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学界对现代膜拜团体研究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独立领域，影响着社会对这类现象的态度以及政府相应的公共政策，特别是在膜拜团体的若干问题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90年代以来，对指控膜拜团体“洗脑”（brainwash）说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争议越来越集中，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极大推动了对现代膜拜团体的了解。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膜拜团体/邪教问题必将成为我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亟需在理论与实务两个层面加强相关研究。本文简要回顾了西方学界对“洗脑”说的主要观点，以期为我国的膜拜团体研究，以及实践层面的反邪教工作，提供借鉴。

　　一、“洗脑”说争议的焦点：意识形态还是科学？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围绕“洗脑”说的争论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琼斯“人民圣殿教”事件，终结于1990年。争论主要发生在研究新兴宗教运动的学者与“反膜拜主义者”（anti-cultist）之间。在美国，这一阶段以学界观点占上风而告终，其标志是“洗脑”说不再被美国法院当作具有科学依据的证词而接受。但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太阳神殿教（1994年）、奥姆真理教（1995年）、天国之门（1997年）等膜拜团体的集体自杀与谋杀事件，在学术界及公共政策讨论中再次触发激烈争论。反膜拜主义者对这些极端膜拜组织酿成的悲剧事件的两个解释，获得了国际上相当程度的支持。第一个解释是以经典的“洗脑”理论为依据，并使这个理论在西欧国家获得重视。第二个解释则强调膜拜团体的领导者及其追随者要么是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要么就是骗子，而不是真正的宗教。这种解释也获得了很多人士的认同。这两个解释成为欧洲很多国家针对膜拜团体的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洗脑”说会引起重大争议呢？70年代，“洗脑”概念被引入膜拜团体研究，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尤其是心理学家的支持，用来分析膜拜团体对其信徒的控制过程。这个概念同其衍伸的其它概念，如“心智控制”（mind control）、“胁迫-说服”（coercion-persuasion）等等一起，构成很多国家大众“反膜拜运动”（anti-cult movements）的理论基础，并为民间反膜拜运动中盛行一时的强制措施提供了合法性解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膜拜团体的行为最为直接的指控，就是认为这些团体采取“心智控制”手段对成员进行“洗脑”，违反其成员的意志自由、操纵他们的思考与精神。对于反膜拜主义者而言，这些膜拜团体都应在反对之列，最低程度上应保持限制和约束，避免其发展壮大。“洗脑”说为反膜拜主义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认为即使有些膜拜团体没有像“人民圣殿教”在行动层面上破坏社会秩序，也能够从“洗脑”说中推导出它们违背人们自由意志的判断，从而主张对膜拜团体采取强制的干预措施。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洗脑”说的指控缺乏科学依据。因为，“洗脑”说本身并不是一个基于科学程序而形成的科学理论。“洗脑”这个概念是“冷战”时期对抗氛围中的产物，并进一步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流行开来。因此，这些学者批评说，建立在意识形态偏见上的各种对膜拜团体精神控制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非科学的。

　　二、“洗脑”说争议的原因：自愿皈依还是心智控制？

　　反对“洗脑”说的声音主要来自社会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社会学者深入到膜拜团体内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查，获得与“洗脑”说不一致的发现。总体上，这些研究认为，皈依和参与膜拜团体或替代性宗教的人大多是自愿的，没有明显丧失自由意志。美国学者迪克·安东尼（Dick Anthony）通过调查，认为以下现象明显与“洗脑”理论相抵触： 1、在遭遇膜拜团体的人中只有很少比例的人受其影响而改宗；2、那些接受膜拜团体影响的人有一种“探索者”（seeker）的特征，他们普遍地对传统宗教与社会信仰存在幻灭感，并主动搜索、寻找替代性的意义系统；3、膜拜团体的多数皈依者并未经受认知能力丧失之折磨，也没有处于某种意识缺陷状态；4、膜拜团体或替代性宗教的流动率非常高，大多数人在短期加入后就自愿离开了；5、在加入膜拜团体后，相当的皈依者的心理与情绪状况得到改善而不是恶化；6、那些自愿离开但同反膜拜运动没有后续联系的人，倾向于认为他们此前参与膜拜团体对他们的身心是有益的；7、那些通过非自愿的“脱教”（deprogramme）而离开膜拜团体，或是那些自愿离开但又参与各种反膜拜运动的人，倾向于**地看待他们此前参加膜拜团体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相信自己“被洗脑”而否认自己在参与膜拜团体时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从而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和心理压力。

　　同样，美国拉玛尔大学教授施图亚特·赖特（Stuart Wright）从三个方面对“洗脑”说进行了批评：首先，批评“洗脑”及相关理论是一种“偏差行为的医学化”路径，认为这个路径把强烈的宗教委身界定为一种精神失常，把其行为贬低为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过程，从而，这种“医学模型”成为反膜拜团体所表达的利器；其次，批评“洗脑”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认为它选择性地针对非传统或非主流的膜拜团体，但很少运用于表现出类似特征的传统组织，如女修道院、寺院等；再次，批评基于“洗脑”理论的模型忽视了膜拜团体成员的皈依与脱教所具有的自由意志，认为前成员退出膜拜团体的方式及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脱离决策通常是仔细权衡，理性计算，甚至通过谈判与缔约。持这些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三个方面对“洗脑”说的批评是基于对历史的分析和经验的调查。

　　尽管有学者已放弃并批评“洗脑”说，但相当数量的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仍然坚持认为，某些膜拜团体对其成员确实使用了诸多心智控制手段和操纵性的心理实践，使这些成员存在着明显的因为参与膜拜团体而诱发的心理问题。学界的批评使得一些专家在心理学取向的研究更加强调专业性的要求，努力把“精神控制”或“强制说服”模型建立在严格的心理测量与分析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至目前为止，心理学研究获得了不少矛盾性的发现，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例如，研究发现，在一些膜拜团体中，明显存在对成员神经系统的过度刺激，导致他们丧失理性决策能力和自由意志；参与膜拜团体的人们通常伴随着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变化，并导致信仰的重新结构化，致使人们抛弃原有信仰，接受那些极端的、古怪的新信仰。这些建立在客观调查和测量分析基础上的发现，与原有的“洗脑”说相符。这也是为什么在“洗脑”争议的第二阶段，“洗脑”说又被重新提起而肯定，并在西欧各国流行的原因。而也有些心理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证实膜拜团体使用“洗脑”技术，也没有证实膜拜团体成员由于参与膜拜活动而产生了精神问题。不过，还是有更多的心理学者普遍强调，一些人确实比其它人更容易陷入膜拜团体，虽然未必受到明显的精神控制，但与他们个人缺乏意义感、与社会的疏离感以及相对剥夺感等等有关。膜拜团体成员以往的个人经历及由此产生的个体倾向性，如不安全感，对亲密关系的渴望等，使他们具有某种“易感性”，比较容易接受膜拜团体的价值观的影响。因此，一些人加入膜拜团体，可能并不是一个“宗教市场”中自由选择的问题。这意味着，虽然社会学者更强调对膜拜团体的皈依与委身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发展起来的，但心理与精神因素造成这些人对膜拜团体的“易感性”不容忽视。

　　三、争议推动膜拜团体研究的深入

　　相关争论仍没有停息，一方面“洗脑”说的存在性被很多学者认可，特别是在西欧各国，对膜拜团体采取了一些反洗脑措施；另一方面，在美国，尽管大众媒体中，“洗脑”作为一个通俗的概念仍然有很大吸引力，但是，学术界否定“洗脑”指控的观点影响了美国的司法实践，法院不再采信基于“洗脑”理论而指控膜拜团体的证词。运用以往的强制方法来使膜拜团体成员回归家庭与社会，也遭到了反对的声音，通过“反洗脑”而达到脱离膜拜团体目的这些强制方法，被认为也立基于“洗脑”说。

　　更重要的是，不同观点的争议，在理论层面上推动了对膜拜团体问题研究的深入，促进各个相关学科开发新的研究方法和心理测量工具，进一步澄清概念，发现新问题。在实践层面上也促使了反膜拜团体采取更有效，同时又更温和、人性化的方式，帮助人们抵御膜拜团体的影响，或帮助成员脱离膜拜团体。一方面，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重建膜拜团体成员家庭与社会的联系，从而降低他们与膜拜团体的单一接触与联系；另一方面，强调专业精神健康专家对膜拜团体成员“脱教”过程的介入，特别是一些已经脱离膜拜团体的前成员，更是承担起帮助仍深陷其中的人们退出膜拜团体的“顾问”角色。这样，通过综合性、多方式的努力，而不是依赖同样基于“洗脑”说的单一强制反洗脑过程，有效地帮助膜拜团体成员处理混乱与漂泊无根感，帮助他们面对脱离团体后通常会产生的抑郁感和耻辱感，帮助他们提高自我思辨能力和自我心理矫正能力，使这些人逐步真正回归社会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