教环境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有很大差异。首先，在西方，信徒多信仰单一宗教，并且身份认同明确，所以在测量其宗教宣称时有很大的确定性。但在大陆，信仰的结构相较于西方更为复杂，一个人可能同时信仰多种宗教（例如在调查中有受访者宣称自己同时信仰佛教与基督教）。其次，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诸多说法、神话传说等，它们区别于正式的宗教但又类似于宗教；更重要的是，这些说法经过时间的沉淀，往往内化在个体之中，对个体的行为、态度发挥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本研究纳入一些东方传统观念的重要原因。基于以上，下列表格将从宗教相信、宗教实践以及传统观念三个方面展现调查样本的宗教信仰概况。以下数据均经过加权处理。

 

    表一 中国社会宗教相信人口分布

  
  上表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标题中“相信”一词。上文提到过中国宗教信仰的复杂性，其中怎样定义个体是否“信仰”某宗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本次研究中，我们用“相信”这个概念进行阐释和说明。

 第二，上表所给出的数据将单一相信者和多相信者区分开来，以更好的展示宗教相信人群的分布状况。

从上表不难看出，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群属绝大多数，占样本总量的78.3%，即有5500个样本什么都不相信。在此次调查的另外一个题目“你是否有宗教信仰”中，有83.5%的人选择没有，略大于78.3%的数据。可以看出，“信仰”与“相信”这两个概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其次，只相信相信佛教的人数居于所有宗教的首位，约占样本量的17.1%，共1201个样本。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所占比例最低，道教其次。其中有约1.0%的人选择了相信多种宗教。

 

    表二中国社会宗教实践人口分布
 

    此表格显示了在过去一年中受访者参与宗教活动的人口分布状况。因为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性质类似于宗教信仰，所以我们在这里将上坟这一活动单独列出来进行讨论，下文也将对祖宗显灵的观念进行说明和分析。从上表也可以看到，在过去一年里，有5082位受访者参与上坟活动，约为72.4%。其次，参与过佛教活动的人占样本量11.2%，低于相信佛教的人群（17.1%）。参与过道教活动的受访者有108位，约占1.5%，高于相信道教的人群数量（0.6%）。属于基督教与天主教仪式一部分的礼拜活动与相信程度相差不大。另外，其他活动表示在孔庙及其他一些庙宇烧香、拜神、礼拜等内容。

 

    表三 中国社会传统观念相信人口分布

    此表显示了人们对传统观念的相信概况。在此次调查中，该项包括了灵魂、因果报应、来世、轮回、命运、鬼怪仙灵、天堂地狱等诸多选项。但通过各项之间的相关分析，发现各观念之间均有相关关系，所以此次研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和相关经验研究截取了来世、命运、祖宗显灵、老天爷四个相关的观念进行分析。通过上表发现，相信命运这一观念的人群最多，约占样本量的25.4%。居于第二位是相信祖宗显灵的人群，约占20.3%。老天爷这一观念作为传统社会对神灵的一种概括和归纳，约12.4%的受访者选择了相信。相信人群相对较少的是来世的观念。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里参加过公益或慈善的活动的共有359个样本，约占总体的5.1%。

 

 

 

    本文所采用的因变量为“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参加过公益或慈善活动”。若参与过则赋值为1，没有参与过则为0。

 

    自变量分为宗教相信、宗教实践及传统观念3个部分。“你相信哪些宗教”测量了人们是否相信各宗教，相信取值为1，不相信取值为0。宗教实践主要测量“过去一年你参与过了哪些活动”，选项分别有上坟(祖先崇拜) 、佛教活动(包含做法事和上香) 、道教活动(包括做法事和拜神上香) 、清真寺做礼拜、教堂礼拜、其他活动(包含其他寺庙、祠堂的祭拜活动) 6 个选项。选项均以“是否”为回答,是赋值为1 ,否赋值为0。第三部分为中国传统的类似于宗教的观念，如上文所述本文主要截取了来世、命运、祖宗显灵、老天爷四个相关的观念进行分析。取值方法同上。

 

    除了上述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讨论之中。其中文化程度分为初等教育（小学及初中），中等教育（高中、中专、职高），及高等教育（大专及其以上）三类。

 

 

    针对“是否参与公益活动”这一二分的定类变量，本研究采用了二分类Logit model来进行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与探讨。为了减少异方差对结果的影响，回归采用了稳健方差，竭力使结果更准确。同时附录中附上Probit回归结果进行比较，验证其系数的稳健性。根据前面的讨论和操作化，我们将用三个模型进行讨论：

模型1考察在控制了背景变量之后，不同类型的宗教相信者与是否参与公益活动之间的相关关系。若各宗教类型的变量组具有显著的解释效果，并且不同信仰类型对应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的话，说明在控制了背景变量之后，不同类型的宗教相信对公益活动的参与也有着差异。

 

    模型2在上述基础上纳入宗教实践的变量组，考察在控制了基本变量及宗教相信类型的变量之后，各宗教的实践活动与参与公益活动的相关关系。若在此条件下，其回归系数显著，而宗教相信变量组回归系数变小，甚至不显著，说明宗教实践是测量人们参与公益活动差异的重要因素。

 

    模型3纳入一些抽象的宗教观念进行讨论。由于这些抽象的观念大多与东方宗教相关，因此在纳入这一组变量之后，某些东方宗教信仰的系数应该变小。

 

    从模型1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了个体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变量之后，相信不同宗教类型与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整体而言，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比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公益活动，佛教与天主教的信仰者与无信仰者没有明显差异。其中差异最为明显的是道教，其参与公益活动的可能性约为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的5倍左右。同时，不难发现不同宗教相信类型与参与公益活动的关系是存在差异的，相信东方宗教的道教比相信基督教的发生比更高，该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假设1中有宗教信仰者比无宗教信仰者更有可能参与公益活动的结论得到证实。

 

    从模型2来看，参与过上坟、佛教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受访者与那些没有参加任何宗教活动的受访者相比更有可参与公益活动；参与道教活动、教堂礼拜和清真寺礼拜则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与模型1相比，在控制了宗教实践变量之后，宗教相信类型的归回系数发生了变化，相信佛教这一变量变得显著，并且参与公益活动的可能性比无宗教信仰者更低（发生比约为二分之一）。然而有趣的是，那些参与过佛教活动的人群参与公益活动的可能性高于未参与过任何宗教实践的人两倍左右。宗教宣称与宗教实践的回归结果背道而驰，值得进一步深思和探究。同时，道教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伊斯兰教的系数变得不显著。因此，假设2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参与宗教活动的个体与未参与宗教活动的个体在参与公益活动的可能性上存在差异，各宗教活动之间也存在着差异。

 

    模型3加入了了宗教观念的变量组。结果显示相信各观念的受访者与不相信的个体没有差别。也就是说，传统的宗教观念与是否参与公益活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完全推翻了我们的假设3。与模型2相比，模型3中的各变量组在显著性上没有明显的变化，其回归系数变化也较小。通过3模型之比较，我们不仅验证了上述的3种假设，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在研究宗教与各社会问题时，因为宗教这一变量所涵盖的内容之宽泛，我们希望能够发现一种最能代表“宗教”的一组变量，或者说找到“宗教”之中最能影响人们行为态度的因素，是宗教宣称，还是组织卷入，或者是内化在个体中的观念？作者在研究宗教与环保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宗教观念起着最大的作用，而在此次研究中宗教观念这一变量组不显著，宗教宣称与实践却产生一定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对是否参与公益活动有很大的影响。与未受过教育的人群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公益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可以看到，高等文化，即受过大专及其以上教育的人其回归系数相当之高，即其参与公益活动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大。但性别和年龄对参与公益活动的可能性的影响不显著。

 

    表四 相信类型、宗教实践与宗教观念对参与公益活动影响的多元逻辑分析

 

 

 

 

 

 

 

 

 

 

 

 

 

 

 

 

 

 

 

 

 

 

 

 

 

 

 

 

 

 

 

 

 

 

 

 

 

 

 

 

 

 

 

 

 

 

 

 

 

 

 

 

 

 

 

 

 

 

 

 

 

 

 

 

 

 

 

 

 

 

 

 

 

 

 

 

 

 

 

注：1）以上模型Wald联合检验Prob > chi2 =0.0000；2）^*，^**，^***分别表示P<0.1，P<0.05，P<0.01；3）表中各值代表发生比，[β系数]，(稳健标准差)。

 

 

    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的形象一直受鸦片论和文化论的影响，对宗教社会后果的研究多处于这两种理论背景之下，基本属于“隐喻”式论述，缺乏定量化的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在这一领域进行了一些初步尝试，运用定量的方法考察宗教后果的某一方面，试图把握中国社会宗教与公益活动之间的关系。

 

    通过分析宗教性的各个方面，我们发现，那些自我宣称相信宗教的人更可能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尤其是道教和基督教。从宗教实践角度出发，过去一年中参与宗教实践的人群比那些未参与的人加入公益活动的可能性更大。同时，若比较宗教相信与宗教实践的回归系数，不难发现二者无论在显著性还是数值上并不具备一致性，这说明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宗教信仰与实践是不连贯的，应区别对待。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宗教性的测量问题。西方大量研究都在探索一种同时具备操作性，又能准确集中地反映个体信仰的维度。从单一的宗教宣称变量，到多位的信仰、实践、知识、体验多个维度，研究者们都在致力于发现一种可以准确测量宗教的方法。本文从西方的理论出发，考虑国内宗教信仰的实际状况，对变量进行了一些处理，但也仅仅是一个起步性的工作。在官方宗教、民间宗教、民间信仰这样一个杂糅的五彩斑斓的图景中，找寻到一种客观、准确反映宗教信仰的测量工具也许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

 

    受数据的局限，本文没有探讨到宗教体验与公益活动的相关关系，不失为一大遗憾。作为宗教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该因素与各社会议题之间存在关系的分析和讨论也是有必要的。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其中一些结论也是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的。同时，除了个体参与公益活动的状况，其对非宗教组织的的捐赠也是应该得到讨论。另外，模型并未真正将信仰者自我认定的虔心程度的考虑在内。今后的研究需更细致的纳入其他重要的宗教因素，并建立更复杂的解释机制。

 

 

    表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