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基督教获得了快速发展，基督徒的数量显著增加，中国农村基督徒的比重占到整个基督徒数量的80%。[1]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2]已有的研究更多的从宏观的社会背景以及基督教的功能，解释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对于农村基督教兴起的微观机制，相对来讲则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调查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大城市的信徒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原来的“老三多”（即老人多、妇女多、文化程度低者多）相比，“新三多”（即青年人多、文化程度高者多、社会地位高者多）现象日趋显现。[3]与城市基督徒的新特征相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的基督徒特征是否发生了变化？老人多、文盲多、女性多的特征是否有所改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微观的传播机制入手分析农村的基督教发展，并从传播机制的变迁解释农村基督徒特征的演变。

    关于宗教发展，斯达克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发。在研究膜拜团体的扩张时，斯达克指出，“在膜拜团体、教派及传统宗派的增员中，社会关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团体获得新成员的工作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成员在多大程度上与该团体外的人存在社交网络”。[4]在分析基督教早期的传播过程时，斯达克认为社会网络关系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的归信运动建立在社会网络组织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由直接并且亲密的个人关系构筑成的社会构架之上”，“成功的归信运动都掌握了保持开放的社会网络以及向新的临近社会网络靠近并渗透的技巧。一种运动能否在长期内保持其增长率，其关键即在于此。”[5]他认为，“归信的核心因素是情感依附，因而这种归信行为通常容易在以人际关系为单元的整个社会网络载体上进行——很多学者发现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全世界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运行。”[6]

    为什么社会关系网络在宗教的兴起过程中如此重要？斯达克从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宗教选择是一种理性行为，可以把宗教“理解为理性的、相当明了情况的行为者选择‘消费’宗教‘商品’，就像他们消费世俗商品时权衡代价和利益一样”。[7]社会资本对于人们很重要，理性的人总是增加或保持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由人际依恋构成的（定义23）。因此，理性的人在做宗教选择时，会试图保持他们的社会资本（命题29）。[8]也就是说，在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的视野下，社会关系网络之所以在宗教传播中至关重要，是因为从归信者的角度来看，他更有可能接受具有感情依附的“熟人”给他传播的宗教，因为接受熟人传播的宗教，可以保持、甚至强化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说，关于宗教扩张，斯达克已经提出了一套“网络关系论”，并以此解释宗教的传播。

    斯达克的“网络关系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农村基督教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根据斯达克的理论，我们可以推论：基督教从A村传播到B村主要依托于熟人关系网络，因为A村的基督徒很难直接向B村的陌生人传教，即使A村的基督徒直接向B村的陌生人传教，B村的人也未必归信基督教，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情感依附关系。但是斯达克的“网络关系论”在解释农村基督教的扩张时也存在一些盲点。

    在一个村庄内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但是在目前的农村，村庄内的人际关系基本上仍然都是熟人关系。正如费孝通所言，“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9]假设A村有一个基督徒，这名基督徒可能会向村子内的所有人传教。但传教的结果并不是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归信了基督教，甚至也不是村子里与这名关系最亲近的人归信了基督教。为什么与这名基督徒都熟悉的人中，只有个别人归信了基督教，而其他人没有归信基督教？“网络关系论”显然不能对此作出合理有效的解释：因为在一个村庄内部，同样的熟人关系并没有导致同样的归信。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网络关系论”的基础上区分两种不同的关系网络，提出两种不同的传播模式，并以此解释农村基督教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宗教传播微观机制的分析。

 

    在分析基督教的兴起时，斯达克提出了一对重要概念：始发性（primary）归信和继发性（secondary）归信。在谈到始发性归信时，斯达克指出：“在始发性归信中，归信者在自己的归信过程中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通常在变为一个虔诚的追随者之前，他们对一项信仰进行过大量的评估，尽管成员间的社会依附关系会对这一评估的形成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对于继发性归信时，斯达克认为，归信者在继发性归信中比较被动，是对一种信仰的勉强接受，而且通常情况下是以始发性归信为基础的。他举例说，当A归信了某种信仰，而且其配偶同意“可以一同接受这个选择”，但并不是非常热心，其配偶就属于继发性归信。[10]

    从斯达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始发性归信是典型的理性行为，因为归信者在归信之前要经过“理性的评估”，归信是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这意味着选择信仰能够满足归信者的某种需求。在这种理性选择中，归信者与布道者之间的情感依附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始发性归信不同，尽管继发性归信者与始发性归信者之间也存在情感依附关系，但继发性归信者并不是积极主动的理性选择，他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这意味着，继发性归信与始发性归信有着不同的内在机制。

    始发性归信和继发性归信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在始发性归信和继发性归信过程中，尽管社会关系网络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两种网络关系的类型是不同的。始发性归信主要是基于家庭之外的关系网络，而继发性归信更多的是基于家庭内部的关系网络。两种不同的关系网络意味着基督教传播机制的不同，也意味着归信者归信的内在逻辑不同。本文认为，基于家庭外关系网络的始发性归信属于需求-供给传播模式，基于家庭内关系网络的继发性归信属于社会化传播模式。

    需求-供给模式是基于家庭外关系网络的基督教传播，这里的家庭外关系网络包括朋友关系、邻里关系、亲属关系等。在需求-供给传播模式中，有需求者（宗教的消费者）和供给者（传道者）。首先，消费者有某种需求，比如治病、保平安、赚钱、求子、消除内心恐惧等；其次，作为基督徒的传道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某种熟人关系，这种熟人关系带来了传道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第三，基于熟人与信任关系，传道者向消费者传教，劝说消费者接受基督教信仰，并承诺归信之后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第四，消费者做出选择，参加教会的活动，归信基督教。需求-供给传播实质上是斯达克所说的“理性选择”，即归信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做出的一种理性行为。[11]

    与需求-供给传播模式不同，社会化传播模式是基于家庭内关系网络的宗教传播，这里的家庭内关系主要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与理性选择不同，基于家庭内关系网络的宗教传播主要是社会化的机制发挥作用。所谓社会化，“是指人们为了成为某种文化的成员，而学习其生活态度、价值观以及适当行为的过程”。[12]社会化是通过持续性互动完成的，社会化的途径有很多，家庭影响是最重要的社会化途径之一。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持续互动，儿童在其中耳濡目染，接受某种特定价值观的濡化。当家庭成员中出现基督徒时，这位基督徒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出基督教的价值观念、生活伦理、行为方式，其他的家庭成员在与其交往互动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久而久之就有可能认同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归信基督教。与需求-供给传播不同，在这种传播模式下，社会成员归信基督教并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长期接受基督教文化教化的结果，是在文化熏陶下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两种传播模式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表1体现出来。

 

传播模式	归信类型	网络类型	信徒特征	出现时间
需求-供给传播	始发性归信	主要基于家庭外关系网络	归信者理性选择的结果	盛行于基督教传播的早期
社会化传播	继发性归信	主要基于家庭内关系网络	归信者接受文化濡化的结果	伴随基督教的扩展会越来越重要

 

    借助于基督教的两种传播模式，我们可以对中国农村的基督教发展做出相应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前归信的信徒恢复聚会活动，二是这些基督徒向外传播，发展新的信徒。前者属于死灰复燃，后者属于需求-供给传播。一旦某个村庄出现基督徒，基督教就有可能在村庄内扩张。在村庄内部，除了第一个信徒通过社会化机制在家庭内部传播之外（出现继发性信徒），基督教的发展主要体现为需求-供给传播的家庭外扩展（出现始发性信徒）。家庭外需求-供给传播的结果，就是农村社区出现了基督教的“星星之火”。伴随着农村基督教的发展，需求-供给传播模式将会继续存在，但是社会化传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即早期基督教发展中的“星星之火”开始在家庭内部产生“燎原之势”，继发性信徒会越来越多。

    伴随着继发性信徒的增加，农村基督教的群体特征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男性信徒的比例将会增加；[13]伴随着社会化传播的兴起，始发性信徒的子女将会越来越多的归信基督教，农村基督教的年龄结构将会发生变化；伴随着年轻人的增加以及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信徒的文化程度也会变化。在传播模式变迁的影响下，1980年代基督教“三多”（女性多、文盲多、老人多）的特征将会有所改变。

 

    为了检验上述对农村基督教发展的解释，笔者组织学生对其老家所在村庄的基督教进行了调查，调查地点位于河南省的不同区域，共计14个调查点。调查的方式是“普查”，即学生对其老家所在自然村落中的所有基督徒进行调查，要求学生至少调查村落中一个村民小组，鼓励有条件的同学调查多个村民小组，或者调查当地的多个自然村落。调查的内容包括基督徒的基本特征：数量、性别、年龄、信教时间、信教原因、接触途径等。

    由于农村地区依然是熟人社会，村子里的人一般都知道哪些人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身份比较明确。并且是学生在自己的家乡进行调查，与村子里的民众都比较熟悉，调查内容又不太复杂，所以大部分学生顺利完成了调查任务。此次调查共获得了170名农村基督徒的信息，调查地点参见表2和图1。

序号	调查地点	地理位置	序号	调查地点	地理位置
1	安阳市安阳县A村	河南省北部	8	商丘市睢阳区H村	河南省东部
2	郑州市巩义市B村	河南省中部	9	周口市淮阳县I村	河南省东部
3	开封市金明区C村	河南省中部	10	驻马店汝南县J村	河南省东部
4	许昌市禹州市D村	河南省中部	11	驻马店泌阳县K村	河南省中南部
5	平顶山宝丰县E村	河南省中部	12	驻马店正阳县L村	河南省中南部
6	三门峡渑池县F村	河南省西部	13	南阳市邓州市M村	河南省西南部
7	三门峡灵宝市G村	河南省西部	14	南阳市邓州市N村	河南省西南部

 

      

 

 

    为了考察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我们首先对两个自然村落中的基督教传播模式进行分析。

 

    安阳县A村属于当地的一个生产队，地处平原，地势平坦，村民世代以务农为生，副业不发达，当地有小学和中学各一所，有少数青年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走出了农村。大多数人还是中学甚至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学习木工或瓦工等手艺。同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似，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农民除了农忙时节在家务农之外，农闲时选择外出打工，其中以男性为主。总体来讲，A村经济状况在本乡镇属于中上等，村民安居乐业，贫富差距不大。目前，该队共有基督徒7人（参见表3）。

编号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信教时间	信教原因	接触途径
1	女	86	文盲	改革前	家族信仰	儿媳影响
2	女	67	小学	改革前	家族信仰	娘家人
3	男	65	小学	改革前	家族信仰	妻子影响
4	女	42	初中	1992	平信	婆婆影响
5	女	43	初中	1994	因病信教	邻居传播
6	女	22	初中	2008	平信	母亲影响
7	女	42	高中	2003	平信	邻居传播

 

   A村的基督教发展主要来自于信徒2的传播。信徒2原来是朱家营人，自己的祖辈就信仰基督教，后来嫁到A村，嫁给了信徒3，信徒1是信徒2的婆婆。在信徒2的影响下，其婆婆和丈夫都归信了基督教。信徒4是信徒2的儿媳妇，信徒4嫁过来之后，受家庭的影响，后来也开始慢慢信仰基督教。信徒5是信徒6的母亲。信徒5丧夫，其丈夫原来患有心脏病。丈夫患病期间，信徒5因受信徒2家庭的影响接受基督教，曾到教堂为丈夫祷告。丈夫去世后，信徒5一直坚持信仰基督教，继续为丈夫祷告，希望丈夫死后灵魂在天堂安息。信徒6是信徒5的女儿，受其母亲的影响归信基督教。信徒7和信徒2是邻居，两家只隔一条小路，因受邻居的影响接受基督教。A村基督教的具体传播线路参见图2。

 

 

    从A村的基督教传播路径来看，明显地存在两种传播方式。一是家庭外的需求-供给传播方式，一是家庭内部的社会化传播方式。在A村，信徒2向信徒5的传播属于典型的需求-供给传播方式。信徒5因丈夫患病产生了治病的需求，信徒2向信徒5传播基督教满足其需求，最终信徒5归信了基督教。信徒2向家庭成员信徒1、信徒3以及信徒4的传播属于典型的社会化传播机制，由于同在一个家庭，耳濡目染地接触基督教，接受了基督教要求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自然而然地信仰了基督教。信徒5向信徒6的传播也属于家庭内的社会化机制传播，信徒6因受母亲的影响归信了基督教。

 

    汝南县J村是河南省中南部的一个普通村落，地处平原，人口二百余人，农作物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农闲季节，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目前J村共9名基督徒，基督徒的基本情况如参见表4。

编号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信教时间	信教原因	接触途径
1	女	18	初中	2007	平信	父母影响
2	女	20	初中	1998	平信	父母影响
3	女	42	小学	1986	平信	家人影响
4	男	45	初中	1994	母亲有病	母亲影响
5	女	72	文盲	1994	身体有病	亲戚影响
6	女	44	小学	1994	因病信教	邻居影响
7	女	21	本科	1998	平信	母亲影响
8	女	61	文盲	1997	身体有病	邻居影响
9	女	32	初中	2008	内心恐惧	邻居影响

 

    J村的基督教传播主要来自于信徒5。信徒1、2、3、4、5属于一个家庭，信徒5由于身体有病，首先接受了外村亲戚的传教，归信了基督教；信徒4是信徒5的儿子，也因母亲的疾病与母亲一起归信基督教。信徒3是信徒4的妻子，在其嫁到J村前就已经接触过基督教，并参加过聚会活动，嫁到J村后，不再参加教会的活动，后因自己的婆婆和丈夫归信了基督教，又重新开始参加聚会活动。信徒1和信徒2是信徒3、4的孩子，因在基督家庭长大，也归信了基督教。信徒6、7属于一个家庭，信徒6是信徒7的母亲。信徒6受信徒5的影响，因病归信基督教；信徒7因受自己母亲的影响归信基督教。信徒8是信徒5的邻居，因身体有病，接受了信徒5的传教归信了基督教。信徒9因内心恐惧主动加入了教会。J村基督教的具体传播路线图参见图3。
 
                          

 

    与A村类似，J村的基督教传播也存在两种模式。信徒5、信徒8和信徒9接受基督教都属于典型的家庭外需求-供给传播方式，信徒5、信徒6和信徒8是因为自己有病，接受了别人传播的基督教，信徒9是因为内心的恐惧，主动接受了基督教。当然，与A村一样，J村也存在明显的家庭内社会化传播方式，三位年轻的基督徒（信徒1、信徒2和信徒7）都是受到家庭社会化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归信基督教。

    两种不同的传播模式不仅存在于A村和J村，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他12个调查地点。事实上，已有的研究表明，其他地区也存在着两种传播模式。甘肃天水的一项调查表明，以家庭内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化传播模式在当地非常普遍，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基督化家庭”。作者还具体描述了村里归信的一个案例：36岁的村民吴齐在归信后这样说：“我觉得我过去很对不起我媳妇，还好她信主比我早，我还曾经为她信主逼迫过她，不准她参加聚会，还打过她。她没有记仇，我有病了以后她也没说啥子，一个人就把家给扛起来了。我现在就经常对我娃娃说，长大以后找媳妇一定要找个象你妈这样的，一定要找个信主的，你不晓得信主的媳妇是个多大的福气。”[14]河北的一项调查也证实了社会化传播模式的普遍存在。在这种归信模式中，大多是家庭中的女性先接受。通常开始时比较困难，因为妻子的归信，往往招致丈夫的“逼迫”，不准她聚会，不准她读《圣经》，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不务正业。但后来，男人发现，归信后的妻子把家里收拾得更整齐了，性格也变得更温柔了。于是，不但不阻拦，自己也开始慢慢相信，直到最后完全接受。即使丈夫一直不接受，但孩子们一般都会接受。[15]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的基督教发展不仅出现了上述两种传播模式，而且农村信徒的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农村信徒特征的变化是由基督教传播模式的变迁引起的。

 

    在14个自然村落的调查中，共获得了170名基督徒的信息。这里结合170个信徒的资料，对当前农村基督徒的特征以及特征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

 

 

    从信徒的性别来看，男性信徒31名，占总体信徒的比例为18.2%，女性信徒139名，占总体信徒的比例为81.8%。女性信徒的比例是男性信徒的4倍多（参见图4）。由此可以看出，女性信徒在农村基督徒中占据绝对的多数，“女性多”的特征依然存在。

                 

 

    从信徒年龄来看，30岁以下的信徒24人，比例为14.1%；31-45岁的信徒52人，比例为30.6%；46-60岁的信徒56名，比例为32.9%；61岁以上的信徒38名，比例为22.4%（参见图5）。总体来看，农村基督教中45岁以下信徒的比重已经达到44.7%，31-60岁中年人的比例达到63.5%，61岁以上的老年人还不到信徒总数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在农村基督徒中，中青年信徒已经成为农村教会的骨干力量，农村信徒“老人多”的特征基本得到改变。

 

                     

 

    调查表明，农村基督徒中文盲的比例为22.9%，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为33.5%，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为37.6%，还有5.9%的基督徒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参见图6）。整体来看，尽管农村基督徒的文化程度依然偏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信徒比例超过一半，为56.5%），但与原来的“文盲多”相比，农村信徒的文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入教治病”是农村基督徒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因病信教”是否依然为农村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特征？调查表明，农村基督徒中因病信教的比例仅为30.7%，平信徒的比例为69.3%，远远高于因病信教的比例（参见图7）。由此可见，“因病信教”尽管在农村基督徒中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已不是农村基督徒信教的最主要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农村基督徒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基本特征已经由原来的“三多”（妇女多、老人多、文盲多），逐渐演变为目前的“一多”（妇女多），老人和文盲的比例明显下降。

     根据信徒的信教时间，可以把基督徒划分为4类：1980年之前归信的基督徒、1980年代归信的基督教、1990年代归信的基督徒、2000年之后归信的基督徒。调查表明，13.7%的信徒在1980年之前就信仰了基督教，1980年代信仰基督教的比例为22.0%，1990年信仰基督教的比例为28.6%，2000年之后信仰基督教的比例为35.7%（参见图8）。从归信的时间可以看出，农村基督教的发展速度依然很快。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1980年之前归信的基督徒中，男性的比例为21.7%，女性基督徒的比例为78.3%。在1980年代归信的基督徒中，男性的比例下降到8.1%，女性信徒的比例增加到91.9%。1990年之后，男性基督徒的比例又开始增加。2000年之后归信的基督徒中，男性信徒的比例达到21.7%（参见表5和图9）。由此可以看出，与1980年之前相比，1980年代农村基督徒中女性的比例有所增加。1990年之后，尽管女性信徒依然在信徒总体占据绝对多数的地位，但男性信徒在农村基督徒中的比例开始逐步增加，信徒中男女信徒的比例差距有所缩小。

 

 

 

 

 

 

 

 

 

 

 

    在信徒的文化程度方面，1980年之前归信的农村基督徒中，文盲的比例最高，比例为52.2%。1980年代归信的基督徒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最高，比例为51.4%。1990年代归信的基督徒中，初中的比例达到39.6%。2000年之后归信的基督徒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比例为55.0%（参见表6和图10）。由此可以看出，伴随着时间的发展，农村基督徒的受教育程度在逐渐提高。

信教时间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1980年之前	52.2%	26.1%	17.4%	4.3%
1980年代	21.6%	51.4%	21.6%	5.4%
1990年代	25.0%	29.2%	39.6%	6.3%
2000年之后	10.0%	28.3%	55.0%	6.7%

 

 

    与上述变化趋势相似，在信徒信教原因方面，1980年之前信徒的平信比例较高，比例达到66.7%，只有三分之一的信徒是因病信教。1980年代，农村基督徒因病信教的比例高达46.9%。1990年之后，平信徒的比例开始大幅度上升，因病信教的比例显著下降。2000年之后归信的基督徒中，超过八成的信徒是平信徒，因病信教的比例只有17.2%（参见表7和图11）。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变迁，农村信徒中平信徒的比例显著增加。

信教时间	平信	因病信教
1980年之前	66.7%	33.3%
1980年代	53.1%	46.9%
1990年代	64.3%	35.7%
2000年之后	82.8%	17.2%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目前女性信徒在农村基督徒中的比例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从发展趋势来看，男性信徒的比例在逐渐增加，信徒的文化程度逐步提高，因病信教的比例显著下降，平信徒的比例明显提高。与1980年代相比，农村基督徒的特征不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趋势还会进一步地持续下去。农村信徒的特征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下文将从农村基督教传播模式的变化对此进行解释。

 

    前文的分析表明，农村的基督教发展中不仅存在两种传播模式，而且农村信徒的特征也随着时间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本节的主要任务是从基督教传播模式的角度对农村信徒特征的变化进行解释。

    为了考察传播模式变迁对信徒特征演变的影响，我们区分了信徒接触基督教的两种途径，一是受家庭外关系网络影响归信基督教，二是受家庭内关系网络影响归信基督教。家庭外关系网络包括亲戚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家庭内关系网络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等。前者主要对应于需求-供给传播模式，后者主要对应于社会化传播模式。

    调查表明，1980年之前归信的基督徒主要是受家庭内关系的影响，60%的信徒与社会化传播机制有关；1980年代的农村基督教发展主要是基于家庭外的关系传播，受家庭内关系影响归信基督教的信徒不到三分之一（32.1%）。进入1990年代以来，社会化传播的作用日益显著，基于家庭内关系归信基督教的比例达到48.8%，2000年之后因家庭内关系归信基督教的比例为46.6%（参见表8和图12）。由此可见，伴随着农村基督教的发展，社会化传播机制的作用开始显现，社会化传播和需求-供给传播已经成为农村基督教发展中并行的两种传播模式。

 

信教时间	社会化传播模式	需求-供给传播模式
1980年之前	60.0%	40.0%
1980年代	32.1%	67.9%
1990年代	48.8%	51.2%
2000年之后	46.6%	53.4%

 

 

               

 

    从信徒年龄来看，调查表明，30岁以下的年青信徒有24人，其中21人是因为家庭的影响接受基督教，比例高达87.5%。因为家庭外关系接受基督教的人数仅为3人，比例为12.5%（参见表9）。

 

	社会化传播模式	需求-供给传播模式	合计
信徒数量	21	3	24
百分比	87.5%	12.5%	100.0%

 

    从信徒性别来看，在社会化传播模式中，男性归信基督教的比例远远高于需求-供给传播模式。调查表明，在社会化传播模式下，男性信徒的比例为34.8%，女性信徒的比例为65.2%。而在需求-供给传播模式下，男性信徒的比例仅为7.5%，女性信徒的比例高达92.5%（参见表10和图13）。很显然，传播模式对信徒的性别结构有显著影响。

 

传播模式	信徒性别
	男性	女性
社会化传播	34.8%	65.2%
供给-需求传播	7.5%	92.5%

 

                

 

    从归信原因来看，社会化传播模式下平信徒的比例更高，达到86.6%，因病信教的比例只有13.4%。而在需求-供给传播模式下，因病信教的比较较高，将近一半的信徒是因病信教（45.6%）（参见表11和图14）。由此可见，传播模式对归信的原因有显著影响。

 

传播模式	信教原因
	平信	因病信教
社会化传播	86.6%	13.4%
供给-需求传播	54.4%	45.6%

 

                 

 

    从信徒的文化程度来看，由于在社会化传播模式下，有更多的年轻人归信基督教。伴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接受了义务教育。统计表明，年轻信徒的文化程度更高，30岁以上的信徒中，95%以上的信徒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老年信徒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参见表12）。因此，传播模式对信徒的文化程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年龄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30岁以下	0%	4.2%	75.0%	20.8%
31-45岁	3.8%	34.6%	53.8%	7.7%
46-60岁	16.1%	53.6%	28.6%	1.8%
61岁及以上	73.7%	21.1%	5.3%	0%

 

    上述分析表明，在农村的基督教发展中，不仅存在需求-供给传播和社会化传播两种模式，而且随着农村基督教的发展，社会化传播模式会越来越重要。农村的基督教传播已经从早期的需求-供给传播过渡到两种传播模式并行的局面。不同的传播模式意味着归信基督教的信徒也不相同，在农村基督教传播模式变迁的背景下，农村信徒的基本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研究宗教传播时，斯达克提出了“网络关系论”。这一理论认为，基于网络关系之上的情感依附是宗教传播成功的关键因素。借助于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的概念，斯达克进一步解释网络关系与宗教传播的内在机制。但是在解释中国农村社区的基督教传播时，“网络关系论”存在着一定的盲区。因为在中国的农村，村民之间都是熟人关系，当基督徒向他的村民传教时，只有“少数熟人”归信了基督徒，而其他大部分“熟人”都没有归信。显然，基于网络关系的感情依附并不是影响归信的主要因素。同时，从归信者的角度来看，加入“少数人的基督教”可能意味着对村子里“更多熟人”的背离，加入基督教不仅不利于维持和增加社会资本，反而有可能削弱原有的社会资本。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角度也很难对农村社区的基督教发展进行解释。

    受始发性归信和继发性归信概念的启发，本文区分了网络关系的两种类型：家庭外的网络关系和家庭内的网络关系。基于两种不同的网络关系，本文提出了农村社区中基督教传播的两种模式：需求-供给传播和社会化传播，并以此解释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在需求-供给传播中，村民的需求以及供给的有效性是决定基督教传播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在这种传播模式中，村民归信基督教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社会化转播模式中，信徒归信基督教并不是自主的理性选择，而是接受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长期熏陶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不仅每一个家庭中的成年人可能成为基督徒，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些成年人归信基督教，其子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基督教。农村中出现的大量“基督化家庭”就是这一传播机制的典型体现。

    在一定意义上，需求-供给传播和社会化传播，与始发性归信和继发性归信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需求-供给传播更多的是在农村社区中散播“火种”，社会化传播更多是使这些“火种”生根发芽。中国农村基督教的扩张过程可以理解为“星星之火”和家庭内部“燎原之势”相互交织的过程。一方面，借助于需求-供给传播模式，基督教借助于家庭之外的各种熟人关系在农村播撒了很多“火种”；另一方面，借助于家庭内部的关系网络，通过社会化机制，这些“火种”又在家庭内部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燎原之势”的基督教有可能播撒更多的“火种”，并进一步引发基督教的社会化传播。因此，伴随着农村基督教的发展，社会化传播模式会越来越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两种传播模式在农村基督教的扩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未来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来看，社会化的传播模式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基督教发展的“火种”已经很多，社会化传播的基数已经很大。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宗教市场理论，需求-供给传播属于“消费和供给”的关系。人的宗教消费是可以替代的，不仅基督教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求，其他的宗教也可以满足人的这种需求，甚至非宗教的其他民间组织也可以满足相似的需求。伴随着其他宗教的发展以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在农村基督教未来的发展中，需求-供给传播模式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大大降低。已有的定量研究已经表明，目前农村普遍实施的“新农合”能够较为明显地遏制农村信教人数增幅不断增加的趋势, 并且新农合开展时间越早, 这一遏制作用就越明显。这说明新农合的开展使得宗教的社会保障功能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明显下降, 由政府和社会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提供的社会保障之间具有替代作用。[16]有关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信仰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表明，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村级水平，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供给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农村信教的比重；在农户水平，农村公共文化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农户个体宗教选择的概率。[17]

    与需求-传播机制不同，基于家庭内部关系的社会化传播是一种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文化濡化，这种基督教的传播机制不仅会影响现在的家庭成员，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子孙后代。在未来的农村基督教发展中，这种传播机制发挥的影响可能会更久远。

 

          （本文为第三届宗教社会学工作坊会议论文，普世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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