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楠
美国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其宗教构成变化之大、教派之繁多、组织之活跃、对社会生活影响之广泛,令全世界瞩目。美国又是世界上较早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之一,但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宗教和政治无关,相反,宗教和政治已深深地融为一体,宗教与政治的分界线正在逐渐缩小,宗教在美国政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宗教历史的分水岭。从那时起,美国宗教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宗教多元化的发展,新教失去了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主导地位,它与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的文化模式是ＷＡＳＰ,即“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因为来自欧洲的信奉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及他们的后裔掌握着控制美国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成了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50年代之后,原先的ＷＡＳＰ模式开始逐渐被一种新的模式ＰＣＪ即“新教——天主教——犹太教”所取代。60年代以来，伴随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化，美国宗教群体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参与程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并对美国的政党政治，国内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鉴于冷战之后国内政治对于外交政治影响上升的趋势，其国内社会的变化也必然反映到对外关系中，对于我国来说，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在很长的时间内它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对手。深入研究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的变化，对于正确判断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前瞻性、综合性地制定中国对美政策，对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扩大对外交往、实现国家统一等，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将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现状与分析相结合，充分吸收和借鉴宗教学、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从宗教与国家政治、宗教与群体行为两个角度，综合论述美国宗教的政治参与问题。全文的主要部分分为三章。
第一章，旨在提出较为明晰的分析框架，首先，阐明美国宗教多元化的形成与发展。其次阐述美国宗教的社会地位与演变，从组织、实践、观念三方面来看，宗教在美国社会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宗教多元竞争，共同造就了宗教的兴盛。然后提出宗教参政的基本策略以及方法。最后，提出美国宗教与群体政治倾向。
第二章，探讨美国宗教参与政治的表现福音新教的政治参与。重点分析了福音新教政治参与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指出6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社会道德水品下降的不满是基督教右翼逐步兴起的原因。为了推动政府制定与其宗教价值观相一致的政策，基督教右翼与共和党成为盟友，逐渐改变了宗教参与者所特有的政治道德化方式。在基督教右翼运动的兴起过程中，群体社会地位的上升、教会功能的扩大、保守的宗教价值观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基督教右翼运动的政治影响表现在：它得到了包括福音新教内部一定程度的支持；福音新教群体对于共和党支持率上升，加强了共和党的实力；在与共和党合作方面，由于观念及目标上的分歧，基督教右翼运动不得不对自身的政策主张加以限制，同时基督教右翼的加入也使共和党难以形成统一的竞选纲领；宗教右翼与共和党的结盟使得基督教右翼主张限制堕胎和公立学校祈祷的政策主张得到了部分实现。同时分析其他宗教群体政治参与。
第三章，美国宗教参与政治问题分析首先，提出影响宗教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与原因。宗教价值观的引导、教会和宗教群体利益为宗教参与政治提供了动力：为三权分立、联邦制、选举制提供了机遇；教会的精神号召力、教会组织能力和培养政治人才的能力共同为宗教参与政治提供了资源基础。然后论述了美国宗教参与政治的后果，最后阐明了美国宗教参与政治对中国对外政策借鉴作用。
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宗教学、政治学、历史学理论为依据，提出影响宗教群体政治参与的动力、环境、资源三因素论。在动力论中，提出影响宗教群体政治倾向的因素不仅包括宗教价值观的推动，宗教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需求对宗教群体的政治倾向也产生重大影响。在制度论中提出美国政治制度的开放性为宗教参政提供了机会，但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也大大削弱了其实际影响。在资源论中，提出教会虽然拥有强大的道德号召力和广泛的群体支持，但人们对于教会参政的不同看法也大大制约了教会的参政意识。本文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对于宗教群体的政治参与做了适当解释。
引言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美国宗教参与政治的本质。为此，本文以分析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影响宗教群体参与政治倾向为起点，以60年代以来宗教群体参与政治现象为重点，从两个角度来阐述宗教与美国政治的关系。第一个角度，从宗教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方面着手，重点阐述宗教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宗教的法律地位、宗教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个角度，从宗教与社会群体政治的关系入手，重点阐述宗教对社会群体政治倾向和政治参与的影响。美国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且宗教多元的国家，宗教的存在及其变化对美国政治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60年代以来，伴随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化，美国宗教群体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参与程度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对美国的政党政治、国内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冷战之后美国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不断上升，宗教群体政治参与所引起的政治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对外关系中。鉴于对美关系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深入研讨美国社会于政治的互动关系，对正确判断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前瞻性、综合性地制定中国对美政策、维护国家安全、扩大对外交往、实现国家统一等，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宗教与美国政治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和分析现将研究状况介绍如下：国内相关研究开始于80年代末，主要集中于历史学、宗教学领域，发表的论著已有多种。近年来的论文代表作有，刘彭：《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美国的政教关系》；赵梅：《“选择权”与“生命权”:美国有关堕胎问题的争论》；张红菊：《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政教关系探析》；冯春凤:《宗教与美国政治现状》；相关著作有,刘彭：《美国宗教》；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段琦：《美国宗教嬗变论：一个中国人眼中的宗教》；董小川：《20世纪的美国宗教与政治》，《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文化》。其中，董小川的《20世纪的美国宗教与政治》一书对美国宗教及其社会政治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材料翔实，论证严密，观点平和，在美国宗教研究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但是鉴于宗教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继续深入挖掘并进行理论阐述的必要。
在美国，宗教与美国政治关系的研究具有较长历史传统，主要集中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领域，研究成果丰富、材料众多、观点庞杂、仅就本文的研究主题——即宗教群体参与政治的动力，以及宗教参与政治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两个问题来看，形成了几种基本理论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世俗化论。这一观点认为，从整体上看，宗教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衰落。目前，宗教衰落的趋势在欧洲已经出现，但在美国还不十分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主义将取代宗教，宗教的政治参与也将最终消失。从短期来看，宗教可能凸现于政治领域，但这只是宗教影响衰落之前的回光返照。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是追求利益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与人们的宗教价值观没有关系。此外，现代教育的发展也大大削弱宗教的权威性。针对近年来宗教影响上升趋势，一些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修正。他们认为，宗教影响主要存在于普通大众之中，很少对政治精英产生影响。因为政治精英往往是世俗化的，他们对公平、效率的考虑大大超过了道德责任感。因此，宗教对美国政治影响是微不足道。
第二种观点是“文化冲突”论。与第一种观点相比，它的影响更大。此观点认为，宗教与美国政治的关系表现为社会群体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相互冲突。冲突的一方持保守主义立场，强调传统价值观如宗教、婚姻与家庭的重要性，反对堕胎、同性恋等违反传统价值观的行为，另一方是自由主义的，强调选择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这一分歧几乎体现在美国各个宗教群体之中。天主教与福音新教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一致反对堕胎、要求公立学校宗教祈祷合法化。同样，主流新教、犹太教、黑人新教、非信教者认为，目前的最大问题是种族主义、性别上的不平等、不公正和战争、在分析了宗教群体在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冲突之后，这一观点断定，宗教群体之间的冲突将会导致美国政治走向混乱和专制。
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作者的分析角度不同，以及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限制，可能会影响到其结论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因此，对同样的问题，进一步研究，是必要的。本文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运用了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基本理论来分析美国宗教的政治参与问题。在此过程中，主要运用了理论研究与时政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状分析相结合方法，从政府政治角度，揭示了宗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宗教在美国政治决策地位；从社会群体角度，探讨了宗教对群体政治倾向和行为影响。
第一章 美国宗教参与政治的历史背景
（一）美国宗教多元化的形成和发展
1.美国多元宗教形成
在美国的早期移民中，英国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此外还有来自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德国和瑞典等国的移民。19世纪后期，从纽约市港口埃利斯岛上的入境的移民，就有1200万。埃利斯岛入境现已作为自由女神像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被保存下来，在汹涌的移民潮中，美国多元文化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沃土滋养了宗教多元化。但基督教增长居于主流地位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可。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担任总统第一位天主教徒，标志着新教黄金时代的结束，宗教多元化的形成。
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现象早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出现和存在。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这种现象越发明显。但是，在殖民地和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宗教信仰多元化还主要表现在基督新教内部的不同教派。因为那时的移民中，除了天主教教徒以外，其它几乎都是基督新教教徒。自宗教改革以后，西欧的新教主要是指德国的路德教、瑞士的加尔文教、英国的国教（又称圣公会）、法国的胡格诺教以及荷兰归正教派等等。欧洲新教徒迁移北美以后，其教派已经不再像在欧洲那样按国家教派区分，而是按照不同的宗教教义和组织原则来区分，其中主要包括：圣公会派（又称主教派Episcopalian）、唯一神教派（又称一位论派Unitarian）、长老派（又称长老会派Presbyterian）、荷兰改革派（又称荷兰归正宗）、循道宗（又称卫理公会派Methodist）、普救派（又称使徒会派DisciplesofChrist）、浸礼派（Baptist）、公理会派（Congregationalist）、贵格派（又称教友派Quaker,Friends）、路德派（Lutheran）等等。如此众多的教派虽然同属基督新教，但在教义、仪式、教会组织、主张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别，所以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宗教信仰表现为多元化就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大特色。[1]
除去上述传统的教派之外，基督新教内部新的教派还在不断地涌现，例如，摩门教等被称为“边缘宗教”派别不断的与社会主流发生冲突。60年代中期，这些教派掀起了新宗教运动，并积极参与到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对主流宗教提出挑战。应该说，美国宗教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基督宗教以外的宗教信仰门派众多，且发展势头很猛。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位一体形成了美国社会的宗教主流，这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体现了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特点，因为它毕竟不是单一宗教和教派。但是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犹太教，都信仰上帝。同为上帝的弟子，在总体上是可以视为同一教派的，如果这样的看法成立，那么美国宗教多元化就有名无实了。因此，美国宗教多元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大主流宗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和教派的存在、产生和发展。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位一体的宗教主流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美国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特点和趋势。70－80年代，美国宗教多元化进一步扩大。不要说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以及其他信仰上帝的教派并存，来自东方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儒教等其他发展势头也很强劲，值得一提的是，过去那种少数民族聚集地开始衰落，带之而起的是华人、越南人、黑人越来越多进入教会，成为宗教领域里的新竞争者，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现象更为突出。此外，各宗教内部还分成许多派别。教中有派，派中有别，令人眼花缭乱。不仅在新教，天主教也同样分成许多派别，甚至美国犹太教也已经不是单一的教派。这样，在绝大多数人信仰上帝的同时，不信仰上帝的美国公民人数不断增加；在同是信仰上帝的美国公民中，宗教教义和世俗观点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因而，美国宗教信仰多元化将继续存在和发展。
2.新教主流的终结和三大主流宗教的确立
美国没有法律认可的国教，其宪法条文中甚至没有提及任何宗教的名称，并且宣布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事实上，基督新教起初在美国形同国教，有人称其为“主流派宗教”或“官方宗教”。这种“准国教”，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集团的信仰，其信徒占居民的多数。作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它又是官方文化的基石，赋予广大社会成员以一种无形的内聚力，在同其他信仰或思想体系竞争中始终保持“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以致到1927年时，一位法国学者安德来·西格弗里德考察美国后仍留下这种印象：“新教是美国唯一的民族宗教”[2]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拥有统治地位的主流派宗教一般仅仅指的是白人新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他新教宗派以及天主教、犹太教才逐渐进入主流派的行列，标志着新教时代的结束。19世纪以来的三次大移民浪潮，使天主教在信徒团体规模上跃居为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其增长速度之快令新教望尘莫及。1952－1985年，天主教信徒人数增加12％，在居民中的比例从25％上升到28％;而同时新教徒人数反而减少15％，在居民中的比例从67％下降到57％。其次，天主教在社会上日益增长的影响，早在二战前就引起新教官方的关注。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天主教会对其各项措施的有力支持，使某些新教人士感到“上升的政治天主教”的“威胁”，担心天主教的内部统一、严格的教阶制、权威机构及其国际活动，有朝一日会“赢得美国”[3]。1951年，杜鲁门总统就决定恢复美梵关系，向罗马派驻大使，因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但新教霸权的动摇，由此可见一斑。
60年代后，罗马天主教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革，其社会学说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天主教。以前，美国天主教较为保守，主要关注本派成员、特别是移民的福利问题。梵蒂冈二次会议后，在民权、反战、反核运动中，美国主教们表现了异常的积极性，他们制定了反核宣言，是迄今基督教和平运动中最系统的纲领性文献。在新教丧失主宰权的同时，天主教进入美国主流派行列。在80年代美国日益增长的保守气氛中，天主教中的左翼派别已经敢于坚持同政府相左的立场，就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发表独立宣言。天主教徒政治地位的变化尤为明显：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新教徒在三届众议院中的席位比例是其占国民人数比例的二倍，而天主教徒只占应得席位的一半，而在70年代的三届国会议员中，天主教徒所占比例已成增长趋势，分别为17.8％、21.3％和24％，大致接近其在美总人口中的比例[4]1967－1977年，担任州长的天主教徒，从18位增加到30位。今天，任何竞选者都不敢忽视“天主教选票”这个重大因素。
在经济上，美国天主教是世界天主教中最富有的教会。从1937年开始，罗马教廷的一半收入是它提供的。据估计，70年代美国天主教会的资本约有445亿美元，是美国教会中的首富。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反对人口控制、堕胎、离婚和安乐死以及反核和平运动中，天
主教会始终起着重要作用，它主持着世界上最大的私立教育体系，美国私立学校中，有60％属于天主教会，新教学校仅占20％。天主教会是美国私立医疗系统的主力之一，1982年拥有医院710所，病床占全国私立医院病床位的1/3，每年接待病人3600万人次。天主教的上述变化，无疑是1984年美梵建交的重要因素之一。[5]
在犹太教方面，其政治积极性在战后也日益高涨，犹太复活主义集团显得特别活跃，其代表机构联合理士会包括22个会员组织，处理着美以关系的所有问题，转达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大量捐款。面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扩散，一般新教徒逐渐接受了美国宗教多元化现实，采取较为宽容立场，对宗教偏激行为持否定态度。在政治舞台上，犹太人的虽然仅占美国居民的人数3.2%,但其能量大大超越这个比例。同基督教各大宗派的信徒相比，犹太人的教育水平、社团联系程度和政治积极性都较高。他们的政治自由传统、对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官方文化的强烈反抗意识以及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使他们成为美国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
19世纪以来的新宗教运动的起伏，是美国反主流文化潮流对传统新教霸权的又一挑战，他们形成一股汹涌的波涛，冲击着美国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信仰结构。新宗教运动官方的群众基础、宗教激情、反权威和反传统精神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影响，使今天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将其列入上帝阵营或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1955年，维尔贝格·海尔贝格宣布“现在，新教再也不自诩为席卷北美的宗教运动或主宰美国生活的民族宗教了，它仅仅把自己视为20世纪美国的三大宗教团体（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之一。”[6]他的话反映了美国三教鼎立的格局。20年后，另一位美国学者R·哈尔迪对这种论断又做了修正：“事实上，‘三大团体’的概念，也过于笼统。确切的说，在精神上，而今的美国是一个天主教－犹太教－新教－摩门教－五殉节派－新思潮－人道主义的多元化国家。”[7]更进一步说明了在美国这个思绪缤纷、宗派林立的大熔炉中，主流派新教越来越陷入同异己宗派争奇斗艳的汪洋大海中。
3.多元宗教形成原因
美国新教主流的衰落和多元信仰体系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下列三种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其一，移民浪潮的冲击。19世纪以前，美国居民绝大多数是来自英格兰的新教徒及其后裔，白人新教自然成为社会中的主导信仰。19世纪和20世纪的四次大移民浪潮使成百上千万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迁入美国，带来了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习俗，在本土主义新教徒的歧视或迫害中努力适应着新大陆的社会环境。美国宪法中的民主精神和“政教分离”原则，两党制的争夺选民以及三教（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亲和性，都使主流宗教－基督新教的某些特权受到限制，使外来移民，特别是天主教和犹太教这样庞大和统一的宗教团体获得了一定的生存权力和发展机会，而美国的内外战争，工农业建设和科技发展，也需要源源不断的移民作为后盾，因此政治家和开明之士深深懂得宗教宽容的重要性，这一条早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上确立下来。
其二，信仰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盟主，政治、经济上却曾出现过一段时期繁荣景象，基督新教也相应地经历了自己的兴旺岁月。但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美国逐渐失去西方霸主地位.60年代后社会危机加剧，在美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核和平运动。美国人失去了固有的“上帝选民”的乐观精神，许多人不再相信“美国体现了世界政治和道德精神”和“美国生活方式至上”这样的神话了。特别是在青年人中各种思潮泛滥，传统基督教价值观失去了约束力，在这种“自由放荡”的年代出现了一股反文化潮流，为以反传统为主要特征的新宗教运动提供了滋生、发展的契机。面对这种光怪陆离的多宗派环境，新教上帝也被迫放弃昔日家长作风，更加起劲地高呼“普世合一”的口号了。
其三，新教本身的多元特征。美国新教，宗派杂多，宗中有派，派中有团体，200年来，从未统一起来。从宗教和政治立场上看，有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之分；从神学上看，有现代派和福音基要派之别；根据其历史影响，又产生了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划分。殖民地时期，公理宗、卫斯理宗和长老宗等早期新教的多数宗派都先后移植到北美。由于许多政治家和宗教人士的斗争，建国后美国宪法中才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事实上，新教任何单个宗派在人数和影响上都难以充当国教，也反对其他宗派具有这种地位。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新教内部本身的宗教、政治分歧日益明显，不断分化出新的团体或“异端”。到19世纪末，竟使天主教会跃居为全国最大的宗教团体。目前，新教中最大的宗派是拥有1400万成员的南方浸礼会，原来不过是非主流派中一员罢了。新教的多元特征削弱本派的竞争力，内部的矛盾又给了其他派别以可乘之机。因而，在这个政治运动中它们必须寻找合适的伙伴和盟友，以求得自己发展。所以，美国新教霸权的终结和多元社会的形成，既是内外政治经济优势衰落的表征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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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2]Noll,M.A.,ReligionandAmericanPolitics,FromtheColonialPeriodtothe1980s,NewYork
1990,p330.（马克·A·诺尔：《宗教与美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3]ibid.
[4]于可：《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5]RobertBoothFowler,ReligionandPoliticsinAmerica,TheScarecrowPress,Inc.Metuchen,N.J.
&London1985,pp.184-185.
[6]Handy,R.T.,AChristianAmerica,ProtestantHopesandHistoricalRealities,NewYork1974,
pp.215-216.
[7]ibid.
（本文转摘自：王晓楠硕士论文：《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宗教政治参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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